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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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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孔孀魑贝⑿奂右愿杷蹋拇到孔娴牡缆罚涫嫡馓醯缆肥且惶跬牙牍愦笕褐冢牙攵氛导实钠缏贰Ｗ髡咚担骸拔也幌胍鳎宜柘胛韵蟮模悄切┙孔婷恰６杂谒牵飧鼋孔媸蔷倨鹆怂渍龅纳诤艋阶拧！保ㄗⅲ骸丁床浦鞯锥恰堤饧恰罚┬∷抵械慕孔媸遣浦鹘萑牡谌龆樱拐奖⒑笸牙肓钊酥舷⒌募彝プ呦蛏缁帷Ｗ髡咭跃薮蟮钠栊唇孔嬖诳拐街星鄣脑庥觯孟改宓男睦砜袒瓜纸孔媸笨淘诩さ吹木袷澜纭Ｔ谧髡弑氏拢孔嬷液瘛⑸屏肌⒏吖螅挥姓甯泻桶模八鞫袼Φ目嗝频南质怠保ㄗⅲ骸恫浦鞯锥恰返�635页），对邪恶势力有一定反抗性，但是他又软弱动摇，在压迫加重时往往逃避，从混乱的前线逃到麻木的后方，从演剧队转到乡村小学，又在农村恶势力压迫下逃回城市，终于在贫病交加和失恋的精神重压下死去。如果作者用正确的观点分析这个人物，自然能给读者以启发，但在小说中作者对这个人物同情多于批评，甚至赞扬他孤高自赏，仇视一切理论，实际上也就是肯定和歌颂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鼓吹拒绝党的领导、脱离革命集体的个人奋斗。小说中描写的其他几个财主儿女，思想面貌和性格特点各不相同，共同之点都是一事无成。蒋家大儿子蒋慰祖受家庭内部倾轧和妻子放浪的刺激成为疯子，多次逃离家庭与乞丐为伍，最后烧毁住所，跳入长江，淹没在波涛之中。这个形象对财主家庭是个尖锐的讽刺，寄托了作者对丑恶现实的愤懑，和对私有财产制的谴责，许多情节动人心弦，但结局却是消极的。蒋家的二儿子蒋少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较早脱离家庭参加抗日爱国活动，但并没有从立场上思想上背叛财主家庭，抗日也只限于空谈，后来成为新的地主、绅士和文化上的复古主义者。蒋少祖所走的道路是通向反动营垒的歧路，但作者对这个人物欣掌多于批判。小说通过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企图解答“在目前这种生活里……，这个世界上，人们应当肯定，并且宝贵的，是什么。”（注：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题记》）但作品的实际却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给读者的印象只能象小说描写蒋纯祖和他的同伴逃出石桥镇时“……他们无路可走了。……他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注：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1298页）但小说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和强烈的时代气氛中，通过一个封建家庭的崩溃及其儿女们的曲折生活道路这一侧面，显示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而且篇幅巨大，又出自一个青年作者之手，因此小说出版后受到进步文艺界的重视。
路翎除了创作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以外，还写了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出版了《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炼中》等短篇小说集，在当时青年作者中创作数量是最多的。这些小说取材范围很广泛，从矿工、农民、士兵、流浪汉到各种嘴脸的剥削者和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在作品中出现，从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艺术上也表现出一定的才力，注意结构、剪裁和人物精神世界的刻划，语言虽有欧化痕迹，但还比较清丽。《饥饿的郭素娥》以矿区为背景写了一个下层妇女的悲剧。《蜗牛在荆棘上》写一个士兵怀疑妻子不贞而回乡复仇的故事。《棺材》（收集在《青春的祝福》中）写了靠剥削起家的两兄弟狗咬狗相互争夺的故事。《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收集在《求爱》中）写一个孤独的老农妇，在小猪身上寄托改变生活窘境的希望终于迅速破灭的故事。《王兴发夫妇》（收集在《在铁炼中》里）写勤劳善良农民夫妇反抗抓壮丁的故事。作者抱着“人们总是在生活着，生活总是在前进着”（注：路翎：《〈求爱〉后记》）的观念，力图按生活本来面貌反映生活，但是他不了解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也不熟悉工农群众的生活，因而小说往往不能准确反映生活，剥削者、知识分子的形象比较真实，工农群众的形象则比较苍白甚至被歪曲，往往写成愚昧而带有神经质。例如，《罗大斗的一生》（收集在《在铁炼中》里）把一个受欺压的农民写成软弱无能、奴性十足的可怜虫。
对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以及中篇、短篇小说的进步倾向和严重缺陷，当时进步的文艺阵营曾给以分析和批评，作者也表示：“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毛泽东底光辉的旗帜而前进，不再象过去追随得那么艰苦。”（注：路翎：《〈在铁炼中〉后记》）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总崩溃前的最黑暗的日子里，《虾球传》的出现给窒息的文坛送来了春风。这部小说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华商报》副刊连载，随后分《春风秋雨》、《白云珠海》和《山长水远》三部出版了单行本，在当时国统区特别是华南地区曾广泛流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当时进步文艺界对这部小说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作者黄谷柳（1908—1977），抗战时期已开始发表作品。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有过曲折而辛酸的生活经历，在黑暗中探索着走向光明的道路。《虾球传》的创作就是这种探索所结出的艺术硕果。《虾球传》是一部富有浓厚地方色采和强烈生活气息的作品，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从流浪少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虾球的形象。