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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地介绍自己的特长，夸耀自己的优点。公社和队上也出死力地为他帮忙，他终究因人缘好，爱好广泛而如愿以偿。咸阳国棉八厂到乾县招十名体工队员，张艺谋因参加过县上的游泳队、篮球队被招进了该厂。他进厂第一天，厂工会主管招工的人就告诉他：“你可进来了，为你家庭出身的事，大家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经过两次会议，才算定下来。”张艺谋听了，脸上没一点表情，也没说一句话。尽管招工了，进厂了，可老问题的压力仍然没有减轻。他不知道这顶可怕的大帽子还会压他多久。
　　我们就这样在短短的五天内，先后离开了农村，结束了将近三年的插队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有我们辛勤的汗水，也有痛苦的眼泪，更有我们最纯真的初恋……
　　张艺谋的家世
　　张艺谋对他家的情况讳莫如深，很少提起。他们家里人说起这些也总是闪闪烁烁，不愿直言。我和张艺谋一起十几年，只有很少几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且谈得特别简单。他家是陕西临潼人，家境原来还不错。他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差，解放后定为反革命，那些年，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没有一次他能幸免。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父亲的心情特别灰败，性格越来越沉闷。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被下放到陕南的平利县。他和人说话时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一字一顿，看不到激动和悲伤，只感觉他逻辑性很强，是个性格很硬的人。
　　他奶奶是个随和的人，勤劳而又热情。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还操持着家中的全部家务，做饭、买东西，一会儿也不肯闲着。她老人家很喜欢我，每次去她家，她都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看得出她老人家也很孤独，特别愿意有人和她说说知心的话。她给我详细谈过张艺谋的大伯、二伯的情况。
　　张艺谋的大伯，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九期学员。一九四八年去台湾前是个军参谋长，去台湾时还带走了家眷。张艺谋的二伯是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十五期的学员。毕业后，国民党已经日暮途穷，政治上腐败，军事上失利，摇摇欲坠。当时没有给他分配工作，在家闲呆着。他性格外露，时时发牢骚骂娘，说：“老蒋不用咱，我去找老毛！”结果因言而丧命。
　　张艺谋的奶奶说到这件事时非常感慨，她说她的二儿子不谙世事，人太杠直了，才招致了此祸。她说，有一天，二儿子的一个同事来叫二儿子，说有公务，两人就走了。两三天后，那个同事来家里丢下一个包袱。当时她还没介意，以为是儿子捎回来的东西。后来发现，这包袱里不但有带走的换洗衣服，还有走时他身上穿的衣服，这才估计人已被害了。但这仅仅是个估计，因为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一家人常常抱着希望。张艺谋的父亲虽然口里不说什么，其实他也时时留心。黄维等一批国民党将领获赦那次，张艺谋父亲天天看报，听广播寻找获赦人名单，大概是在寻找兄长的名字吧！我把老奶奶讲的情况说给张艺谋，他大吃一惊，因为这些情况他还不知道，就去问他父亲，他父亲听了，把老奶奶好埋怨了一顿。嫌她说话不注意，担心她年老话多招惹是非。
　　他父亲下放到陕南平利县后，全家几口人的生活，全靠他母亲的几十元工资支撑，生活苦不堪言。一九七五年张艺谋去平利县探望他父亲。临回来时，父亲将几年积攒的一百多元钱和一百多斤粮票交给他，让他带回家，补贴家用。谁知就因这点钱财差点让张艺谋走上绝路。
