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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必须作战有功才能升迁。贵族的地位虽高，商人的财富虽多，如果没有战功，不能担任政府官职。
　　从这十一个项目，可看出秦国那时还处在半野蛮状态，落后、穷困、腐败和一片混乱。也可看出变法意义不仅是单纯的改变法令规章，不仅是单纯的只改变上层建筑，而是彻底地改变，军事改变，政治改变，政府组织和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改变，甚至道德价值标准和人生观念都要改变。“变法”是人类智慧所能做的最惊心动魄的魔术，它能把一个侏儒变成一个巨人，把一个没落的民族变成一个蓬勃奋发的民族，把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只用了十九年时间，秦国继魏国之后，崛起为超级强国之一，但它比魏国的实力雄厚百倍。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辉煌变法，只有在大黄金时代户才会有这种伟大的成就，但公孙鞅也付出跟吴起所付出的一样使人沮丧的代价。丧失既得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永远把改革恨入骨髓。纪元前三三八年，赢渠梁逝世，他的儿子赢驷继位，怨声载道的愤怒垃圾群，包括赢驷的皇家教师公孙贾和赢虔，他们乘机反扑，指控公孙鞅谋反，公孙鞅遂受车裂的酷刑处决。儒家学派一直用这个悲惨结局，告诫后世的政治家，万万不可变法。
　　——二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效法公孙鞅，实行变法，即著名的“明治维新”，使一个跟当初秦国同样落后的古老日本，也魔术般地崛起。历史已显示一个定律，处在巨变的时代，有能力彻底改变的国家强，改变而不彻底的国家乱，拒绝改变的国家则继续没落，只有灭亡。
　　四　　合纵对抗与连横和解
　　纪元前三五○年，公孙鞅把秦国的首府从栎阳（陕西临潼），迁到咸阳（陕西咸阳）。纪元前三四○年，即魏国马陵道大败的次年，公孙鞅率领大军，作变法后最重要的一次武力展示，向疮痍未复的魏国进攻，魏军再度大败，魏国总司令魏昂被公孙鞅俘虏。魏国国君魏囗捶胸打跌说：“我懊悔不听公孙痤的话。”以魏囗的平庸和当时对公孙鞅的痛恨，他不可能懊悔失去这个人才，恐怕是懊悔没有杀掉他。魏国这次受的打击十分沉重，把吴起辛苦开辟的河西疆土（陕西北部）全部丧失给秦国。首府安邑（山西夏县）跟秦国只隔一条黄河，失去安全保障，只好向东迁到三百公里外的重镇大梁（河南开封）。
　　这一战距公孙鞅纪元前三五九年开始变法，只十九年，秦国已强大到迫使超级强权的魏国一蹶不振，割地迁都，这种声势立即引起各国的震恐。
　　国际上从此出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长期紧张局面，旧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知识都不能应付这个雷霆万钧的压力。于是以秦国为对象，产生了两种崭新的但也恰恰针锋相对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一是合纵对抗政策，即围堵政策，主张从北到南，各国缔结军事同盟，共同抵御秦国的侵略，秦国如对某一国发动侵略，即等于向所有的盟国侵略，各国同时出兵作战。另一是连横和解政策，即和平共存政策，主张从西到东，各国同时跟秦国签订友好条约，保持双边的和平关系。
　　这两种政策，由两个平民出身的学人苏秦、张仪提出。
　　苏秦是周王国人，家庭贫苦，他曾向秦国国君赢驷推销过统一中国的策略。赢驷刚刚杀了公孙鞅，正在讨厌所有的外国人，苏秦碰了一鼻子灰，把旅费耗尽，几乎是乞讨着回到故乡。正在织布的妻子看见久别的丈夫落魄归来，连身子都没有移动。苏秦向他正在煮饭的嫂嫂索饭充饥，他嫂嫂好像没有听见。苏秦惭愧之余，改变主张，提出对秦国采取合纵对抗政策。再下功夫研究国际局势跟着主们的心理，疲倦的时候，他用铁锥猛刺自己的双腿，血流遍地。纪元前三三三年，他再度出发，先去见燕国国君姬文公，这一次他获得突破性的成功。姬文公介绍他去见赵国国君赵语，赵语万分高兴这个建议，于是连锁介绍，苏秦一连到了韩国、魏国、齐国，最后再到楚王国。六国完全同意签署这个盟约，并一致任命苏秦为他们的宰相，使他担任“纵约长”——南北合纵对抗盟约组织的秘书长，围堵政策完成。
