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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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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窑里做饭,几乎每做一顿饭都是一场灾难。火一点燃,拉起风箱,一会儿窑里就浓烟滚滚,伸手不见五指。张艺谋和刘全主管烧火和拉风箱,我和李广平操刀,擀面条。由于烟总是往上窜,我们俩呛得透不过气来,捂着鼻子跑到院子里换气,擦眼泪,抹鼻涕。而他们两个总是在稍后一些功夫才跑出来,还嘲笑女的忍耐力差,我和李广平很不服气,想辩解但又喘不过气,只有拿白眼看他们。
这种炉灶里做出的饭总有一股烟昧,吃起来呛鼻子。大家都很饿,又经过烟熏火燎的磨难,也就顾不上说什么了。时间不长张艺谋他们住的窑洞就被熏得一塌糊涂。靠近炉灶的地方黑得最厉害,几乎能当黑板用。灯泡也成了黑黄色的球。张艺谋下乡时带来的毛主席石膏像也变成了灰色。他们俩人的被褥,就更不成样子,几乎无法辨出原来的花色。
后来我们实在熬不住了,就把队长找来,告诉他我们用眼泪换来的饭是什么滋味。队长拧着眉头替我们想法子,他把烟囱捅了又捅,毫无效果。最后队长给我们在院子里另砌了一个灶台。还拉了些玉米杆搭了一个棚子。开始时,大家都很满意,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受烟熏火燎的苦了,谁知时间一长,糟糕的事又来了。
实在没办法,我们就把锅抬回窑里去做,要不就一做好饭,马上拔锅回窑。看到我们经常拔锅农民都笑我们。他们十分讲究,锅是不能从灶台上拔起来的。当地风俗是只有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才拔锅散伙。而我们经常拔锅,弄得灶台和锅的缝隙越来越大,火也越难烧,夹烟味的饭也越难吃,搞得我们直想骂娘。
刚下乡的半年,我们的口粮是由国家供给。每个月拿着粮本到粮店去买,买粮的地方离我们生产队有十五里路,每次都是他们两个男的去买。一次刘全和张艺谋都没在,粮食吃完了,我和李广平只好去买粮。我们赶到粮店已是中午,粮店的人下班了。只得先休息。等他们上班。我从衣袋里掏出粮本来翻看,意外地发现在户主一栏里填着我的名字。这使我非常惊讶,谁也没说过,我怎么当了户主。过了些天张艺谋和刘全回到队上,我问张艺谋,他漫不经意地回答说:“办粮本的时候,人家问户主姓名,我随口就说了你。”“那你为什么不说你自己?”他笑笑没回答。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我觉得张艺谋时时惦记我,总想维护和抬高我的地位,我心中甜甜的。
“锅净饱”笑论芭蕾
刚到农村的时候,我有意同张艺谋拉开了点距离,为的是不在农村这个新环境里造成什么影响,也不使刘全、李广平他们不自在。但不知不觉中这种距离慢慢地没有了。当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爱之后,你越想拉开距离,距离反倒更小。
一天中午,太阳很好。张艺谋和刘全拉开架式开始洗衣服。他们飞快地从井里往外绞水,给院子里扯起绳子。不一会儿绳子上搭得满满的。我和李广平从绳子边经过,觉得很可笑,李广平指着这些衣服说:“这哪是洗衣服呀,根本就没有洗净,这次洗不净,以后就难洗净了。”我伸手摸了一下衣服,果然油腻腻的。我把李广平的话向张艺谋重复了一遍,谁知他好半天才淡淡地回答:“这样也就行了。”我急了:“这样怎么就行了呢?明明不行嘛,我看还是再洗一遍吧!”他没说话,只是聋拉着脑袋看着我。看看他这副样子,我心动了,就说:“这样吧,你绞水,我来帮你洗。”他一听就跳了起来,口里连声说好,飞跑着绞水去了。从此,我们俩的衣服总是一块洗。他绞水,我洗衣服。这也许又是张艺谋的一个小计策吧。从那次起,我们俩之间超过同学友情的表现,就再也没有遮掩过。
张艺谋饭量大,是我们四个人里吃得最多的一个。每顿饭都是他刮锅收底。我和李广平背地里都叫他“锅净饱”。