小说中的虾球，原名夏球，出身于华侨工人家庭，自幼在香港做小工、小贩，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在生活的重压下，十六岁的虾球走出家庭，到处流浪求生。但是，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下层人民的乐园与天堂。虾球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流浪生活，受过拘押、捆绑、殴打，从香港流浪到广州，又到粤南各地，经过曲折惊险的道路，终于找到了革命队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成为一名优秀的游击战士，从为个人求生走上为人民求解放的光明大道。虾球既勇敢又机智，在追求新的生活过程中，经历了无数艰难险祖，终于化险为夷。作者力图在虾球形象中概括地表现出华南地区少年儿童梗直、精明、勇敢、义侠等等特点。小说毫不隐晦地写了虾球在流浪中沾染过旧社会的污秽。虾球在无路可走时曾做过小偷、扒手，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去赌博，但是他本质忠厚、善良，特别是接受了革命道理以后，他坚决摈弃了这些旧社会的污秽。虾球的经历，似乎带有传奇性，但符合虾球的性格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而又富有现实性。作者居住香港、广州等地多年，对流浪少年儿童的生活作过细致的观察，“他曾为一个象小说的主人公虾球那样的流浪儿打抱不平而遭到烂仔们的殴打。谷柳同情这些人，但又没有办法援助他们，这才迫使他开始寻找解放穷人的真理。”（注：夏衍：《忆谷柳——重印〈虾球传〉代序》，《新文学史料》第三辑，1979年5月）《虾球传》通过虾球的曲折经历告诉人们，在豺狼当道的旧社会，个人奋斗是没有力量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革命道路，穷人才能获得解放。
《虾球传》不是单纯地孤立地描写虾球的惊险遭遇，而是把虾球放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虾球和他的小伙伴牛仔在“鳄鱼家庭”当差所见的人和事，画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光怪陆离的社会相。小说描写了绰号“鳄鱼头”的城市流氓头子洪斌及其上司、同僚，淋漓尽致地暴露了这伙妖魔鬼怪的狰狞面目和丑恶灵魂。“鳄鱼头”起初混迹香港，明抢暗盗，无恶不作；后来易地广州，摇身变为“舰长”、“团长”，同官、高、绅相勾结，为非作歹，罪恶累累。虾球起初分不清人和鬼，多次在“鳄鱼头”家里当差，在血的教训中才看清了“鳄鱼头”阴险狠毒的嘴脸，并同他作了你死我活的斗争。“鳄鱼头”及其一伙，实际上是当时反动统治集团的一个缩影。小说通过“鳄鱼头”的发迹和灭亡，预示反动统治最后崩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在“五四”以来的新小说中屡见不鲜，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但是，城市流浪少年儿童的苦难遭遇，城市流氓势力的为非作歹，在现代文学中较少涉及，因而《虾球传》的出现给人们以新颖而别开生面的感觉。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具有特色。较多地接受了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学的影响，故事曲折动人，情节经人入胜，语言朴素简练，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正如茅盾在评价包括这部小说在内的作品时指出：“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由于作者思想、生活和创作经验的限制，《虾球传》在描写旧人物旧事物时有血有肉、有声有色，而描写新人物新事物则存在着概念化的缺点，对党的地下工作和游击队的描写缺乏生活实感。一九四九年六月，黄谷柳到十万大山地区参加粤桂边区游击队，走上崭新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虾球传》在新中国成立前已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并改编为电影在香港上映。建国后作者对这部小说作了较大的修改和充实。
这时期重要的长篇小说，还有茅盾的《锻炼》，和前已提及的老舍的《四世同堂》，沙汀的《还乡记》等。此外，夏衍的长篇《春寒》，碧野的长篇《没有花的春天》，于逢的中篇《乡下姑娘》、《深秋》，司马文森的长篇《雨季》，王西彦的长篇《古屋》等等，也都是这个时期在国统区写作和出版的小说作品。尽管其中有些在当时影响并不很大，但这些作品总的思想倾向是进步的，它们力图反映时代面貌，暴露社会的黑暗，对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迎接新中国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艺术上也各有不同的长处，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动文学争夺阵地方面作出了贡献。
第三节：《马凡陀的山歌》等诗歌和杂文、散文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广大人民反压迫、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此伏彼起，一流高于一浪。进步的诗歌和杂文、散文，由于反映现实较为迅速，在那时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搏斗中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正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有些作家们的诗歌，杂文，成了群众运动中的武器。”（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48页）
诗歌在国统区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其中既有久经战阵的老诗人的诗作，也有初上沙场的年轻诗人的战歌。
