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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心里发慌，跑到里屋要将江生的床抬出来。

　　　　小五在身后看着，问道：“江绒，你没事抬床干什么？”

　　　　我不理会，抓住床头用力将它从粮仓里屋拖出来，小五上前想要帮忙，被我一把推开，她看见我的手被木屑扎得流血，皱着眉头说道：“江绒，你手流血了。”

　　　　我抬不动床，只觉得胸闷，小五将我从屋里拉到外面，我捶打着小五的胸膛，将他推开，那时候母亲刚好从门外进来，见我还要去抬床，就问我发什么神经。

　　　　我瞪着母亲说道：“江生又没死，你干嘛把他的床收起来！”

　　　　我的脑海里突然就想起了江生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在三里屯的点点滴滴，难以抑制，江河决堤。

　　　　我坐在地上委屈地哭喊道：“都三年了，怎么江生还没回来？”

第084章　赵福喜的下场（）　
江生这么一走就是三年，当初他临行前说过，在我高考之前就会回来，我没想到他真会离开那么长时间。

　　　　这三年以来，我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想起江生，整晚失眠，我只有沉浸在题海中，每天累得身心俱疲，才能无暇思考其它。

　　　　离高考还有一周的时间，课业已经停止，每天只是复习，我突然无休止地想念江生，心里慌乱，坐立不安。

　　　　三年以来，江生只是前一年时候写信回来，而且他只写给小五，从未写过一封给我。

　　　　我多么希望能收到一封他专门写给我的信，可他整整两年的时间没写信回来。

　　　　也许是战事太激烈他无暇写信，也许他写了很多信但是却没法寄回来。

　　　　我经常做梦收到江生的信，第二天就满怀期待地跑到学校的信箱找信，每一次都期望落空，下一次又满怀期待。

　　　　江生走的时候刚好十六岁，而我如今都已经十七岁了。

　　　　我设想过无数种和他见面的情景，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给他脸色看，再也不在他面前耍小脾气，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他还是最疼我的那个江生。

　　　　我每天下午都会跑到学校门口等一会儿，有时看见与他身影极像的人就追上去看看，我知道江生如果回来一定会最先来找我，他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江绒的哥哥回来了。

　　　　我的整个高中基本上没有一个朋友，别人踢毽子跳皮筋的时候我在读书，别人回家帮忙收麦子的时候我在读书，别人吃饭休息的时候我也在读书，我生怕跟不上江生步伐，被他甩得太远。

　　　　那时候小五也很少来找我，每天也埋头在座位上做习题，他从不在我面前提起江生的名字，家里的活也都是他和母亲在忙。

　　　　高考的两天前我由于一连几天吃不下饭，在班上晕倒过一次，小五那时候将我抱起来跑到学校的医务室，打完了针后非要拉着我出去吃肉包子，他鼓励我一定要好好考，等江生回来给他一个惊喜。

　　　　小五和我一样是报考上海国立复旦大学，在当时国内最为顶尖的几所大学之一。

　　　　考完试之后是六月中旬，由于当时批改试卷和成绩核对都是手写，所以起码要一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公布高考成绩。

　　　　那时候高考成绩没法查询，只能在全校的师生大会上由校长宣读，由于大家报考的学校分数线都不一样，所以具体录取与否还要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一个月的等待时间是煎熬的，如果考不上，就只能复习来年重考。

　　　　那时候村里还在上学的人只有我和小五，赵大海的成绩向来很差，因为高二时期因为土改下了学。

　　　　沈阿娘和赵富贵婚后所生的丫丫已经能跑会跳，今年四岁，就连原本三里屯的地痞李星也娶妻生子。

　　　　李星不知道在哪听了“昊天”这个词，因此给他的儿子起了个名字叫李昊天。

　　　　那时候李星的父母极力反对，说小孩子起贱名比较好养活，这昊天二字太邪乎，本来名字起高了就不好，更何况名字里还有两个天，更为关键的是“昊”字是日天，在没文化的农民看来是对上天的不敬。

　　　　李星不管不顾，就觉得这名字牛，他一直都记得当年他的带头大哥赵壮说的话，自古英雄豪杰大都出自屠狗辈，舍得那一身剐，才能把皇帝拉下马，他的儿子李昊天将来势必要搅起一片风云的。

