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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纵览-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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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西方现代派作品一样，张卓的小说充满隐喻、荒诞、奇想、梦境……时空上全无联系的意像被扭结在一起，构成作者内心意识的象征。判读张卓的作品就象解梦一样，尽管几乎不可能清楚明白地赋予逻辑说明，但却使人欲罢不能，产生非参透不可的冲动。从前那些文字单纯质朴，以宣传科学知识为己任的科幻老前辈们如果看到了张卓的作品，肯定会感慨时光流逝若此，以致于今天的科幻小说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尽管写作时间不长，但艺术天赋使张卓的作品水平飞快提高。《存在者》这篇小说可以视为张卓目前为止最高水平的代表。神秘主义氛围浸透了这篇用宏伟意象构筑的作品，扑朔迷离的文字谱写了深奥的现代寓言。
由于不太重视情节，张卓作品的篇幅都不算长，介于短篇和超短篇之间。但张卓写意抒情的能力很强，某种意义上讲，张卓的作品更象是长诗而不是小说。单是那些简明快捷的短句就能说明这一点。而读她的作品，也不仅仅在展卷之时。回味绵长是张卓小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卓的小说纯粹是给知音读的那种。
不过，张卓也在尝试着改变自己作品的风格。新作《冬眠》就是一篇构思完整，逻辑严密的推理式的科幻小说，近似于人们熟悉的那种科幻样式。张卓正在成为一个专业的科幻作家，理当多掌握几种写作方式。
开辟想象天地的人们 婺州三日记
（一）
五月二十七号晚，我坐上北京至厦门的107次列车，直奔浙江金华而去。浙江是几年来我为了宣传科幻而走到的第九个省份。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坐着北去的列车，到长春给几所高校的科幻爱好者办讲座。
我对金华不算陌生，倒不是因为他们那里名扬中外的火腿，主要是从我现在的斗室出行几百米，就能走到天津市内有名的浙江人聚居区——温州村。称温州村，其实那里许多人都来自金华。温州村成百上千的服装小作坊里，有不少来自金华的青年男女为他们的未来辛勤忙碌着。过春节的时候，那里会开出直达金华的客运班车，一队队说说笑笑的年轻人排队走上班车。在别的地方，只有学校里才能看到这么多二十左右的年轻人排起长队，但那时我眼前没有学生，只要早早就开始为自己命运拼搏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给了我对金华的第一个印象。
在南下的列车上，我再一次感叹中国之大。车过蚌埠，两旁麦地里已经有了挥镰开割的农民。而在天津的农村，这个场面差不多还要半个月后才能见到。进入江苏，田野里南方风格的建筑星罗棋布，让看惯了北方农居的我充满新奇感。最新鲜的，是它们那近乎“哥特式”的尖顶，和镶着彩色玻璃的阁楼。
第二天晚上，列车甩下我和一小批乘客，继续驶向它的终点站。我走出金华车站，好奇地望着四外的夜景。火车站座落在接近郊区的地方。夜晚时分，周围只有不大的一片灯火，但夜色里埋伏着许多黑压压的新建楼群，那些尚未安上玻璃的窗口似乎是在对我说，明年你再来看看……。
在一处防空洞旅馆里，我度过了闷热潮湿的头一夜。第二天，我乘公交车进入市区，找到了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会的举办地——望江饭店。小巧玲珑的金华城似乎座落在一片丘陵上，望江饭店便在市中心处的一个高坡之上。那是一座没什么特色的高层建筑，我望了它几眼，然后便拎着行李，开始在周围找小旅店。大概外地人平时来得不多，旅店很难找。我一边找，一边在南方城市特有甜香温润的气息中浏览这座小城。市中心这里是老城，街道不仅狭窄，而且方向不正，后来听说金华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看来这种八卦阵式的街道也不无出处。