　　——最戏剧性的一件事接着发生，当苏秦从楚王国返回赵国报命时，经过洛阳，周王国的国王姬扁，诚惶诚恐地隆重接待他，沿途扫除街道，准备官舍。苏秦已不是上次回家那种可怜兮兮的模样了，他以六国宰相之尊，鲜衣怒马，随从如云，他的祖国同胞真是又敬又羡。那位使他挨饿的嫂嫂，也匍匐路旁。连头都不敢抬。苏秦问她：“你从前怎么那样轻视我？而今天又怎么如此恭敬？”那位嫂嫂老老实实说：“只因为你今天位尊而多金。”这位嫂嫂在纪元前四世纪就一语道破一个属于人性上的秘密，想得到别人的尊敬；尤其是想得到这种嫂嫂型势利眼的尊敬，其他什么都不需要，只要地位高而又有钱就够了。
　　张仪是魏国人，苏秦的同学好友，也是一位贫穷的学人。当他在楚王国游说时，曾因为太穷的缘故，被认定偷了东西，几乎被殴死。后来到了秦国，推销他的连横和解政策，秦国国君赢驷正在懊悔失去了苏秦，以致国际上被苏秦孤立。一旦得到张仪，就像得到了珍宝一样。张仪的谋略是，把参加合纵对抗盟约的盟国，各个击破，使他们个别的跟秦国和解。
　　——站在当时东方各国的立场，合纵对抗政策是唯一的生存之路。可是，只有大政治家才能看到十年之后，只有历史学家才能看到三十年之后。各国有各国眼皮底下的现实利益，他们不但不能团结，反而互相残杀。
　　第一次合纵对抗盟约，于纪元前三三三年签订。秦国立即采取反应。明年（前三三二），秦国向魏国表示让步，愿把从前侵占魏国的襄陵（山西襄汾）地区七个城市归还。那七个城市距魏国前首府安邑（山西夏县）八十公里，是防务上最需要的屏障，如果能把它们收回，安邑就可安枕。魏国不能抵抗这个诱惑，于是同意脱离合纵。而且为了扩张土地，还向赵国发动攻击。齐国在秦国的鼓励下，认为可以从赵国瓜分到土地，就也参加魏国这一边。两国军队虽然被赵国击退，但第一次合纵对抗盟约，只维持一年便告瓦解二苏秦在赵国无法解释魏齐两国的叛盟的行动，只好前往燕国，专任燕国宰相。秦国等到合纵对抗盟约瓦解了之后，却拒绝归还襄陵七城，魏国在大怒下攻击秦国，又被秦国击败。
　　合纵对抗盟约固然瓦解，但这种观念仍被认为是正确的指导原则。所以十五年后的纪元前三一八年，这时各封国都已改制为独立王国，魏、楚、韩、赵、燕五个王国痛恨秦王国乘着盟约瓦解，不断向东扩张，于是再缔结第二次合纵对抗盟约，推举楚王华槐担任纵约长，集结五国联军，进攻秦王国东方边界重镇函谷关（河南灵宝东北）。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人人都预料将爆发一场大战。可是，秦王国守关大将樗里疾大开关门，出兵迎战。五国联军震于秦军的声威，竟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先行攻击。僵持了几天之后，楚兵团粮道被秦王国切断，在惊恐中第一个撤退。其他五国军队也跟着仓惶拔营回国，合纵对抗盟约又一次瓦解。
　　楚王国虽然失去吴起，因之也失去当超级强国的机会，但它仍是领土最广大、人力最雄厚的大国，秦王国不敢轻视它，尤其恐惧楚王国跟东方的另一个强国齐王国联合。函谷关那场类似儿戏的战役中，齐王国没有参加，秦王国宰相张仪对此有深刻印象，他决心使楚齐两国更加分开。
　　函谷关战役后第五年（前三一三年），张仪到楚王国访问，向楚王华槐建议：“只要贵国跟齐王国断绝邦交，秦王国愿把从前占领你们的商于（陕西丹凤至河南西峡一带河谷）六百华里地区归还。”囗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糊涂虫之一，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天下最便宜的事了，立即宣布跟齐王国绝交，为了表示他态度坚决，还派人到边界上对齐王国的国王大肆辱骂，然后由使臣随同张仪到秦王国接收土地。再也想不到，张仪交出的只是他自己的封地六华里。使臣吃惊说：“我奉国王之命来此，言明六百华里。”张仪也吃惊说：“你们国王一定听错了，秦王国每一寸土地都从血战中得来，岂能平白送掉六百华里。”
