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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之网-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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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互相道了珍重,目送他远去,心中揣测他几时会被捕。他是个单纯、诚恳、善良的职业机械工,对于这种人,人们会说——“他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
  遇到他真是三生有幸,除去他给的十元钱,我们还剩四元,内德拿着大半钱款,忘了分给我们。等我们如约到了邮局,他已在那儿等了两个多小时了,在沙罗特捎上他的司机,虽与他素不相识,但仍一直把他送到目的地,支付饭钱,而且与他同住一个房间。
  总之,我们吉星高照,接下来就该大显身手了。
  可是不久,我们发现,杰克逊威尔到处挤满了像我们这样可怜的傻瓜,来自全国各地,如果明智,就应立即回转身,踏上返乡的漫漫长路了,可出于骄傲,我们决定,再逗留一段时间。“肯定能找到点活儿。”我们相互鼓励,然而,不仅没工作,甚至连睡觉的地方也无处寻觅,白天我们在基督教青年会四周转悠,那儿特设了一个救世军收容所,没人想方设法地找工作。大家都在等着家乡亲人的信或电报,盼望着一张火车票、一张汇票,或干脆就是一张钞票。如此数日,我们露宿公园(直到被警察带走),或者睡在监狱的地上。那里已经挤了一百多人,报纸裹身,污秽满地。有时,我们溜达到邻村,试图找份工作,只要能填饱肚子。有一次我们三十六个小时没吃东西,为了找工作走了八英里路,然后又空着肚子走回来,脚步蹒跚,饥肠辘辘,精疲力尽。像印第安人一样,我们排成一纵行,垂头丧气的。晚上,我们想住在收容所,可是不行,根本无立锥之地,我在厕所上吐下泻,疼得晕了过去,奥玛拉和内德不得不把我搀出来,我们一步一步挪到火车站。在那儿,货车装满了运往北方的烂水果。偏巧这时,碰上一个巡警,用枪顶着我们的后腰,生把我们赶了出来。甚至不许我们捡几个掉在地上的烂桔子。“滚回去吧!”他呵斥道。
  万幸的是第二天内德遇到一个名叫福莱彻的古怪老头儿,还是他在纽约的广告生意中认识的。是搞广告、橱窗设计的,拥有一个他所谓的“工作室”,尽管已破旧不堪。他答应为我们提供晚餐,好像是要庆祝其银婚纪念,为此,还特意把妻子从精神病院接了出来。
  “可能不会尽如人意。”他告诉内德,“但我们尽力而为。她温柔可爱,一点儿不会伤人,她这样已经有十五年了。”
  那一天真难熬,我一直懒洋洋地呆在青年会,养精蓄锐,大家都在打牌、下棋消磨时光——但禁止赌博。我阅读报纸、基督教箴言杂志和所有无聊的文章。即使此刻纽约发生暴乱,我也毫无兴趣,我只有一个念头——食物。
  第一眼见到福莱彻,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他年近七十。淡蓝色的眼睛,大胡子像布法罗比尔一样。
  墙上是他的作品——都是旧作。那时,他为杂志封面画小马驹和牛仔,报酬丰厚,而如今,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维持生活,他仍希望有一天能被委以重任,他时常为一些商人画小商标换几个钱。能在南方安家他很满意,至少气候宜人。
  令我们惊讶的是,他竟拿出两个酒瓶;半瓶杜松子酒和一点儿裸麦酒,我们用一个柠檬、一些桔子皮和大量的水把他的存货扩充了好几倍,他的妻子在里间休息,福莱彻说。“等吃饭时再叫她。”“这对她无关紧要,”他说:“她有自己的天地,已经根本不记得我了,所以不必为她的言语感到惊讶,她平时很安静——而且你们会见到,她非常可爱。”
  他开始布置餐桌,盘子已经残缺不全,餐具是锡铁的,没有桌布,在桌子的中央他摆了一盘花,“只有冷盘,”他略带歉意,“不过可以填饱肚子。”他端出一盆土豆色拉、一些硬奶酪、波隆那腊肠和肝肠、一条白面包和人造黄油,还有几个苹果和花生做点心,但不见一个桔子,最后他给每人摆了一杯水,再煮上一壶咖啡。
  “一切准备就绪。”他望了望里屋,“稍等片刻,我去叫劳拉。”
  我们仨默默地站着,能听到他轻声细语地把她从睡梦中唤醒,并扶她起身。
  “好了,”他说,强忍泪水,拼命挤出一丝笑意。“这是我的朋友们——也是你的朋友,我们共进晚餐,这多好啊。”
  我们依次与其握手。含着眼泪,举起水杯,向他们的银婚表示祝贺。
  “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福莱彻说。看看他那可怜的神经错乱的妻子,又看我们。“你还记得吗,劳拉?好多年以前,我在村子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工作室呢。那时候我们也并不富裕,是吗?”他转向我们,“我不会冠冕堂皇,尽管今晚我很想这样,我的习惯都丢了,但我想说,能和你们共享这次庆祝,我感激不尽,如果只有我们俩,就太凄惨了。”他又转向的妻子。
  “劳拉,你知道吗?你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劳拉幽幽抬起头,微微一笑。
  “你们不知道吧,劳拉曾是纽约有名的美人,是吧?”