象每一座南方小城一样，“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金华市绿化得很好。
整齐的梧桐树使我的视野里满是绿色。小巷里屋脊高耸的南方民居默默地讲诉着小城的历史。
不过，大街上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时不时就能听到的一首台湾校园歌曲的旋律，那是比四大天王早许多的流行文化，少年时期的我听惯了这首歌，但现在已经叫不上名字了。伴随这曲旋律而来的，竟是一辆辆清洁车，和穿着工作服的清洁工。
我终于在一个小巷内找到了旅店。在登记处，服务员小姐热情地为我介绍高档客房的舒适，我则不为所动地声明只要便宜就行。最后小姐告诉我，有一间只收十五块钱的单人房间，问我住不住。经过刚才在大街上一个小时的寻找和比较，这样的价格令我喜出望外，自然点头。于是，办完手续后，服务员便带我走进三楼楼道。一扇大门在我面前打开，出现的却不是一间客房，而是一段封闭的楼梯拐角。向下延伸的楼梯堆着杂物。小小的空间里塞进一张单人床和一只床头柜，然后只剩下半张单人床大小的空间，这意味着客人一进屋就必须呆在床上。小姐放下带来的热水瓶，退去时脸上露出一丝疚意。不过我却不以为然，以我现在的条件，住这样的“单间”理所应当。
当天是大会报到，没有正式活动。整个下午，我便呆在这个没有窗户和风扇的小空间里，读完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书里还没有读过的篇章，这本书是我为了参加这次会，对自己“恶补”文学知识选用的一个教材。第二天，连夜的大雨浸透了这个小间的墙壁，老板娘又把我安排到五楼的一间双人间，空间大了，但同样没有电扇和窗户。她告诉我，双人间每人十五，两人三十，如果我要交十八块钱的话，她可以不再安排别人。我没说什么。这里其实没多少客人住，更谈不上安排不安排。不过我也没说破，都是生意人，生意人有自己衡量诚实与善意的标准。第三天，老板娘又将我换到一个真正的单间，同样没有窗户，但有了风扇。在这间屋子里，我完成后来轰动一时的那次发言的讲话稿。
在这个“最高待遇”下，我又住了两天，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临走时竟对这里有些流恋起来。比起大饭店，这里毕竟更是属于我的天地。闲来无事的时候，老板也与我聊聊天。
“自己的买卖，还是给别人跑业务？”
“自己的买卖。”我诚实地回答。
“你很能吃苦啊。”
“那是，自己的买卖嘛，省一分是一分。”
“可你为什么还那么胖？”
“……”
老板没有挖苦我的意思，只是心直口快。我只好告诉他，或许是因为生来骨架宽大，再加上肠胃好，吃点什么都长肉的缘故。后来，大概正是我的身材配合了我的支支吾吾，挡回了许多到会者对我生存状况的好奇。
每天晚上，附近会出现一些小吃摊。虽然会议安排的宴会和一日三餐中不乏大鱼大肉，但金华这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食品，倒是这些小吃摊上的冷饮。说是冷饮，但完全不是大工厂里出来的机械产品，而是一些自家熬制的小吃，有米仁汤、红枣汤、清凉糕、凉粉等十余种。熬好之后放在冰柜里，出售时再加些冰块端到顾客面前，一勺入口，清凉甜润的感觉就会渗入全身各处，抵挡住闷热的暑气。每天晚上我都会来到这些小食摊前，要上一到两种冷饮细细品味和休息。四天下来竟成了习惯，以至于回到天津的当晚，还禁不住想到外面看看有没有银耳汤卖。
不过，尽管我已经在家门口与许多金华人打过交道，但我对金华的地理仍然一无所知。
直到第二天我买到一张金华市地图，才发现，望江饭店确实是在一条大江边上。晚上，我走过其实只有一个街口远的距离，来到被称为金华外滩的金华江边，在清爽的风中欣赏夜景。金华江虽然比不上黄浦江，但天津的海河与之相比，只算是一条小水沟。金华附近也有一些高峻的大山，但直到我离开的那天，它们才把真面目从浓雾中透出来。
（二）
