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阋匝�士名闻天下。《史记》载：齐国孟尝君“食客数千人”，赵国平原君“宾客盖至者数千人”，魏国信陵君“食客三千人”，楚国春申君“客三千余人”。于是乎，后人便认为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模范，传为千古美谈。

　　四公子的初衷是不错的，通过“养士”收罗天下人才，增强自己的实力，赢得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可惜的是，他们对于投奔自己的人，无论贤愚尊卑有才无才，一律来者不拒。如此看来，与其说他们是在收罗人才，不如说他们是在开设慈善机构。事实也说明，他们收罗的“人才”不过是群乌合之众，就连孟尝君手下的冯驩、平原君手下的毛遂，也并无多大建树。当然，这两人在四公子的万余门客当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经国巨贾吕不韦（15）
孟尝君失势后，其门客包括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纷纷弃之而去，孟尝君不由长叹道：“文（孟尝君名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可见当时孟尝君处境的尴尬与无奈。

　　其他三公子的“客”也好不到哪里去，最惨的是春申君，竟被其门客李园所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王安石有篇不足一百字的短文《读孟尝君传》，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你若视宵小之辈为“人才”，那么真正的人才是不会为你所用的。这就是东汉文学家赵壹所说的“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邪夫显进之日，即直士幽藏之时，概莫能外。

　　可见，光有爱才之心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慧眼识才。

　　眼见“战国四公子”以养士名闻诸侯，出尽了风头，作为超级强国的秦国丞相，吕不韦也眼红了。

　　反正他现在有的是钱，光家里的僮仆就上万人，养几千个“士”，是毫无问题的。

　　最重要的是，吕不韦想通过“养士”，培植自己的“智囊团”和人才库，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

　　《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句话：“贤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财。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

　　吕不韦认识到，无论贤与不肖，来者不拒是不行的，只有识才，才能爱才。作为一个政治家，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所以，他既注重他的“人才库”的量，更注重“质”。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不仅在养士的数量上不让“战国四公子”，吕不韦收揽的门客的质量也是不错的，总体质量也在“战国四公子”的门客之上。

　　在吕不韦的门客中，出了个李斯。此人后来担任秦国丞相，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功不可没。

　　吕不韦还组织门客撰写了一部巨著，“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洋洋二十余万言，这在当时是一部大书了。书成后，吕不韦令在咸阳市门公布，“悬千金其上”，声明若有哪一个人能增加或减少一个字，当场奖励千金。

　　此举一方面说明，吕不韦与他的门客们对这部书都非常自信，一方面也说明参与著书的吕不韦的门客们也都具备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

　　秦王政十年，吕不韦被罢免后，“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自杀后，他的门客竟有一千多人前来吊丧，并偷偷地将吕不韦埋葬于洛阳北芒山下。

　　由此可见，吕不韦的门客，无论才与德，比孟尝君之流的门客强多了。

　　三

　　组建自己的“智囊团”和“人才库”，对于从政也好，对于经商也好，无疑都有巨大的益处。

　　吕不韦和“战国四公子”凭藉雄厚的经济实力招揽人才的做法，给了后世的政治家和富商巨贾以深刻的启发。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将这个做法总结为八个字：“以财买才，以财揽才。”

　　当年冯驩投奔孟尝君田文之时，见孟尝君供给他的饭很简单，连鱼都没有，便弹着他的剑唱道：“长铗归来兮，食无鱼！”

　　孟尝君得知后，令厨房每餐供给冯驩鱼吃。

　　过了几天，孟尝君问别人：那个姓冯的满意了吗？

　　那人报告说：冯先生还是弹着剑唱歌，只是歌词变了，唱的是“长铗归来兮，出无舆！”

　　“长铗归来兮，出无舆”的意思是：长长的宝剑啊，我们还是回去吧。在这里，出门连车都没有！

　　孟尝君听了，觉得此人比只图一口饭吃的门客的要求高，一定有过人之处，便干脆好人做到底，下令给冯驩配备了专车。

　　又过了几天，孟尝君听说，这个姓冯的还弹着长剑唱歌，歌词变成了“长铗归来兮，无以为家！”

