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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我起得很早，就像准备去上班。我一直等到差不多准备离家时我才向莫娜说出了我的想法。她听了这个想法高兴极了，让我尽快办好辞职手续回来吃午饭。
　　我也同样希望这件事办得越快越好。斯皮瓦克毫无疑问会及时找到另一个人事经理。
　　我到办公室时那里有一大群求职者在等着我。海迈正在工作，耳朵贴着电话听筒，像往常一样忙乱地操纵着电话交换机。这么多新的空缺即使有一大群帮手帮他处理，他也没什么指望。我走到我的办公桌前，把自己的东西腾干净，把它们集中放在公文包里，然后示意他过来。
　　“海迈，我辞职了。”我说，“麻烦你通知克兰西或者斯皮瓦克一声。”
　　海迈看着我，好像我失去了理智一样。一阵尴尬之后他用一种很实际的语气问我工资该如何处理。“让他们留着吧。”我说。
　　“什么？”他叫了一声。这次，我看得出，他肯定我是疯了。
　　“我这样不辞而别哪还有心思去问工资的事儿，你难道不明白？我很抱歉在这种时候离开你，海迈。不过你也不会在这里再干多久了。我相信。”又说了几句话我就离开了。我在大橱窗外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些乱作一团的求职者焦急地等待着。
　　一切都结束了。我像做了一次外科手术。对我来说在家冷酷的公司里居然干了五年之久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此刻真正理解一名士兵复员后的感觉。
　　自由！自由！自由！
　　我没有马上钻进地铁，而是在百老汇大街漫步，感觉一下在上午逍遥自在地漫步的滋味。我可怜的同事们，他们在那里忙碌地工作着，一个个面色阴沉，饱受煎熬，这种表情我太熟悉了。有些人已经在马路上徘徊，希望得到一份委托书，卖出一份保险或者揽到一项广告生意。现在想起来，这么激烈的竟争是多么无聊而又愚蠢。我一向以为很刺激的竞争此刻又显得那么残酷。
　　要是能遇到斯皮瓦克该多好啊！要是他问我怎么这么悠闲地漫步该多好啊！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体味着新获得的自由的激动，喜滋滋地瞧着那些为没完没了的工作所奴役的人们。今后一生的时间在等我支配。再过几个月我就三十三岁了——而且是“我自己的主人了”。那时我就发誓不再为任何人工作了。我不再听命于人，这世上的工作是为其他人准备的——我将不再属于他们了。我有才能而且会磨练这种才能。我将成为一名作家，不然的话就只有饿死。
　　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音像商店里停了一下，买了一套唱片，一套贝多芬的四重奏，如果我记得不错。在布鲁克林那边我买了一束花，又从一位意大利朋友的酒柜里骗来一瓶奇安蒂酒。新的生活要从一顿丰盛的午餐、一曲美妙的音乐开始。要过相当长的一段正常日子才能忘掉那种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虚度的日日月月。过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让时光飞逝，那将是多么快乐的时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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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天堂般幸福的日子只持续了几个月。很快，麻烦、贫困、沮丧就接踵而至。
　　等我去巴黎的时候，只有三篇较短的手稿能够出版——一篇发表在关于有色人种社会进步的杂志上，一篇登在一个朋友主办的只发行一期的杂志上，另一篇则登在好心的弗兰克·哈里斯重办起来的杂志上。
　　从那以后，我投出的所有稿件都带上了我妻子的签名（只有一次例外，不过是以后的事了）。在我缺乏独立自主能力这一点上，我们达成了共识。因此我需要做的全部就是写作，其余的则交给莫娜处理。她在剧院里已经无事可做了，房租又欠了两个月未付，我去看莫德的次数越来越少，只能偶尔赶上我们富裕时付付赡养费。
　　很快莫娜的衣物就当完了，我只好像个傻瓜一样徒劳地向我旧时的相好乞求施舍。
　　严冬到时，她只好穿上我的外衣。
　　莫娜打算到酒吧去找事做，我则坚决反对。每次邮差送信时，我都期盼着能收到一封接受稿件的回信和一张支票。我寄出了大约二三十部手稿，它们就像训练有素的信鸽一样飞去飞来。现在邮费也成了问题，一切的一切都成了难题。
