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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他面见嬴政、向嬴政讲明这一切，嬴政就能认他做父亲？

　　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嬴政在信上故意这么写，明摆着是不想认他这个父亲。不仅不认，而且也不会仅仅将他流放到蜀地就会善罢干休。

　　他吕不韦一日不死，嬴政就一日不得安心。

　　明白了这些，吕不韦不禁叹道：“吾以贾人子阴谋人国，淫人之妻，杀人之君，灭人之祀，皇天岂容我哉！今日死矣！”

　　吕不韦此语，不见于正史，是《东周列国志》的作者替他说的。后人揣摩吕不韦当时的心态，倒也合情合理。

　　吕不韦此时，或许有所忏悔。

　　也许，他真的认识到自己罪当一死；

　　也许，他觉得以六十多岁的高龄，长途跋涉到偏远荒凉的蜀地去，已是他难以承受的酷刑。恐怕还到不了蜀地，他这把老骨头就已经填了沟壑了……

　　司马迁写吕不韦收到嬴政书信后的思想活动，只用了六个字：“自度稍侵，恐诛。”

　　也就是说，吕不韦已经看出嬴政是在一步一步地逼迫他。

　　他断定，嬴政早晚会将他处死。


经国巨贾吕不韦（27）
他无法接受来自亲生儿子的羞辱，更无法接受亲生儿子挥来的屠刀。

　　他宁愿一死。

　　当天，吕不韦将鸩毒放进酒中，饮之而死。

　　可怜一代巨商，战国枭雄，竟落得如此下场！

　　八

　　吕不韦死了。

　　此时吕不韦的结发妻已经去世，葬于洛阳的北邙山下。除了嬴政外，他有没有别的子女，史无具载。

　　可以肯定的是，吕不韦死时十分凄凉，没有亲属为他送葬。

　　多亏跟随他的门客，偷偷地将他的尸体运到北邙山下，与他的妻子合葬于此。今洛阳市东约二十公里的偃师市南蔡庄有个大冢头村，这里有个吕母冢，据传即是吕不韦之墓。

　　嬴政听说吕不韦自杀了，有些不相信，非得见一见吕不韦的尸首不可。由于吕不韦的尸体已被门客们秘密埋葬，嬴政求尸不得，大怒。

　　这时，有些土生土长的秦国大臣趁机劝嬴政下令，在全秦国范围内驱逐吕不韦的门客，这就是著名的“逐客令”。

　　可笑的是，嬴政逐的，不仅仅是吕不韦的门客，别的国家跑到秦国的宦游之士也在被逐之列。

　　“逐客令”规定，他国之人，凡在秦国做官的，一律免职，限三日内驱逐出境；有胆敢收留者，一体治罪。

　　秦国的大臣们之所以为嬴政出了这个主意，为的是使秦国的贵族子弟有更多的出仕升官机会。

　　由于秦国在六国中是个比较开放的国度，从春秋时期秦穆公之时起，秦国就善于招徕别的国家的人才为己所用，这使得秦国虽然偏在西戎，却日益强大。也正由于外来人才占据了朝中的许多枢纽职位，使得秦国的贵族颇感压抑，土著派与外来派的矛盾也日渐突出。

　　及见嬴政因吕不韦之事迁怒于吕氏门客，“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于秦耳，请一切逐客。’”（《史记·李斯列传》）

　　“逐客令”一出，秦国顿时朝野大哗。有一个人，曾是吕不韦府中舍人，被秦王拜为客卿，此时也在被逐之列。此人即是李斯。

　　李斯是个颇有才能的人，他正雄心勃勃准备在秦国建功立业，忽闻秦王将下“逐客令”，自己因是楚国人，自然在被逐之列。眼见自己的多年奋斗成果将付之流水，不由横下一条心，给秦王写了一封义正辞严、气势磅礴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不仅改变了秦王的愚蠢决定，改写了中国历史，而且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篇不朽的名作。

　　《谏逐客书》全文如下：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这篇文章极富说服力。他先举秦穆公重用百里奚等五名外来人才致使秦国称霸西方、秦孝公重用韩国的韩非变法致使秦国富强、秦惠王重用魏国的张仪破坏六国合纵、秦昭王得到魏国的范雎确立对六国的远交近攻战略等事例，说明外来人才对秦国的重大贡献，如果没有这些外国的人才来帮助秦国，秦国就不是今天的秦国。