在这次会上，我平生头一次与文学界的名家大腕们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他们和我以前的想象既吻合又不同：冯骥才象我想象得那么高，但比我想象得白晰；陈忠实脸上的皱纹象我想象得那么多，但身材没有我想象的魁梧；和航鹰第一次朝面，我就感觉出她是谁，但她一开口，那响亮的嗓音和独特的天津味普通话还是让我很吃惊。
开幕式那天，下起了绵绵细雨。人们在雨雾中走进浙江师范大会的会议厅。北方来的客人自然感慨南方的雨水之多。当地的主人则更正说，这里往年雨水确实是多，但今年这还是第一场雨。浙江师大人文学院的头牌学者金汉老先生在开幕式上说，这样的天气正适合呆在屋子里作学问。结果，四天的会议就一直是在时停时起的雨中度过的。
第一天上午是开幕式，来自各方各面的领导在台上讲话。开幕式上听到的惟一学术性的讲话，出自冯骥才之口。他讲的内容是现代化传媒的发展控制了文学创作和评论，大家都成为传媒制造新潮的工具。不光是文学作品，就是文学批评也逐渐走向市场。身为民进中央常委和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的话有许多高层次、大背景下的经验作论据。
在下面，我开始散发我带来的小册子。我很快结识了一位老年朋友，文艺报的彭华生老师。彭老师对科幻文学的重要价值完全理解，但不知道中国有哪些科幻作者，写了些什么样的作品。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又从不少人那里听到彭老师这样的话。
开幕式后，浙江师大的校车载着与会代表在金华市里转来兜去。一位漂亮的组委会女教师充任导游，很自豪地介绍着她的学校和她的家乡。我则和身边的一位上海来的博士研究生聊了起来。这位四十来岁，叫裴毅然的老哥很有些江湖豪气，听到我介绍自己的情况，就热心地把上海出版中心的一位编辑介绍给我。第二天，裴毅然发现我和这位编辑没有深谈，埋怨我没有抓住机会推销自己。在一群斯文学者中间，他那风风火火的“另类”样子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那一天我赠送了若干本出去。一位老师把拿到手的小册子又递到我面前，让我写点什么。我以为是要我留下地址，忙说封三上印着有。他说不是要地址，希望我能写些什么赠言之类的文字。我写什么呢？这些位老师的“笔龄”大于我的年龄，什么样的精妙修辞在他们眼里恐怕都不值一晒。于是，我只好写了句“敬请某某老师指点”。接下来的几天里，这成了我写在小册子上的套话。
当天下午，大会发言开始。头一次参加这样高级的学术会议，我自然很是新奇。更重要的是，中国小说协会的秘书长汤吉夫先生告诉我，第二天上午要给我安排十分钟时间，让我介绍一下科幻文学。所以，了解什么人上台讲，讲的什么，以及怎样才算得体的发言，对我来说就更为重要。
不过，刚听了两位先生的大会发言，汤吉夫老师又走过来告诉我，他安排了上海文汇报的记者采访我。自从认识汤吉夫老师以来，我与他直接打交道的时间，连打电话都算在内，恐怕也不超过一个小时。但出于对新生事物的关注和对年轻作者的关心，汤老师给了我许多实质性的支持。这次会议完全是他把我带到会场上来的。我赶快来到饭店的大堂里。那位名叫李鹏飞的记者正等在那里，一旁还坐着一位浙江师大校报的学生记者。李鹏飞是我的同龄人。采访机打开后，我们很快切入正题。他向我了解科幻界的现状，特别是国内有哪些人在创作科幻小说。我告诉他，把一些充数的少儿文学或科普作品排除掉，国内能创作真正的科幻小说的人很少。其中有质有量，半职业化写作的不超过十个人；有质无量，业余写作的大概能到一百；建国以来至少发表过一篇科幻小说的，或许有一千个人吧。说实话，就是这个十、百、千的判断也是我壮了壮胆子才说的。然后，他拿着我编写的那个小册子，让我在《中国科幻艺术一百人物传》一文中把这十个人找出来。我根据自己的了解为他一一划了圈。
李鹏飞走了以后，那位估计上大二的学生记者继续问我一些关于科幻的问题。他不是有备而来，只是正好坐在那里。不过，和大学生谈科幻是这几年我的家常便饭。相比之下更自然一些。最后他问我，如果会议中有时间，能不能给师大的同学们作个关于科幻文学的报告。我欣然应允，这是我的老本行呀，随叫随讲！可惜时间太苍促，直到我走的时候，这场临时讲座也没有安排好。
