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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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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视察了一下老寅家的鸡埘，打算在这里吃个什么土鸡，但看了看老寅床下的一二十个南瓜，还有缺了一扇门的空碗柜，有些于心不忍，就买了两瓶酒，反把老寅拉进了墟场上的小酒馆。他两次强调，他买的酒好，贵州郎酒，五十二元一瓶。就像他一提到自己的手表，必说五千三的；一提到自己的皮鞋，必说两千一的；每说起自己的手机和组合音响，必说两千八的和一万四的；说到自己的公司，当然更不忘记注册资金八十万……他的舌尖总是弹出很多数字，把物价局成天挂在嘴上。
可以想象，他每天生活在数字里，早上从三千五的床上起来，穿上三千八的西服，对着三百二的镜子，操着五十二的牙刷，挤着四十八的牙膏，吐出一块三或者一块五的泡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那么，他眼下踏着残值不足十元的青石台阶，跨过残值顶多八元的门槛，入坐残值顶多三元的木椅，看着老寅身上残值近乎零的衣衫，心情当然也十分舒展。他打出了一个不怎么好估价的响指。
五点四元或者五点六元的一杯好酒入口，他眼圈红了，真心实意想为老寅做点什么。他劝老寅以识时务为俊杰，这次可要仔细想好，过了这一村没这一店，他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时间不等人。看对方还在嗯啊嗯啊，他有点着急，真想去掰开老寅的脑袋，倒掉里面的红薯渣子，挤出里面的红薯浆子，塞进一点物价局的简单算法。三十就是三十，三百就是三百，三千就是三千，这都不懂吗？
“我眼睛花了，如何看得清雕花？”老寅叹了口气。
“要不，我还有个办法。你到我的培训班去教点什么，钢琴，电子琴，都可以。你瞎摸一下就行，现在娃崽和家长很好哄。”
“这手哪还是手？猪蹄子啊，摸不得琴了。”
“那你以后就这样种南瓜吃南瓜？”
“你脚路广，看哪里还需要打垫子的人？”
柳胖子摇摇头，脸上浮出一些同情和伤感，“老寅啊老寅，我实在没有想到。老寅啊老寅，你命窄呢。想当初，你表面上嘿嘿嘿，眼睛实际上是长在额头上，眼角里哪里有我柳海涛？你说过什么，你自己可能都忘了。你说我只有猪耳朵，说我的每一个曲子你都能用脚写出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不，这些话我统统知道，统统烂在心里。你知道吗？这些话统统烂在我心里！”他的脸扭曲了，眼里有委屈的泪光。
“兄弟，你喝酒，喝。”
“今天我一句酒话丢在这里：我当时最讨厌你。没把你调到剧团，就是我柳胖子使的手脚。你今天才知道这一点吧？不过你得把它烂在心里。你不要恨我。我其实没有你想得那么坏，只是想同你处远一点，让我不烦心。但当年有人要批你的资产阶级音乐观，是我暗中保了你。这事我同你说过吗？当年你欠了食堂里的钱和粮票，是我替你一五一十还清的。这事我同你说过吗？那次你大吐大泻，拉了一裤子，我用单车驭着你去医院，半夜里找不到医生，也找不到水来洗，喊天不应叫地不灵，这些事……”柳胖子的脸更歪了，眼圈更红了。
“兄弟，我一生下来就是个畜牲……”
“你得承认，我柳胖子再无才，再平庸，再狭隘，也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知音。这方圆四乡八里，这上上下下的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奇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天才？哪一个明白你毛三寅是个稀世之宝？告诉你，只有我，只有我！你承不承认？就是现在，全县那么多局级领导，也只有我请你喝酒吧？”
老寅突然冲着对方的大扁脸大为惊讶：“兄弟，你如何长得好像林业站那部汽车……”他没有说出后半句，不知到底是什么意思。