　　继而，李斯又列举了许多来自他国而深受秦王喜爱的声色宝物，说明“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这等做法不是一个志在统一天下的有为之君的“制诸侯之术”。

　　李斯在文章中还总结出了一段千古传诵的名言：“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要任人唯贤，不要任人唯亲。如果将各国来到秦国的卓越人才都赶跑了，这些人便会到别的国家去建功立业。这等于自毁长城，将秦国的栋梁之材资助给敌国，是自己削弱自己而使敌人强大的愚蠢政策。

　　任人唯贤，这是老生常谈。而这四个字，切实做到却极不容易。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都是必须遵循的千古不易之理。

　　对于商界来说，能否做到任人唯贤，更是一个公司、一个单位盛衰的标尺。

　　李斯的这篇千古奇文，令秦王嬴政暗自叹服。

　　嬴政从善如流，收回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此后，李斯成了嬴政最重要的谋士，官至丞相，为嬴政统一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因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使吕不韦的门客们免于被驱逐的厄运，也使秦王嬴政从此不再追究吕不韦自杀一案。

　　对于吕不韦之死，司马公在写完吕不韦的传记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最后，司马公发出了这样一句感慨：“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

　　“孔子之所谓‘闻’者”，指的是《论语》中的一句段话：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

　　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

　　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孔子的学生子张问孔子：什么样的士才能称得上是“达”呢？

　　孔子反问子张：你所说的“达”是什么意思？

　　子张说：就是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很有名气。

　　孔子说：这叫“闻”，不叫“达”。你所说的只是徒有虚名的人，并非通达之士。什么样的人才是通达之士？性格正直，为人好义，察人言语，观人脸色，常怀谦退之志。正因其在朝通达，在野亦通达，所以是通达之士。而所谓“闻”，即“名人”。表面上看好像是仁人志士，其行为表里不一，还自以为是通达之士。这类人善于结党营私，由于其党徒互相吹捧，所以他无论在野还是在朝，都很有名气，算得上是“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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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28）
司马迁认为，吕不韦充其量算是个“闻人”，不是通达之士。

　　在《史记集解》中，马融一语道破司马公的含蓄评论：“此言佞人也。”

　　原来，司公迁认为，吕不韦只不过是个奸佞小人罢了，绝不是通达之士。

　　“闻人”，原来指的是“佞人”。

　　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报刊上称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王一亭等人为“上海闻人”，这些“闻人”不学无术，还以为这是媒体对他们的誉词，欣欣然接受之而无惭色。

　　九

　　从一定意义上说，吕不韦的悲剧是必然的。

　　在专制体制下，功臣与专制暴君的关系是一个永远的悖论。一方面，在朝廷用人之际，专制暴君必须仰仗功臣；一方面，在局势安定之后，功臣“功高震主”，极易遭到专制暴君的敌视，双方互相猜忌，往往闹得不共戴天。

　　“伴君如伴虎，防臣如防贼。”这句总结功臣与专制暴君的关系的古语，可谓经典！

　　翻开中国历史，仿佛就是一部伴君驭臣史。历史上固然有刘备与诸葛亮、李世民与魏征等君臣和睦相处的典范，但毕竟太少。而且，即使是刘备与诸葛亮这样的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也并不那么十全十美，他们之间也有所猜忌。

　　笔者在“百人归宿大结局”之《奇正军神》（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曾专门论及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在此不妨将拙作中的有关章节引述如下：

　　刘备得到诸葛亮后，政治、军事前景顿时豁然开朗。对刘备来说，真的是“如鱼得水”。

　　但“如鱼得水”并不意味着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起码有两件事，刘备便没有采纳诸葛亮的意见。

　　一是建安十五年刘备亲自到京口（今镇江市）见孙权一事。当时赤壁之战刚刚结束，刘备想乘机要求孙权将荆州让给他。诸葛亮认为此行极为危险，绝不能去。但刘备不听。果然，周瑜等人都劝孙权留住刘备，不可放虎归山，幸好孙权鉴于两家目前是盟友，没有答应，才使刘备得以脱身。

　　事后，刘备曾问庞统：我到东吴时，听说周瑜曾劝孙权把我留住不放，有此事吗？庞统答：实有其事。刘备叹息道：当时孔明也劝我不要去。看来实在是太冒险了。

　　第二个例子，是关羽被孙权所杀后，刘备急于东征孙权，为关羽报仇。当时“群臣多谏”，刘备执意不听。据《三国志·法正传》载，刘备东征大败后逃至白帝城。诸葛亮叹道：“法孝直（法正的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从诸葛亮的叹息声中，我们可以得知：