　　囗槐不能忍受这种骗局，命大将屈丐向秦王国进攻，结果大败，屈丐被俘，汉中地区（陕西南部）三百公里疆土，反而全部丧失。囗槐更气的发疯，动员全国兵力，向秦王国作最猛烈的一击，这一次锐不可当，一直进攻到距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咸阳）只四十公里的蓝田（陕西蓝田），秦王国岌岌可危。可是楚王国错误的外交政策发生恶果，当秦王国向齐王国求援时，齐兵团立即攻入楚王国本土，韩、魏两国也分别集结军队，准备乘机南下，瓜分楚王国这个肥佬。楚军不得不忍痛撤退。
　　秦王赢驷很大方地宣称不采取任何报复行动，而且仍愿继续和解，并且提议用商于地区（陕西丹凤至河南西峡）的六百华里，交换楚王国黔中地区（贵州）的六百华里。囗槐把张仪恨入骨髓，他回答赢驷说：“我不要交换商于，只要交换张仪。”赢驷拒绝，但张仪表示他愿意交换。赢驷说：“囗槐会杀了你。”张仪说：“杀了我而国家可得到黔中地区六百华里，死也值得，何况囗槐并杀不了我。”张仪一到楚王国，囗槐就把他投入监狱，准备选择一个好日子行刑。而张仪的谋略——主要的还是贿赂，适时发生力量。囗槐最宠爱的美人郑袖向华槐哭泣说：“张仪是秦王国的宰相，秦王最得力的智囊，你轻率地把他杀掉，秦王国岂肯罢休。一旦大军临境，我跟孩子死无葬身之地，不如早一天向南逃生，免得受秦军凌辱。”囗槐最亲信的宦官靳尚也秘密建议说：“人臣各为其主，本身并没有什么恩怨。杀了张仪，秦王国不过少一个人罢了，我们却要失掉黔中地区六百华里。”囗槐考虑的结果，决定把张仪释放，而且跟张仪做了好朋友。
　　秦王国一再得到甜头之后，对东方诸国的侵略，更加凌厉。纪元前三○六年，楚、齐、韩三国第三次缔结合纵对抗盟约，可是盟约刚刚签订，华槐又第一个变卦，秦王赢稷（赢驷的儿子）邀请囗槐在黄棘（河南南阳南）相会，当面把从前占领的上庸（湖北竹山）土地，归还楚王国。囗槐十分满意这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合纵对抗盟约就第三次瓦解。
　　五　　齐宋两国的侵略战争
　　就在五十年代，齐国一连两次击败当时的超级强国魏国，进在东方建立霸权。六十年代改建王国之后，国势更蒸蒸日上。当秦王国在西方不断向邻国蚕食鲸吞的时候，齐王国在东方也不断地向他的邻国蚕食鲸吞。
　　八十年代，位于偏僻北方的燕王国，发生内乱。
　　燕王国的内乱是儒家思想的产物，儒家系统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在它的思想体系内，把纪元前二十四、二十三世纪黄帝王朝第六第七两位君主在位的时代，形容成为空前美好的世界——三十余年惨重水灾，死人千万的史实则一笔抹杀。第六任君主唐尧帝伊祁放勋和第七任君主虞舜帝姚重华，简称“尧舜”，也是形容为比天老爷、比耶稣还要仁慈完善的圣人，他们之间权力转移方式，更美化为一首抒情诗一样的自动“禅让”制度。燕王国国王姬哙是一个跟囗槐一样的糊涂虫，他真的相信了这一套。于是就在纪元前三一六年，如法炮制，把王位禅让给他的大臣子之，自己非常谦卑的走下宝座，参加官员的行列。
　　可是，子之的谋略虽夺取了王位，却不能控制夺取王位后的局势。另一位大臣市被和姬哙的儿子姬平先后起兵反抗，首都蓟城（北京）陷于混战。子之在位三年，内战就打了三年，死亡数万人，在那个地广人稀的国家中，是一个庞大数字。
　　齐王田辟疆兴奋地抓住这个机会，纪元前三一四年，齐兵团侵入燕王国本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蓟城，把混战的各派军队击溃，姬哙、子之一齐死在乱军之中。田辟疆宣布合并完成，得意洋洋地宣称：“一万辆战车的国家攻击一万辆战车的国家，只五十天工夫，就全部征服。”燕王国人民反抗合并，两年后，新崛起的民间武力把齐军驱逐出境，拥立太子姬平继任国王。但齐王国并没有什么损失，从燕王国劫掠回来的财物珠宝，仍然俱在，国力更富。不过齐王国这次不成功的侵略行径，跟燕王国结下无法和解的仇恨，种下燕王国必然报复的种子。