  我们风卷残云,顷刻就把所有的食物消灭得一干二净,包括苹果、花生和一些变质的饼干,这是福莱彻在找罐装牛奶时无意中翻出来的。喝完第二杯咖啡,内德取出四弦琴,劳拉也跟着我们放声歌唱,都是些家乡小调,如“噢,苏珊娜”、“牛蛙端坐铁轨上”、“安妮·劳瑞”、“老黑乔”……突然福莱彻站起来,唱了一首“迪克西”(南部同盟军的军歌)。他慷慨激昂,最后还喊出了叛军的口号、劳拉很欣赏,要他再唱,于是,他又唱了一首“阿肯色的流浪者”。一曲终了还跳了一段基格舞,上帝啊!不过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是真情流露。
  一会儿工夫,饥饿又向我袭来,“是否还有一些剩面包?我们可以做法式薄饼。”
  我们仔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翻出一些发了霉的面包干,把其浸泡在咖啡里,使我们又有了精神。
  如果不是目光呆滞,根本看不出劳拉神经异常。她吃得津津有味,还兴高采烈地唱歌,并对我们的幽默和俏皮话报以会心的微笑。过了一会儿她像孩子一样沉沉入睡。我们把她抬进卧室,放在床上,福莱彻就伙身亲吻她的额头。
  “稍等片刻。”他说:“我去邻居家看看,说不定还能再要点儿杜松子酒。”
  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半瓶波旁威士忌和一小袋蛋糕。我们又煮了一壶咖啡,斟了酒,开始聊天,不时地往大火炉里添一块木头,这是我们在杰克逊威尔度过的第一个舒心愉快的夜晚。
  “我刚来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窘迫,”福莱彻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内德,你干吗不去报社?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做编辑,也许他能帮你找份差事。”
  “可我不会写文章。”内德说。
  “嗨,亨利可以替你写呀!”奥玛拉说。
  “你们俩都去吧。”福莱彻说。
  一想到能找到工作,我们都兴奋地在屋子中央乱蹦乱跳。
  “我们来唱那支找朋友的歌吧。”福莱彻恳求道,我们一起哼了起来,但尽量压低声音,唯恐惊醒劳拉。
  “不必为她担心。”福莱彻说。
  “她睡着时像一个天使,其实她就是一个天使,我很清楚她为何如此,她与我们的世界格格不入。有时我想她之所以如此,是上帝赐予的。”
  福莱彻向我们展示他的作品——都收藏在一个大箱子里,还算不赖,至少他是一个国际象棋好手,年轻时他曾游遍整个欧洲——巴黎、慕尼黑、罗马、布拉格、布达佩斯、柏林,还曾荣获一些奖项,小有名气。
  “如果能复生,从头再来,”他说:“我就要周游世界,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去西方?那里有更大的空间。”
  那晚,我们睡在福菜彻的工作室的地板上。第二天上午内德与我去了报社。三言两语我就被打发掉了,而内德却得了一个机会,写几篇文章。其实,这活儿还是我来干。
  我们只有勒紧腰带,一心一意等待发薪日。只剩两个星期了。
  当天,奥玛拉带着我去找一个爱尔兰牧师,曾有人向他提供了地址。开门的修女态度十分冷淡,进了院子,我们看到,那位好牧师正要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奥玛拉上去搭讪,作为回应,从神父嘴上叼的哈瓦那雪茄中,喷出一股浓烟。“快走开,别捣乱。”神父屈尊甩出这么一句。
  晚上,我独自徘徊,路过一个犹太教堂时,听见里面正在唱赞美诗,优美动听,就走进去,坐在一个很偏僻的角落里。礼拜一结束,我就走上前,强拉住神父。我想说:“神父,我的处境很糟糕……”可他脸色阴沉,全无一丝笑意。我简述情况,求他给些食物或餐券,如果可能,再提供一个住处,我还没敢说出我们是一行三人。
  “可你不是犹太人吧?”牧师眯缝起眼睛,好像看不清我的相貌。
  “不是,可我饿坏了,我是什么人这有什么关系呢?”