　　我们的第一次窘境因老朋友奥玛拉的到来而稍有改观。他辞去了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工作后，和几个渔夫在加勒比海做了一次长长的航行，这趟探险给他带来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
　　我们还没来得及互相拥抱以示问候，奥玛拉就以他特有的方式掏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堆在桌子上。“我们的公共财产。”他这么说。这是供我们日常花销的，一共几百美元，不论还债还是继续支持一两个月，都足够了。
　　“这儿有什么喝的吗？没有？我出去看看买点儿什么。”
　　不一会儿，他拎了几瓶酒和满满一袋食物回来。“厨房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
　　“这里没有厨房，我们是不许做饭的。”
　　“什么？”他叫了起来。“没有厨房？你们花多少钱租这房子？”
　　我们告诉他之后，他说我们疯了，彻底疯了。莫娜显然并不欣赏这一评语。
　　“你们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他搔着头，不解地问。
　　“说实话，”我说，“我们活不下去了。”
　　莫娜险些笑了出来。
　　“你们俩都失业了吗？”
　　“瓦尔在工作。”莫娜立即回道。
　　“你是指写作，我想。”奥玛拉说。他在暗示那只能当作消遣。
　　“当然，”莫娜的口气里带上了一些严厉的味道，“你想让他干什么？”
　　“我？我不想让他干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是怎么过日子的……你们哪来的钱？”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对了，那个领我进来的家伙就是房东吧？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是的。”我说，“他是弗吉尼亚人，从不因为拖欠房租赶我们走。是个真正的绅士，我觉得。”
　　“你们应该好好对待人家。”奥玛拉说。“我们干吗不给他点儿什么作为抵押呢？”
　　“不行，”莫娜马上接道，“不能这么做。他不会介意再等一段日子的。况且，我们很快就会有一笔收入了。”
　　“真的吗？”我对这种匆忙的结论一向抱怀疑态度。
　　“算了，不谈这些了，”奥玛拉边说边往外倒雪莉酒。“我们还是坐下来喝点儿酒吧。我买了点儿火腿和鸡蛋，还有相当不错的奶酪，现在看来只好扔掉了。”
　　“你说什么，扔掉？”莫娜说，“我们有一个小煤气炉，在洗澡间里。”
　　“那就是你们做饭的地方吗？天哪！”
　　“不，我们把它放在那里，免得人家看见。”
　　“可他们肯定能闻到楼下烧饭的味道，不是吗？”奥玛拉的“他们”是指房东和他的妻子。
　　D
　　“我感觉到一种升华照亮了我的内心，”路易斯·兰伯特说，“它让我能照亮整个世界，而我却是被围困于一种混沌的矿物质之中。”这段巴尔扎克借助故事主人公说出的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内心深处所承受的不为人知的痛苦。我一个人同时过着两种迥异的生活：一种是快乐而繁忙的；一种则是苦思冥想的。在那个充满动感的角色里，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表面的我；而在另一个角色里，却没有人认识我，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不论事情如何毫无头绪，接二连三地发生，我总能在自造的间隙里于沉思默想中迷失了自己。我只需片刻就可以同外界隔绝，从而回到内心的自我；但要写作，却需要长得多的独处时间。正如我多次指出的，写作的过程永远不会中断，但是从内心活动到将其转化为语言的过程总是——而且那时候尤其是——跨度很大的一步。现在，我常常很难记起自己何时何地说过什么话，是否已经说过，还是打算在某一时间说。忘记可以分成普通的忘记和特殊的忘记，而后者很可能由于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所导致。忘记的后果之一是，你无数次地重复经历同一件事；更糟糕的是，无论你写到纸上的是什么，都仿佛是你在脑子里已经写过的内容的无限制重复。陷入一种似曾相识的状态，反复遇到同一个人走在同一条街道上，身处完全相同的环境；这些人人熟悉的萦绕于梦中的微妙体验，于我却常常出现在清醒的时刻。有多少次，我绞尽脑汁地回想某个念头、某种情境、某个人物何时曾出现在我的笔下！我发疯似地回忆，“它”是不是在我不经意毁掉的草稿里出现过；而后，当我认定“它”是我心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一个我在脑海里写过成百上千遍但从未落到过纸上的主题，于是我将它记下来，以便等时机一到就写，以了却这桩心事，将它永远埋葬。我做了记录——随即又欣然遗忘。……就好像有两个旋律在同时进行：一支为我自己心灵深处的探索而奏，一支则为公众而奏，而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则是将我内心永恒旋律的部分精髓嵌进那支为公众而奏的旋律。
