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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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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没有人回答。
警察的目光投向小斜眼：“看见螺帽没有？”
黎头不满这种目光，懒懒地说：“你搜嘛。”
对，搜！搜！搜吧！搜出来就剁爪子！搜出来就挑脚筋！搜出来以后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光头们幸灾乐祸地大叫，好像都与这事无关，一心帮着警察愤慨。警察有点疑惑，把大家的脸盯了一遍，大概估计这里一池浑水不浅，只好大事化小，自己找台阶下，带着两个劳动仔扛上脚枷走了。
不一会儿，他们扛来另外的一副，是一副旧枷，大概是用的时间长了，两个脚洞久经磨损，已经变大了，也润滑一些，戴枷人会比较舒服。
看着大嘴巴面色舒展了一些，我这才明白螺帽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刚才有人对那副新枷恨恨不已，与警察暗中斗法略施小计。
我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一直到我一年多以后离开这个鬼地方，也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就像我不知道监仓里很多秘密，按规矩也不能打听这些秘密，永远也不能说出这些秘密。比方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守所有那么高的围墙，拉了那么多的电网，装了那么坚实的铁门，连一只蟑螂都混不进来，但居然还有蜡烛、香烟、味精、酱油、白酒混过了关卡，甚至有锉子、钉子，刀子、淫秽画片这些严重违禁品混进仓来。有的女犯还在这里受精怀孕！这是一池永远不会澄清的浑水，你没法明白其中的全部故事。
警察带着劳动仔走了。大家一窝蜂凑到了大嘴巴面前，打听着他的来历和案情，知道他是个挖煤工，被矿主克扣了两年工资，往上告状，没把对方告倒，反而被矿主派人毒打了一顿，脑袋上的伤口缝了八针。他就是这样起了杀心。
他倒也不怎么后悔，说柴收一炷烟，人活一口气，他这一口恶气是出足了，值！法官曾告诉他，他只杀了六个人，不是他说的七个，因为有个孩子没有死。他还很惊讶：“怎么没有杀死呢？我补了一刀呀。”法官给他出示受伤者的照片，逼他承认杀人不够七个的事实。他看着照片直跺脚，煽自己的耳光：“他不是那个伢吧？他怎么会是那个洪老三呢？他活得好好的呀。老天！我要是没有斩草除根，他长大以后肯定会欺负我家笑梅！”
黎头历来敬佩杀人犯，听完案情以后立刻两眼放光，给大嘴巴一个劲打扇，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激动就把大嘴巴“吴大哥”错叫成“高大哥”或“赵大哥”，叫错名字的时候不少。他又命令手下人给大嘴巴喂饭，给大嘴巴揉脚和揉背，让死刑犯享受与自己差不多的待遇。抬着大嘴巴上厕所的时候，他干部参加劳动，撅着屁股，抬着脚枷的一端，一二一二一二地喊着口令，让大家步伐协调，防止东拉西扯。其实，他有点过分地多事。他不用这么吆喝，大家也能走得整齐的。看大哥便秘的时候，他表情再多也帮不上什么忙，一个劲地咬牙切齿，人家还是拉得出就拉得出，拉不出就拉不出。
“对不起，得罪你们了，我只能来世相报。”大嘴巴微微撅起屁股，让我屏住气息给他擦拭。在那一刻，我发现他突然汗如水洗，大概对别人擦屁股这一点紧张万分羞愧不已。