晚上，汤老师又告诉我，原定第二天我的讲话取消了。他不无歉然地说，你多找找记者们，跟他们接触一下也是有帮助的。我连说没关系。到会前我并没有奢望能得到一个发言时间，主要是想通过这个会，结识一批主流文学工作者。印小册子就是为了能在私下里让个别人呼我的“书面发言”。
第二天上午继续大会发言。这次大约有近十位代表谈了自己的观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每当主持人念到请某位教授、博导上台时，走上去的往往是三十左右的兄长。便是几位师范院校的校长，也没有超过五十岁的。每个人都有一头不用染起的黑发。十年前我读大学时，教我们的还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们。看到文革后的一代人已经全面接班了。
不过，姜还是老和辣。上午发言者中最有意思的，还是河北作协主席，老作家陈冲。听陈冲的发言，就象是听马三立的相声，充满了机智的冷幽默。陈老先生发言中有一段话，使我有茅塞顿开之感：主流文学不关注通俗文学，所以通俗文学大多由一些爱好者自己来创作。爱好者的文字功底差，作品粗糙，主流文学人士看了后，更觉得通俗文学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水平，对通俗文学更不重视，如此恶性循环。其实通俗文学并非不可以达到很高的文学水平。我觉得，把这段话中的通俗文学代换成科幻文学，正好可以表达科幻文学的生存环境。
我继续着广交朋友的预定任务。一位来自锦州师院的老师在听大会发言时坐在我身边，聊天中他问我，老舍的《猫城记》算不算科幻小说？我说当然算了，或者可以反过来说，科幻小说就是类似《猫城记》这样的作品。中午吃饭的时候，两位唐山师院的老师告诉我，他们那里有一位老师专门研究“大幻想文学”，还准备就此开一门选修课。他们问我“大幻想文学”
和“科幻文学”是什么关系。这个词我以前听说过，是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制造并炒作的一个概念。正是上届年会上，这家出版社的社长还亲自参加，并询问过与会代表有没有科幻小说作品。
当天晚上，我得到了大会组委会印制的通讯录，发现天津来了两位“津源影视中心”的制片人。这也是本届年会中惟一来自影视界的人。两天来，不止一个大会发言或小会讨论的人感慨电视夺去了小说对社会的影响力。不知道他们听这样的论点时有何种心情。我敲开他们的房门，向他们作了自我介绍，十分钟后我得到了极为重要的一条消息：天津电视台准备搞一个科幻电视剧，正在作论证！
当天晚上是分组讨论。我刚走进饭店大门，一群浙江师大中文系的学生就围了上来。头一天他们就坐在会议厅的后排听大会发言，我还把一些小册子送给他们。于是，我们坐在大堂的休息区随便聊了起来。除了讲科幻文学以外，我还向他们谈了我对主流文学的一些总体看法，如文学的真正职业化和世俗化，文学创作动机中的现世主义和来世主义等。后来，这群学生分成三组，分别旁听三个分组讨论。在我这组里，面对着名家大腕们，几个中文系的学生很自信也很认真地谈着自己对文学的看法，他们的发言是我在小组讨论中听到的最有价值的发言。
望着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刚刚从大学校门走出来不到十年的我觉得自己确实有些老了。
那天晚上，汤老师给了我一个确切的消息，最后一天的大会发言时，肯定会安排给我十分钟时间。于是，我赶快回到蒸笼一样的小旅馆，把笔记本垫在厚厚的教材上，伏在床板上用一个小时写下了发言稿。我离开知识分子群落已经十年了，今天中国文化界最流行什么“话语环境”、“符码系统”我全无不知，所以只能让八十年代的陈词旧调充满我的发言稿。然后，即将进行的大会发言便一直纠缠着我，使我到凌晨才昏昏睡去。
（三）
转天早上，密集的雨点把我挡在旅馆里。于是我又反复修改和准备讲话稿。中午时分，我趁着雨稍微小一些的时候，跑到旁边的商场里买了把伞。然后，拎着全部剩下的手册走向望江饭店。中午饭后，我又呆在大堂里，一遍遍地看着讲稿。资料手册的印费、会费、旅费加上其它钱，我一共花了一千五百块，用一千五百块买下的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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