　　我的朋友们从我的举止中觉察到了这种内心世界的挣扎和动荡，但他们为不能在我的作品中看到这些而深感遗憾。我几乎感到对不起他们，但是在我内心深处却永远有一个固执的声音不停地告诉我：“一旦你展示了真实的自我，他们就会把你给毁了。”这个“他们”不单指我的朋友，而是指整个世界。
　　有时，我会遇到一个能让我付出整个身心的生命，但是这些生命只能在书中找到，这对我而言比死去的他们还要可悲——因为他们从来只在想象中存在过。听听我和那些同源的魂灵们的对话吧！——那些灵魂深处的反思，没有一个字被记录下来过，它们是无从记录的。这些对话是用一种并不存在的、简单、直接、透明的语言进行的，文字在这里没有丝毫意义。但这语言也不是静默的、同神灵交流时用的语言；是喧哗、骚动的语言——心灵的喧哗，心灵的骚动，但是，没有声音。如果我召唤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就是一个“完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就是说，既是我们通过小说、日记和书信所熟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未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的另一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这么说，是典型和原型结合之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语言永远丰满、洪亮、真实，永远无懈可击！永远如音乐一般回荡在人们耳边——无论是听得见的还是听不见的，有记录的还是无记录的。这一语言只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经过了这些难以形容的喧嚣动荡的心灵沟通之后，我常常坐下来，以为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现在我能说出来了。”我这样告诉自己，然后我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任思绪在空灵之中飘飘缈缈。我可能会这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全神贯注，忘却了周围的一切，然后，我会被某个意料不到的声音或干扰从这种入定的状态中惊醒，看看满纸的空白，于是缓慢地、艰难地写下一句话，我看只是一个词语。接着我就会盯着写在纸上的字，好像它们出自一只陌生的手一般。通常这些发呆的时刻都是因某个人的到来而被打断的。如果这个人是莫娜，她肯定会兴致勃勃地冲进来，求我让她看一眼我都写了些什么。若是我还没有从恍恍惚惚的状态中彻底解脱出来，在莫娜瞪着那一句话或一个词组的时候，我就机器人似的坐在那里，用空洞的声音回答着莫娜的困惑，仿佛我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通过麦克风在说话。有时候我则会如玩偶弹出玩偶匣一般跳出神思恍惚的境界，再向她撒一个弥天大谎（比如说我把一另外几页“藏起来了），随后就开始疯子似的胡说八道。
　　我能够口若悬河地讲下去，就像是在照着书朗读一样——就是为了让她相信、更大程度上也让自己相信，我一直都在凝神工作、思考和创造。莫娜多半会沮丧地向我道歉，一个劲地说她不该在这时候闯进来打扰我；而我则会满不在乎地接受她的道歉，仿佛在说：“这有什么关系？我的思路是源源不断的，我只需将闸门打开或者关闭……我是一个魔术师，我确实是。”然后，我会将谎言变成真实。我会将我未完成的作品一气铺开，就好像我在漫长的一天里所思所想的只有一件事——我的创作。我不但虚构出人物和事件，我还演示出来。可怜的莫娜就会惊问道：“你真要把这些都写进你的故事里去吗？或者说你的书里？”（在这种时刻里我们两个谁都不具体指出是什么书）每当“书”这个字一出现，它都是被假定为“这本”书的，也就是我不久即会着手创作的这一本，再不就是我偷偷写着的、一等写完就拿给她看的这一本（她总是装出相信这项艰苦的工作在秘密进行着的样子，她甚至会佯装趁我不在时她已到处搜寻过我的草稿）。在这种气氛中，我们自然而然地会谈及某些章节和段落；这些章节和段落虽然根本就不存在，但对我们来说，它们却比白纸黑字还要真实。