　　在齐王国向外扩张的同时，宋王国也向外扩张。我们从地理位置上可以了解，宋王国最没有扩张的资格，它唯一的立国之道应该是追求长期而稳定的和平，即令含有屈辱性的和平，也必须忍受。因为它的四境无险可守，而又全是一等强国，任何纠纷都足以导致自己无力承担的战争。可是宋王国的国王宋堰却认为并不如此，他跟上世纪（前五）曹国末代国君曹囗一样，雄心勃勃，不自量力地要想成为居领导地位的霸权。为了展示他的威力，他把盛血的皮囊挂到树上，用箭射它，当血流下来的时候，他认为射天胜利。宋堰又教他的侍卫人员和摇尾系统，经常大声喊叫：“万岁”，一个人先在宫里喊，宫外的人接着喊，然后全城喊，万岁的声音震耳欲聋，好像全国上下都一心一意地向他效忠。凡规劝他的人，一律当作叛乱分子处决。国际上愕然地称它是“桀宋王国”。桀，凶暴的意思，纪元前十八世纪夏王朝最末一位君主姒履癸，便被人加上这个恶劣的称号。宋偃不在乎别人的评论，他像一只瞎了眼的野兽，向四面八方狂咬猛噬。当齐王国侵略燕王国时，宋偃乘虚向齐王国背后攻击，占领五个城市。又在西界跟魏王国冲突，夺取两个城市。在南方楚王国交界处，把楚王国的边防巡逻队击败。
　　一连串的军事胜利，使宋偃踌躇满志，他跟遥远的西方秦王国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互相呼应，俨然如愿以偿的成为东方新兴的超级强国。不过，横挑强邻的历史定律又要再一次应验了。宋王国不但横挑一个强邻，而是横挑东西南北四周所有的强邻，灭亡迫在眉睫。
　　六　　三位巨子
　　我们再回到学术的领域。
　　大黄金时代百花怒放、光芒四射的学术界，各种哲学和各种政治思潮，在本世纪（前四）更为辉煌灿烂。吴起、孙膑、公孙鞅、苏秦、张仪一系列英雄人物的际遇事迹，说明新的思潮中最进步的一部分已经得到付诸实施的机会和发生推动社会的力量。
　　传统的贵族统治在迅速崩溃，平民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在国内和国际，开始成为政府的主要支柱。以致各国君主都以延揽他们作为重要的国策。齐王田辟疆，当他在位的八、九十年代期间，在首都临淄（山东淄博东）稷门附近，建筑一个庞大的国际学人区，称为“稷下馆”，专用来招待各种专家。这个稷下学人区中，街道宽广，楼厦相连，每位学人都有一份等于政府国务官（大夫）的薪俸。所以在本世纪（前四）后期，齐王国的文化水准最高，人才最盛。
　　学术不但已获得自由研究的环境，也获得社会的尊敬，各家各学派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无法详细叙述，因为它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精华，大黄金时代的主要成就之一，有千万种专门著作表达官。我们只能具体的介绍在本世纪（前四）后期出现最有影响力的三位巨子，作为代表。
　　这三位巨子是：儒家孟轲、道家庄周和诗人屈原。
　　孟轲，邹国（山东邹城）人，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孙的后裔，是孔丘的第四代门徒，属于稷下学人的行列。他富有财产（这财产来自于奴隶或来自于土地，还不得而知），生活豪华，当他游说各国时，乘车数十辆，仆从和门徒百余人，声势夺人，纵使宰相出巡，也不过如此，这跟苏秦、张仪以及其他平民出身的贫穷学人，迥然不同。
　　儒家学派的理论体系，发展到孟轲而完全成熟。修正是有的，如孔丘的正名主义在孟轲学说中已被贬为次要，因为贵族没落，平民（包括奴隶）升起已成定局，硬把“楚王”正名为“楚子”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不能维持固有的名份了。但孔丘的崇古精神，孟轲却全部继承，而且更发扬光大。
　　孟轲最主要的政治思想，是分辨“义”、“利”，即坚持一切以仁义为基本，强烈地反对功利。我们不能单凭字典上孤立的解释去了解仁义功利的区别，必须在实践中去了解它。
　　纪元前三二○年，孟轲晋见魏王国国王魏囗，魏囗问他说：“你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利于我们国家的吗？”孟轲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只要说仁义就够了。大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