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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刘跃进-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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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我让人给你打好饭去。”
但今天严格到工地来，既不是为了吃饭，也不是为了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是为了找一个人。找这个人不是为了这个人，而是为了让他装扮另一个人。一番车轱辘话说完，任保良有些懵：
“严总，你要演戏呀？”
严格：
“不是演戏，是演生活。”
任保良一愣，接着笑了：
“生活还用演，街上不都是？”
严格：
“一下没过好，可不得重演？”
接着一五一十，给任保良讲了这段没过好的生活的来龙去脉。严格遇事背别人，背那些大胖子，背老婆，但不背任保良这种人。原来，严格一直与当今一位走红的女歌星好，这天严格去她家里看她，两人该办的事办了，严格走时，她戴一墨镜，把严格送到楼下。楼下有一条小胡同，胡同里有钉皮鞋的，烤羊肉串的，修自行车的，崩爆米花的，卖煮玉米的，卖烤红薯的，一派人间烟火。两人分手之前，女歌星到烤红薯的炉子前，买了一块烤白薯。正好一个小报记者在对面小铺吃杂碎汤，看到这歌星，大吃一惊，顺手拍了一张照片。这照片别人拍到没啥，被记者拍到，第二天就上了报纸，占了半个版。照片有两张，一张是街头全景，熙熙攘攘的人，各种做生意的摊子；全景图片右上角，叠一张特写，烤白薯的炉子前，女歌星握着一块红薯，在往嘴里塞。图片下的标题是：厌食症也是炒作？这事登报没啥，说是炒作也没啥，这事本身就是炒作，正着炒反着炒一样；问题是，歌星肩右，露出一严格的人头。图片上的严格，条瘦，倒像得了厌食症。严格对上报并不介意，他把自己的照片，整天挂在四环路的广告牌上；但报上不是他一个人，旁边还有女歌星，问题就大了；虽然他把照片挂在四环路边，世上没几个人能认出严格；问题是，严格的老婆瞿莉认识严格，瞿莉早就怀疑严格外边有人，现在报上登了这个，怀疑不就照进现实了吗？瞿莉上个礼拜去上海走娘家，下午就回北京。一下飞机，就会看到这报纸。瞿莉的头发没做好，就能跟美发店吵翻，现在看严格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又上了报纸，怕是要拿刀子杀人。瞿莉还有一个习惯，动刀之前，爱搞追查；这个追查的过程，比杀人本身还可怕。照此推论，瞿莉看到报纸，便会去现场调查。为了蒙骗老婆，严格想把现场重新布置一遍，把昨天的生活重演一遍；待瞿莉调查时，众人皆说严格和歌星不是一起来的，把必然说成偶然，把两个关系亲密的人，说成互不认识；说不定能将案子翻过来，躲过这一劫。街头现场有十几个摊位，烤红薯的，烤羊肉串的，钉皮鞋的，崩爆米花的……，严格都交代好了；就一个卖煮玉米的，安徽人，一说话就哆嗦，怕他露馅，得找一个人替他；演他，还得像他；像他的人，工地最多，就找任保良来了。一番话说完，把严格累着了，任保良也听明白了。但任保良怀疑：
智慧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间（3）
“她要是看不到这报纸呢？我们不白张罗了？”
严格：
“她看不到，别人也会告诉他；她身边，都是大胖子。”
大胖子没好人的理论，严格也对任保良说过，任保良能听懂。但他又感叹：
“多费劲呀，如是我，早跟她离了，一了百了。”
严格瞪了任保良一眼：
“事情没你想得那么简单。电视上，每天不都在演戏？一个人去视察，周围都得布置成假的，和对付我老婆一样。各人有各人的难处。”
任保良明白了，这戏是非演不可了；但他搔头：
“可要说装假，你算找错了地方。工地几百号人，从娘肚子里爬出来，真的还顾不住，来不及装假。”
