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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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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楚，却不可能清白。”
我心想：过去的污点没法子去掉，因为我是特务，共产党是不会信任的。这不奇怪，共产党的叛徒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是如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叛徒一贯采取“可以重赏，不可以重用”的原则，比如袁晓轩在共产党的地位还是不低的，可是到军统局却不给他独当一面的职务。再如张国焘，在军统局成了一个小丑。
在8月初的一个下午，郭股长来到监房走了一圈，不一会儿看守所便从各号提出去十多个人。内中有我。我们到了后院，我一看这十多个人都是军统特务。只有李树中是中统的，他是长春市的参议会议长。军统有杨绍林、李秉一、张锡德、董顺球、李海涛、孙静修等人。我们都坐在条凳上。这是干什么呀？没有什么坏事，因为这些人没有戴镣子。
郭股长笑了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开个会，叫什么会呢？叫个进步会吧，因为你们这些人是比较进步的，比较愿意靠拢人民的。我们很欢迎你们这样做。在长春这个地方人民对你们这些人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同时也是很愤恨的。比如关梦龄，长春市开追悼大会那天，一个苦主在大会上要求政府惩办督察处的刽子手，其中就把关梦龄的名字提出来了！像关梦龄这样的人该死不该死呢？”
“我该死，我死有余辜！”我很激动地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对！你该死。但是政府本着政策办事，关梦龄死不了！他是自首的，在吉林公安机关报到的。从到政府这天开始就积极立功赎罪，检举了潜伏的特务，检举了埋在地下的大小电台；到这之后自己买纸写材料，系统的写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恶。在押的军统局的特务，现在属关梦龄表现好。因此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你们要向关梦龄学习，只要积极表现就有好的结果。用实际行动靠拢人民。”
接着他又讲了许多如何写材料，如何争取的话。听完了郭股长的讲话，知道自己的命保住了，内心感激共产党！十二万分的感激。
开完会回到监号，由于过分的激动至半夜仍没有入睡。郭股长说话算数吗？这是命令，还是公告？也许是随便说一说？大概是代表政府发表的谈话。我看他不会随便说，因为有这么些犯人听着，将来不兑现，与他自己也不好，对政府更不好。
8月底郭股长把我提出去，对我说：“把你和印匡时，翟丕翕提出来写材料。军统的全部材料，由你执笔。”
我说：“我们三个人还是不行，还要提几个人，才能把这部分材料写全。现在这些人还在，如果他们走了，那就不好办了。三个人也是写，十三个人也是写，多提几个能写好。”
“那么，再提什么人呢？”
“刘文白、张锡德、孙静修、李海涛、张兆丰、李秉一、陈青波。”我提了这么多人的名字。
“把陈牧也提出来吧，他也能写。”翟丕翕建议。
郭股长没有说什么，我知道陈牧表现得不怎么好。这一点翟丕翕还不了解，所以他才这样发言，结果郭股长没有理会。
“好吧，你们三个人先在这屋酝酿一下。”
郭股长推门走出去了，屋内只剩我们三个人了。
我问印匡时：“你怎么来的？”
“解放后，我与张锡德到兴安桥的解放团，从解放团解到公安局，也是报到的。没有改名。你来到这，我们都知道，你戴镣我也知道。你从楼上搬到楼下，一咳嗽，我就听见了。现在你的镣下了，我这副镣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下呢？”
我又问翟丕翕：“怎么你也戴上镣了？杨成荣什么时候走的？陈哲呢？邱明瑞到哪去了？”
“你下楼之后，我被弄到圆楼，就戴上了脚镣；杨成荣在春节之前走的；陈哲与邱明瑞都到感化所去了。感化所比这好多了，他们走运了。”