有时候即使有第三者在场，莫娜仍旧任自己在这种充满想象的谈话中邀游，结果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甚至极为尴尬的场面随之而来。如果赶上乌瑞克在场，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他会加入到这个刺激的游戏中来，他还知道如何以一种幽默的方式修正无意之间犯下的错误。比如说，他可能中途忘了我们用的是现在时态，而用起了将来时态（我知道有一天你会写出一本那样的书来的）。过一会儿他又会意识到他的错误，于是加一句：“我不是指你将要写，而是正在写——显而易见是正在写的书，因为这地球上没有人能像这样谈论他未投入全身心的事情。
　　可能是我太注重细节了，原谅我吧，好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一概不去深究的。我们会捧腹大笑，而乌瑞克总是笑得最尽兴，也最卑鄙——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嗬！嗬！“他看上去是在笑，”不过我们大家说起谎来都很出色嘛！我自己也不差。如果我和你们长时间地待下去，恐怕我都不觉得自己是在说假话了。
　　嗬嗬！嗨！哈哈哈！嘿嘿嘿！“然后他就会指指他的大腿，像一个黑人一样骨碌碌地转转他的眼睛，最后响亮地吧嗒吧嗒他的嘴唇，这就表示他又在要一点点荷兰杜松子酒喝喝了……。但是和别的朋友在一起时，事情就远没有那么顺利了。他们总是问一些”不得要领“的问题，就如莫娜所说的；要不然他们就会变得坐立不安，拼了命地挣扎着要回到”陆地“上来。克伦斯基和乌瑞克一样，知道如何玩这个游戏。他的方式和乌瑞克有些不同，但令莫娜非常满意；她可以信任他——我想这就是她的感觉，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克伦斯基把这个游戏玩得太好了。他不满足于仅仅作个同谋而已，他还要即席发挥。他的这份热情往往引出一些怪异的讨论来——当然是关于我那本神秘之书进展情况的讨论。而每到关键时刻，莫娜必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这便意味着她不知身在何处了。至于说我自己，我几乎不做任何努力和他们保持一致，我丝毫不关心这个假想的世界里上演着什么，我所做的全部就是保持严肃，就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一样。想笑的时候我就笑笑，有时还做些评论和纠正，但我从来没有通过任何方式——无论言语、手势还是暗示——点明过，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游戏。
　　我们的生活中因不断地出现一些奇怪的小说插曲而没有陷于平板、单调。有时候这些小插曲还会像点燃了的爆竹一样接二连三地发生。
　　首先是我们的情书突然神秘地失踪。我们本来是把它们装在一个大纸袋里放在衣柜的最底层的。我们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才发现，原来是给我们打扫房间的女工无意中把纸袋扔进了垃圾里。莫娜听到这个消息难过得几乎崩溃。“我们一定要找到它们！”她坚持。可是怎么找呢？清洁工早把垃圾收走了，就算我们能找到倒垃圾的地方，它们恐怕也早就被埋在大堆大堆的废物底下了。不过，为了不让莫娜失望，我还是去问了问垃圾场在哪里，奥玛拉还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去。那个地方远得要命，是一个浓烟笼罩的荒僻所在。我们试图找到清洁工那天倾倒垃圾的确切地点；毫无疑问，这项工作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但我还是向那个司机详细说明了情况，凭着顽强的意志在他麻木的内心里激起了一星兴趣的火花。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去回忆，但结果还是枉然。于是，我和奥玛拉忙碌了起来。我们手持外观颇为优雅的木棍，开始在废物堆里捅来捅去。我们翻开了太阳底下的每一样东西，唯独没有丢失的情书。
　　奥玛拉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才没让我把一满袋子的零零碎碎带回家，他为自己则找到了一只漂亮的烟斗盒——虽然我不知道他要它做什么，因为他是从来不抽烟斗的。
　　我最后只好捡了一把刀刃锈得打不开的骨把小折刀才算作罢，另外还揣回一张伍德龙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