　　　　李星二十一岁结婚，一晃三年过去，二十四岁的他对打天下的野心似乎有了起色，如今已经成了三里屯村支部的队长，接替了马爱国曾经的位置。

　　　　由于三里屯地方小，之前乡镇没有规划生产队，所以三里屯一直没有干部，解放军解放北平之后的第二年，土地改革，全国各地人民被划分为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在这场改革斗争中，李星的贡献最大，因此荣升为三里屯的生产队队长。

　　　　一九二七时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时就进行过一次土改运动，主要是消灭地主平均地权，赵福喜算是个半吊子的读书人，他深知未来的政权革命肯定要对目前天下的土地形式进行改造，因此他早早地就提醒赵富贵每年要将家里的千亩良田逐渐卖掉。

　　　　赵富贵向来也听赵福喜的话，到了一九四九时，千亩良田被他卖掉了八百亩，剩下的二百亩赵福喜催着他卖，赵富贵不愿意了，那二百亩留着就可以生钱，谁想把自己发家致富保本儿的家底都卖了？

　　　　再说北平解放之后上面也没有对土地进行改革，再者说他赵富贵从来没欺压过谁，乡里乡亲的有忙他也帮，总不能把他最后这二百亩地给收了。

　　　　那时候的信息技术不发达，通讯也不及时，其实早在一九四七年的民国后期就有当局对地主的打击，譬如周扒皮。

　　　　周扒皮原名叫周春富，实际上他并不是地主，因为那时候土地是可以买卖的，谁家有没有钱就看谁家的地多，周春富一生最大的努力就是省吃俭用，永远都不闲着，他永远穿着破衣烂衫，腰间的腰带都是破布条搓成的，他拾得麦子比别人家种得麦子都要多。

　　　　周春富忙了一辈子把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块又一块地，最终到达了良田二百亩的地步。作为十里八村最有钱的富户，周春富很抠门，就算他有这么多亩地，家里吃了几天的烂粉条他都要晒干了下回再炒。

　　　　那时地下国军打到了周春富的家乡，发动土改，平均地权，周春富撞到了枪眼上，成了阶级敌人，最终被打死了。

　　　　后来这个抠门的富户也就成了人人知晓的恶霸地主周扒皮。

　　　　而这个故事，我是在一九五二才知道的。

　　　　那时候土地改革已经进行了两年，从五零年开始，到五二年结束，死了数百万的地主和富户。

　　　　这其中就包括先知先觉的赵福喜。

　　　　赵福喜早就料到会有那么一天，因此他一直催促赵富贵把地都卖了，赵富贵在这件事情上和赵福喜吵了不止一次两次，直到他们家的高墙被周围的村民重重包围，赵富贵想卖也卖不掉了。

　　　　赵富贵在浅塘镇说不上只手遮天，但他是个会做人的人，平常没少送钱给镇上的大人物。倒打地主的运动来临时，赵富贵提早知道了消息，因此他想要带着全家逃跑。

　　　　那时赵大海还在学校就被他喊了出来，但是当他回家收拾行李准备挖开埋在地下的金条时，发现家门口已经被堵住了。

　　　　赵富贵和赵福喜被同时抓了起来，同样被抓起来的还有地主婆沈阿娘。

　　　　那时村里人都劝说外村的村民不要抓沈阿娘，外村人不让，两个村的人最终打了起来。

　　　　这件事情闹到了镇上，得知赵富贵被抓，认识赵富贵的一些人物便出面干涉，但是有上面的明确指示，各村各乡必须要有典型，赵富贵一家在三里屯来说实在是太有钱了，他们家必须要有人担这个责。

　　　　于是老地主赵福喜终归还是躲不掉这场灾祸。

　　　　赵福喜临死的时候还一直在骂赵富贵是个畜生。

　　　　赵福喜本想上吊自杀，但是却被偷鸡摸狗的李星抓了个正着。

　　　　因为赵富贵一家并不是那种欺男霸女的恶霸地主，尤其家里有个女善人沈阿娘，所以村里的人根本就不好意思聚众抓人，各个城区的地主和富户都是被村民们活活打死的，三里屯的村民下不去手，就一直把这件事情拖着。

　　　　赵福喜再恨赵富贵，总不能让自己唯一的儿子赵富贵替他死，这么一拖再拖，老迈的赵福喜受不了终日被死亡威胁的痛苦，就在门口绑了根麻绳，想要吊树上死。

　　　　李星刚好路过把赵福喜救了下来，但是他却不是为了救人，土改的目的并不是要杀地主，而是为了平均地权，村长是个实在人，他下不去手，一直对上面没法交代，直到村长将偷鸡摸狗的李星叫了过去，告诉了李星一些内幕。