他不哭，不呕吐，不失眠，不拒食，不乱喊乱叫，没有死刑犯通常有的那些毛病，甚至对上诉不感兴趣。他戴着脚枷端坐，只是经常呆望着高高的窗口，呆望着窗外的一孔天空，惦记着他的家，特别是一个刚满八岁的女儿。一见日头偏西，他就说这个时候他家笑梅要放学了。一见太阳东升，他就说他家笑梅要上学了。这些话说了无数遍。他还说他以前每次从矿上回家，笑梅都要在村口等他，因此现在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女儿远远的眼睛。高墙外有一丝小孩的叫声传来，他都会浑身一震，然后说：“这个伢可能也是八岁左右，也是个女仔。”
这些话说得我心酸。有一次，黎头给他一袋五香牛肉。他把小小真空袋放在手里搓捏了好半天，正反两面反复看，说笑梅还没有吃过这新鲜玩意。他希望我以后找人把它带出去，捎给他女儿。
“你自己吃吧。”
“不吃了。再过三五天，我就要走了，还吃它做什么？”他摇摇头。
我听出“走了”一词不是去指散步或逛街或上班，吓了一跳，极力安慰他：“你不要胡思乱想。你的上诉会起作用的，高院会考虑的，他们不是已经来问过话了吗？有个记者不是还说要为你说话吗？……”其实，我也知道这些安慰空空洞洞，我替他写的那份上诉毫无说服力。
他苦笑了一下，说他杀人太多，杀得太毒辣，说上天，说下地，也是该抵命的。人民政府不杀他就是太无道理了，就太不像个政府了。是不是？他只是有点怕死的时候太痛，样子也太难看。他听他老爹说过以前枪毙土匪的事，据说一梭子弹打过去，土匪的天灵盖就飞起几尺高，像旋出一顶什么圆帽子。还有一个女土匪，一阵枪声之下，两只漂亮的眼珠蹦上天，最后都挂在树梢上，在太阳光下晶晶发亮，被小孩子当作野葡萄。
他问我：“你说，人有灵魂吗？”
“我不知道。”
“我要是哪一天死了，能看见已经死去的亲人吗？”
“我不知道。”
“我要是能够投胎，能投到黄柏县高井乡去吗？你晓得吧？我家笑梅怕狗，上学不方便。我要是能变条狗，就可以护一护她。你说是不是？我要是变条狗，就可以在她门外转来转去。你说是不是？”
我激动地抓住他，“来日方长，有朝一日我出头了，一定去看望你女儿。只要我碗里有，就不会少她一口。你放心吧。”
“你是大恩人。我在阎王那里也天天为你烧高香。”
他挣扎着要给我叩头。因为木枷绊住脚，他搅得咔嗒一声，没法站起来，只是额头在手铐上点了一下。
他走的那一天清晨，铁门突然咣啷大响，把我从睡梦里惊醒。几支白炽强光灯照射过来，使我什么也看不清。好容易躲开了强光的直射，我看见小脑袋又被来人推到一旁，看来今天还是不关他的事。他的胡须又一次白刮了，新衬衣也是白换了，早早起床也是白费工夫了。
几个武警士兵知道自己的目标，一进门就径直奔向大嘴巴，没等他洗脸和刷牙，就把他连人带枷抬起来，缓缓向门外移去。
大嘴巴转动颈根，朝我斜斜地看了一眼，算是最后告别。
“兄弟你慢慢地走啊。”我轻轻地说。不知道他听到了没有。当时仓里太乱，脚步声和吆喝声响成一片。因为牢门窄，脚枷长，士兵们无法把他横抬着出门，就将枷举起来倾斜了一个角度。这使他的最后出门像杂技动作，四肢舒展，在空中慢慢翻旋，有一种太空人遨游天宇的姿态。他叫了一声“哎哟——”大概是脚踝被别痛了。我事后回想起来，这一声轻得像蚊子叫，但它是一个人留给9号仓最后的声音，真真切切地扎在我心里。
“你们手脚轻一点。”我忍不住请求。
“手脚轻一点！”有人在我身后狂怒地大吼。
仓里死水般寂静。几支白炽灯到处照，寻找着叫声的来源，最后照在斜视眼的脸上。他抄着手靠在墙边，对白炽光既不退让也不躲避。“你凶什么？想造反吗？”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冲上去，手枪狠狠对准了他的前额。这等于给出一个信号。室外突然发出一片哗啦啦子弹上膛的声音。我到这一刻才发现，高高的监视窗外，全是武警士兵们警惕的眼睛，还有黑洞洞的枪口。放风室那边也是一片应声而起的子弹上膛声。原来那里的天窗盖早已掀开，监仓像一口竖井暴露在旷野，井口周围也布满岗哨，只是我们刚才并不知道。一见这边有反常事态，那边开始紧急增援，井口上整整一圈射灯全部打开，白炽光铺天盖地倾泻而下，刺得我们睁不开眼睛，照得连任何一只蚂蚁也无处藏身。井口周围的士兵们纷纷大吼：不准动！不准动！两手抱头！全部蹲下去！都蹲下去！……
我们都抱头蹲下去了，只有黎头还是横着一只眼，额头紧紧顶住手枪，甚至顶得军官退了一步：“我要你们手脚轻一点！这是抬人，不是抬猪！”
“反了你？对抗执法，格杀勿论！”
“你杀呀！杀呀！孙子！”