我安慰说：“我们好好写材料，脚镣就能拿下来。”
第二天，郭股长把昨天我要求提的人都提来了，我们一共有10个人。他宣布：“写材料算一个小组，小组长由关梦龄担任，副组长由李秉一担任。由关梦龄执笔负责编改。发给你们烟，只能在这吸，不准带回监号。大小便到楼下。”我们分了一下工，先写军统局的沿革，然后写人事、组织、活动、经费。首编戴笠的发家史。大家提供材料，我来编，叫陈青波抄写，他的字写得好。我们这屋整天烟气弥漫。
写了一个多月，关于特务训练班的材料写得比较充实，特别是那几个大的训练班写得很详细，因为这10个人都是那几个大训练班毕业的。自己身临其境，材料比较可靠。其他材料也很多，整理起来十分费劲。有时候因为一件事的年月日大家争执半天。比如戴笠给蒋介石当中校参谋是1930年？还是1931年？
我写了一个小册子叫《戴笠轶事》，把戴笠生前的一些特别的事例象写小说那样写了出来。比如他的嫖是突出的，只要他看中了，他就要睡觉。军统局职员的老婆，军统局的女特务，他朋友的老婆，以及舞女、电影明星，太太呀、小姐呀，他见过面就找来，找来就过夜。他的嫖也赶上军阀张宗昌了。我把知道的事情列举了几件：
军统局人事处一个科长叫李修凯，他老婆是家庭妇女，长得有点姿色，住在戴笠公馆的附近。有一天戴笠坐轿子从李修凯门前经过，一眼就看见了李太太，于是就派副官把李太太强制请来，不用说在那过了夜。
李修凯还有两个小孩，妈妈走了，乱闹。李修凯下班，听说自己的太太被戴笠找去，知道被强奸无讹。他就坐家等着，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李太太才回来。她一进屋，李修凯就拿把剪刀把她的头发给剪光了。由这儿两口子的感情破裂了。李太太被强奸了，丈夫不理她了。她整日闭门不出，羞愧难当。同时李修凯也气病了。戴笠听说李修凯病了，便派人送去药品。李修凯憋着一肚子气，无法发泄。在抗日战争胜利前，李修凯把太太送回原籍，又娶了一个老婆。无形中把前妻抛弃了。
再有，汪精卫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军统局处长丁默村投伪，给汪精卫当特务头子，在上海成立特务机关。这样一来丁默村对军统在上海的活动构成了威胁，于是戴笠计划把丁默村杀死。他物色了一个叫朱小姐的，此人在上海有许多社会关系，人长得也漂亮。戴笠把她吸收进来，给了许多物质，并且和她发生了关系。过了一个时期，朱小姐出现在上海市的高级交际场所，并且认识了一些名贵的夫人、小姐，因此，也就被丁默村所认识。丁默村本是酒色之徒，一见朱小姐以一个没有伴侣的小姐出现，丁默村就与她接触、追逐。朱小姐没有马上答应丁默村。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朱小姐把自己带的行动组布置好了，才与丁默村同居，成了丁的太太。又过了一段时间，戴笠命令朱小姐杀死丁默村，朱小姐没有遵照命令行动。最后戴笠来了一个电报，大意是，如果不立即执行，即按团体纪律制裁。这使朱小姐没有法子不行动了。
行动前一天，朱小姐指示她的行动组：明天12时零分，由大新公司正门出来一男一女，女的穿红色半截大衣，左首有一个男人，把这个男人击毙。
第二天上午，朱小姐要求丁默村到街上买东西，丁默村答应了。他俩先到别的地方逛了逛，十一点钟的时候到了大新公司。朱小姐这时也有些紧张。她要买一个很贵重的钻石戒指，需要很多的钱，丁默村没有犹豫就给她买了。这样一来，她认为丁默村对待她很好，决定不行动他。于是她在大新公司又买了一件蓝色呢上衣穿在身上，把脱下来的红上衣包起来，走出大新公司。
他的行动组没有等到穿红上衣的女人，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于是马上撤离了现场。丁默村与朱小姐回到公馆之后，丁默村马上派人把朱小姐关了起来。丁默村对朱小姐说：“你和我来这一套？老子干了一辈子工作，你的这点东西还能瞒得过我吗？你不说实话，我就让你活不了，也死不了，叫你活受罪！”
朱小姐无奈把戴笠派她的任务具实告诉了丁默村。最后，朱小姐竟耍起娇来，说：“如果我真想打死你，我就不换上衣了，我不想打死你，你反而要打死我，你打死我好了……”
丁默村没有把她打死，但把她这个行动组给破获了。无奈，戴笠又派人到上海把朱小姐杀死。
