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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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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深重苦难以及他们的挣扎和反抗。《丰饶的原野》分两部，第一部《春天》写于抗日战争前，第二部《落花时节》写于抗战期间，全书一九四六年始出版。这部小说从写景、叙事到人物对话，都富有地方色彩，用朴素而又生动的笔致，把四川岷沱流域的景色和人物展现在读者眼前。丰饶的原野景色宜人，却不是劳动人民的乐园。小说着重刻划了三个不同性格的雇农的形象，写出他们所受的压迫相同，但对待压迫的态度则异，在邵安娃身上表现为奴性的服从，在刘老九身上表现为坚决的反抗，在赵长生身上表现为反抗和服从的两重性格。邵安娃在地主汪二爷的盘剥下，无声无息地忍受，而刘老九则敢于面对面反抗，他说：“大路摆在面前，把草鞋朝足上一登，走了就是。”（注：《丰饶的原野》，第165页）但是小说中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的阶级矛盾并未深入展开，缺乏完整感人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也较单薄。这类缺陷在《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石青嫂子》等作品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克服。《一个女人的悲剧》描写农村妇女周四嫂在反动地方势力残酷迫害下家破人亡被迫跳崖自杀的故事。《乡愁》描写贫苦农民陈酉生在重压之下的反抗，终于冲出天罗地网，走向“对穷人好”的地方。《石青嫂子》描写一个劳动妇女倔强的生活意志和艰辛的生活道路。这些作品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结构完整，语言朴素洗炼，特别是时代气氛强烈，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农村的罪恶统治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反映了中国黎明之前浓重的黑暗。作者坚信黑暗终将过去，黎明必将来到。短篇小说《幕夜行》通过两个不同性格的青年在幕夜中走向游击区的故事，反映了作者渴望光明的思想情绪。
真实地描绘和反映民族解放战争背景下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面貌，仍然是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课题。艾芜在长篇小说《故乡》和《山野》中从不同的侧面描写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城乡的生活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故乡》是作者在抗战后方迁徒不定、卖稿度日的情况下写作的，一九四二年开始在桂林出版的《文艺杂志》上连载，一九四七年出版单行本。全书分六部，约五十万字，是作者写作的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作品。小说以抗战初期扬子江以南的多山地带的一个边远县份为背景，主人公是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余峻廷。抗日战争爆发了，余峻廷回到故乡，怀着满腔热情想干一番抗日宣传工作。但是，回乡后接触了许多人和事，深感到“我们的家乡，真是黑暗，黑暗，第三个黑暗”。他虽然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但面对着反动腐朽的社会势力却无能为力，对自己母亲以高利贷盘剥农民虽深深不满却无可奈何，终因失望而再次离开故乡。小说以余峻廷回乡二十多天所见所闻为线索，描绘了这个县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刻划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幅抗战时期国统区县城的社会生活画面。从土豪劣绅的为非作歹到官僚政客的倒行逆施，从被压迫农民的含辛茹苦到爱国知识分子的奔波呼喊，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现，有些场面（如怒愤的农民冲击银行及县衙门）写得有声有色。但作者对战时国统区城乡主要矛盾和斗争挖掘仍不深，有浮光掠影的缺点，人物比较概念化，而且生活琐事写得过多，刻划人物性格的细节过少，使读者有冗长沉闷之感。
继《故乡》之后，艾芜在一九四七年完成了长篇小说《山野》，思想性艺术性大大提高了一步，标志着作者在长篇创作上走上成熟时期。作者说：“因为限于所见所闻，我不能把全部抗日战争的悲壮事情，通通写了出来，我只能将一个小小的山村地方，一天小小的战斗生活，勉力记下。”（注：《〈山野〉后记》）小说围绕着“一个小小的山村地方，一天小小的战斗生活”，刻划了农村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不同人物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面貌。作者注意克服《故乡》结构松散的缺点，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既高度集中又充分舒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宗派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抓住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把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活动组织得有条不紊。小说中出现了几十个人物，较之《丰饶的原野》、《故乡》，主要人物形象性格更鲜明，行动更活跃。作者在阿岩、阿树、阿寿、阿劲、阿龙这些贫苦青年农民身上倾注了很大的热情，把他们作为抗日斗争的主力来写。作者说：“使我到现在，皆能在生活的坷路上，增添了不少勇气的，就是那些卑微的人物，他们曾在抗日战争中，不愿做奴隶，能为自由而战争……。”（注：《〈山野〉后记》）这些“卑微的人物”积极投入了保卫山村的战斗，其中阿寿、阿树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同这些“卑微的人物”相对照，小说刻划了韦茂和、徐德川等山村上层人物。工商业者兼地主韦茂和由于工厂商店被日寇烧毁，有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只是为了他的财产和地位。他表面上精明干练，实际并无组织战斗的本领，而且在关键时刻赞同了地主徐德川的委协投降活动。徐德川则是混在抗日陈营中的投降派，暗中派人与敌人来往，甚至向韦茂和献策阴谋杀害抗日积极分子阿龙。