黎头今天断不会有好果子吃了。我的心已跳到了喉头，怕军官一气之下，稳不住指头，黎头的脑袋就要穿个洞，透透风，一注鲜血喷到墙上去。如果再加几个人稳不住指头，我们大家今天就要一阵狂舞狂跳，落下全身的筛眼了。幸好此时有一个警察插上来了。“强仔你疯什么疯？找死吗？你有几颗脑袋？今天要不是没时间了，非整你个出屎不可！”他哗啦一声把黎头双手铐住了，算是搅了局，然后招招手让武警离开。
一道道白炽电光也渐次熄灭，门外和屋顶的嘈杂脚步声陆续远去。但我们都没说话，也没话可说，一直等到天放亮，等到一块方形的霞光从监视窗斜斜地照进来，然后在砖墙上移动，拉长，变形，变成不规则的长锥形，最后变成一束稀薄而涣散的斜线。高墙外有远远的一声牛叫，吓了我一跳：是大嘴巴报来什么消息吗？大墙外又有远远的几声打桩机轰响，又吓了我一跳：是大嘴巴咚咚的心跳吗？还有一个声音，初听像小孩的叫声，细听像小孩的叫声，听来听去，发现它确实是小孩的叫声。
任何一种熟悉的声音都变得陌生。
送餐人员来吆喝了，但没有人打门要餐，也没有人拿自己的东西来吃。我们只是呆呆地坐着，说不清自己为什么难受。
这一天我做了个梦。我梦见自己把一支粉笔当作香烟，把粉笔的一端蘸上红墨水，就成了点燃了的烟头。我叼着这支假烟，很像一个便衣警察，大摇大摆地往门外走去。警察们没看出我嘴上的假烟，没看出我狡猾地隐藏在一支假烟之后，一个个都向我微笑，点头，打招呼，傻乎乎地纷纷让路，听任我迈着八字步走出了第一道大门，走出了第二道大门，一直走到了大街上的人海里，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
我醒来以后，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没有室外放风，只是每个监仓配一间放风室，两室之间有门相通，像个左右套间。遇到天气好的时候，警察揭开放风室的天窗盖，差不多是掀掉整个屋顶，让阳光穿过粗大的钢筋栅栏投射下来，散一散室内的潮气和臭气，就算是放风了。这比室外放风要安全得多，简便得多。警察们肯定是这么想的。
一般来说，水池与厕所也在放风室里，不过看守所超员羁押，每个放风室总是躺着密集的人肉，相当于客厅和厕所都成了卧室。
除了去接见室或者谈话室，我们被六面墙团团包围，从不能越牢门半步，眼里既没有草木和泥土，更没有以前生活中的人面。接见室里墙上的一个圆家伙，是叫挂钟吧，很像一个挂钟吧，居然能陌生得让我吓一跳。我发现自己差一点忘记了挂钟，于是紧张地试着回忆以前一切熟悉的人名、地名、物名，试着想象那些东西的形状、颜色以及气味等等，担心这一切会变得模糊涣散，在这个六面墙的洞穴里逐步消失，漏到地底下去。
放风室里那一块方形天空，如果能够向我们开放，就是我们平时惟一能看到的世界了。那里可能有一只麻雀停栖，一只蝴蝶停栖，或者是蓝天里有一丝白云悠悠飘过，让你忍不住要东想一下，西想一下，其实什么也没想。我总是试图抓住这块天空中的任何一丝变化，努力推想外面的季节、环境以及可能的生活情景，确证这个洞穴还在世界上，还没有被世界抛弃，没有坠向太空中越来越远的深处。
没有人不怕坐牢，没有人不怕自己落在这一块方形天空之下。一到了这里，眼光有极度的饥渴，灰色的日子漫长得让人发疯。哪怕是最硬的汉子，从接见室里回来，在半夜里醒来，都可能忍不住两行泪水。哪怕是最文雅的书生，为了半碗剩饭，或者一个烟头，都可能在这里勃然大怒大打出手，越活越像头野兽。打架在这里是常事。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是光头们为什么而打，甚至不知道是什么人打什么人，只知道仓里一眨眼就地动山摇昏天黑地，好像夯地机一通电就开始抽疯抓狂。有时候你甚至觉得每个人都在向其他人开战，每个人都是见人就打，没有什么营垒和阵线，打来打去也没有目的。一场恶战下来，有人少了几撮头发，有人的手腕换了个角度。但完成这一切以后，大家一哄而散，该睡觉的睡觉，该搓脚的搓脚，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