　　平利到西安，长途汽车一天不能到达，途中要在一个小镇上过夜，全车人都下来住进旅馆。张艺谋看见这家旅馆的小卖部里出售凤尾鱼罐头，他奶奶特别喜欢吃这东西，就买了两听。大概是在掏钱买东西时，钱被人看见了。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他发现车票扔在地上，心中大惊，因为车票和钱在一块放着，赶紧查看，钱和粮票都不见了。
　　这还了得，这可是父亲几年节省下来的血汗钱呀！张艺谋一下子就懵了，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别人提醒赶快报告旅馆的负责人，旅馆的人让他去派出所报案。当时天还没有大亮，好容易找到派出所，敲了半天门，才出来一个睡眼惺松的老头，他听说是报案，才清醒了一点，进去找领导。又是老半天，出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张艺谋把情况叙述了一遍，那人要张艺谋把经过写下来。张艺谋心急火燎地写了经过，等他们赶到旅馆时，那辆车和同车的旅客们都已经走了。因为行李是第一天装在车上的，晚上没卸，这样就把张艺谋的行李也拉走了，这更把张艺谋急坏了。旅馆人告诉他，已经打电话通知下一站把他的行李卸下来。派出所的人也分析认为，十有八九是同房子住的人干的。可是人已经走了，无从查起，最后决定把案子转到西安去。这样一个结果等于没结果，张艺谋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想去跳崖。
　　事后张艺谋非常沉重地告诉我，当时他真的绝望了。一个人在山上转悠，几次走到山崖边准备自杀，命运的负担太沉重、太可怕了，不如一死了之。这时，他忽然想到了我，眼前仿佛看到我焦急的脸色和身影，觉得自己这样死了，说不清，道不明，又有谁知道他此刻的心情呢？他要活成个人样子，不能这样平白无故地死，才罢了这个念头。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使他在以以后的生活上变得更加精细，更加有条不紊，也更加奋发努力。
　　21分的邮票
　　我们双双进厂当了工人，改换了生活环境，这是高兴的事，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在农村时我们朝夕相处，进厂后我们却相隔五十里路，顶多每星期能见一次面。我们厂是星期二休假，他们厂是星期六休假时我去时他还在上班，好不容易等到下班，他回来已累得东倒西歪，我坐了半天冷板凳也变得兴致全无，说不上几句话。
　　我们真正相聚的日子只有元旦、春节、“五一”、“十一”这四个节日。各单位放假时间大致相同。每到这些日子，我们就相约好，一起西安。那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到晚上了，还你送我，我送你，折腾好长时间。当然还是他送我回家的次数多。我们从小南门沿护城河边说边走，经大南门、和平门，进城到我家。这样要走六七站路，可是还总觉得路太短，话没说完。我每次回家后都十一点多了，父母自然知道我不会是刚从厂里回来的，常一脸的不高兴。
　　进厂后大约近一年，有一次我们见面时，张艺谋庄重地对我说：“我送你一些东西，这是我想了很久才决定的。”说着从身后拿出一个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只闹钟和一斤酱黄色的细毛线。他说：“你用这毛线打件毛衣穿上，这颜色我很喜欢。这只闹钟你用来看时间，就放在你的床头上，让它代替我整天陪伴着你……我看见我们厂许多女孩子都带手表，原来想给你也买一块手表，让你带到手上，晚上睡觉也不要摘下来。可我的钱不够，一算计还得攒半年才行，我等不及了。”
　　看到这些东西，我的心里一阵酸楚，我不知道买这些东西的钱他是怎么节省下来的。这一斤毛线二十六元，这只闹钟十七元五角，我算了一下，几乎用尽了他一年的积蓄。
　　我非常珍惜张艺谋送给我的礼物，特别是那只小闹钟，就是我有了手表后也一样的珍惜它。从那时到今天已经整整十七年过去了，这闹钟还滴滴答答地响在我的床头柜上。它伴我欢乐，伴我忧虑，我视它如知已，如昔日生活的缩影。只是不知道张艺谋现在还能否记得它、认出它。
