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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缺什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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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看病的费用高，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一些医院采用了现代化的医疗设备、诊疗手段，使用了新研制开发的药物等，而是由于一些人为因素抬高了医疗的成本。
“医疗腐败”已经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一些医院为多创收，将医务人员个人的收入与他们给医院创造的价值相捆绑。于是，医务人员的开单提成、开药提成、小病大治等怪现状蔚然成风。由此，他们是岗位致富了，患者的负担却大大加重。
其实，我们的医药资源并不匮乏，到大街上去看一看，药店多过米店。但药店里真正的平价药寥寥无几。我们曾经看到媒体大肆称道国家对一些常用药品价格实行下调，但是，先后14次降价，穷人却并没有感觉到多少实惠。因为降价以后，利润空间小了，商家干脆不生产、不销售了，便宜药反而被逐出了市场。
当一个公益性的事业走上市场化道路，我们确实没有理由抱怨它惟利是图，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如此。
穷人没有决定政策的权力，更没有左右市场的能力。“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穷人只有祈求上天保佑，千万不要生病。
穷人不要惹事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所以法律面前也只可能有相对的平等。法律只能寻求各种利益的平衡点，就像交通法规中的人车之争，完全保护机动车驾驶者或完全保护行人，都是不行的，最后只能达到一个大致的平衡——大多数人没话可说了，也就基本上公平了。
就算立法本身已经做到了相对公平，这个公平的法律也不是人人可以享受的。为了保证法律的公平，就必须有相应的程序，而很多繁琐的程序看起来是为了公平，实际上是把弱者拒之门外。
比如维权。
维权是需要成本的。穷人打不起官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说古代穷人打不起官司，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执法者的腐败，那么现在穷人打不起官司，不仅是没有钱“打通关节”，就是正常程序所产生的费用，他们也是支付不起的。
报上登过一件事，2002年，南京市玄武区白甸村农民曾经怀疑村里的一个化工厂毒死了他们百亩蔬菜，有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然而，当他们到检测机关一咨询，一种小菜的鉴定费用高达二万元，几种蔬菜就要十多万，一辈子没挣过这么多钱的老农们顿时傻了眼。
傻眼之余，只好作罢。貌似公正的法律对弱者来说是件奢侈品。
有一个知识分子，他家楼后正在修一个新楼，日夜施工，噪声扰民，于是他想拿起法律武器。这次取证倒是不成问题，但他翻开有关规定一看，“建设单位对确定为夜间施工噪声扰民范围内的居民，根据噪声受污染的程度，按批准的超噪声标准值夜间施工工期，以每户每月30元至6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他一算，即使按最高标准讨回来的“公道”，可能也抵不上在讨公道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这显然是件不划算的事，只好作罢。
经常让人“只好作罢”的法律，公正性从何说起？很多时候，法律对弱者来说只是个摆设。
倘若只是个摆设，倒也罢了。
历史上的冤案、错案，无一不是在法律的借口下实施的。现代许多巧取豪夺的事情，也无不是穿上了合法的外衣。法律是件有力的武器，正因为如此，掌握的人才要格外公正，格外仁慈。也正因为如此，穷人一定要遵纪守法，万事想得开，千万不要惹事。
规则大于道德
一个人即使有犯罪动机，如果没有造成犯罪的结果，法律也对他无可奈何。思想再坏，没有行动，就不能说他是个坏人。同样，富人是不是为富不仁，也不是思想品德问题，而是看手段和结果。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见爱不爱财无关紧要，用什么方法去取，才是问题的实质。
曾经有某餐馆，考验过食客的道德水平。他们让食客根据自己对菜品的满意程度定价，先吃后定，定多少收多少。此举一出，食客盈门是自然的，餐馆赔本也是自然的。据记者报道，90％以上的食客都吃得呼儿嗨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定出了比地板更低的价，普遍只付了不及成本的10％，有的只是象征性地付一两个硬币，有的干脆连硬币都不付，一副“吃大户”的模样。消息终于曝出，媒体又抓到了热点，一个商业行为上升为一场道德讨论，见诸报端的，无不是对国人素质之低的切齿痛斥。
餐馆老板难道有病，竟然忘记了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其实是很符合进化论的。不管富人穷人，内心的贪欲都根深蒂固，人们常说为富不仁，只是因为穷人的不仁没有暴露出来而已，于是就把不仁的帽子戴到富人头上，这是不公平的。
餐馆老板清醒得很，我估计，这只不过是一个策划，是一种促销手段而已，等到他的餐馆声名鹊起，等到食客尝出了味道，他再按市场行情收费不迟。
曾经挑起亚洲金融风暴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十恶不赦，但偏偏是他，因为行善而成为第二届“代顿和平奖”得主。他的主要事迹是捐出巨款，支援波斯尼亚地区的战后重建，以及他所领导的量子基金对多项慈善活动的大力支持。此种行为在中国也很多，但大多带有商业色彩，因而惯性思维的中国记者就对索罗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您的天性还是树立形象的需要？索罗斯回答：在金融市场，我只是按规则办事，我遵守规则，谈不上道德不道德。
其实说穿了，也就是因为有高额遗产税，国外的富豪们才大多在生前捐出大部分的财产，不仅是索罗斯，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富人的仁，不是道德的促成，而是制度的结果。