　　要鱼给鱼，要车给车，不想冯驩仍不满足，又想要自己的住房。

　　由此可知孟尝君的门客们一般都住在集体宿舍。

　　孟尝君便很不高兴了，认为冯驩贪得无厌，便不再答理他。冯驩见孟尝君生气了，知道自己索要住房不会得逞，也就不再发牢骚了。

　　这个小故事说明，越是有才能的人，在为别人打工时，要价越高。

　　胡雪岩曾说：人才像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一分钱一分货。这话虽然糙了点，理却不糙。想找聪明能干之人，在金钱上和人家斤斤计较怎么能行？须要舍得银子，多给工钱，一下子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可得到真正的干才。我的秘诀就是：以财买才，以财揽才。眼光要好，人要靠得住，薪水不妨多送，用人也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胡雪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经营阜康银号业务时，每当雇佣号友时，“必询其家食指若干，需用几何，先以一岁度支畀之，俾无内顾忧。”（陈代卿《慎节斋文存》）也就是说，胡雪岩在招聘员工时，先了解其家庭情况，然后一次先支付一年的工钱，让员工在家庭生活方面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以来，员工自然对老板感恩戴德，工作起来则会尽心尽力。由于不用为家庭生活犯愁，员工自然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之中，由此可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

　　对于有突出贡献者，胡雪岩还特设“功劳股”，即从盈利中抽出一分特别红利，专门奖励给有功员工。

　　胡雪岩在筹办阜康钱庄之时，急需得力助手。他经过考察，看中了原大源钱庄的一个伙计刘庆生。在钱庄尚未开张盈利的情况下，胡雪岩决定给刘庆生二百两银子的年薪（不包括年终的“花红”），并且先预付了一年的薪水。

　　在当时的杭州，按一户八口之家上等生活水准来计算，一年的吃穿住行也不过二十多两银子。胡雪岩一下子就给刘庆生二百两的年薪，连刘庆生本人都感到意外。

　　高薪使刘庆生对胡雪岩感激涕零。他对胡雪岩说：“胡先生，你这样子待人，说实话，我听都没听说过。铜钱银子用得完，大家是一颗心，胡先生你吩咐好了，怎么说怎么好！”

　　刘庆生将家人都接来杭州，家里有了钱，生活不成问题，刘庆生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阜康钱庄的经营上了。“心思可以安定了，脑筋也就活了，想个把主意，自然就高明了。”

　　阜康钱庄有了刘庆生，胡雪岩既放手又放心。刘庆生也不辜负胡雪岩的厚望，将阜康钱庄经营得红红火火。

　　四

　　商人的目的是赢利，其实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又何尝不是为了一个“利”字！

　　对企业员工来说，他们到企业工作，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养家糊口。要求企业员工“无私奉献”，口头上说说而已。如果不给员工薪水，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心甘情愿地留在企业“无私奉献”。

　　当然，并不是说，“无私奉献”过时了、不适用了。适当地倡导奉献精神，对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但这必须是在保护每个个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普遍遵循的是等价交换原则，是按劳取酬原则。个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否则，只是一味地强调“无私奉献”，将劳动者视为创造财富的“工具”，最终不仅不能使人“无私奉献”，反而挫伤人的创造力和劳动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几年前，笔者所在的地方，一家国有企业的一个技术员跑到了外地一家村办企业。据说那家村办企业将这个技术人员“挖走”的方法很简单：一是高薪聘请，一是免费为其提供一套住房。令该国企老总心疼的倒不是失去了一个技术员，而是这个技术员带走了企业的某项产品的核心技术。实际上，这项技术正是这位技术员的研究成果。

　　这个技术员为什么要走呢？原因也很简单。他进厂多年，一直是企业的技术骨干，却只拿一般工人的工资。厂里分配住房，要按职务、工龄等在全厂职工中进行大排行，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一旦有别的企业承诺给他高薪和住房，他便义无反顾地挂冠而去。


经国巨贾吕不韦（16）
怪谁呢？

　　说那个国企老总不重视人才？老总也觉得委屈——他的工资也不高。

　　技术骨干也好，企业老总也罢，由于国企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工资分配制度，使得企业骨干人员的付出与得到不成比例，所以这也成了导致国企百病丛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技术骨干丧失了创造发明的积极性，国企经营者则往往由振兴企业的“能人”变成了企业的“蠹虫”……

　　在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体制，使企业也成了政府的一部分。企业经营者是政府任命的，这就使得企业经营者只对任命者负责，而不必对职工负责，也不必对企业负责。

　　无论在企业干得好还是不好，国企经营者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甚至不知自己到底能在这个企业干多长时间。有时你干得好，企业挣钱了，反而会导致你下台或被一纸调令调走，你留下的“肥肉”自有别人来享受。在这样的情况下，“无私奉献”就成了一句骗人的鬼话。所以，各地发生的国企经营者损公肥私或化公为私等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

　　既使你将企业搞得红红火火，与上级的关系搞得如鱼得水，也仍避免不了60岁退休这一结局。一但退休，你便由一个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变成了企业的一个普通退休人员。看到这一步，许多国企经营者在退休前夕开始为自己准备“退路”，于是发生了所谓的“59岁现象”——退休前夕晚节不保，沦落为贪污腐化分子。