郭沫若这一时期除了继续创作借古讽今的历史剧外，也以诗歌为武器向法西斯统治宣战。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诗集《蜩螗集》里的大部分诗歌《包括新诗和旧体诗》，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在这位杰出诗人的创作道路上，这部诗集不是主要的代表作，但有些诗敏锐的反映了那时的重大事件，抒发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正如作者所说，可以作为“时代纪录”（注：郭沫若：《蜩螗集·序》，《沫若文集》第2卷第43页）。《进步赞》、《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挽四八烈士歌》等篇，都是针对当时的重大事件而发，写出了人民对反动派的巨大愤怒，对革命者的无限崇敬。这部诗集里抒情诗占多数，也有政治讽刺诗。诗人不仅直接抒发对黑暗的憎恨、对光明的期待，热情高歌“火中的凤凰”，而且运用讽刺手法迂回地打击敌人。如《进步赞》一诗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在昆明镇压学生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一二·一”流血事件，用讽刺反语揭露敌人的法西斯暴行：
谁能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呢？
谁能说咱们中国进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为“一二·一”了，
不信，你请看，请鼓起眼睛看看。
水龙已经进步成为了机关枪，
板刀已经进步成为了手榴弹，
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刽子手们
已经进步成为了机械化的好汉。
诗人用“国会焚烧案又有了东方的翻板”这样的诗句，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期主义实质。《这个就叫“最民主”》（注：发表于1947年2月26日《新华日报·新华副刊》，收入诗集中改题为《猫哭老鼠》）也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辛辣地嘲讽了伪上海市长对被反动军警枪杀的工人装出猫哭老鼠似的假慈悲，揭露国民党玩弄“民主宪法”把戏的欺骗性。这些诗作表明，郭沫若对于当时已成为诗歌创作主流的政治讽刺诗，是积极参预和热情支持的。
国统区政治讽刺诗创作热潮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形成的，这同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国民党统治集团打着“民主”的招牌实行法西斯专政，广大人民不但没有享受到抗战胜利的果实，反而再度被推进苦难的深渊。“诗人，从而抉取了他们的爱憎和灵感。诗句，血一样的迸射了出来。”（注：臧克家：《〈地层下〉序》）当时反动派的文化禁锢政策又异常严密，诗人们用自己的诗句作战，不能不转变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政治讽刺诗的涌现就是这种转变的结果。同时，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构成了极大的自我讽刺，诗人们用诗歌形象地写出这些“事实”，也就成了政治讽刺诗。
以政治讽刺诗贡献于诗坛的诗人中，袁水拍和臧克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袁水拍用马凡陀的笔名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的政治讽刺诗近二百首，绝大部分收集在《马凡陀的山歌》及《马凡陀的山歌续集》两部诗集中，对当时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马凡陀的山歌》及《续集》中的诗歌，往往抓住某些社会生活现象加以描述，寓讽刺于叙事之中。作者对当时国统区内城市市民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境和昼夜不宁的政治环境有着深切的感受，许多诗歌“从城市市民现实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51页）。例如，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给城市市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诗人抓住这一现象写了《抓住这匹野马》、《上海物价大暴动》、《长方形之崇拜》、《关金票》、《活不起》、《大钞在否认发行声中出世》、《如今什么都值钱》、《纸头老虎——法币》等许多诗篇，运用诗歌形象，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财政经济政策从多方面加以揭露和讽刺。《抓住这匹野马》一诗，把飞涨的物价比作横冲直撞的野马：
撞倒了拉车的，挑担的，
撞倒了工人，伙计，职员，
撞倒了读书的孩子，
撞倒了教书的先生。
……
作者在诗中呼出了国统区人民强烈要求控制住物价的共同心声：“赶快抓住它！抓住这匹发疯的野马！抓住这飞涨的物价！”
马凡陀山歌不是停留在社会生活现象的描绘上，而是透过现象努力挖掘它的本质，引导读者认清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激发人们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冯乃超在评论中指出：“马凡陀把小市民的模糊不清的不平不满，心中的怨望和烦恼，提高到政治觉悟的相当的高度，教他们嘲笑贪官污吏，教他们认识自己可怜的地位，引导他们去反对反动的独裁统治。”（注：冯乃超：《战斗诗歌的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如《三万万美金的神话》、《大人物狂想曲》、《主人要辞职》、《一只猫》、《发票贴在印花上》、《万税》、《海内奇谈》、《这个世界倒了颠》等篇，讽刺锋芒都指向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作了有力的揭露。在《主人要辞职》一诗中，诗人写道：
我想辞职，你看怎样？
主人翁的台衔原封奉上。
我情愿名符其实的做驴子，
动物学上的驴子，倒也堂皇！
……
我亲爱的骑师大人！
请骑吧！请不必作势装腔，
……
针对国民党官僚假惺惺称老百姓为“主人”，装腔作势自称“公仆”，诗歌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引导人民认清自己所处的被压迫被剥削地位，投入改变现实的斗争。那时国民党政府巧立名目，用苛捐杂税盘剥人民，诗人用“万岁”的谐音写了《万税》一诗加以嘲讽，诗中说：
印花税，太简单，
印叶印枝也要税。
交易税不够再抽不交易税，
营业税不够再抽不营业税。
此外，抽不到达官贵人的遣产税和财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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