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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女人演义`49-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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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尖锐对立到后来的生死同命,这个转变过程也写得有些仓促,有些突然,虽然,这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但还是应该交代得更清楚些,那才会令人信服。
意见之二 作家笔下的人物是否成功,在于它有没有生活深度,光彩夺目只算一种,让人扼腕叹息,如田伯林,这也算得一种。田伯林的窝囊是他尴尬的社会处境和婚姻状况的反映,而他的个性心理则是他,乃至他们田家好几代人处世经验的积累。人生百态,世界并不多余田伯林这样一种生存形态。他与吴枣秀之所以能够做成夫妻,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个性方面,既得益于吴枣秀的泼辣,也得益于田伯林的窝囊,不是吴枣秀骂得痛快淋漓,田伯林振作不起来,同样,不是田伯林的窝囊,吴枣秀的锋芒早就给挫折了,正是因为这泼辣,这窝囊之中有恨、有怨、有情又有爱,他们才做成了夫妻。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两人之间交流感情的方式就是如此的特别,也唯其如此,这戏才有声有色。这里表现的主要是人性的沟通,而非阶级立场观点的转变。如果要论及人物形象的个性化,书中的男性并不比女性逊色,不仅是田伯林,姜圣初更可以算得上一个性格特色十分突出的艺术形象。读他,就如读中国的近代历史,处在极端贫困、落后的环境重压之下,他的性情被严重扭曲变形:愚昧而又暴戾,趋炎附势而又自鸣得意,极度的麻木不仁而又永远的心安理得。如果真是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忧患意识的人,面对着这种可哀可痛,可笑可怜的人物想一想,也许会要寝食难安呢!
感想:通过形象直接诉诸读者的感官以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创造形象是艺术家的主要责任,作品的成败得失只在这里。如果一部长篇小说能够写活几个人物就算是不错,如果能够创作出十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来,那是很值得作者骄傲的了。师友们显然是过分地夸赞了作者。
对于文学作品的领会和感受,不会有太大的性别差异,出现上述情况,我想只能是个人感受事物的角度不同。大概,每一个人阅读文学作品时都会有自己偏爱的人物,有时还难免过分激动。无论是特别关心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写,或者尤其着眼于男性人物的刻画,都会各有其理由,因为,读书是寻求一种感情享受,完全可以有个人的好恶,应该允许各取所需。往往,读者是在找到了贴近自己生活体会和感情需求的切入点之后,才进而把握住整个作品的,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读书方法。而且,阅读还可以启动读者的创造能力,有时候,读者会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渗入其中,他们的想象可以使书中的形象更为丰满,更为生动。
艺术应该创作什么,不该创作什么,这大概不由读者,也不由作者,而是由生活所决定,首先是生活启示了作者什么,作者感受到了些什么。
(三)典型性。
意见之一 对于经历了那个艰难年代的人来说,都会相信《左青石》中的人物和事件并非虚构,惟有真实,而后才谈得上典型不典型。现在尚在流行的所谓创造典型之说,不过是为造假骗人的事作遮掩。生活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艺术就应该写出怎么样来,让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去看“三突出”的样板戏,那只会有一种被人捉弄的感觉。
意见之二 无疑,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但照相不是艺术,之所以称艺术为创作,就在于它少不得作者的加工与改造,如果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具备典型性,它的社会意义就会十分有限。比如黄大香这个人物,我想很可能实有其人,并为作者特别熟悉,所以才写得如此生动。但是,由于作者采取了自然主义的写法,取材没有选择,写她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事太多,以至削弱了这个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创作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追求完全客观的生活真实。