　　　　赵福喜死不死不要紧，关键是赵福喜家里的地。

　　　　李星将赵福喜绑了起来，召集三里屯的人，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每人必须要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不能某一个人背了这个锅，赵福喜是得死，但是需要被村民们打死。

　　　　于是凡是三里屯的人，都必须要踢赵福喜一脚，踢了就有地分。

　　　　年年都收成不好，家家都没有余粮，三里屯的村民都快穷疯了，再者说必须要表明阶级立场，那天所有老老少少都排着队踢赵福喜。

　　　　我和小五因为上学并未回三里屯，母亲因为在建筑工地盖房子也没在场，她回家后李星登门要求她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让她去踢赵福喜，母亲被李星领着刚走到赵富贵家门口，就看见不堪受辱的赵福喜已经挂在了房梁上。

　　　　李星大怒，即便是人赵福喜人死了也不能放过，他又召集所有的村民前来，将赵富贵狠狠地打了一顿，打得浑身是血，头破血流，分了他的地，抢了他的粮。

　　　　因此赵富贵记恨三里屯的所有人，他的地主名头被取消，良田被瓜分，家里的粮食和家具也被哄抢一空，他恨得牙痒痒却无可奈何。

　　　　赵大海也就是那年下的学。

第085章　归期（）　
高考考完之后，除了煎熬地等待考试成绩，我开始整晚整晚地梦见江生。

　　　　我梦见他当初出现在三里屯时还是个穿着小西装的孩子，头发梳得发亮，一脸惊恐地牵着母亲的手，眼神躲避着三里屯的村民们的围观。

　　　　他乖巧懂事从不惹事，却又倔强地像头小牛，吃饭的时候他会故意讨好我，给我盛饭，将母亲夹给他的肉再夹到我的碗里，然后朝我眯着眼睛笑，他的眼睛会眯成一条缝，看起来像是一弯月牙。

　　　　我还会撒娇地跟江生说，臭哥哥，我都变胖了。

　　　　江生每天都会比我早起，他一个过惯了富裕生活的孩子突然来到三里屯，接触新的环境，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接受落后的习俗，和一帮抹得像泥猴一样的孩子厮混在一起，从未有人问过他是否真的高兴。

　　　　我看见村头梧桐树上挂着的风铃，看见西面的小山上遗弃的石人像，北坡无人踏及的疯长的野草和东面大河里冰层与泥泞间捞出的尸骨。

　　　　老江回家的那年初一，江生拉着我到院子后面给老江磕头，他和小五是村里唯一会说喜话的孩子，老江疼江生视如己出，恨不得将最好的一切都给江生。

　　　　江生和我一样喜欢下雪的天气，他有时会在冬日的大风里，任耳畔响起毛细而质感的尖鸣，还有踩着积雪的声音，如裂帛一般。

　　　　他时常会牵着我的手走在田间，上学或者放学，有时在橙红色的黄昏里看见一群随群南迁的大雁，我便觉得自己是一只风筝，被江生牵着，害怕有一天他一撒手我便没了方向。

　　　　江生的泛黄的老照片放在桌肚里不知被谁偷偷拿了去，他无论在那里总是这样受欢迎，所有人都对他心生爱慕。

　　　　我一直重复着做着一个梦，梦见他走在我前面，时不时地回头望我一眼，我的手里拿着纸风车，一直咯咯笑着，跟着他一直走，我看不清大雾中他的模样，只看见他穿过胡同巷，穿过青柘色的干净的石板，通向光明世界。

　　　　还有深海的孤帆，晃悠悠地荡在水底，温顺地依偎在淤泥上，浮起的气泡像是小兽发出的叫声。

　　　　扫空出来的白泥地面，有前几日留下的浅浅车辙，流光中的江生回过头，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看着我因为不能继续玩泥巴赌气嘟囔的样子，眼里星辰璀璨，露出淡而暖的笑，把我黏在腮边的头发撩向而后，叫着我的名字，江绒。

　　　　我突然隐约地听到江生在喊我，让我救他，我看见他掉入漆黑的深渊里，像是矿井。

　　　　我惊叫着醒来，小五在夜色中问道：“江绒，又做噩梦了吗？”