严格的手机响了，但他看了看屏幕，没接；端详任保良：
“我看你就行。”
任保良跳了起来，似受了多大的委屈：
“我咋给你这印象？剥了皮，世上最老实的是我。”
这时话开始拐弯：
“严总，咱说点正事，工程款拖了大半年了，该打了；材料费还好说，工人的工资，也半年没发了，老闹事。”
用手比划着：
“一个月不出，我的车胎，被扎过五回。”
任保良有一辆二手“桑塔纳”。严格止住他：
“我说的也是正事。我要被老婆砍死了，你到哪儿要钱呢？”
任保良一怔，正要说什么，小院的门被“哐当”一声撞开，刘跃进进来了。进来也不看人，也不说话，径直走到那棵枣树下，从腰里掏出一根绳子，往枣树上搭。任保良和严格都吃了一惊。任保良喝道：
“刘跃进，你要干嘛？”
刘跃进把脖子往绳圈里套：
“干了半年，拿不着工钱，妻离子散，没法活了。”
原来，刘跃进刚送走韩胜利。这次韩胜利没白来，刘跃进从食堂菜金里，给他挤出二百块钱；这二百块钱的窟窿，还待刘跃进到菜市场去补；虽说是菜金，其实这二百块钱，早被刘跃进从菜市场找补回来了，只是不想还债，才找出这么个说法。但韩胜利不同往常，临走时说，剩下的三千四百块钱，只给两天时间；两天再不还，就动刀子。看他的神色，不像开玩笑。目前刘跃进身上，倒是还有三千多块钱；但这点钱，以备不时之用，一般不敢动；身上少了五千块钱，刘跃进心里就不踏实。韩胜利走后，刘跃进正兀自犯愁，儿子刘鹏举又从河南老家打来电话，说学校的学费，两千七百六十块五毛三，不能再拖了；也是两天，如果交不上去，他就被学校赶出来了。欠人钱，儿子又催钱，任保良欠他钱，三方挤得，刘跃进只好找任保良要账。儿子正好来了电话，也是个借口。他也知道，任保良手头也紧，想让任保良还钱，就不能用平常手段。上个月，安徽的老张，家里有事，辞工要走，任保良不给工钱；老张爬到塔吊上要往下跳，围拢了几百人往上看。消防队来了，警察也来了。任保良在下边喊：
“老张，下来吧，知道你了。”
老张下来，任保良就把工钱给了老张。刘跃进也想效仿老张，把工钱要回来。刘跃进本不想这么做，跟任保良，也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但因为工地食堂买菜的事，两人已撕破了脸；加上被事情挤着，也就顾不得许多。但刘跃进用这种方式刁难自己，还是出乎任保良意料。任保良马上急了：
“刘跃进，你胡吣个啥？你妻离子散，挨得着我吗？你老婆跟人跑，是六年前的事。”
又指严格：
“知道这谁吗？这就是严总。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你给我打工，我给他打工。”
又抖着手对严格说：
“严总，你都看到了，不赶紧打钱行不行？见天，都是这么过的。”
严格倒一直没说话，看他俩斗嘴；这时轻轻拍着巴掌：
“演得太好了。”
又问任保良：
智慧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间（4）
“是你安排的吧？你还说你不会演戏，都能当导演了。”
任保良气得把手里的盒饭摔了，栗子鸡撒了一地：
“严总，你要这么说，我也上吊！”
又指指远处已盖到六十多层的楼壳子，上去踹刘跃进：
“想死，该从那上边往下跳哇！”
严格这时拦住任保良，指指刘跃进，断然说：
“人不用找了，就是他！”钱后头，藏着一个字：恨！（1）
这天下午，刘跃进穿着另一个人的衣服，装扮成另一个人，蹲在十字街头转角处卖煮玉米。另一个人刘跃进没有见过，严格告诉他，是个安徽人，高矮，胖瘦，脸上的黑，跟刘跃进差不多。其实模样有些差别也没啥，所有的装扮为了哄骗一个人，为了对应一张照片，无人能分清照片上一个卖玉米的和另一个卖玉米者的细部；照片上，这个卖玉米的全身，只有豆粒大小，大体差不多就行了。何况，在这出戏里，这个卖玉米的并不是主角；主角是卖白薯的，和挨着卖白薯的那个卖羊肉串的。严格的老婆瞿莉如来现场调查，盘问他们的可能性最大。卖玉米的只是照猫画虎，以防万一。刘跃进平生第一次装扮别人，为了装扮这个人，严格付给刘跃进五百块钱。刘跃进接过钱，马上入了戏，他问严格：