这就是戴笠对女特务的先奸后用，再处死的例子。他把女人当玩物，他是个禽兽，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有的女人认为“戴先生爱上了某某小姐”。那是对戴笠没有看透。
1942年3月我在军统局主办的“西安查缉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受训。一共二百多人。戴笠专程从重庆到西安主持我们的毕业典礼，并且亲自分配工作。他在人事上，对训练班很重视，非常相信他的学生。训练班毕业他尽可能到班讲话及分派工作。没到西安之前，他听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说，西安开源寺妓馆有个叫妹妹的妓女，长得很漂亮。到西安之后，戴笠办了一些公事，晚上，他自己到了开源寺。
开源寺是一座古庙，后来改成妓馆。里边都是江苏扬州的名妓。进了开源寺，给他做警卫的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队长马德皋马上跟了进去。各妓馆对马德皋很熟悉。戴笠一找就找到十七号院。他进院把帽子往下拉，大衣领子立起来。一进门就叫妹妹，伙计把他引进妹妹的屋子。妹妹不认识他，戴笠自我介绍说：“我姓王，商人，跑单帮的。从上海到西安，来这玩一玩。”
戴笠既不喝茶，也不吸烟，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他在那与妹妹对话，他问一句，妹妹答一句。戴笠说：“你这套家具颜色不好看，明天我给你买一套。”“谢谢吧，用不着。”妹妹认为他吹牛，很讨厌。这时马德皋在门口的一个屋子坐着。妹妹过去，马德皋问妹妹：“屋里有客人没有？”
“有一个，他说是商人。唉哟，那样子凶得很呀，讨厌死了。他不走，说要在这儿过夜。天哪，我不留他！”
“这个人很有钱，我知道他是河南的一个大经理，在上海开绸缎店。他认识宪兵队的一个班长，你如果不留他，他打你们，我可不管。留下吧，他有钱，多给你钱那有什么关系？他住一夜又不与你结婚，管他凶不凶。”
妹妹被说服了。吃完晚饭，院中的伙计发现门前有许多人在来往的转悠，伙计赶忙报告了妹妹，怕出事。妹妹这时正在洗脸，准备睡觉，她自言自语地说：“不晓得干什么的？有几个人老在门前转悠，要打架的样子。”
“那好办，你到门口，叫他们回去！”
“唉哟，我可不敢。”
“去吧，你到门口一喊，他们就散了。”
妹妹到了门口喊了一声：“你们回去吧！”不一会儿门口的人都不见了。马德皋自己带着几个喽啰在十七号的院外警卫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戴笠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一夜戴笠给妹妹6000元钱，等于二两黄金。第二天晚上又去了一趟，给妹妹买了四件衣料。妹妹始终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物，只知道是个大官。戴笠走后我们到十七号去玩，大家问她：“那个河南商人最近还来不来？”
“弗晓得！”
再如，1945年“九？三”之后，戴笠到了北京，亲自主持“肃奸”。既抓共产党，也抓汉奸。戴笠在北京住他朋友吴泰勋家，吴泰勋的老婆陪他过夜。这种卑鄙的勾当特务们都知道。有一次开晚会，找言慧珠唱戏。当时我是“肃委会”的总务科长。先唱了一段《凤还巢》，后来宋子文又点了一段《金玉奴》。唱完戏，戴笠不叫走了。那夜就把她带到他的临时公馆过了夜。这样的事，我们办总务的特务都要预备汽车，预备饭，所以知道得比较详细。
这样的材料我在小册子写了几段，多写没有必要。
戴笠用人的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先给你们官做，如果做不好，我就要把‘官’的上面加一个竹字头，变成‘管’；如果管也不行，那就不客气，把竹字头拿下来，旁边加一个木字变成‘棺’！”所以戴笠好押人，为一件小事也能押起来，这就是他所说的管。必要时他还杀人，就是所谓“棺”了。
他有一个副官对他这种嫖的生活很反感。有一夜时间很晚了，他叫副官坐车去接女人。把女人接上汽车，这个副官就当着女人面骂起来，意思是骂戴笠半夜三更叫我们到处找“破鞋”。这个女人见了戴笠把这件事说了。戴笠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报告，说他的副官勾通宋子文的副官贩卖鸦片，应予以处死。就这样这个副官被杀了。