他吃的多,干活也有劲。给队里拉粪,千把斤重的大车,他一人驾辕,我们一群女人套着绳子拉梢。有一次我们和社员一块在饲养大院前的粪场上起圈打粪,大家一边干活儿,一边说说笑笑,张艺谋突然问大家:“你们知道跳芭蕾舞《白毛女》的那个女演员,脚怎么能转得那么欢吗?”大家一下子被问住了,齐刷刷地看看张艺谋,那种神态真像看着一块突然开口说话的石头。张艺谋笑了笑继续问:“你们试一试,转两圈不晕才怪了,人家一转就是几十圈,怎么搞的?”我们谁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心想这恐怕外行人不好回答,涉及到舞蹈专业技巧、基本功等问题……估计他也许从什么地方获得了这方面的知识,不然他是不会轻易说这话的……还没等我往下想,就听张艺谋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因为舞台上有许多小坑坑,在台下看不见。白毛女的脚尖上带着滑轮,脚尖一插进去,就噌地转开了。”直到这时候,我们大家才意识到张艺谋在说笑话。一时间大伙笑得前仰后合,我也笑得肚子直抽筋。我真想不到他竟然会开这种玩笑,简直是在胡扯。后来我问张艺谋为什么要这样开玩笑,他说:“解闷儿。”
是的,农村生活的确很单调,是应该想些解闷的办法。
“文革”初期,我认识一位叫薛光熙的大学生,由于他的帮助,我一度喜欢上了小提琴,迷上了西洋音乐。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是薛光熙帮我挑选的,虽然是处理品,只花了四十元钱,但音色很好。在西安,平时我在人面前根本不敢拉,怕人笑话,等爸爸妈妈上班,家里没人了,才慌慌忙忙地拉上一会儿,觉得还像那么回事。下乡时我把它也带来了。有一天李广平不在,我就拿出来拉了一会儿,自我感觉还可以,谁知几天后张艺谋对我说:“那天我在窑里听见你拉提琴,声音简直像杀鸡。”气得我直翻白眼,从此再也没有动过它。
张艺谋到农村时带来了一支笛子。时不时也吹两下,他吹得还不错,可是他攻击我拉提琴以后,我就有意报复。一次我对他说:“吹的什么呀,简直像蹂了公鸡脖子。”他虽然没有马上扔开不吹,但能看出来,他也没有多大信心了。
有一天下午我们下工回来,看见张艺谋和刘全两人嘀嘀咕咕。过了一会儿,张艺谋向我要我的大绿帆布书包,我问他干什么?他把手一摆,示意我不要声张。我先是不解,随后就意识到他们要干什么了。那几天在地里干活时,妇女们都议论哪个队的豌豆长得好,有人上工时口袋里就装着豌豆角,边吃边干,我早已馋得像什么似的。
他们走后,我和李广平合计,晚饭不做了,就等豌豆吃。等呀,等呀,天黑了很久他们两个才回来。张艺谋背了满满一书包,刘全用外衣兜了一大抱。哈,真是满载而归。口径二尺的大铁锅装得满满的,锅盖都盖不严。我和李广平正烧水煮,几个农民来串门,热情地打问:“咋才做饭?还没吃?学生娃们真可怜!”把我们吓了个半死不活,只好支支吾吾瞎应付。豌豆煮熟了,那味儿挺浓、挺鲜,我们生怕农民们嗅出来,恨不能捂住他们的鼻子,好不容易挨到他们走开,我们几个才放开胆子吃起来。豌豆皮怎么处理呢,我们又发愁了,还是李广平想了个主意,把豆皮塞进炕洞里,众人这才彻底放了心。
爱情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来到了,这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忙天”。队长派我们在麦场上干活。场上脱粒机一开,就没有片刻喘息的机会。有人抱着麦捆往脱粒机里塞,有人往外挑麦草,一环套一环,流水作业。一个稍稍怠慢一点,就会影响整个工作进程。一两个小时下来,人人满头、满脸、满鼻孔、满嗓子都是麦芒的粉末。身上,尤其是两条胳膊被麦杆和麦芒划出道道伤痕,汗水一浸,又疼又涩。加上太阳光又毒,机器轰鸣,使人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是稠乎乎的。一停机休息,大家就一下子散了开来,先是抢水喝,后是躺在麦草堆上喘气。每当这时候我就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望着无边无际的蓝天发呆,我真有些受不了。
正当我情绪极为消极的时候,“麦客”的生活深深地震动了我。“麦客”是替人割麦子的,他们绝大部分来自甘肃平凉一带,是被饥饿和穷困赶到关中平原来找口饭吃的人。他们那里由于气候凉,麦子的成熟期晚于关中平原一个来月。当关中的麦子开镰时,他们那里的麦田远远不能收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到这个季节就有成千上万的麦客来到关中平原。我们队也年年请麦客,有些麦客还和村里年长的人很熟悉。他们来后就被分派到各家去吃饭,每家三五个不等。给谁家派一个麦客,队上就每天给五斤面的补助,还给每户做饭的人记工分,补贴粮食。就这样,许多人家还不情愿,嫌麦客吃得多,嫌他们经常连吃带拿。有些农民说有的麦客一顿能吃几斤面,撑得不行,就用擀面杖从上到下在肚皮上擀,为的是早些拉出去,腾松肚子下一顿再吃。当地农民讲这些的时候满脸带着不屑和蔑视的神情,而我却觉得他们挺可怜。
