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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汉朝二十四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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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灌溉事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汉武帝指挥修筑的水利工程有漕渠、六辅渠、白渠、成国渠、洛水渠、龙首渠等诸多工程。
设置田官，移民屯垦，发展屯田制度。武帝采纳主父偃移民塞下的建议，在边地设置了“屯田官”。元朔二年（前127），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边10万户；元狩四年（前119），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诸边郡共725万人。屯田制度是武帝朝的一大发明，此后历代统治者颇有人仿效。
抑制豪强，稳定编户。汉武帝初期，土地兼并加剧，巧取豪夺的手段也变本加厉，因此，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扶持小农的经济地位，稳定在籍编户之民的人口数，无论是保证汉廷赋役来源，还是巩固统治秩序，都有重要意义。为此，汉武帝在不改变赋役制度的条件下，利用专制皇权的政治力量，对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加以打击和抑制。主要措施如下：
迁徙豪富。元朔二年（前127），下令将郡国豪杰及资产在300万以上者，通通迁徙茂陵。在迁徙豪族问题上，武帝与高祖不同：高祖是为了从政治上打击六国旧贵族；武帝则主要是以皇室之兼并对付豪强之兼并，从经济上打击大搞土地兼并的新兴暴发户，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任用酷吏，严厉打击。对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的豪强，汉武帝选任一些酷吏，予以严厉镇压。
经济限制。这是指对工商业主、高利贷者等豪富占田数量的限制。元狩四年（前119），颁布了《名田令》，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如田僮。”
经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应用，汉代的农业在汉武帝时代达到了鼎盛阶段。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采用“轻重”理论，国家干预经济要解决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包括从制度上进行必要的改革。武帝先是用酷吏张汤，采取酷法手段，结果因违背了货币经济的规律，滥改币制而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元狩四年（前119）开始起用精通“轻重之术”的经济专家。
“轻重”理论揭示了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具有“轻重”变化的特性：同一种商品，稀缺时价格就提高，此为“重”；过剩时价格就下降，此为“轻”。轻与重围绕市场需求的涨落变化而变化。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等人管理财政，号称“理财三杰”，他们都出身于大工商业主之家。汉武帝重用理财三杰，采用“轻重”理论，进一步把财权收归中央，从四个方面进行财政改革：
统一货币。汉初，允许郡国铸造货币，民间私自铸币也不禁止，货币制度十分混乱。为彻底解决币制问题，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下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郡国铸钱，铜送中央，指定由“上林三宝”铸钱，即由掌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均输、钟官、辨铜三官统一铸造，称为“三官钱”或“上林钱”。
盐铁官营。盐铁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但汉初，盐铁是由私人经营的，国家仅设官收税，不问其余。特别是文帝时期，对盐铁经营完全放任自流。
元狩五年（前118），桑弘羊等三人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专卖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后，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但是汉武帝态度十分坚决，不理睬反对意见，于元狩六年（前117），下令在全国实行盐铁官营。
置均输，行平准。为了增加汉廷的财政收入，打击商贾随意哄抬物价，元鼎二年（前115），任大农丞的桑弘羊试行均输法。所谓均输，是国家通过税收、征购、调集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组织商品流通的体制。原来汉法规定，各郡国每年要向汉廷进奉一定的贡物，称之为贡献。这些贡物往来运输烦杂，因此在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将所需贡物及时运往京师，储于大司农供官需；将不需要的物品运到价格较贵的地区出售，所得钱财上缴大司农，既减省郡国运输贡物的负担，又可以增加汉廷财政收入，还调节了各地区之间的需求，是很合算的。
桑弘羊还奏请在京师设置平准官，实行“平准”制度。“平准”是与“均输”配套并行的制度，它是国家控制各种商品的销售，平抑物价的制度。“平准”制度是国家实行全面的商业垄断。平准官利用均输官储存起来的物资，根据市场上的物价变化：当某种商品涨价时，就抛售；当某种商品跌价时，就大量购入，以此平抑和稳定物价，调控市场，打击牟取暴利的富商大贾。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三大政策，都是汉武帝实行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一方面，打击了商贾的投机，而且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人民带来诸多不便。由于官办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产品往往质量低劣；均输平准也不一定达到制止物价“腾跃”的目的，“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这正是官商必然出现的弊病。