感想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说明白的问题,如果认为艺术是武器,是工具,或者是侍女,那么,典型就应该是最有力、最好使、又最听话的东西了。可是,艺术不是,它体现的是创作者的品性与人格,除非作者自甘堕落,否则,就不要去追求这种东西。说艺术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追求完全客观的生活真实”,首先是“不可能”,而后才是“不应该”,这话大概没有错得太远,确实,《左青石》里没有哪一个人物形象会等同于生活中的某一个人。但是,有些典型论者进一步说,艺术可以“虚构”“高于生活”的典型,唯其这样才够得上艺术的真实。难怪有一次作者与人谈到创作黄大香这个人物形象时,承认自己借鉴了母亲的言行心态,并说,如果没有母亲就很可能写不出黄大香这个人物,甚至写不出这本书来。听者立即感到了失望,认为作者肯定会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而使艺术形象丧失光辉,并断言,那样写,即使再生动也不会是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这显然是嫌弃像母亲一类的小人物,觉得他们太平凡,抑或太渺小,少有社会意义,因此不够典型。可他当时还没有看这本书,那只是一种理论造成的偏见。什么叫典型?不明明白白说典型就是造假,而要说“可以虚构”,不爽爽快快宣称不必真实,而拐弯抹角慌称必需“更真实”,实在玄而又玄,这种典型论简直与魔术师的障眼法毫无差异了。
作者主张,强调艺术作品的真实还不如强调艺术创作的诚实。他只愿意老老实实地写出他对生活中一些人和事的印象和感受来,因此,也就不肯胡乱地去包装黄大香。她是一个弱者,不写她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能写些什么呢?当时,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是她得以生存下来的唯一可行的方式,而这并不损害她做人的尊严,事实上,她始终保持了生活的信念和做人的良心。作者认为,未见得弱者都不伟大,强者就一定伟大。如果硬把她写成双枪老太婆,那当然痛快,后来,我们甚至可以免除“反右”、“*”之苦,面对亿万“双枪”,谁敢放肆?然而,这却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同时,无视这些人的苦难也违背了作者的良知。
人生只是一种跋涉。每个人都会在从现实到理想的旅途中表现出努力的艰辛与追寻的向往。书中没有大人物,我便没有着重去描写大事件,渲染大场景。我以为那不是由小人物把握和主宰的事,尽管他们参与了,感受了,却只是像对天气的变化一样,他们关心的是会不会落湿衣服,或能不能打柴晒谷子之类的小事,但是,这些人的跋涉一样艰辛,他们的心路一样复杂,他们的人生一样具有启示的力量。小人物便不算典型,写他们便没有社会意义么?可并没有人说,世界仅是大人物创造的!作者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上帝创造的,都可以是一种典型。既然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属于社会的,那就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件事不具有社会的意义。于作者而言,每个人物为他所提供的审视世界的角度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人便是一条观察与了解世界的通道。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粒沙便是一个世界,一个细胞能够克隆出一个生物体来,如果作者果然写出了他人生经历中领悟最深,感受最切的人和事,那便是他艺术创作中最具意义的典型。
另有一种典型论说得更加具体形象:你要画一只虾子就必须观察一百只虾子,只有在把握住这些虾子的共性之后,才有可能创造出一只典型的虾子来。果真如此,那谁要是观察了一万只虾子呢,他画的虾子是否就会提高一百倍的典型性?未见得,捞虾的不一定都是画家。其实,你真有工夫去观赏虾子的话,即使是一只,你也有可能画出虾子来,一样可以表达你的某种生活情趣。典型的创造并不是由北京的鼻子,南京的耳朵东拼西凑而来,即使你把一百只虾子最好的东西揉合在一起,那也决不会是一只“活”虾子,它顶多算得一个大虾饼,那作者则有可能是一位大厨师。
艺术典型讲究的是“这一个”,“这一个”强调的就是个性化,作者对任何一个人物个性的了解和认识都会是他对人生的一种理解与体验。刻画与塑造典型即是对表达这种理解与体验的艺术形式的寻求。如果作品描写出了“这一个”人的个性,这也就写出了所有天下人的共性(作者对人生、人性的理解),因为,共性是一种概括,一种抽象,是不可见的,它只能体现于个性之中。所有艺术形式都是作者对生活进行的一种模拟,或形似,或神似,甚至光是一种假托与象征也无不可。所有艺术形象都是由作者对生活储存于脑海中的印象复制得来,并将属于他的那份独特感情和心得寄托其中。每一部艺术杰作展示的都是创作者自己的心灵,每一个典型都是创作者对人生的一番诉说,如果作者心灵的震颤果能引发读者的共鸣,他的诉说果能得到人们的回应,那么,他的艺术创作便称得起一项神圣而永无止境的事业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附件2