  “你干吗不去天主教堂?”
  “我去了,”我说。“再说我也不是天主教徒,我只是一个异教徒。”
  他勉强写了张字条,让我去找“救世军”,我立刻奔到那儿,可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地方。
  “能给我点儿吃的吗?”我恳求道。
  我被告知,几个小时之前食堂就关门了。
  “什么都行。”我对桌前的那个人仍抱一线希望。“有没有烂桔子,或烂香蕉?”
  他诧异地看着我,无动于衷。
  “能给我一毛钱吗?——就一毛钱。”我又恳求道。
  他厌恶地掏出一枚硬币,扔给我,“现在滚吧!”他说。“你们这些无赖,趁早回北方去吧!”
  我没有二话,转身就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卖报的,他脸上友善的表情令我鼓足勇气上前搭讪。
  “你好!”我说:“生意怎么样?”
  “还不赖,你从哪儿来?——纽约?”
  “是啊,你呢?”
  “泽西市。”
  “幸会!”
  一会儿,我就从他那儿要来几张报纸,沿街叫卖,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它们处理掉。尽管如此,毕竟还是挣了几个钱。我奔国青年会,发现奥玛拉报纸掩面,正躺在大扶手椅上呼呼大睡。
  “我们去吃点儿东西。”我说。
  “好啊!”他一脸嘲讽。“咱们去黛尔摩良克。”
  “是真的,我挣了点儿钱。可以喝点儿咖啡,吃点儿面包圈。”
  他霍地站起来,抬腿就走,路上,我讲述了经过。
  “我们去找他。”他说,“这家伙看来是个朋友。从泽西市来的?太棒了!”
  他的名字叫穆尼,他匆匆干完活,和我们一起去吃东西。
  “你们可以睡在我那儿,我还有一个沙发,总比监狱强。”
  第二天,将近中午,我们按他的指点,到报社后面去领一捆报纸。自然是穆尼垫的钱,大约有五十个孩子已在那儿争先恐后地挤来挤去,我推开众人,挤到窗前。
  突然我觉得背上有个东西在爬。是一个小黑孩儿,想踩着我的脑袋去拿报纸,我把他弄下来,可他却从我的两腿之间钻了过去,孩子们哄堂大笑,我也只好跟着傻笑。
  很快我们领完报纸,行进在大街上,然而,让我开口叫卖真是比登天还难,我试着把报纸塞在行人手里,但收效甚微。
  当穆尼走过来时,我正呆立在那儿。“卖报纸不能这样,瞧我的。”他转身挥动着报纸,嚷道:“号外!号外!全是……”我极力想听清这一特大新闻,可总是抓不住那几个关键字眼儿。我打开报纸,翻到头版,却根本没有什么头条新闻。其实,一条新闻也没有。
  “随便喊。”穆尼说。“只要扯开嗓门,别总站在一个地方,要来回走动。如果想在下一版报上市之前把这些处理掉,‘就得抓紧时间。”
  我使出浑身解数,走大街,穿小巷,一会儿又进了公园,而总共才卖掉三四张,我把报纸往地上一扔,坐在长椅上看池水中的鸭子嬉戏,所有的老弱病残都出来晒太阳了。公园好像成了老兵之家疗养所。一个怪老头向我借报纸,说是要看看天气预报,结果是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我等在一旁,昏昏欲睡,报纸一送还,我就忙把它整整齐齐地叠好,还其崭新原貌。
  我走出公园时,被一个警察叫住买报,几乎把我吓个半死。
  等到下一版报纸出来时,我只卖了七张,我找到奥玛拉,他比我稍好,可也强不了多少。
  “穆尼该失望了。”他说。
  “我想也是,我觉得咱们不是这块料,这是孩子们干的活儿,也适合穆尼这种人。”
  “你说得对,亨利。”
  我们又去喝咖啡、吃面包圈,总比没有好,抱着大捆报纸,走了半天,令人胃口大开,真不知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下午我们又碰到了穆尼,为我们的无能表示歉意。
  “好了。”他说。“我明白,给你们五元钱,看能不能找点儿别的活干,你们不适合干这个。晚上我们在餐馆碰面好吗?”他一转身,匆匆跑了,还没忘记挥挥手。
  “真是个好人。”奥玛拉说,“上帝!现在让我们看看,能找到什么活,走吧!”