　　　　“我看见江生了。”我一边说着一边穿衣服拿着手电冲出门。

　　　　“你大半夜地去哪里？”小五喊了一声，爬起来跟在我的后面。

　　　　我从屯子后的北坡一路跑到废弃的煤矿厂，朝深不见底的矿井走去，小五从后面拉住我，他说道：“江绒，你是做梦梦见他了，江生不会在这的。”

　　　　我坚持要去矿井边，小五只好拉着我一起过去，我用手电照着矿井下面，发现矿井已经在雨水的冲刷中木梁崩塌掩埋，小五拉着我往回走，如同行尸走肉。

　　　　我说道：“我想去找江生。”

　　　　小五说道：“你又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说道：“我看报纸上说了，战事转移到了上甘岭。”

　　　　小五说道：“江绒，上甘岭战事早就过去一年，那里现在已经不打仗了，如今和平谈判期间，过不了多久江生一定会回来的，如果高考成绩下来后他还没回来，我跟你一起去找江生，好不好？”

　　　　我点了点头，随着小五回了家。

　　　　那年的考试成绩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一个多月都没有公布，七月中旬返校的时候学校让我们过一周后再次返校，小五那段时间整天陪在我身边，直到七月二十七日，和平谈判结束，抗美援朝和平协议签订，被派去战场的志愿军开始陆续归来。

　　　　当时的北平东站穿过东直门走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早早地爬起来，和小五一起去了火车东站接江生。

　　　　载着志愿军的火车到站时，我所在的列车车门里最先下来的是一名面目全非的青年，我盯着他看了好久，冲他笑了笑，他也冲我笑了笑，然后背着行囊挤进人群里。

　　　　我看到他的耳边有一颗痣，走路的姿势也和江生大不一样这才放下心来。

　　　　许多前来迎接的战士亲属看到志愿军下车后都哭成一团，这些志愿军中有的瘸了腿，有的没了手，有的耳朵被炸掉半边，但大多数的人都完好无损，只是脸上和脖子间多少有些伤痕。

　　　　一列火车上的志愿军很快全部下车被接走，我和小五穿梭在人群中喊着江生的名字。

　　　　小五说道：“刚刚我问过了，志愿军返乡的火车这几天每天有两趟，还有一趟是在傍晚。”

　　　　我点头，说道：“刚刚我看见有人举牌子，上面写着名字，火车上下来人一眼就能看到，我们也去写一个。”

　　　　小五应了一声，先带着我去吃了早饭，我们逛了几家火车站周围的商店才知道有专门卖这种牌子的。

　　　　我写好了江生的名字，小五见我一直打哈欠就将我领到车站月台边，让我枕在他腿上睡一会儿。

　　　　我这么一睡就睡到中午，小五见我醒来，问我饿不饿，我摇了摇头，坐起身来，小五说道：“还有一趟车是傍晚才来，要不我们傍晚再回来？”

　　　　我摇了摇头，坐在台阶上的阴影里，周围熙熙攘攘人声嘈杂，我很快又睡了过去，期间醒了不知几次，每一次我都感觉是江生将我叫醒。

　　　　傍晚的火车到站时，我让小五尽量将写着江生的牌子举高点，小五人高马大，站在人群中本就鹤立鸡群，此时举着牌子，只要江生一下车，没走几步准能看见。

　　　　可让人失望的是，江生并没有在这辆火车上。

　　　　那天晚上我不死心，站在月台上看着月色降临，看着不远处的车水马龙，这才回头对小五说：“看来不是今天，还有两天的火车，我们回去吧。”

　　　　我不知道小五能不能听出我语气中的失落，但是小五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随着我平静地离开东站，回了三里屯。

　　　　第二天我和小五依旧早早地到火车东站等待志愿军返乡，依旧是从早到晚也不见江生的身影，我的心里越发激动，听说明天就是此次最后一波从前线回来的志愿军。

　　　　我第一次精心打扮着自己，梳洗自己的头发，还用母亲的雪花膏涂在脸上，衣服上有褶子也让母亲帮我烫平。

　　　　我不知道梨园的胡小猛和喜儿等人在哪听到的消息也来到了火车东站，他们看见小五手里写着江生的牌子就上前和我们打招呼。

　　　　如今的胡小猛和喜儿已经是北平城出了名的京戏大拿，两人都带着帽子，将帽檐压得很低，似是生怕别人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