在用人方面，还有一个鱼鹰政策，他说：“饱了的鱼鹰不干活，吃不饱也不能干活，只有饱与不饱之间才能干活——对待我们的部下，不能叫他们太有钱，也不能没有钱。”
小册子里，我知道的，加上大家知道的，写了30段，都是短篇的东西。
每天写材料，每天写工作日记。记录当天写了多少材料，谁提供的，有什么特殊问题。然后一一呈报。我在呈报时从来不汇报某人的缺点，何必那样呢，他们不好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坚持隐恶扬善。我们每天谈的许多事情也从不反映，因为我就是好谈者之一。
10月16日，星期日。吃完早饭，就听看守到一号监房喊：“十六号出来！”我们知道叫的是陈牧。他戴着一副大脚镣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把我们这屋的门打开，我心想，陈牧提走了，这回该提我了。我要起来，看守说：“不找你！”又朝张逸民一指：“找你，出来！”张逸民穿上鞋出去了。我心中暗想，有什么重要的审讯礼拜天还办哪？到吃晚饭的时候陈牧先回来了，接着张逸民也回来了。张逸民精神紧张，脸色苍白，饭只吃了半碗。饭后，张逸民坐在我身旁，不停地摇头。我问他：“干什么去了？”
他说：“把我叫到局长室，一屋子干部。问我的一些罪恶；问经济大药房案件；问在伪满的活动；问我在长春杀了多少人？我说没杀过人。他们说因为我搞的情报，以致破了案子，都要由我负责。这么一来我就危险了。问我话的干部很严肃，其他的人不说话。情形不乐观。回头，又叫我把这些问题写下来，我写了两个小时。写完之后又拿去看，看回来又叫我补充。咳，不好办哪。”
我劝解道：“没有关系，不要难过，有问题就交待，他要杀我们，哪件事不能杀？他要不杀，你多坦白个十件八件的也不会杀，反而说你坦白彻底。”
我总觉得张逸民没有我的罪大，他在伪满是个警尉补，在解放前是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分区主任，地位不高，责任也不大。但是他收集的经济大药房的原始情报，这一个案子就杀了六七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还听说他在伪满时对老百姓很厉害，是长春老百姓最仇恨的“三张二栗”之一（三张，即张效九、张逸民、张耀先；二栗，即栗宗元兄弟二人）。他这一张地位虽不高，坏事却没少做。他的老婆就是霸占别人的。还有一件坏事简直不好说出口，伪满时张逸民抓住了女共产党人，用一条大绳子在阴户下边前后拉，把阴户拉烂，然后用洋蜡把阴毛烧掉，最后强奸，杀害。这些残酷的行为我也感到过分。要杀就杀，用不着这样。我也杀过女地工人员，但我不像他这样残忍。如此看来，他的案子很不单纯。礼拜天干部办公，又来了那么多的人，不一般哪。我想，今天找张逸民，说不定明天就会找我。自己掐指一算，1948年10月17日长春解放，③今天是1949年10月16日，整整一年。这一年，国内国外有了很大变化，我自己受了不少的折磨与考验，今天还能活着，真不容易呀！可是将来会怎样呢？想了许许多多。
第二天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一周年。天气阴暗，刮着凉风，仿佛要下雨似的。早饭后，我以为照例会提我去前楼写材料，但是没有提。不一会，看守的战士端着枪，表情很紧张的样子，来回在我们的窗户前监视着。这就预示着将要发生不寻常的事情。接着把玻璃窗户里面的防空窗帘（一层黑纸）也关上了，这是因为这些窗户靠大街，怕我们往大街上看。可是大街上什么也没有哇。我坐着想着，今天是长春解放周年纪念日，也许……我想起3月份追悼大会的情景，那句“血债血还，杀人偿命”的口号，不能不使我害怕。我认为开大会不大好，一枪打倒在这屋算了。否则不如袁家佩，吴殷强，孙伯宇等人，他们病死在这里，政府给埋起来，外面人不知道，就算完了。可是郭股长对我说得清楚，“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啊，这句话犹在我的耳鼓。郭股长不会说瞎话的，我应当相信这句话，为什么偏要不相信，给自己增加烦忧呢？
看守所的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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