英雄惜英雄的气氛，被林业站的汽车搞得有点滑稽，让柳胖子很生气：“你不要说。你不要发癫。你少来这一套。你癫出了个什么鬼？你是有奇才，你的的确确算得上一个歌王，不，一个歌魔，那又怎么样？你一个阉鸡脑壳还真想搭着梯子上天？告诉你，你跟不上时代了，跟不上时代了。我好歹还睡过几个女人，好歹还赚了个几十万，好歹还混成了个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他停了停，狠狠下了一口酒，发出通肠通肺的人生浩叹：“好日子呀，好日子呀，只是……”
他没有往下说，有点自觉空洞的味道。他站起来，去买了一包烟，然后举目四顾，最后盯住了小街对面一棵老树，目光落点则远远越过了树，穿透了树后的墙，落在更远和更远的什么地方——那是生活后面谁都看不见的地方。
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
一缕声响从他喉头瘪瘪地流出，是老寅的作品，被他哼吟得惊人的准确和完整，入筋入骨又风味醇厚。这样的老歌不知为何会流出来。这样的老歌无论隔了多久再听，还是让人有一碰即惊的效果——柳胖子没有唱完，叹了口气。
老寅眼皮跳了一下，仍然面无表情地眯着眼，看来不想接纳歌声，也不想知道对方为什么能把这首歌记住。他对过去的事不感兴趣。他打了个哈欠，也看了看老树，突然问起了对方的娃崽。见对方没回话，便说起了自己的一个：“你看我家那个相公，气人不气人？不会犁田也不会耙田，天天只知道骑摩托上街，硬是个血吸虫啊。他天天跟着那个刘所长。姓刘的是个什么人？在饭馆里欠了几万块钱的账，也是个血吸虫。花桥人说革命昆虫是不好惹的。说得好。我们都是虫，有人是血吸虫，有人是萤火虫，有人是鼻涕虫。你说是不是？”
这话似乎是想逗笑，但并不怎么可笑，只有他自己干笑了两声。
他们不再说话。
他们从来没有好好地说过一次话，现在也没法说到一起，只是一杯杯地喝。也许他们都明白：既明白他们说不到一起，又明白他们不能不说点什么。说，是为了相对而坐，为了保持近距离，能够嗅到对方的气息。这种气息就是以前的日子，不怎么好过但永远让人怀想的日子。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于是一抹血色夕阳抹在他们脸上，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于是风有些凉了，有些鸦噪或者归途的凉意了。他们准备分手的时候，柳胖子脚下已有好几团擦鼻涕的餐巾纸，但他收了泪，还有了一丝强笑。他自我解嘲，说他一定有病了，最近两年来一不留神就想哭，得去找个医生看看，当然是省城里那种门诊牌价八十以上的教授级大夫。
看着他的背景远去，老寅在小店里还坐了一阵，把碟子中最后几颗花生米吃完，连花生皮的碎屑也一一捉拿。
店主说，你不会把碟子也吃掉吧？
他默了一阵，深深吸了口气，很晚才起身。
芹姐也来到边山峒，带来了重要的消息，准确地说，是重要案情：老寅多年前那个《天大地大》终于找到了，不过是出现在别人的乐曲里，出现在国外好些城市的音乐厅里。到底是哪个外国，她一时日本一时英国地说不清楚，拍了几下脑袋，说反正是一个外国，你怎么能不知道？
交响曲的作者，就是当年从她手中拿走本子的人，那个姓魏的作曲家。芹姑娘不明白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师怎么可以拉这种臭屎，不明白这种臭屎怎么沾到自己身上。她就像看见一个娃崽被活生生地改名换姓，活生生地被陌生人牵走，而自己不明不白当了一回拐骗犯的帮凶。当年还有比她更蠢更笨以及更冤的帮凶吗？还有比当年那更欺负人的事吗？她傻呵呵地请客人吃了饭，把大包小包土产送到车站，为对方一行三人买好了车票，再把孩子亲手交给了主凶。
她没有料到，老寅根本不记得什么剧本不剧本，甚至不记得任何往事了，一见到她居然兴高采烈：“杨裁缝又来了？”
她心里一凉，“毛老师，你不认识我了？”
“你不是杨裁缝？”
“你再仔细看看。本大姐怎么是个裁缝？”
“我晓得了，你不是杨裁缝，是信用社的秋姑娘。这下对了吧？”
“你就不记得县剧团里有一个芹菜？”
“你是说芹姑娘？”
