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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汉朝二十四帝-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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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挑战与问题，刘彻认为儒家思想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武器。
新政受挫武帝刘彻在刚刚立为太子时，就深受儒学影响。16岁登基后，开始实施“新政”：罢免丞相卫绾，改组“三公”人选。任命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为丞相，王夫人的同母弟（武帝舅父）田汀荆秩尉ā妒返娜迳早何反蠓颍谷蚊硪蝗迳蹶拔芍辛睿ㄏ嗟庇诨使涛莱ぃ晌涞鄣慕肌�
汉武帝又议立“明堂”，准备按古制大兴礼乐。“明堂”是儒家常讲的一种朝会的礼仪制度。汉武帝派人用安车驷马，将名儒申公迎来长安，具体指导筹建明堂诸事。
汉武帝跃跃欲试，正醉心于尊崇儒术，却遭到住在东宫的太皇太后的反对。她怒斥武帝，断然禁止他再搞尊儒活动。汉武帝无奈，只好放弃筹建明堂的计划，还被迫把赵绾和王臧下狱治罪。丞相窦婴、太尉田汀急幻庵啊Ｉ旯虿∶夤伲氐嚼霞遥改旰缶退懒恕：何涞鄣淖鹑逍抡菔笔艿搅舜煺邸�
董仲舒像建元六年（前135）五月，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死了。武帝年已22岁，王太后宠爱儿子，不干预政事，汉武帝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于是，终于告别了政治“禁锢期”，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董仲舒及其“天人三策”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汉代思想家、经学家，专治《公羊春秋》。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武帝亲自召见董仲舒。董仲舒针对武帝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得到了武帝的赏识。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董仲舒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称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汉武帝听了“天人三策”，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考绩官吏，从而为国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使儒学从诸子之一，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于是儒风渐盛，圣学广被，儒学实现了重大转折。
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实际上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人还进入朝廷为官。
◎政治上：变革制度
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从而完善了国家制度。
推恩子弟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国问题基本解决，但是诸侯王的势力依然存在，再次成为半独立状态的割据势力。事实证明，武帝即位以后，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分封、内乱不止的问题。
元朔二年（前127），善于“揣摩圣意”的主父偃向汉武帝进献“推恩”之策：“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得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仅从元朔二年至六年（前127～123），封侯的数目就多达121人；元鼎至武帝末年（前116～前87），又有44人封侯，甚至一日之内竟有24人同时封侯。
此外，对有罪的诸侯王，则削夺其封国。仅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以酎金（根据汉制，每年八月要举行宗庙大祭，王侯必须献黄金助祭，称为“酎金”）不合规定为理由，就削夺了106个人的爵位。
这种“恩”、“威”并施的政策，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长期未得到解决的诸侯王势力的问题。汉武帝以后，虽然诸侯王国继续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它已经失去汉初原有的活力了。
广开仕途为了维护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必须有一大批官吏不断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选择官吏的办法。汉武帝为了网罗人才，采纳了董仲舒的“求贤”建议，实现了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
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之意。它源于高祖，而明文规定则始于武帝。武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每年一次。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举的两个科目，后来混为一科。察举的对象是通晓儒学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察举的科目除孝廉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
选官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可以任郎中。
这样的选官制度，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朝预政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皇帝控制朝臣的权力，二是加强朝廷控制各地的权力。而这些都要靠封建官僚机构来实现。汉武帝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在政治体制上开设中、外朝，形成两个官僚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中朝，又称内朝或内廷，是决策机关；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
中、外朝体制形成的根源在于汉初政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换言之，它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汉初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丞相权势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形势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他即位不久，丞相田汀莆杖蚊獯笮」倮舻拇笕ǎ晌饺ㄇ愠啊：何涞鄱源耸植宦Ｒ蝗眨锿‘入宫奏事，武帝问他：“君除（任命）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仅一语便表明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决心削弱相权，建立中朝。
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参与谋议，这些中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
中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强了皇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而且大大精确了中央决策的内容，使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同时也便于众人对武帝意图的理解。