征收算缗，鼓励告缗。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又下令征收算缗钱。这是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资产税。“缗”，指用绳子串起来的铜钱，1000钱1串，称为1缗。算缗令的颁行，对商人的打击和限制最重，大大增加了商人的负担。许多商人、豪富匿财不报。元狩六年（前117），武帝又下达告缗令，以告发隐瞒资产不报，或者呈报不实者。汉武帝使杨可主持告缗，被告发者一经查实即没收其财物。元鼎三年（前114），汉廷加紧推行告缗令，规定凡能告发隐匿资产及呈报资产不实的，将分给所没收资产的半数以资奖励，一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大多数都被告发。于是，汉廷分派官员到各郡国收缴缗钱，没收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以及大量的田宅。告缗令前后实行四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停止。这是自汉初实行“抑商”政策以来，在经济领域对商人打击最重的一次，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压抑。
上述经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限制和打击诸侯王、富商大贾的效果，使濒于崩溃的西汉政府的经济得以恢复，为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保证了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还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大土地兼并，使流亡农民以某种方式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其进步作用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西汉中央集权的经济结构转型，也加速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其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外交上：汉通西域
汉时所称的“西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包括今新疆地区及中亚、南亚、西亚乃至罗马帝国等地。西汉罗马玻璃器
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包括我国新疆地区及哈萨克斯坦中东部地区一带。
当时通往西域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月氏、安息（今伊朗）；一条是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车师前国，西行至疏勤，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宛、康居、奄葵（今土库曼）。由于匈奴控制了西域诸国，这两条道路被阻断了。
张骞通西域图（敦煌壁画）张骞通西域建元二年（前139），汉武帝从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口中知道匈奴人打败了大月氏，大月氏已从水草丰美的祁连山下西迁了。据说，匈奴单于还把大月氏王的头颅砍下来制成酒器。大月氏十分痛恨匈奴。汉武帝对这个消息极为重视，便想联络大月氏，与其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是大月氏离开敦煌原地后，究竟迁往何处，当时并不清楚。而河西一带又控制在匈奴人手里，西行寻找大月氏必须经过那里。所以，联络大月氏的任务，既艰巨又十分危险，没有人敢承担，武帝只好悬赏招募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使者。
建元三年（前138），汉中城固（今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勇敢应募。武帝很欣赏张骞的胆识，当即给他选派100多名随行人员，还派了一名叫甘父（即堂邑氏之奴，故又名堂邑父）的匈奴人作向导。张骞第一次出使，被匈奴俘获，羁押八年后，他与甘父逃出，到达大月氏，没有达到结盟的目的，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历经艰辛回汉后，将西域一些国家的地理、风俗、物产、政治、军事等情况，报告给汉武帝，使汉朝政府对于西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为以后沟通西域做了初步准备，而且大大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后，一方面派遣副使到大宛（今乌兹别克安集延一带）、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安息（今伊朗）、身毒诸国，以加强汉朝和中亚地区的联系，发展贸易往来；一方面说服乌孙昆莫，争取乌孙东迁故地，乌孙虽不肯东迁，但在元封元年（前110）以后终究与汉朝结亲通好。
张骞归汉两年后，其副使才陆续归来。这些距汉廷十分遥远的国家，通过汉使知道汉王朝的情况，有的国家就派使节同汉使一起来到长安。武帝出巡时，让各国的使者也跟随前去。这样，他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回国后宣传所见所闻。从此以后，西域的许多国家便和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通西域”便在这时正式开始了。武帝又继续派出许多使者到西域各国，每年多则十几次，少则五六次。每次多达百余人以至数百人。比较远的如安息、奄蔡、条支（即大食，今伊拉克）诸国，都有中国使者的足迹。
汉朝对西域的战争张骞死后，丝绸之路上也时有险阻，尤其是来自匈奴的破坏。姑师和楼兰两国，正当汉通西域的要道。元封三年（前108），武帝派赵破奴和王恢统兵数万，征伐两国，楼兰王被擒，楼兰成为汉朝的藩属；姑师也兵败国破，于征和四年（前89）完全被汉朝征服。从此，通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
为了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夺取大宛及其附近的物产，尤其是大宛产的汗血马（这种马速度奇快，奔跑时肩胛处流出红色的汗珠，故名汗血马），当时的方士对武帝灌输求神成仙的思想，说大宛马是“天马”、“神马”。加上武帝也有改良马种的用意，所以汉武帝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大宛。
太初元年（前104），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进攻大宛，大宛坚决抵抗，经过四年的苦战，汉朝前后发兵十余万，于太初四年（前101）围困了大宛都城，最后，大宛贵族杀死国王投降，献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马3000匹，汉军才罢兵回师。
汉军相继击破楼兰、姑师和大宛，引起西域极大的震动。尤其征服大宛后，汉朝影响愈益扩大，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相继派人来汉朝朝贡，或以子弟为质子留居汉朝。汉武帝还先后以宗室女细君和解忧嫁给乌孙昆莫，建立了友好的和亲关系。为了使者往还方便，汉廷在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之间，沿途设置驿站，修筑烽燧亭障，还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一带）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达60余万人。汉朝又在那里置使者校尉，以处置汉在西域诸事。