  我们昂首阔步往前走,一点儿也没考虑找什么活儿,怎么找。过了几个街区,碰见一个小伙子,向我们乞要一毛钱。
  他是费城的矿工,像我们一样被困住了,吃了东西,我们开始交流思想,“怎么样,”他说。“今晚咱们去红灯区好吗?只要有钱买酒,就一准受欢迎。不一定非得和姑娘们上楼,反正那儿又舒适,又惬意——还能听音乐。总比在‘停尸房’强(青年会)。”
  晚上,几杯酒下肚,他问我们是否已改变宗教信仰。
  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解释说:“有几个家伙总在‘停尸房’周围转悠,想为教会争取几个信徒,甚至连摩门教也撒了网,遇到这些人,你就一脸天真,假装特别感兴趣。如果他觉得你上钩了,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蹭一顿饭,你们不妨一试,我已经干过一回,所以不灵了。”
  我们在妓院呆了很久,姑娘们搔首弄姿,在面前走来走去,后来只得放弃。
  “她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朋友说,“得过且过,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模样不赖,是吧?”
  我们品头论足,这些可怜的姑娘,看上去比救世军的女士们还修。她们嚼着口香糖,哼着歌,吹着口哨,竭力作出勾人魂魄、妩媚迷人的样子,还有一两个打着哈欠,睡眼惺松。
  “至少她们能填饱肚子。”奥玛拉说。
  “是啊,也许吧!”朋友说。“我可宁肯饿肚子。”
  “我不知道,”我说。“如果,被逼无奈……,如果我是个女的……没准我会挺而走险,不过我得做点儿准备,至少吃得胖点儿。”
  “你要是这么想,”朋友说:“那你就错了,干这个无须很胖,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她呢?”奥玛拉手指一个肥胖的女子。
  “她天生就那么胖,再说,还是个酒鬼。”
  夜半,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我开始惦记莫娜。自从我们离家,只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她不擅于写信,而且也不擅于表达,她只说,财产要被没收了,然后会怎样?我不知道。
  第二天,我在青年会转来转去,希望甚至祈盼有人对我下手,我已做好准备,皈依任何宗教,哪怕是摩门教,然而无人理睬,傍晚时分,一个绝妙的主意突然冒了出来,简单之极,真纳闷为何早没想到,话又说回来,情急才能生智。
  什么主意?就是挨家挨户地到每个商店去要那些准备扔掉的食品:剩面包、烂水果、变质牛奶……我压根没意识到,这个想法和圣弗朗西斯的乞讨术多么相似,他也是讨些别人不吃的东西,当然,区别在于他是为履行使命,而我只为充饥,这有天壤之别!
  简直像变魔术。奥玛拉和我分兵两路。一会儿工夫,就满载而归。我们飞奔到福莱彻家,找到奈德,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其实,我们要来的残羹冷食,远非难以下咽,以前,无意之中,我们也吃过臭肉,而这些蔬菜只需略做挑捡,剩面包一烤,香味扑鼻,酸牛奶拌上烂水果,就成了美味佳肴,对于一个苦力来说,这就算盛宴了。唯一遗憾的是,没有酒,无法把噎在嗓子眼儿的硬奶酪顺下去。好在还有咖啡和炼乳,我们兴致勃勃地狼吞虎咽。
  “真糟糕!忘了叫上穆尼。”奥玛拉说。
  “谁是穆尼?”内德问。
  我们略述经过,内德张大嘴,听得目瞪口呆。
  “上帝啊!亨利。”他说。“简直难以置信,我就一直坐在报社前面楼上,以我的名义刊登你的文章——而你却在卖报,我得跟尤里克说说这事儿。对了,你看到自己写的文章了吧?他们认为相当不错!”
  我早把文章忘得一干二净了。可能在青年会时,迷迷糊糊地看了,但压根儿没意识到是自己的手笔。
  “亨利,”福莱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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