后来我从接触过的麦客那儿知道,他们家里都有妻儿老小,由于土地瘠薄,连年歉收,他们在家很难填饱肚子。面条、馒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难遇到的美食,加上不限量,又与工钱无关,因此就有人见饭而忘了命。
这个话题,我和张艺谋也议论过好多次,他脸上总是透出一种严肃和深沉。那段时间李广平不在,每天吃完饭后,张艺谋就到我房子里来聊天。一次他拿着两本书进来,我要过来一看,一本是日记本,一本是鲁迅的书。“这个日记本送给你吧。”“好,可是本子上写什么呢?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这本书你看吗?”他举起那本鲁迅的书问,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鲁迅的书我看不太懂。”“我也一样,只是没有别的书可看。不过,看后总觉得它能给人许多启发,使我们对身边的生活有更准确的认识。”接过书,我一跃坐在炕沿上,随手翻看书,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他也一声不吭地坐在炕沿上,离我很近,慢慢地把手搭在我肩上。我的心跳了,能明显地感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我转过脸来看他,他也在看我。突然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顿时羞得抬不起头来,只觉得心慌意乱,脸上热极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从炕沿上跳下来站在地上,面对面站了许久。我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他,他也显得拘谨不安。后来他走近我,把手按在我的肩头,我不由得把脸埋在他的怀里。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和我的心一样冬冬地跳。好长好长时间,谁也没有说话,直到刘全在窑里喊他,他才轻声说了句:“我走了。”我没有说话,也没看他,只是点点头。那天晚上我的脸烧了一夜,整整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我梳头的时候都不敢正面看镜子,害怕看见自己的脸,走出屋子更不敢去看他的脸和眼睛。后来张艺谋称这次经历掀开了我们爱情史崭新的一页。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处得更加自然起来。他的衣服脏了由我来洗,破了由我来补。他的衣服特别爱破,尤其是袜子。他穿的都是那种黄线袜,三两天就得补。那袜子上补钉撂补钉特别难补,针好半天也扎不过去。每到我歪着脖子给张艺谋补袜子时,李广平就在一边笑。我很难过,并不是因为李广平笑我,而是觉得张艺谋穿这种袜子脚会怎样的难受,这种袜子又会怎样折磨一个男子汉的自尊心。
有一天我和李广平去村里的供销社买东西,看见有男式尼龙丝袜,就买了一双。吃完饭,天已擦黑,张艺谋把我从屋里叫出来,我们走到灶台棚子旁边,他背靠着墙半天没说话,把脚一会儿蹬在墙上,一会儿放在地下,好像心里很不宁静。我知道他叫我一定是有话说,就站在离他半步远的地方看着他。他终于说话了:“这袜子可真光滑,摸着也光,穿着真舒服……”后边的话我没听清,只觉得心里头阵阵发颤,眼泪直往外涌。心里说:“你太苦了,你一定是第一次穿尼龙丝袜,否则不会感受得这样细致。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好好爱你。”我忍不住把流满泪水的脸贴在他的胸口上,他用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站着,直到饲养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才分手。
“我家的成份不好”
紧张的麦收过去了,刘全和李广平回到西安,知青点上只留下我和张艺谋。一天我们在他窑洞里说话,说到很晚。他给我讲了许多他小时候的事。他讲,在他的记忆里,没有见过父亲的笑脸,也没有听过一句表扬的话。每次训斥他们时,都要求他们把手脚放得规规矩矩。一训就是一两个小时。平时坐着不许他们摇晃腿,站着不许他们歪歪扭扭。兄弟三人对父亲都十分畏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渐渐地从那严厉中感觉到一种疼爱。……
