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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挽歌-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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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民起义的滋生地，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似乎永远处在这样一条地震带上。所有的起义者最初都几乎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子以号召战士，一旦夺取江山，享受胜宴的则永远只是少数。革命领袖实质上夺取的只是皇冠龙袍，并没有推出新的先进制度来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动，这是伟大领袖最高明的定义。暴动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剧烈的破坏，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这种怪圈中周而复始停滞不前。
但没有革命，整个社会就意味着在永远默许甚至纵容不公和暴政。虽然早在孟子时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轻的口号，但三千年之后，我们却依然没有抵达真正的“民国”。于是，孙悟空宣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远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议选。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仿佛要给人民平等的机会；但你真正了解天国的真相之后，你就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
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以武昌起义为筹码，终于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这场革命的本质不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社会沿袭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孙先生并非不知道在满人洗牌三百年后，民间又已形成怎样的贫富悬殊。他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浸淫过的他，毕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抢夺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蒋的时代，政府曾经试图用赎买的方式来均衡土地，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
很显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底层多数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贫困时，它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问题。
十八
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经由列宁而演化成为一种国家革命的极权政体，再由所谓的“第三国际”向其它穷国传播，衍生出20世纪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运动，以致亿万生命要为之填沟转壑，这真是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实，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历史的妖雾和神话，我们今天来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们多数皆是正派的读书人，是一群有正义感和追求的愤青。这也是当后来这种学术结社异化为暴力帮会时，他们多数人选择了退出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也是在野党，为了北伐，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于是两党合作，共党则乘机在基层迅速繁衍。当国民党定尊武汉时，南方几省的农村在共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农***动，地主士绅阶层惨遭洗劫；那时，毛正是政府农工部的负责人。重温《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即可从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张里，找到后来土改的起点和母本。
这场暴风骤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当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震荡和非议。毕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杀人，并不符合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要改良，贫富要均衡，这是政府必须通过组织手段来逐步实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并不能真正抵达正义和公平，而且这种赤潮还会带来大面积的社会动乱，即使今天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也不会允许这种行为。于是，当蒋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乱。无数盲目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坛。