同以上两类人物相比，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作品中更为真实生动，特别是韦美珍的形象用了大量笔墨细腻地加以刻划。韦美珍是韦茂和的二女儿，性格爽朗，意志坚强，高中毕业回乡恰好碰上这场战斗，初见战火虽有些胆怯，但在实际战斗中锻炼得沉着坚定，在宣传动员、救护伤员，特别是在粉碎她父亲和徐德川的投降阴谋中起了重要作用，是抗日斗争中涌现的先进的女知识青年的形象。小说把农村的阶级关系表现得那样准确而鲜明，这在国统区的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反映了作者思想上艺术上的进展。当时进步文艺界对这部小说给以很高的评价。小说不足之处仍然是工农群众形象不如知识分子形象那么血肉丰满，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也欠真实，这反映了作者生活的局限。新中国成立后作者以很大努力突破这个局限，长期深入工农群众，创作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解放战争初期出版的姚雪垠的《长夜》，也是当时反映农民反抗斗争的比较重要的长篇。小说以一九二四年军阀混战时期河南西部山区为背景，通过一个回乡途中被土匪“绑票”的青年学生的亲身经历，描写以李水沫为头目的一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揭示出许多穷苦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被迫为匪的社会原因，表现了农民中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小说真实地塑造了薛正礼、赵狮子、刘老义、王成山等几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写出了他们内在的善良正直的心灵。象《长夜》这样以现实主义笔法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在“五四”以后新文学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它从题材方面为现代小说的发展作了新的开拓。小说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采，写出了从伏牛山到桐柏山地区的风土人情，大量运用群众口语及土匪暗语。作者在《后记》中说：“将这部小说题名叫《长夜》，是因为在我的计划中还有《黄昏》与《黎明》。在《黄昏》中要写静静的旧农村是怎样的开始崩溃，怎样的沦落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形态。在《黎明》中要写农村在崩溃后由混乱走到觉醒，虽是‘风雨如晦’，但已经‘鸡鸣不已’。”可惜作者后来并没有按计划写下去。姚雪垠这个时期还写有中篇《记卢熔轩》和短篇《人性的恢复》等。前者是一个爱国科学家的传记小说，后者则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实行特务统治的残暴手段。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抗战胜利前后曾以揭露国统区黑暗现实而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张恨水的长篇《八十一梦》、《五子登科》。张恨水（1895—1967）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是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由鸳鸯蝴蝶派向新小说过渡的代表性作家。他的早期作品有长篇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连载的《啼笑因缘》，曾经风行一时，还被改编为戏剧、评弹和拍摄成电影。这个以樊家树为主轴的多角恋爱故事，曾使畸形的旧中国产生一批“啼笑因缘迷”。这是因为它将缠绵悱恻的言情小说和锄强扶弱的武侠传奇熔于一炉。樊家树这个殷实富户的少爷的所谓“平民思想”的慷慨恩赐，使一部分有产者感到颜面增光；而他的卑躬下士和关氏父女的行侠好义，使找不到出路的小市民阶层得到短暂的兴奋与陶醉。小说对军阀的飞扬跋扈和丑恶生活有所暴露，在结构技巧上也有可取之处。“九一八事变后，有些鸳鸯蝴蝶派作者从事”国难小说“的创作，张恨水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他这类配合时事之作，大都收在短篇小说集《弯弓集》中。他曾自我剖白：在”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寇氛日深，民无死所“的国难时期，”心如火焚“，要以小说”唤醒国人“，尽一点”鼓励民气“的责任。但张恨水的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往往追求”故事能在抗战言情上兼有者“，以吸引他们特有的读者层。《大江东去》叙写一个女子和两个抗战军人之间的纠葛。作者主观上想反映抗战军人以国家大局为重，不受女子朝秦暮楚的播弄，实际上只是以抗战为背景的多角言情小说；但其中写南京失陷时日寇灭绝人性的大屠城的片段，很有控诉力量。《热血之花》先是剧本体裁，后又由作者改写为同名长篇，同样也跳不出”抗战加言情“的窠臼。这些作品大都根据第二、三手材料写成，往往缺乏生活实感。一九三九年所写的《巷战之夜》（又名《冲锋》、《天津卫》），是他的抗战题材中很值得注意的作品。小说以教员张竞存为主人公，写他如何成为一支自发的游击队支队长的经历。作品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日寇侵占天津时的狂轰滥炸和血腥杀戮，用满腔热情的笔触，刻划下级官兵与天津人民同心协力浴血巷战，抗击侵略者。这部中篇基本上没有鸳鸯蝴蝶派的陈腔俗套，很是难能可贵。张恨水在抗战时期的另一类较有影响的题材是社会讽刺小说。《八十一梦》以梦幻的形式，有时参照《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及近代谴责小说的笔法，站在清贫的小市民的立场讽刺国民党贪官污吏以及大后方官绅的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这类题材在抗战胜利后，还作过进一步的开掘。《五子登科》就是反映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专员“沉醉于”金子、女子、房子、车子、条子“的荒淫靡烂的生活之中，具有一定的揭露作用。鲁迅曾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重点原有——引者注）张恨水在抗战时期的作品显示了他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作家，在时代的教育和磨炼下，获得了可喜的进步。