　　第一，当时诸葛亮的态度，肯定是反对刘备东征孙吴的，否则就不会发出这样的叹息了。而且，与孙吴开战，是与诸葛亮制定的联吴抗曹战略背道而驰的，诸葛亮决不会赞同刘备这种不顾全大局的任性之为。

　　第二，诸葛亮大概劝谏过刘备，但刘备没有听从。所以诸葛亮说，如果法正活着，一定会劝阻刘备，刘备可能会听法正的劝说。

　　第三，刘备虽然声称得到诸葛亮后“如鱼得水”，但关键时刻，诸葛亮说的话还不如法正的意见。由此可见，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如鱼得水”。

　　刘备临终时向诸葛亮托孤，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既是托孤，又说若其子不才，诸葛亮可取而代之。后人认为，刘备临终之语，透出了对诸葛亮并不十分信任的弦外之音。所以诸葛丞相急忙哭着表白道：“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固然好，但终究比不上与关羽、张飞的关系。荆州地处魏、吴之间，乃兵家必争之地。刘备占有荆州后，守卫荆州的最佳人选无疑是诸葛亮，但刘备却令关羽留守荆州，个中玄机真是耐人寻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定孙刘之交者，武侯也。有事于曹，而不得复开衅于吴。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赵云）与飞（张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自任有余，非凡不必武侯也……然则先主岂不能将羽（关羽）哉？且信武侯而终无能用也。疑武侯之交固于吴，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

　　孙刘之盟是诸葛亮订的，而且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做官，诸葛亮与东吴关系比较好尽人皆知。刘备可能觉得如果诸葛亮留守荆州，以诸葛亮与东吴的关系，说不定会做出有损蜀汉的事来。所以，刘备宁愿用一个有勇无谋的拔扈将军关羽留守荆州，也不愿用诸葛亮。

　　刘备东征孙权时，尽起倾国之军，却没带诸葛亮，这也令人有所不解。所以说，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虽然历来被称为君臣关系的典范，但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美满和谐。

　　再者说，刘备创业未半便死了，如果他统一了天下，他与诸葛亮到底还能不能和谐相处，更是难说。

　　一般来说，君臣关系之难处，不在创业之时，而在守成之日。

　　由于专制暴君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所以，“功成不居”、“功成身退”成了功臣们得以善终的唯一出路。史上倒也有些成功的例子，如范蠡、孙武的飘然引退，张良、韩世忠的与世无争，萧何、郭子仪的谨小慎微……

　　而更多的情况是帮助汉高祖打下天下的淮阴侯韩信被杀前讲的那句话：“狡免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有的甚至于敌国未破，而功臣先亡……

　　功臣命丧暴君、昏君、甚至“明君”之手的例子太多了，这此不妨随手拈来一批，如伍子胥、文种、商鞅、白起、李牧、韩信、晁错、周亚夫、灌夫、窦婴、李广、桑弘羊、赵广汉、韩延寿、杨恽、萧望之、杨震、邓骘、杨修、崔浩、尔朱荣、斛律光、高熲、贺若弼、长孙无忌、郭崇韬、岳飞、赵鼎、李善长、刘基、朱文正、傅友德、朱亮祖、蓝玉、解缙、于谦、夏言、曾铣、张经、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袁崇焕……可谓不胜枚举！

　　有的功臣则在君王的猜忌下度日如年，不得不铤而走险，举兵反叛，结果被“王师”名正言顺地消灭，如彭越、英布；也有些权臣，生前虽然独掌大权，但死后遭到皇帝的清算，如霍光、张居正；也有的则干脆或明或暗地进行改朝换代，如王莽、曹操……

　　曹操生前虽然没有废掉汉献帝改朝换代，但他说得很明白：“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生前虽然未灭掉殷纣王建立周王朝，但他已经为弟弟周武王灭殷奠定了基础。曹操说他要做周文王，即说他在世时不会废掉汉献帝，而是将这一历史使命留给自己的儿子。

　　说到曹操，笔者倒想多说几句。

　　人们评价历史人物一般采用两个标准，一是“成败标准”，一是“忠奸标准”。成则英雄败则寇，多是指皇帝而言的，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对臣子而言，则以“忠奸”为分水岭，非忠臣即奸臣，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