一夜之间，两党翻脸，史称“马日事变”。随之毛周发动武装起义，从占山为王到偏安割据，从党争到政争再到天下之争，国家进入漫长的黑暗血腥期。我们现在称呼这一段历史，唤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土地啊土地，必将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长出花朵和粮食。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农没有地主，个体农民仅占百分之五。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是城市党，向来对农民是有些歧视甚至敌意的。十月革命后，为了征粮，苏维埃政府必须花大量力气和农民打仗。斯大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1921年开始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结果不得不派出正规军下乡和武装农民开战。在无端杀戮了太多生命后，到1937年才勉强完成。其后果是农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个农业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当共党在1946年提出土改时，一向肆意妄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万要谨慎。
但毛必须要借助土改才能争到天下，他当初在湖南的经验已经足以让他决定，只有全面颠覆社会秩序才可能战胜政府军。蒋军败到台湾之后，终于明白此理不解决农村问题，就永远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国民党在50年代，同样在台湾也开始土改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赎买政策由政府出资给地主，让地主到城市去发展工商业，把土地留给农民。至于两方的结果，我已无须多说。
十九
地主富农的劫运，并未因为土改的完成而结束。甚至可以说，那只是漫长迫害的开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远要被绑上耻辱柱，忍受无尽的摧残。而到了文革时，这种歧视和迫害则达到匪夷所思的顶峰。
我常常觉得，我的童年在四岁就已结束。那个夏日午后，我突然看见小镇街上，涌来大批背刀抗枪的男女，我的父亲则戴着一顶纸糊高帽，满面风尘地走在队伍前头。我觉得父亲的扮相实在太过滑稽有趣，飞奔回家报告喜讯，却发现外婆和母亲正在拭泪，我立马意识到家里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牵我去乡小入学报名，一路叮嘱我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时，我已经约略知道，这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在以后的八年里，每学期的报名，我和其它地富成分的孩子，都会选择没有同学的时候去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知晓而耻笑。
我们这代还是孩子时，大都见惯了生活中的许多恐怖。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为了发动农民，御用文人虚构了黄世仁；五十年代又虚构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时，为了在现实中找到接近真实的恶霸，四川又推出了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各地也发掘出无数类似的“罪大恶极”的地主，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我的朋友终于经过调查，写出了《刘文彩真相》原来一切皆是虚构和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大约捅到了痛处，很快就被禁止发行。
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单位。而他却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经是怎样的山中望族啊，现在当地却几无遗孑。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还要为他的父亲向这个社会偿还债务。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小心翼翼地回护着他心中的伤口。
1978年，二伯释放来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竟有些惊异。三十年后，他们兄弟相见，一点也无劫后重逢的惊喜………他们的心已装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无言。两个老人的谈话依然回避着我们，我至今也无法知晓那卧室里的密谈曾经有过怎样的酸辛，我父亲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湿他的衣襟。
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亲临去之前，曾说要等我出去后带我回老家。父亲走后，为他送终的我的一个堂外侄告诉我我父亲希望我日后有出息时，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抛尸的那个天坑给填上，要我去为祖父修坟立碑。我终于从父亲的遗嘱里，窥见了他一生的悲苦内心。他对他父亲的歉疚，他所在的组织是不会允许他去表达的，他只能遗恨终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并找到了那个黑暗的深坑。我们姐弟终于完成父亲的遗愿，将那天坑盖上，并于其上勒石志墓。铭曰：
施南郑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隐是乡殊不可考。显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兴义学而衡民讼。亦乡绅贤长也。己丑鼎革阖家蒙祸。振公义不负辱。于辛卯四月投缳。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悬。吾父游学得免。族邻即藏尸于天穴。斯后合族乱离。经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犹荫。宗祧复茂。族戚更兴。遂于兹移山勒石。以纪祖恩并偿父愿。祷云：巴山拱卫。夷水环滋。贵气代继。永葆孝思。