　　在这之后不久，我把我和张艺谋的关系正式告诉了我的爸爸妈妈，并把张家的家庭背景也作了介绍，两位老人当时没说什么，可是好多天都愁眉不展。终于有一天，家中只有我和爸爸时，他郑重地与我谈起了这件事，他说：“按理说你和张艺谋的事，我和你妈妈不应该干涉，但天下哪个父母不疼儿女？张家出身这么不好，会不会影响你的前途？我们怕你跟着受委屈！文化革命，因出身不好，受迫害致残、致死的人太多了！咱们也不想高攀，只求你找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家，能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就行了。”爸爸说这些话时，很动感情，眼圈都红。我心里也很难受。觉得自己不应该给父母带来这些烦恼。可我又不能接受他们的意见。我心里有许多话想说，我为张艺谋不平，我为张艺谋痛苦，我流着眼泪说：“张艺谋是无辜的，我不能离开他！”
　　那天，当我把家里的这件事和我的态度告诉张艺谋时，他低下了头，没有看我，只是喃喃地说：“你父母是对的，对的。”
　　那时张艺谋的感情是非常深挚和细腻的。记得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份的一天，张艺谋骑车到兴平来看我。我真高兴，只是多少感觉有点突然，因为一般都是我去看他。当宿舍里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他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本大影集递给我。说：“这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噢，”我才想起来，再过两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打开影集，发现影集第一页的右下角“品”字形粘贴着三枚精美的邮票。每张邮票上都有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猫，很逗人喜爱。只是邮票上的面值很让人奇怪，上面那枚是21分，下面第一枚是11分，第二枚是14分。当时一般邮票都是8分、10分、20分、50分等等，哪儿来的这种面值的邮票呢？我疑惑地抬起头来看着张艺谋，他看出了我的不解（也许他早就预料到了，还可能他当初设计时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笑笑对我说，“21是你过了这个生日就二十一岁了，11和14是你生日的月日。”我一下明白了。对，对，我是十一月十四日生的。原来这几张邮票都是为我画的。我一下子搂住了他的脖子，心中被他这种痴情激起了股股的热浪。拿起影集越往后翻越使我激动，整个影集都是我的照片，从小到大，各个时期的。每张照片下都用六，七厘米长，一厘米宽，规格统一，色彩各异的彩条纸标着时间和地点。我想起来了，刚进厂不久，一次，他要去了我的全部照片，说他代我保存，原来他是“蓄谋已久”做这件事的！相册的每一页上都有一两个可爱的小动物插图。什么小描、小鹿、小猴子、小鸬鹚、小斑马、熊猫、长颈鹿等等，以猫为最多，各种神态和形态的猫大约占了所有动物的三分之一。记得张艺谋曾把我比作猫，说我说话的声音和对待人的性情都像猫一样温顺。这也许就是他偏爱猫的原因吧。
　　张艺谋告诉我他画这些插图用去了不少睡眠的时间。晚上宿舍里灯光太暗，他只好等每次上完夜班后白天不睡觉来画。好容易画好了，放在桌子上晾干时，不料被同宿舍的楞头小子叠被子时一呼搧，全搧到地上和水盆里。水盆里的泡坏了，地上的弄脏了，都用不成了。他说，当时真想揍那小子一顿，眼看到日期了，只好赶着重画了一批。
　　影集的最有一首诗，我念出了声：风摇芳馨卧春枝，暮秋落华牵梦思。
　　旧影赏心隽永否，齐姜醉遣应有时。
　　他说：“诗是我求我们车间一个很要好的同志作的，他聪敏好学，很有文学底子，我把咱们的事告诉了他，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就为我作了这首诗。”
　　这时天已渐黑，屋外雷声隆隆。张艺谋站起了身说：“我该走了，晚上还要上后夜班。”我心里有说不出的依恋，但又没有办法。送他至工厂外的田野边，雨点已稀稀拉拉的落下来了。真想留住他，可没有这个条件，话也终没出口。他骑上车子招招手走了。
　　我回到宿舍，坐在窗前，看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雨，为他揪着心，一夜我辗转不能入睡。这本影集使我思绪激荡，浮想联翩。往事历历在目，我反复吟咏着这首诗，他对我的思念，对我们整个往事的眷忆，以及在逆境中对我们前景的忧虑，都跃然纸上。最后一句“齐姜醉遣应有时”是用齐姜之典来表明他的心迹。齐姜，春秋美女。她深明大义，割舍儿女情长，醉遣晋公子重耳复国。他以此来感激我对他事业上的支持鼓励。“应有时”，表露出他的勃勃雄心和必胜的信心。
　　他简直就像故事中的长笛手