“你说那人是安徽人，我是河南人，一张口，说话穿帮了咋办？”
严格一愣，觉得刘跃进说得有道理，这一点他没想到；再一想，觉得刘跃进说得没道理。人在照片上不会说话，这人是安徽人只有严格知道；待戏开场，瞿莉并不知道这人的来历；严格又松了一口气，对刘跃进说：
“你该说河南话，还说河南话，关键是不要紧张。”
又交代：
“不是主角，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老婆像黄鼠狼，有时候专咬病鸭子；不然我也不会把安徽人换下来。”
刘跃进点点头，撇下安徽人，又问另一个问题，指指报纸上的图片，又戳戳报纸背后：
“给人找这么大麻烦，照相的图啥呢？钱？”
严格叹口气：
“钱后头，藏着一个字：恨。恨别人比自个儿过得好。”
刘跃进点点头，明白了。图片的远景，有一新盖的综合商城；严格指着商城的楼顶：
“该在这儿埋个狙击手，‘嘣’地一声，他脑袋就没了。”
刘跃进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任保良提出的问题一样，严格这么大的老板，出了这事，咋就不能敢做敢当呢？与一女的好了，还就好了；老婆知道了，也就知道了；和老婆离婚，跟那个唱歌的结婚不就完了？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干嘛还费这么大的劲，把生活重演一遍，去瞒哄老婆呢？在这一点上，严格还不如河南洛水“太平洋酿造公司”那个造假酒的李更生。李更生抢了刘跃进的老婆，倒是敢作敢为。但这话刘跃进没敢问，只是想着各人有各人的难处；这么大老板，原来也为老婆的事犯愁。由此，刘跃进对严格产生了一丝同情。或者，两人有些同病相怜。说是同病也不对，但在害怕揭开世界的真相上，两人倒是相同的。
严格交代刘跃进不要紧张，待穿上那安徽人的衣服，刘跃进倒没感到紧张，只是感到不舒服。不舒服不是不舒服装扮另一个人，而是这安徽人的衣服有味儿。一眼就能看出，这身衣服是从夜市的地摊上买的二手货；这身衣服，也不知经了几茬人；有些馊，又有些狐臭。不知是哪茬人，在这衣服上留下的痕迹。衣服虽有味，但这安徽人的玉米却煮得不错。一个大钢精锅，座在一蜂窝煤炉子上；刘跃进一出摊，马上有人来买。而且能看出，都是回头客。可见卖一玉米，也能卖出名堂。刘跃进又佩服这安徽人。严格说这人胆小，一说话就哆嗦；刘跃进却觉得，这个哆嗦的人，做事倒认真。刘跃进想着，待哪天自个儿跟任保良闹翻了，也来卖玉米。刘跃进接手摊子时，严格交代得很清楚：
“安徽人怎么卖，你就怎么卖，一切不要改样。”
但刘跃进接手之后，马上改了样。别的样子他没改，只是改了玉米的价钱。煮好的甜玉米按穗卖，过去安徽人一穗玉米卖一块钱，刘跃进接手之后，马上改成了一块一。刘跃进把在菜市场买菜的经验，移植到了卖玉米上。一穗多出一毛钱，一百穗就多出十块钱；不能替安徽人白忙活。有顾客掏钱时问：
“不是一块吗？今儿咋改一块一了？”钱后头，藏着一个字：恨！（2）
刘跃进：
“昨儿怀柔下了一场冰雹，地里的玉米全砸坏了，可不就一块一了？”
人打量刘跃进：
“咋改人了？”
刘跃进：
“我弟昨儿晚喝大了，我是他表哥。”
但刘跃进埋头卖了仨钟头玉米，严格的老婆瞿莉还没露面，还没来调查。看看天色，今天是不会来了。来不来，刘跃进倒不在意；五百块钱的演出费已经挣到手了，锅里的玉米卖出一半，也有五六块钱的赚头；如果明天再演，明天再收演出费，明天再接着赚玉米的差价；就这么天天演下去，刘跃进还发了呢。但刘跃进的梦想马上破灭了。刘跃进正浮想联翩，一辆“奔驰”缓缓开来，停在路边；从车里下来一胖女人。车的另一侧，下来严格。刘跃进知道，锣鼓点敲响了，大幕拉开了，戏开场了。严格的老婆胖虽胖，但能看出，年轻的时候并不胖；现在虽然身子走了形，脸也走了形，但仍有八分颜色。她左手牵着一条狗，右手握着一张报纸。这张报纸，就是刘跃进看过的登着女歌星和严格的报纸。刘跃进抖了抖精神，做好了上台的准备。