警察们对这些差不多司空见惯，有时候抓两个打手到院子里教训一番，也管不了下一回。他们甚至问不出什么结果。不光是打赢了的不会说，挨打的也绝对嘴紧，总是露出一脸茫然，与囚友们面面相觑，好像这里一片祥和太平，没有什么事值得政府操心。至于他们嘴边的血污，肯定都是自己“摔伤的”或者“碰伤的”，不值一提。
世界上有很多动物园。但这里是人的动物园，是人们恢复利爪、尖牙、尾巴以及将要浑身长毛的地方，是人们把拳头和牙齿当作真理的地方。你不服气吗？还想来点喷上了香水的什么人格呀、尊严呀、民主呀、法制吗？还想象抹了胭脂口红的少先队员那样来呼唤爱心与和平吗？拉倒吧。我在一本书上读过：猴子有猴王，蜜蜂有蜂王，鱼群里也有头鱼，没有平等可言。特别有意思的是，头鱼大多数是残疾，不是身经百战伤痕累累，就是有点神经分裂症或者更年期综合征，因此特别顽强和凶猛。养鱼人知道这一点。他们通常会故意把某条鱼搞残疾，这样它就可能成为头鱼了，才能使鱼群得到秩序和安定。没有头鱼的鱼群只是苟活一时的零食。
我们的头鱼也是残废。我看过他接到的起诉书，给他写过上诉材料，知道他刚满二十岁，可说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头，照说只合适在街上卖卖报纸，擦擦皮鞋，扛一瓶矿泉水爬上高楼，是赚点小钱的那种人。但他居然当过大街上的菜刀队队长，在南门口到新新商厦一带颇有名气，断过两根肋骨，背上有三四条刀伤，可说是已身经百战。这一次入狱的事端，就是一刀捅进人家的胸脯，只因为刀子被骨头卡住了，实在拔不出来，才没有再捅一刀，留下了对方一条性命。
不过，从我认识他起，我倒没见他在仓里动过手，大概他人小威大，一般用不着自己亲力亲为。我曾经好奇他的威从何来，老少犯人们也说不大清楚，甚至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这样说吧，他敢于在枪口之前与警察叫板，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就是一种大威。他可以把图钉尖朝上，然后一巴掌把图钉拍进自己的手心，也是一种血淋淋的威。他还可以与人打赌，一口气吃下两袋味精，吃得嘴唇都乌了，两眼发直，全身有一种触电后的痉孪，脑袋不由自主地朝两边甩，那当然更是一种疯狂的威。
他还吃过一斤生猪肉。据说他喂养过大狼狗，给大狼狗喂生肉，发现吃生肉的狗最勇猛，最凶悍，自己也就跟着吃。
凭着这一切，小斜眼在监仓里咳嗽一声，就享有至尊的地位和无边的权力。不仅早上有人替他打水和挤牙膏，不仅晚上有人替他铺床，他喊一声“电扇”，就有人给他大摇蒲扇，他喊一声“收音机”，我就得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赶紧给他开机和选台——虽然少了一颗门牙，还得给他播放出各种男声和女声，高声和低声，再加上前奏和过门的各种音乐，包括沙锤、钢鼓、长号以及萨克斯，全都行云流水上天入地并且闪耀着伟大时代的光辉。我捏住一只鼻孔大摇手掌，摇出的二胡颤音，自己也觉得十分动听。
“我也见过苏什么，苏芮吧？”他淡淡一笑，“那次我在广州同几个弟兄扯扑克，咣咣咣，把他们打得两眼黑，一个个滚到桌子下面。听说有苏芮的演唱会，我召了一部的士直奔越秀公园。我到那里发现没有票了，咔嚓，老子给门卫一个眼色，刷，两张纸往他口袋里一塞……”
我发现他描述往事时，一高兴起来，最喜欢用像声词，就像语言里夹进一些打击乐。比如递眼色是“咔嚓”一声的，塞钱是“啪”的一声的，还有灯光亮了是“咣当”一声的。他的开心事都是铁罐子木桶子，在脑子里碰撞出一路的声响。我相信，他的偶像一定更是热闹无比。刘欢是大胖子，出场想必是轰隆一下。程琳是矮瘦的小精灵，出场想必是吱溜一下。费翔英俊潇洒，目光肯定锐利得刷刷刷。邓丽君小甜妹的脚步呢，必是咿呀咿呀在心窝子里揉。
“你一嘴的打击乐！”
“什么打击乐？”他睁大眼。
“你也就是递个眼色，咔嚓一下做什么？”
“我咔嚓了吗？”
“你刚说的，自己就忘了？”
“你胡说。”
“我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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