按规则办事，这就够了。
经济和道德，实际上是两个范畴，虽然有所交叉，但绝不能混为一谈。谁都有不仁的可能，所以才需要市场的规范，需要法律的约束，让不仁的行为付出代价，让不仁的愿望不能实现。富人们仁不仁，不仅是人心好不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健不健全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到处都在嚷嚷着“为富不仁”，那么不仁的不仅是富人，还有这个社会本身。
劳心者的价植
十多年前，社会上流行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谓之“脑体倒挂”。何谓“倒挂”？就是头和脚颠倒了，置人于倒悬，这当然不正常！脑袋在上，天经地义。
其实，即使是在倒挂的年代，真正的书香门第，或者稍微有点见识的人家，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荒废学业，他们还是宁肯让孩子在作文里写上“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去造原子弹”，而不愿意看到他的理想仅仅是坐在街边上卖茶叶蛋。凭着一种直觉，他们知道什么是更高级的职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没有想到20世纪末会来这么一场浩浩荡荡的知识经济。知识突然就值钱了，成了资本，那些一夜暴富的网络英雄们，那些专利在手的科学家们，还有专门出点子的，舞文弄墨的，帮人打官司的，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收入高的人越来越多，行业虽然不同，却都披着知识的外衣，连舞台上唱歌的，球场上打球的，没有文凭都会被说成素质不高，从而使身价受到影响。受潮流影响，各色各样的老板们也从钱堆里探出个脑袋，呼吸几口知识的空气，不惜花大价钱去大学里搞个学位，生怕被当成了草莽英雄。
他们怕得有理，“草莽”从来都是成不了正果的。几千年前孔孟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智慧永远高于体力，要想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取得支配地位，你就必须是个“劳心者”。
劳心者少流汗，却并不意味着不辛苦，做一个劳心者是很多人的愿望，却不一定都能达到。这里面固然有天资方面的原因，认识也是个问题，就像哪怕在“脑体倒挂”的年代，真正有见识的人也不会放弃学习一样，对他们来说，读书更多是一种精神活动，其次才是谋生手段。学习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性格中的天然成分，那种欲望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更多的鞭策。
有些人家中虽然豪华装修，却找不到一个书柜，见不到一本书，甚至没有一份报纸杂志，阅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辛苦而生疏的事，也许在外力的强制下他会去学习，但压力一旦消失，他又和书本生疏起来。
一个人需要学习，首先因为他从学习中得到力量和乐趣，一切从实用目的出发去学习的人，都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他缺少原动力。
一边牢骚满腹地打着麻将，一边却严厉训斥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没有得到100分，这样的家庭是走不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哪怕考出一个硕士博士，骨子里也常常和知识没有感情，一方面靠知识吃饭，一方面对知识嗤之以鼻。
当然，知识和财富并不能直接划等号，知识分子里也有很多百无一用的书呆子，但是比起没有知识的人来说，书呆子的出路还是要好一些，普遍地说，高学历者的收入比低学历者多得多。
只要你承认我们的时代是信息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你就会认同知识的经济价值。教育是最大的投资，穷人往往既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又没有受教育的热情，结果成了知识缺乏的人群。这不仅直接影响到生计，而且更是断绝了后路，断绝了发展的前途！
合理的按劳分配
在商品经济时代，不劳而获不仅是不光荣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之所以有权获得收入，是因为他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社会才给了他回报。
有一位伟人说，一个人的价值大小，不是看他向社会索取多少，而是看他贡献多少。很多人就由此断定这个伟人的确伟大，因为他无私，只讲贡献。其实，圣人无私，所以成其私。伟人心无杂念，一意修行，终至功力深厚；仍无杂念，倾力奉献，最后成果卓著，他成了伟人！当然，荣誉有了，面包有了，一切都有了。
社会总是在进步的，这进步的成果每个人都在享受，20年前大家都看不上电视，现在大家都看上了。但是区别也出来了，有的人看大彩电，有的人看小黑白，有的人住花园别墅，有的人却不得不下岗。并不是谁想害谁，在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里，个人收入的水平虽然会随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不同，有的人提得快，有的人提得慢，提得慢的就成了穷人。
穷人之所以是穷人，原因很多。也许一场大病，就导致了一个家庭在经济上的一蹶不振，但这毕竟是少数；也许是自然环境的恶劣，使得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了和物质文明的距离，但这也是一种群体现象，不能解释个体的差距。在同样的环境中，为什么有的人穷，有的人却相对富一些呢？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别不是高矮胖瘦，也不是单眼皮和双眼皮的问题，而是知识、性格和思想。性格和思想的成因比较复杂，也不是说变就变得了的，知识却可以通过学习得到。
知识的作用不仅仅是充实人生，知识直接是实用的，可以提高生产力。有知识的人和没知识的人，能做的事情不一样，做出来的结果也不同，生产能力不同，创造的价值不同，得到的收益当然不同。