瞿莉下午四点从上海飞到北京。本来两点该到，但上海有雷阵雨，飞机晚起飞俩钟头。瞿莉到上海是走娘家。本来她与娘家关系不好。瞿莉小时，与父亲关系好，与母亲关系不好；母亲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她；瞿莉有一妹妹，母亲对妹妹却不一样，骂是骂过，从无动过手；可见脾气也分对谁。家里分成两党：父党与母党。但父党弱，家里是母党的天下。上海人恋家，但瞿莉考大学，毅然考到北京，就是为了摆脱上海的母党。瞿莉与严格结婚第二年，瞿莉的父亲死了；瞿莉从此不再回上海。回上海，也不回娘家。
但近一年来，瞿莉开始走娘家，有时一月一走；连严格也不知道这变化从何而来，是瞿莉变了，还是她母亲变了。但不管是谁，严格并不反对这变化；因瞿莉一走，北京就成了严格的天下，严格就可以放心约会女歌星和其他女人了。但严格不知道的是，瞿莉回上海，并不是为了走娘家，而是为了看心理医生。瞿莉认为自己得了重度忧郁症，只是背着严格没说。
瞿莉与严格结婚十二年了。头五年，日子穷，两人老闹别扭；那时瞿莉还文静，与文静的人闹别扭，皆是冷战。五年后，日子富了，瞿莉变胖了，两人再闹，开始大吵大闹。大吵大闹五年，又不闹了，又开始冷战。这时的冷战，就不同于过去的冷战。冷战中，瞿莉突然发现自己有病。有病不在身体，在心，似总在担心什么。既担心严格变心，每天睡觉前，都偷偷到厕所检查严格的内裤；又担心自己；似又不是担心他们两人，而是担心整个世界。周围一发生变化，哪怕门口钉皮鞋的换了，或国家领导人变了，本来与她毫不相干，她都觉得世界乱了，全体不对劲。明显是忧郁症了。别人得忧郁症，应该睡不着觉，应该憔悴和瘦，瞿莉倒天天睡不够，越吃越胖。一烦心，就吃汉堡包。直到吃撑吃累，倒头便睡着了。于是就看心理医生。北京也有心理医生，但上海人心眼小，得忧郁症的更多，所以上海的心理医生，又比北京高明；瞿莉还有一个想法，这忧郁症虽得在现在，说不定和童年也有关系，和母亲也有关系，在上海就地就医，也接地气；于是一个月一趟，飞上海看医生。
别人看心理医生解开了心结，瞿莉越看心理医生，心结结得越大。给瞿莉看心理的医生是个男的，浙江奉化人，和蒋介石是同乡；三十多岁，也说浙江官话；但他没胡子，发型、手指的舞动，像个同性恋。但他看别人心理，倒是入木三分；一桩桩一件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透过现象看本质，说得头头是道。但他一开始也没说中，也是针对现象说现象，直到半年之后，盘问出瞿莉与严格结婚十二年，流过三次产，一个孩子也没保住，一切才豁然开朗。这蒋介石的小老乡，翘着梅花指，微微点头，用浙江官话说，这就对了，一切根源都在流产；和她的童年和母亲倒没关系。她担心的不是严格，也不是自己，也不是整个世界，而是孩子。检查严格的裤头，是怕他跟别人生孩子；又开始与严格冷战，做一个头发，却与周边的美发店吵了个遍，是在往外推卸责任；越吃越胖，是破罐子破摔。更进一步，根子也不在孩子，而是怕自己没有孩子，将来的家产落到谁手里。换句话说，是钱。钱后头，藏着一个字：恨！（3）
原因找到了，医生豁然开朗了，瞿莉本也该开朗，但她没开朗，反倒更忧郁了。因为这根源她无法解决。本来对世界还没有那么担心，现在反倒更加担心了。本来担心的是整个世界，经过医生的帮助，倒渐渐落到了严格一个人身上。严格在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她都比以前留意。她也知道这种担心和留意会使事情适得其反，也许她要的就是适得其反；想用适得其反，用爆发，用一个恶劣的最坏的结果，用杀人，用血流成河，来证明错不在自己，把责任都推到对方和世界身上。过去担心严格在外边有人，现在严格在外边没人，她倒不放心；也许，严格在外边搞的越多越好；越多，越能让她的愿望早日实现。
她这次去上海，本不是为看病，就是一个习惯；昨天，她北京的一个闺中密友，打电话告诉她，严格与女歌星的照片上了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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