“对啊，你仔细想想，就是那个没文化的大歌星莫小芹。你的歌差不多都是由我来唱的，你不记得了？你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我的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我们差不多是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你怎么就不记得了？”
老寅的目光一亮，把来客再仔细端详。“芹菜？莫小芹？不，芹菜没有你这样白，也没有双眼皮。你不是芹菜。你顶多是酸菜。”他干笑了一声，“你不要以为我不喝酒了，脑壳里就只有石灰渣子。昨天我一看那块地，说顶多一亩三，三伢子还不信，结果呢，他敢不服？”
“我真是芹……”她急得要跺脚。
老人把客人往屋里带，跨过晒着干豆角的篾垫，跨过屋檐下一只懒懒的老狗，跨过一条磨损得深深下陷的门槛，一路上自说自话。“芹菜，芹菜是个好仁义的姑娘，去年还来接我去城里做客，太客气了。她要带我去看什么公园，啊呀呀，坐什么转转车，吓死人的。她晓得我喜欢吃猪脚，一锅猪脚焖得烂烂的，还放了茴香。她晓得我最喜欢一碗苋菜梗子炒辣椒，硬是给我炒了两大碗，一定要让我吃个厌。她晓得我平生就好一口酒，把头锅大曲准备了一坛子。可惜，可惜啊，我没有口福，血压太高，戒酒已经八年啦，不能喝了……”
他没忘记递来一碗茶——缺了口的破碗里，有一圈黑垢印子，还有一只漂在碗边的苍蝇，差一点让客人当场翻胃。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头上的蛛网，手上的血口子，还有白花花的胡楂。他半张着牙齿不全的嘴，朝着阳光花花的门外无限神往，似乎阳光深处有昨日的苋菜梗子炒辣椒。如果没有人从旁打断他，那张老牙错杂的嘴僵在那里，可能很快会流出一丝涎水。
女人咬住嘴唇，急急戴上墨镜，但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一颗泪水从墨镜后滚落了下来。她久久地不再说话。
女人留下来了，为主人做了一顿饭，还去溪边洗刷了主人的几件衣物，洗得自己一只手已经酸痛得举不起来。她看了一眼水中倒影，觉得自己不过是老了一些，不过是做过一两次整容，老人怎么就不认识了？一个神经兮兮的老人，当然也会忘记她的种种劣迹，比如舞台上裙子垮落的笑话，比如商店里的大打出手和赔礼道歉，比如要把所有小男人都搞疯搞废的出口狂言，这倒也好，应该说很好。她不知道信用社的秋姑娘是什么人。老人问起一笔粮食款，当然是问秋姑娘，她含含糊糊地回答了。老人又问起一个姓黄的什么人，大概还是问秋姑娘，她也支支吾吾混过去了。她只是擅自作主，把主人两件太破的裤子甩到林子里去了，好像这两件男人的裤子使她眼下大丢脸面。“反正是秋姑娘扔的。”她恶狠狠地把责任推给了别人。
她吃了菜园里一根黄瓜，发现这里除了床下的一堆南瓜，除了屋子里的一种猪食和猪粪的隐隐酸味，不会有她要找的东西，连一张纸片也不会有。一个朋友曾经告诉过她：找到原稿才算拿出了亲子鉴定的基因样本，抓住拐骗犯才有希望。
“毛老师，你今天硬要害死我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就不记得一个叫《天大地大》的山歌剧？是你自己写的，你一点印象也没有？”
“记得的。”老人笑了，“曲子不都在省里的杂志上发表了吗？他们好客气，寄来的稿费，五角钱，还得到花桥镇的邮局去领。你说我的面子大不大？我走到那里要半天，走回来要半天，名声好听得很：领稿费。”
芹姑娘哎哟一声，像是遭受了电击，但还是不死心，“你还记不记得歌剧《刘三姐》？你以前一提到就眉飞色舞的歌剧？你把脑袋拍一拍，搅动搅动，再想想。”
“刘三姐？就是电影里那个刘三姐吧？”老人抹了把脸，“了不起的劳动模范，不容易啊。一个婆娘，带着大家修水利，开公路，回来还受老公的气，做了饭还挨骂。她老公像个鸦片鬼，没有什么用的。”
“不行不行，你是真癫了，同志。以前人家还说你是刘三弟，你看你看，现在你连刘三姐都忘记了……”
老人没再回话。来客一看，他已经耷拉眼皮，半张嘴，歪着头睡了过去，脸上还僵住了一个浅浅的笑。