一个人生产能力越强，工资就应该越高，这合情合理。而个人生产能力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人力资本的存量，诸如受教育程度、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劳动技能等等。
尽管—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全部返还给他，返多少？怎样返？这中间一折腾，难免会有漏洞，难免会有不公。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相比之下，以效率为标准的分配制度，让多创造的人多收益，不劳而获就困难了，巧取豪夺也不容易了，瓜分别人创造的财富也不正当了，公民都能从对教育和物力资本的投资上获取不断扩大的收入，社会也能因为他们的劳动而更好地发展。分配是个困难的事，能做到九全九美也不错了。
按劳分配并不是按你的劳动量来分配，“多劳”不是要让你累死，而是要你产出更多的价值，你劳动的能力越强，创造的价值越多，就越有可能获得高的收入。
多劳多得最根本的标准是质而不是量。穷人最根本的投资是自身能力的提高。
教育是最大的投资
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因为缺乏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时代已经处于更加落后的状态。“数字化”“信息化”对穷人带来的好处并不像富人们宣传的那么多，信息技术使富人如虎添翼，使他们本来就快的聚财速度更上台阶。而穷人，由于没有基本的条件，则被富人更远地甩在后面。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在欧洲和北美地区，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1/6，而在非洲这个比例是1/5000。当全球都在津津乐道于网络时代的财富神话时，却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整个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当财富像洪水般向少数人滚滚涌去时，大多数人的机会也就迅速流失了。
所以网络时代也是一个巧取豪夺的时代，而且再也用不着明火执仗。信息时代的殖民者，在光纤上圈地，所到之处，轻轻松松地征服了人们的脑袋和钱袋。
当然，穷人还是有一线曙光的，毕竟脑袋还长在你自己身上。在这样一个时代，学习就是最大的投资。
20年前，在一个小山村，有两姐妹，因为家里太穷，只能供一个孩子念书，妈妈实在不能决定这个机会该给谁，只好捡了一根稻草，让姐妹俩猜，谁猜中谁上学。结果妹妹猜中了。妹妹去上学，姐姐留在家里，承担起沉重的家务。多年以后，成绩优异的妹妹大学毕业，在城里安了家，有了一份很好的职业。姐姐也嫁人了，自然，嫁的是一个农民，她成了一个山村农妇。由于那一根稻草，姐妹俩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教育是最大的投资，对很多穷人来说，他们的命运是和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
有一篇报道，湖北省2000年高学历（本科及以上）者人均收入为11181元，小学文化程度者只有1708元，二者相差近7倍。经济收入的悬殊，已经造成实际上的高低贵贱。在当今社会，要想过上稍稍像样一点的生活，就必须有一个高学历。
学历要多高才算得上是高学历呢？十年前能上大学就很了不起了，现在本科已经是基本要求，连硕士也排着队地让用人单位挑肥拣瘦，就业的压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严峻的。而一个中等城市里的一般家庭，培养出一个本科毕业生，要花多少钱呢？
江苏省城市调查队曾经作过一项调查，按2001年教育支出水平计算，有孩子上学的家庭一年需为每个孩子支出5727元，占家庭总收入的27
教育能够改变命运吗
“教育改变命运”是一句流行的口号。但事实上，很多人不仅没有因为受教育而改变命运，反而因教致贫。因为现在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提高了，你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基础的、基本的、必需的教育。对现在的人来说，受教育已经不是个提高个人档次的问题，而是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问题，是容不得你选择的，你必须接受。
然而教育却是个昂贵的事。
50年代，初中毕业生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文革”中，高中毕业就已经不错。粉碎“四人帮”以后，能考上大学就端稳了铁饭碗，一辈子都不再为吃饭发愁。现在是不仅本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连硕士、博士都有了过剩的感觉。一个贫寒人家，特别是生在农村或者偏远地区的人家，倾其所有让孩子读书，所能上的学校不过是个教室破烂、师资不足，其他教育资源更是严重缺乏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要想去和城里那些重点学校的孩子竞争，无论如何是很困难的。
而这些简陋学校里的孩子，他们所花费的学习费用，从绝对值来说也许不多，但相对于贫困的家庭来说，所占到的比例就非常巨大了。
对很多家庭来说，倾其所有，只能让孩子勉强接受最基本的教育，这点可怜的教育是不足以改变他们下层人的命运的。但是如果不接受这些最基本的教育，就只能堕落到更下层。
整个社会的教育层次在提高，逼着你必须受教育，哪怕倾家荡产，哪怕受到的只是一点点必要的教育。
教育的严重不公，使得人的发展机会从一开始就有了天壤之别。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让权贵更加权贵，穷人更加贫穷。更何况，即使受到同等的教育，不同阶层的子女在毕业之后的发展机遇也是很不相同的。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至于再往后的职业生涯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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