　　张艺谋讲故事特别吸引人，我最爱听他讲故事。他常常把个人的感情糅合在故事中。他讲的最动情、最出色的，也是最使我难忘的是意大利小说家路易吉·皮蓝德娄的短篇小说《西西里的柠檬》。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在意大利遥远的一个乡村小镇上，有一户穷苦的母女俩住在一间简陋的小阁楼里，她们几乎到了饿死的境地，有一个在城镇乐队里吹长笛的小伙子，救济帮助了她们。长笛手发现这家女儿苔莱季娜的嗓子就像房檐上小鸟一样动听。他不顾自己父母的反对，花掉了自己全部积蓄，为她租赁钢琴、买乐谱、请教师，开始对她初步的音乐训练。
　　两年后，她在当地小有名气。为了她的前途，他变卖了教父留给他的财产，把苔莱季娜送到很远的大城市里的高等音乐学院去接受教育。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见到她。开始他经常收到她的来信，后来苔莱季娜在大城市举行的演出大为轰动，受到许多大剧院邀请，开始了演员生涯。此后长笛手收到的信，则是苔莱季娜的母亲马尔塔大婶代笔的，苔莱季娜总是挤不出时间写信。他们早就有约在先，他要等她五六年，等到她畅通无阻地为自己开辟了前程再娶她。
　　五年后，苔莱季娜已经成为著名的歌唱家，她住在大都市那不勒斯。长笛手历尽艰辛，不远千里，坐了三十六个小时的火车，来到那不勒斯看他的未婚妻。他被佣人们引到厨房旁佣人们住的小屋里。客厅那边灯火辉煌，有许多身穿燕尾服的男人在寒喧，时时传来苔莱季娜的阵阵笑声。马尔塔大婶过来陪他，从大婶伤感的情绪和含泪的眼睛里，长笛手知道了，“已经没有什么可想的了……是的，是她亲口答应我的，可是她又怎么会想象到，什么时候会变成这样呢？是的是他为她找到的道路，并且使她能够踏着它前进；可是如今她走得那么远，而他依然原地没动，在小城广场上的每一个礼拜日吹奏长笛。已经追赶不上她了。没什么可想的了。在黑暗中，他看到他们之间出现了一道多么深的鸿沟，这切早已结束了，可是他这个笨蛋，事到如今才明白过来。在家的时候大家就对他说过，可是他固执地不肯相信……而如今……”他起身走了，把从家乡给苔莱季娜带来的鲜美柠檬倒在桌子上。
　　客厅里晚餐结束后，苔莱季娜来到小房间，看见她母亲一个人在哭泣。
　　“他走了？”她惊奇地问。
　　母亲点点头，苔莱季娜叹了一口气：“可怜的人……”
　　说完以后立刻又微笑了。
　　“你看看，他给你带来的柠檬。”母亲对她说道。
　　“多好的柠檬啊！”苔莱季娜箭步跳过去，感叹地喊道。她一只手捂在胸前，另一只手尽可能多地抓一捧柠檬。
　　“别哟，别拿到那边去！”母亲强烈地反对说。可是苔莱季娜耸了耸肩，一边喊着，一边跑向客厅：“西西里的柠檬！西西里的柠檬！”
　　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现在还非常喜欢。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故事感人，更主要的还是忘不了张艺谋当年讲这个故事时情真意切的情感和声调。他那哑哑的、沉沉的声音，让人听起来总想流泪。他那伤感的情绪，简直就像故事中的长笛手。我的确被他深切的、悲伤的、发自内心的感情所震撼了。
　　今天，重新回忆张艺谋为我讲的这篇小说，回忆他当初讲这篇小说时的神情举动，我心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而且似乎觉得又多了一层含意。这层含意不到今天我是体会不到的。
　　他爱上了摄影
　　大约在一九七二年，张艺谋爱上了摄影。我从认识的一些爱好摄影的老师和大学生那里，给他借来了许多有关摄影知识和摄影理论的书籍，还帮他借来了几十本“文革”前的《大众摄影》杂志。
　　有了一些书本知识，有了一点理性认识，张艺谋跃跃欲试，想亲手实践，可是没有相机，这真是伤透了脑筋。
　　我们一毛一毛地积攒了两年多直到一九七四年才买了一部照相机。那是一部“海鸥”牌双镜头反光120相机，他爱惜得要命。
　　张艺谋用这个相机后来拍出了不少很不错的作品。如：连续摄影《对弈》（四张）；高调摄影《中国姑娘》；雪景《白云深处有人家》；《小淘气》；《啊，我们这一代》等等，他的不少摄影作品还在《中国摄影》杂志上发表过。
　　近几年有些文章里说张艺谋是卖血买的照相机，这个传闻是不确的。张艺谋没有卖过血，倒是献过一次血。那是在工厂时，车间里的一个男工因工伤流血过多需要输血，车间领导动员大家献血，张艺谋也献了二百毫升的血。
　　我又一次放弃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