汉武帝时期“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张骞通西域后，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冶铁、凿井术等，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精美的手工业品，如丝绸和漆器，也传入西域各地。西域的许多物产，如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葡萄等植物及骆驼、驴、汗血马等动物，也在此时或以后输入中原。尤其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对统一的多民族的西汉王朝的形成与发展，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边事上：大力开发
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向南方、东南、西南和东北地区开边拓疆，大力开发，成果极其巨大。
经略三越我国南方及东南沿海的越人居住区，在秦朝时已被统一并设立了郡县。秦末农民起义爆发时，当地官吏和贵族分别建立了政权。汉初以来，共有三个政权，即东瓯（治所在今浙江温州）、闽越（治所在今福建闽侯县）和南越，合称“三越”。南越由赵佗所建，此前已述，而东瓯和闽越在秦末称东越，占有今浙江和福建地区。
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郢出兵进攻南越，南越王向汉廷求救。汉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率兵分两路伐闽越。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慑于汉军的强大，与宗族合谋共杀闽越王，投降汉军。武帝就立前闽越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繇王，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共同统治其地，而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余善手里。
元鼎六年（前111）秋，余善又发兵抗拒汉朝，同时，他又刻“武帝”印玺，自立称帝。因此，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冬，派兵攻入东越。越繇王居股杀余善，以其众投降汉军。武帝遂废除闽越政权，并将当地居民迁徙于江、淮之间。
南越在赵佗第四代孙婴齐为王的时候，有明显的亲汉举措，引起了以丞相吕嘉为代表的割据势力的不满。婴齐死后，子赵兴继立，南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表面化。元鼎四年（前113），吕嘉发动叛乱，杀死亲汉的王太后摎氏和赵兴，又杀汉朝的使臣，立建德为王。元鼎五年（前112）秋，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兵10万，水陆并进。汉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攻破南越都城番禺（今广东广州）。吕嘉和建德及其部属数百人逃入海中，后仍被捕获。南越政权至此完全消灭，汉廷将其地分置为九郡。
汉武帝消灭了三越割据政权，恢复为直属的郡县，促使了我国东南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有利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南越内属之后，更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印度之间海上交通及贸易的发展。
通“西南夷”汉代的西南地区，指现在的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一带，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这些少数民族有的仍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有的已经进入奴隶社会。
云南的部落景观，这里曾经是汉朝“西南夷”住过的地方。
建元六年（前135），领兵进击闽越的王恢，曾派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令唐蒙去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的枸酱，听说枸酱是巴蜀商人贩卖到夜郎，然后经牂牁（zāngkē）江（今北盘江上游）转运到南越的。于是，唐蒙上书汉武帝，建议通夜郎道，利用夜郎精兵，沿牂牁江而下，出其不意地制服南越。元光五年（前130），武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令他率领一千人前往夜郎。夜郎占有今贵州省北部和西部一带，并且包括四川南部、云南东北及广西北部地区。夜郎国王姓竹名多同，自立为王。唐蒙到了夜郎，竹多同闻知汉朝的辽阔、强盛，才晓得自己见识浅薄，孤陋寡闻，于是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此有了成语“夜郎自大”。汉武帝在这一地区置犍为郡（郡治在今四川宜宾市）。
元鼎六年（前111），汉廷攻破南越后，夜郎入朝。武帝又致力于西南的开发工作。汉武帝颁给滇国王的“滇王之印”
原来，战国后期楚将庄到达滇池（在今云南昆明），征服其地。秦末与中原隔绝，建立滇国。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兵深入西南，滇国降服，从此西南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入中国的版图。
护领北疆西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北地区，生活着许多民族，除汉族外，还有挹娄、乌桓、鲜卑、夫余和高句丽等。汉初，燕人卫满建立的政权与汉朝约为藩属。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在卫氏政权的基础上设置四郡。
汉武帝对边疆地区的大力开发，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扩大了中国的疆域。自此以后，历代的疆域虽有局部的变化，但大体上是汉武帝时期对外扩张之后的范围，因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
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祖国的力量。随着疆域的扩大，汉族以外的各族人民，更多地加入了中华大家庭，共同创造祖国的经济与文化，推动了祖国历史的发展；开发了国内外的交通。经过武帝的对外扩张，开展了今新疆及西南一带的交通以及中国与中亚、南洋、欧洲、日本等地的陆路和海路交通，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国内外人民的活动范围，使各国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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