女人翻了个白眼，知道奇迹不再可能发生。陪同前来的乡政府小秘书说过这一点，她眼下才真正相信。她只得不辞而去，临走时扯两张钞票给小秘书，请他给老人代买几条裤子，又留下一个Y字形的东西，说是物归原主。“音叉。这个东西叫音叉。”老寅醒来后没有忘记它的名字，只是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不知道它与自己有过什么关系。回头一看，身后已没有人，嗅一嗅，女人的气味也没有了。
他把这个钢质的小棒左一搓，右一捏，在石头上磨了磨，又凑上去嗅了嗅。“可不可以做个鱼钩？要不，做个门钩？”
不久以后，芹姐再次来到这里，带来了录音机和磁带，还带来了一个据说可以施魔法的巫婆，想让老寅恢复一种回忆和辨认的能力。但她来迟了一步，发现老人已经患病去了医院。她看见地上还有包谷，还有红薯，在等待主人来收获。她看见一张犁插在地边，在等待主人来把扶和推动。小路上堆放着一些刺柴，据说是堵野猪的路，防止它们来吃包谷。地头的一个草人，据说是阻吓鸟雀，不让它们来啄菜籽。一抹阳光从山头投照过来，使草人的一件小红衣耀眼夺目，勃发出呼啦啦的一团红光——这是一件女装，做成了大襟式样，用一条旧背心改成的，看上去精神得很。如果芹姑娘没有猜错，草人的小斗笠下，棕绳是两条大辫子，胸前别的一块塑料布则是随风飘荡的手帕。尽管日晒雨淋已经模糊了色彩，她还可以依稀看出草人脸上的一抹口红。
如果不是草人的眼睛画得太像两颗煤球，如果再给它加一个双眼皮或者一对耳环，她觉得它简直是绝代佳人，而且似曾相识。
小草人的背景，是一片遮天蔽日的山林，有积云之下的灰暗和浓重，也有雨雾洗刷出来的清晰，远远的一片树叶似乎都纤毫毕现。正因为看得太清楚，山林就给人一种正在逼近的动感，恍惚之际，像是大地突然立起来，推过来，要把草人一口吞下。
什么人来了。她听到了嚓嚓的脚步声，吃惊地回头，发现路上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阵山风吹过，清凉，湿润，甘甜，还杂有一丝新草的辛辣。一条大胡子黑狗跟在她身边，偶尔舔一下她的鞋跟，似乎认识她。
“你听到什么了？”一个女伴注意到她的紧张。
“我刚才听到了脚步声。”
“我什么也没听到。”
“是我听错了？”
她们带着巫婆走下了坡，走向山口，又听到了身后嚓嚓的声音。她再次回过头去，发现路上还是什么也没有，连狗也不见踪影。
芹姐这些年日子过得有点含混，说不出个一二。自从皮下脂肪有点与她过不去，加上有一批更野更浪的歌手出现，她在歌舞厅风光的好日子已经结束。她去柳老师的公司混了一段，后来说生意场上没有什么意思，很快就扬长而去。不过，这只是她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柳老师的新夫人大骂狐狸精，操着一把剪刀把她赶出了公司。她也去中学代过课，后来说学校生活太呆板，校领导不重视艺术，虽然一直想把她正式调过去，但她考虑再三，不想舍弃自己亲爱的舞台。不过，这还是她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她不识谱，不能胜任音乐教学的工作，在文化测试中又分不清法院与公安局，把克林顿当作一种冰箱的牌子。即算她不曾带着学生们去喝酒和偷花，校方也根本不打算留她。
有两年，她甚至销声匿迹，去了什么地方，去做了些什么，比方是不是真去了省里参加业务进修，也是说不清的。或者说是说了，口气不怎么肯定。只是喝酒的本事见长，罚别人酒的本事也见长，一上桌，要大家用舌头舔鼻尖，要大家靠着墙拿大顶，做不来的，你输啦，喝，给老娘喝！
她好像还是剧团的一员。此时的剧团好像也还存在着，只是大不如前，一旦发不出工资，几个女演员就临危受命，身上穿少一点，香水喷多一点，到领导或老板的办公室里扭一扭，或许能啄回一点赞助。到了后来，钱啄不动了，剧团门口加挂过“艺术幼儿园”的招牌，还加挂过一块“艺术殡葬服务有限公司”的招牌——虽然晦气，但进出大门的人也只能忍着，装作没看见，或者权当是烈士家属的光荣匾，虽与死人扯上关系，但没有什么不光彩。这个世界总是要死人的吧？死人没有什么不正当，而且总是要有个丧礼吧？丧礼也没有什么不正当，而且总是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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