说明:本文为《左青石》代序
文 学 的 良 心 黄 浩 开
湘中的初夏,气候变化无常,一时憋闷躁热,一时又雨骤风寒。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读着古介先生的长篇小说《演绎》系列的一二部:《左青石》和《春草园》。
不知不觉中,我走入了这样一方天地:这里有革命的欢欣鼓舞,也有脱胎的难堪阵痛,时间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末页。
在“左青石”佑护下的臣民之中,我见到了大慈大悲的善人黄大香,见到了憨厚得简直有些痴呆的李松福,我也见到了阿Q的接代传人姜圣初,以及那个很会卖乖弄巧,既让人怨恨也让人留有同情的龚淑瑶……我的心绪随着这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又似乎生活在时下的人物而起伏,或击掌称赞,或咒诅唾骂,或蹙额叹息……
做人不能没有良心,良心体现在黄大香身上自有不同之处:于她,对生命的美好愿望,对生活的执着追求,更多地表现在母爱上。为了儿子,她拒绝了李松福的一片痴情,深深地掩盖着内心的苦楚,这是因为她见到了生存环境的险恶,见到了作女人的艰难;她那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心理只说明母爱的深挚。后来,黄大香接纳了李松福,这首先是为着不让儿子在监狱里牵挂她,她留下来的遗愿更是体现出对儿子生活意志的理解,这种思想与感情境界就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的了。黄大香的宽厚仁慈决非懦弱,更非糊涂,而是源于对世事人情的深刻洞察。她对生活体验的深刻尤其表现于挺身尽力为人排忧解难,从来不肯与人结怨积恨这一点上。丈夫遗弃了妻子和儿子,为偿债几乎要了黄大香母子的命,但她见到了丈夫并非只是无情,也有无奈,从而在心里给予了原谅;李家大院薄待过彭家,无论谁动员劝说她去揭发斗争李寿凡,她都不肯答应,总认为路长路远,人不该老是冤冤相报,更不能落井下石。
黄大香所体现的只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心与善性,正是这种存在于许多人身上的良心与善性才使得世界上一切假丑恶的东西最终走向崩溃。这一点,用不着看黄大香在儿子入狱,面对恶势力所表现出来的坚韧顽强,只要看她在听张炳卿说过了一大筐似是而非的阶级斗争理论之后,依然不为所动就足以得到证明。良知善意已经溶解于黄大香的血液之中,成了她的品性,她的人格。我在黄大香的身上体会到了“良心”的珍贵和崇高。
革命者并非不讲良心,仅是良心体现于关系民族兴衰与百姓安危的崇高事业之中。我同样从心底里为姚太如,黑雷神的悲壮而讴歌,也为张仁茂、李青霞、仇道民的失落而感伤,更为张炳卿、彭石贤等人艰难曲折的求索而鼓舞。我知道,在那样一个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时候,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历史限定的角色,鸣奏起一出磨砺人性的交响乐,《左青石》写的虽然都是一些凡人小事,却一样把良心的冶炼演绎得有声有色。
应该感谢古介先生,《左青石》使我的良心同样受到了一次洗礼,这样,在寒冷袭人的“春草园”里,我的心却超脱了许多。我可以对作恶多端,狐假虎威的郭洪斌说:正义与良心终将把丑恶淹没。对郁气不发,走投无路的彭石贤则说:凭良心做事,你的心里会永远是光明的。而对避祸有意,求爱无缘的李超兰,我们可以一起慨叹:生活有太多的曲折与艰难,但我们经历了,也争取过,付去过,能够留住人的良知与善性便无怨无悔……
这样想着,顿觉寒意尽消,周身暖哄哄的。揉揉有些湿润的眼,沿着“左青石”通幽的曲径,越过“春草园”的坎坷,我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然而,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见到一些人在浑浑噩噩中丢失了良心,一些人正在痛楚中寻找良心,更有一些人在名利面前丧尽了良心,又企图去扼杀别人的良心……
我陡然感悟到,让我们都来呼唤良心吧,只有人人都凭良心说话,凭良心做事,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变得美好。
文学创作一样应该凭良心。当我把这篇短文题为《文学的良心》时,我已经从网上看到了思源先生评论《左青石》的《呼唤良心》以及作者回应的文章,我以为他们都会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文学创作是因为作者在生活中得到了某种感悟,良心发现,从而凭着它又去向社呼吁良心。
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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