同过去每个历史时期一样，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老一辈作家扶植帮助下，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茅盾主编的《文阵新辑》、《小说》、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以群主编的《新绿文丛》、夏衍主编的《华商报》副刊，以及胡风主编的《七月新丛》等丛书、刊物，都重视刊登、出版新作者的作品。郁茹、路翎、谷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进文坛的。他们的小说尽管在思想上艺术上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但都以新颖的艺术特色。力图反映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时代的风貌。
郁茹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爱》，一九四四年在茅盾主编的《文阵新辑》上发表，不久又出版了单行本，受到当时文艺界和知识青年的重视。这部小说具有明快的风格和深厚的气魄，通过细腻的心理刻划、强烈的抒情描写和人物性格的相互对比、衬托，表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罗维娜，如何突破私爱的小天地走上争取民族解放的大道，热烈歌颂罗维娜敢于反抗恶劣环境的倔强意志和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商尚品格，小说从罗维娜离开重庆的小家乘船去外地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开始写起，回叙了她的身世，然后用俊逸的笔调描写她反抗恶劣环境和摆脱私爱缠绕时激荡的内心斗争，最后以罗维娜在哥哥帮助下远赴浙西参加游击队作结束。小说中罗维娜这个青年妇女的形象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茅盾曾指出：“我们所以感到喜悦的，是因为这一部小说给我们这伟大时代的新型的女性描出了一个明晰的面目来了。……通过了仔细分析的内心斗争的过程，我们看见一个昂首阔步的新女性坚定地赶上了时代的主潮，——全身心贡献给民族。”（注：茅盾：《关于〈遥远的爱〉》）这部小说之所以能比较成功地塑造出罗维娜的形象，是由于作者极其熟悉罗维娜这类女性的思想和生活。作者说：“在我写它时，我只想借着维娜提出一个问题，也是想介绍在现社会中艰苦挣扎的女性底一部奋斗史。维娜不是一个女性的片面描写，而是我历年来在各种生活的重压下看到的无数女性的一个综合。”（注：郁茹：《遥远的爱·再版题记》）这部小说思想上艺术上都存在一些缺点，如结构不够完整，除罗维娜外其他形象都比较概念化，罗维娜的内心矛盾缺乏充分的现实依据。但是小说歌颂了为民族解放献身的精神，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有启发鼓舞作用的。解放战争期间，郁茹发表了中篇小说《龙头山下》，描写浙西农村一个家庭在抗战前后发生了阶级分化，父亲发了国难财，当上反动官僚，儿子走上龙头山，参加游击队。小说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通过这个家庭的变化，报发了国统区人民渴望解放的情绪，从侧面反映金华、肖山一带游击队的活动。这部作品表明作者开始突破知识分子的圈子，努力表现农村的生活和斗争。
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完成于一九四五年，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之一。这部小说以江南一家大地主大资本家家庭的风流云散为中心，力图反映“一·二八”以后的十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提出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作者是刚走进文坛的新人，注意学习和吸取西洋文学及“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创作经验，因而驾驭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也颇熟练。小说分两部。第一部结构虽稍凌乱，但线索仍很分明，从“一·二八”写到“七·七”事变前，故事中心是苏州头等富户蒋捷三一家在内外多种力量冲击下分崩离析的过程，穿插交错地描写在上海、南京、苏州的将家儿女的活动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面貌。第二部结构则完整紧密，线索更加清晰，从“七·七”事变写到苏德战争爆发，集中描写蒋家的小儿子蒋纯祖在大动乱中经历的曲折生活道路，也穿插描写蒋家其他儿女在抗战后方过着平庸麻木的生活。小说写了七十几个人物，除蒋家儿女及其亲友外，还写了士兵、军官、演员、教员等许多人物。叛党后的陈独秀和投敌前的汪精卫也在作品中出现。作者把财主的儿女，即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放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代里加以刻划，表现他们的思想面貌，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作者说：“我所检讨，并且批判、肯定的，是我们中国底知识分子们底某几种物质的、精神的世界。这是要牵涉到中国底复杂的生活的；在这种生活里面，又正激荡着民族解放战争底伟大的风景。”（注：《〈财主底儿女们〉题记》）这种意图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作者的思想、生活等多种原因，作品既有显著的成功之处，也有严重缺陷。这部小说，在描写大财主家庭的豪华生活方面，在描写大财主家庭内部尔虞我诈、相互争夺方面，在暴露国统区黑暗腐朽的社会面貌方面，都比较真实生动，具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采。小说塑造了王熙凤式的人物金素痕，以这个人物为中心在蒋家内部掀起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财产继承权的斗争，写得有声有色。但是，小说在不少方面，特别是在描写知识分子道路方面，很大程度上又背离了现实主义。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大批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不断改造自己，由投身民族解放斗争而走上同工农结合的大道。而《财主底儿女们》这部以描述知识分子道路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却不是努力反映这个客观实际，而把具有浓厚个人主义思想的蒋纯祖作为当代英雄加以歌颂，鼓吹蒋纯祖的道路，其实这条道路是一条脱离广大群众，脱离斗争实际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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