　　好在我们走了多年的弯路之后，终于认识到，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改革产权制度。

　　以往，我们沉醉于企业都是“国有资产”，以为这才是“天下为公”，总比归个人所有强。其实，我们一直没弄明白所有权与经营权、支配权的关系。

　　仅有“所有权”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支配权和经营权。譬如甲动员一万个人凑了一万元钱，这一万元名义上当然归这一万个人所有。但甲代表这一万人将一万元交给乙管理、支配，在乙管理、支配过程中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督措施，那么，乙在消费这一万元的时候，那一万人的“所有权”实际上是空的，乙有了支配权，也就有了所有权。决定乙个人命运的不是那一万个人，而是甲一个人。由于这笔钱也不是甲的，所以，乙只要将甲收买住就行。这么说来，这笔钱可以归乙随意支配。那些名义上具有“所有权”的人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利。更为有害的是，因为乙花的这笔钱不是他自己的，所以毫不心疼；甲因为接受了乙的贿赂，也对乙的挥霍睁一眼闭一眼。这样以来，有了对集体财产的支配权，也就有了对集体财产的所有权。

　　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成了谁也不拥有。

　　只有在企业与企业经营者休戚与共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才会像胡雪岩那样求才若渴，才能视才为宝，才能使人才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在付出聪明才智和艰苦劳动之后，却得不到应该得到的报酬，势必使优秀人才的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受到致命打击。一个失去优秀人才的企业，必然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的企业。

　　所以说，高度集中的专制体制是扼杀人才的体制，是扼杀人的创造力的体制。一个国家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注定不能富强的；一个单位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注定不能搞好的；一个企业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根本不能发展的。

　　第十章、博极古今的《吕氏春秋》

　　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丰富多彩的时期。因为周王朝的式微，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的专制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各显其能，形成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

　　虽然那时是诸侯割据，战乱不已，但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迁徙，国与国的概念实际上是比较淡漠的，许多仁人志士考虑的最多的是“天下”。如孔子，他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因此他并不一门心思地只想着为鲁国出力，而是周游列国，哪个国家愿用他，他就为哪个国家服务。

　　就连“战国四公子”中的信陵君魏无忌和孟尝君田文，虽然分别是魏国和齐国国君的兄弟，但也都曾跑到别的国家做官。孟尝君还曾在秦国和魏国做丞相，并联合燕赵等国攻伐齐国，好像没有人因此而骂他们“卖国”、“叛国”。

　　“兵圣”孙武，其祖父与父亲本是齐国贵族，因见齐国政事紊乱，田、鲍、栾、高四大家族之间矛盾重重，已到了随时发生火併的地步。孙武为了避祸，携家小千里南下，到吴国的乡下躲了起来。后来，孙武便在吴国建功立业。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春秋战国史，像孙子这样的到异国他乡建功立业的才智之士不胜枚举。就说吕不韦，本是卫国人，在赵国经商，到秦国从政。可见当时人们出国是比较容易的。

　　像屈原那样狭隘而偏执的“爱国者”比较罕见。

　　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有着很大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也相对自由，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说和政见，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可谓“百家争鸣”。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可惜的是，自从秦汉大一统王朝加强中央集权以后，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以“识时务”著称的无耻文人叔孙通的“罢黜诸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万马齐喑”的文明停滞期，“百家争鸣”竟成了绝响。中国思想家们的思想水平，再也没能超越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贤们。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以为备天下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才智之士有机会广为宣传自己的学说，才使得当时大家辈出，人才济济。吕不韦见荀子等人的著作遍布天下，有点眼红了，也想著书立说以博个青史留名。

　　而这时的吕不韦养尊处优，哪有闲工夫亲自著书立说？

　　他想到了他的食客们。

　　前面说过，吕不韦见“战国四公子”以“养士”闻名诸侯，心中颇不服气。以秦国之强，以吕氏之富，岂能在养士方面输给什么“四公子”！于是，吕不韦也广招天下之士，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

　　食客，顾名思义，就是白吃饭的人。吕不韦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商人，他养士也不会白养，不仅要计算成本，而且还要见到效益。就算养士不能直接给他带来利润，也得给他带来社会效益。

　　吕不韦突发奇想：让食客们将各自的所见所闻和政治见解写下来，综合一下，不就是一本著作吗？

　　他吕不韦不用点灯熬油地亲自写，让别人代劳，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这不是“一言而万世之利”的好事吗？

　　而且，通过让门客们著书，谁有什么样的见解，谁有什么样的才能，谁有没有学问，谁有没有水平，不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吗？

　　于是，吕不韦一声令下，他的门客们便开始“人人著所闻”。吕不韦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的综合性巨著的主编。

　　按司马迁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