说到深夜,我们两人都坐累了,又都没有睡意,也不愿意分开,就各自倚着被子,半仰半躺在床上,接着又谈到三年困难时期。张艺谋说他家里那时候,几乎顿顿是煮一锅萝卜菜,只在萝卜汤里拌几把面。一掀锅盖,满屋子的萝卜味。直到如今他一闻到煮萝卜味就恶心。他还讲到了他的奶奶。说小时候奶奶给他们烙饼吃,偶尔不慎烙糊了,嫌把糊的扔掉太可惜,很心疼,不扔又怕孙子们不吃,就哄他们说:“小孩吃了糊糊馍拾钱哩。”看着他们吃了后,就故意在水桶呀、簸箕呀、条帚呀下面放一角钱,然后让他们去打水,扫地。他们一拿起这些用具就能拾到钱,老少皆大欢喜。
听着这些既使人心酸,又觉得有趣的故事,我更加心疼和依恋他了。我伸手抚摸着他的脸,心里有许多安慰的话,但不知如何说才好。突然,他一挺身坐起来,“叭”他拉灭了电灯,鼻子里呼出来的气又急又热,直烫我的脸。他沙哑着嗓子对我说:“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没敢对你说。这些日子我反复想了很久,还是应该对你说的。”我的心“格登”一下,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会有什么重大、可怕的事从他嘴里吐出来,我想看他的脸,找一点征兆,可是窑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我家的成份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可以说很严重,是历史反革命!”
这些字眼在当时确实是很可怕的,但比起我的想象来要轻松得多,我总以为会有什么人命关天的大事!就嘘了一口气,说:“这些我知道……”
他没让我说下去,继续激动地提高声音:“也许你不在乎,可是你父母一定会在乎,他们不会同意……”
“会的,”我拼命地喊。“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会理解这一切的。”
“不会,”他近乎粗暴了。“任何父母都不会。我是反革命的儿子,幸福和爱情与我无缘。”
他撇开我倒在一旁哭了,我也哭了。我双手搂着他的脖子,亲吻他,想用我的爱,我的柔情来温暖他冰凉的心。我只觉得他的脸特别烫,气喘得越来越粗,就十分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难受。只是害怕深不见底的将来。与其将来不得不分手,还不如现在你就别理我。你回西安去吧,你明天就走吧!”
“不,我不走,我不离开你。”我更紧地搂着他,我俩的泪水融在了一起。他吻着我,发狂地吻着我。我觉得他全身在颤动,不可遏制地颤动。突然他把一只手伸到我衣服下面的腰间摸索。我本能地一下子松开了搂着他脖子的双手,紧紧地抱住他的那只胳膊不让他动。他的情绪反而更激烈了,我恐惧地“哇”一声哭出声来。他一下子怔住了,木然不动。半晌,他才慢慢抽回了手,慢慢地坐起身子,轻轻地打开了灯。我揉着被灯光刺得难受的泪眼也坐了起来。他坐在床沿上,背对着我喃喃地说:“我这个人不地道是不是?你现在真该不理我了吧?”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使劲地摇摇头。
“明天你一定得走!”
我还是摇摇头。
他接着说:“你实在不走,我走。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大早就去找队长,要求到水利工地去,再也不回来了。”
他的这句话像雷一样把我震懵了,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因为水利工地的活儿,特别重,连队里的壮劳力都吃不消,没有人愿意去。我绕过他的背,面对他蹲下来,手摸着他的膝盖,扬起脸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水利工地?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不能和我一块留在队里?”
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嘴张了张,又咽了回去,只是轻轻地吐出两个字:“不能”。
我回到自己的房子,一头钻进被窝里,泪水不住地淌,淌得满脸满脖子都是。我为自己哭泣,也为他哭泣。我整整哭了一夜,泪水把眼睛浸得酸痛。天亮了,也没起床,我不想去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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