是非恩仇二十年：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
一
再过一个月，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了，我的孩子已经开始四处求职；而熊召政的儿子则早已移民加拿大——我们看来确实老了，老得都快淡忘恩仇了。这些年来，我常常质问自己——你真的不能宽恕他吗？你为何不能超然于伤痛，彻底遗忘你的所谓祖国和朋友对你的加害？一个不能释怀于仇恨的人，又怎能真正轻松和快乐起来？
今年两会时，一个湖北的巨商代表——我和熊召政当年共同的朋友，突然来电婉转对我说——你们还是和解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虽然连办案的人都说是他负你，但作为你们共同的朋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化解过去。
这位兄台的好意，我渐渐听明白——名利双收的熊召政，现在开始谋划要当全国政协代表了。他以为世人皆已淡忘二十年前的历史，但深知我不会。对我来说耿耿于怀的往事，想必对他而言也会如鲠在喉；也许他需要拔出这个刺了。
我对这位热心帮忙的兄台说——我和他，以及我和这个时代，都无法握手言和了。相逢一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面对历史。刺已经扎进我们肉里，需要剥皮或许才能拔出。请转告他，干完脏活的人，没有如此轻松就能洗底的。只要想到我尸骨无存的母亲，我就不可能就此饶过这个长年卖友求荣的帮凶。
二
熊召政和我曾经是好朋友。80年代他是湖北的著名诗人，似乎还是省作协副主席，《长江文艺》的主编。我在湖北青年诗歌学会时，算他家的常客。在武大，他是高我一级的师兄。在社会上，我们是一个圈子的酒友。1988年我分配到海南警局时，他曾两次去玩。总之，在湖北文坛多数人都对他小心提防之时，我却算他过从较密的小兄弟。
1989年6月4日半夜，我泪如雨下地写好辞职报告——绝不做暴政鹰犬，次日上午递交局里。【事见拙文《革命时期的浪漫》，著名作家王梓夫和至今仍在警界的同事皆能作证】之后我辗转赶回武汉参与营救学运领袖。武汉高自联以武大学生为主，我和K君去动员其中的几个跟我们逃亡。后来李海涛由K君掩护两个月之后，准备移交到我的故乡深山。但是他却决定要去广州找他的漫画家舅舅廖冰兄，结果被捕判处三年，连带K君也失去武大学业。另外一个张建超不遵安排，自己竟然翻越喜马拉雅跑到了尼泊尔。可悲的是该国一向不敢得罪邻国，就在当年把他作为献俘，交给了前去访问的李鹏，之后随总理专机押回武汉坐牢。90年代中我和他劫后重逢在北京，犹自对此苦笑。
那个6月我在湖北奔忙之时，只听说湖北作协副主席祖慰【当年湖北最优秀的作家，现在已被遮蔽遗忘】宣布退党了，还听说熊召政也在他的激励下，跟着宣布退党。两人皆是我的兄长朋友，我当然高兴看见他们和我一样出于良知的选择。但是因为形势紧张，当时皆未与他们联系。祖慰后来是从深圳逃亡的，行前一刻尝给我电话。
7月我被找回到警局接收审查，顺便试图开辟从海上到越南的出境路线。这时，曾经在武汉活动而结识的王军涛，辗转潜入湖北，由朋友肖远以及民营大江科研所的老邬老蒋老童等人负责掩藏在乡下【这些人后来全部入狱，和我在“一所”成为了互相照顾的牢友】。肖远委派陈汉华南下找我，我将陈安排在我租来的一个村居里。我与一友联系后，香港“黄雀行动小组”派来的两个接应人员，在湛江被捕【事见当时新闻联播】。未几，我的村居在半夜被省厅警察包围，陈君被带回武汉羁押数月，【几乎死在里面，后来因病保外】我交给本局审查【当时围捕我们村居时，还有多个朋友在场，现在均可证明，恕不点名】。若干年后，我和肖远出狱在广州重逢，重新根据当年各个参与者被捕的日程排查，终于基本锁定告密者。而那时，被捕判刑十三年的王军涛，已经经由外交努力，被驱逐到美国了。现在这些人都还活着，历史终将大白于天下。
再说我在本局被停职审查期间，武汉住琼追逃小组曾在审讯时与我严重冲突，也就此结下了梁子。当时我的局长卢凯森【一个有良知的老大学生，现已去世】，被我的两封长信打动，暗中同意我在审查期间自寻生路，本局不再追查。那时全国追逃风声正紧，我自信故乡土苗山寨足以容我存身；于是自驾摩托，千里单骑潜回湖北避难【此行之艰险惊恐，另文再述】而政治处皆我同事，此后亦未再为难我。
几经死亡的山野逃亡，最后遍体鳞伤地在夏夜回到了大姐家。进屋立刻昏倒，大姐几乎无法辨认出我；她流泪用红花油帮我擦拭血迹伤口和满身尘灰。就这样我再次回到了故乡湖北，回到了一个精密的陷阱之中。
三
辗转回到故乡深山小城，因家父的旧部多在当地为官，而我也曾经在该县委工作，因此当地尚能容我倦足。次年烽火警笛渐稀，我的身份成为了利川卷烟厂的采购员；又得以自在逍遥地出入城市，采购香精、水松纸、醋酸纤维丝束之类卷烟材料。
那年的我27岁，血气方刚犹未放下心中的孤愤。当厂里为了方便，同意我长期驻汉工作后，我便开始公开出入并与同道联系了。而那时，已经知道熊召政并未逃亡，他和祖慰被登报公开开除出党【本来就是主动退的】。对此，我当然只能相信他是勇士，是敢于留下来的革命战友了。于是我们重新开始频繁交往，一起使酒骂座，一起关注海内外民运的动态。
他是大哥，据他说在省作协遭到许多人的揭发和迫害，但是工资仍然照发，似乎只是不负领导之责了。我那时赁居在黄鹤楼下的一个古肆里，他没事便经常来我这里小坐【现在武汉著名的茅总和我的诸多朋友皆可证明】。他是名流，信息很多，经常告诉我海外消息鼓励我的斗志。我本来对此恶世并未心甘，当他提议我们应该响应海外民运，也来成立组织开展地下活动之时，我自然是一拍即合，立马表示即刻行动。我们俩策划，先办一份地下报纸，宣传民运启蒙大众。办报纸要地下打字印刷所，要钱买设备且要租安全地方。他说他负责找钱，我负责找地方找人【这个时间段在1990年10月前后】。
武汉长江的下段，有个江中孤岛叫天心洲，住着一村农民。其中一家早已进城生活，祖宅老院子计划卖出。我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隐蔽和便宜，他却说还在筹钱，希望我也帮他一起设法。也算是因缘凑合，注定我在劫难逃；就在我和他秘密筹划之时，我多年未见的一个老兄弟阿西忽然找来了。
阿西是军人子弟，在宜昌一个只有代号的单位做宣传工作。他忽然跑来问我和海外民运组织有没有联系，说他偷了一套秘密文件准备无偿捐给他们。我毕竟是做过警察的，问他为何要这样冒十年大牢的风险做这件事。他说他从小就想干情报工作，又支持学运，反正这个东西在他手中很危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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