加强监察汉武帝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就必须驾驭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使他们尽心效力，忠于职守。然而由于汉景帝以来，职官、司法制度日益废弛，奢侈成风，吏治败坏，结果征敛不止，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危机。
建立刺史制度。元封五年（前106），汉廷正式颁行刺史制度，以便考察郡国治政，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朝廷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负责监察所属郡国。刺史由朝廷派遣，秩仅六百石，属于低级官员，但是职权很重，有权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还有地方的强宗豪右，稍后甚至可督察诸侯王。刺史受御史大夫所属的御史中丞直接领导，在人事上是独立的，在地方查明官吏的不法事实后，自己不能擅自处理，只能上报御史中丞，请求上级处理。
设置司隶校尉。征和四年（前89），武帝又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
设置丞相司直。丞相司直是丞相的艄伲灯鹄词切┫嗉嗖觳环ü僭钡模导噬弦财鹱偶嗖熵┫嗟淖饔谩？br》
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三大监察系统。这三大监察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尊经兴学秦汉之际，儒家多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对儒生溺冠辱骂，这个学派遭到各种贬绌。儒学的复兴，始于文景时期，完成于武帝时代，其间有两大举措：
置五经博士。在文景时期，儒学共立了《诗》、《书》、《春秋》三经博士。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趁窦太皇太后病重之机，正式置“五经”博士。
兴办太学，推广郡学。由政府面向广大国民办教育，始于汉武帝。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元朔五年（前124）兴办了太学。太学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办学事宜全由丞相公孙弘主持。太学的设置首开了我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正规途径，适应了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武帝时，太学的五经博士弟子员50人，西汉末年则达到一万人。
武帝还推广文翁的经验，“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我国古代帝王中，办教育热情之高，成绩之大，汉武帝当数第一人。他的一系列兴教举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皆属划时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影响。
建立年号和太初改历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改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为6年。
汉武帝还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下颁布历法的皇帝。太初元年（前104）宣布，改订礼制和历法，其主要内容是：改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太初”的意义是宇宙的开端，武帝以此命名这部历法，象征太初年间的“改元更化”。
上述制度变革都是汉武帝提倡儒术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去，以巩固其统治。
◎军事上：反击匈奴
武帝一生的业绩中，武功占有极大的比例。由他领导抗御匈奴的战争，竟持续了43年，大小战役达15次之多，关键性的最大战役有3次。
马邑之谋元光二年（前133），武帝采纳王恢的建议，派遣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韩安国五将军，率30万汉军，埋伏在马邑附近。又派聂壹出塞与匈奴交易、诱敌。匈奴军臣单于发现这是诱兵之计，便立即引兵撤退。汉朝30万大军无功而返。
马邑之谋虽然失败，但武帝全面反击匈奴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汉武帝全面改革了军事体制，设大将军加“侍中”的统兵制度，取代太尉，提拔皇后卫子夫之弟、奴隶出身的卫青任大将军；改革兵役制度，调整军队各兵种的构成及训练方式。经过一番改革，汉军的素质和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大规模反击匈奴的准备完成了。
收复“河南地”之战元朔二年（前127），匈奴两万骑兵侵入边境，由渔阳进入雁门，首都长安直接受到威胁。汉武帝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对“河南地”（河套地区）的匈奴各部进行大规模迂回包围作战。匈奴诸部无备，大败，秦末以来长久沦陷于匈奴的河套地区被汉收复。
河套地区离长安千余里，匈奴骑兵南下不过二三日路程。汉初数十年间，常以匈奴为忧，河南地在匈奴控制下是重要原因。汉朝收复河套地区，利用河套这一有利的天然屏障，把朔方和五原建成抗击匈奴的基地，既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又可以减省军需粮饷的转输，为汉朝最后击败匈奴创造了有利条件。
河西争夺战元朔六年（前123），武帝又派卫青率10万骑兵出塞追歼匈奴。在这次战役中，18岁的年轻将领霍去病脱颖而出。霍去病是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出身于奴隶。由于他“善骑射”，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被提拔为侍中。在汉匈激烈交与霍去病有因缘的焉支山军马牧场战的时候，汉武帝任命他做剽姚校尉。校尉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仅次于将军：“剽姚”是形容行动勇健轻捷的样子。大将军卫青还挑选800名精锐骑兵归霍去病指挥。汉军出塞后，霍去病率800骑兵冲杀在前，离开汉军主力，一直奔袭数百里。这支骑兵小部队，找到匈奴部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突然袭击，打得敌兵措手不及，溃不成军。汉军以少胜多，斩敌2000多人，杀死匈奴单于的叔祖父籍若侯产，生俘单于叔父罗姑比，大胜而归。汉武帝发布命令，称赞霍去病勇冠全军，封他为“冠军侯”。霍去病初上战场，就表现出了超群的军事才能。
元狩二年（前121）春，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位同大将军），率领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塞，转战6天，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千余里，杀敌8000余，俘虏浑邪王子等，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军河西首战告捷。
同年夏天，霍去病又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出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深入2000多里，越过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攻至祁连山（今甘肃张掖县西北），击败匈奴军主力，俘获匈奴酋涂王和单于阏氏、王子等百余人，歼敌3万多人。这是西汉对匈奴开战以来所取得的一次空前大捷。这次战役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
汉军占领河西之地后，汉武帝置武威（郡治在今甘肃勤县东北）、张掖（郡治在今甘肃张掖县西北）、酒泉（郡治在今甘肃酒泉）、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西）四郡，称为河西四郡。河西走廊又是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扫清了匈奴之后，就为“通西域”，将西域诸国同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重要条件。
漠北之战匈奴伊稚斜单于因屡遭重创，心有余悸，将单于廷暂时移于漠北，便于引诱汉军深入，然后乘其兵疲而袭击。司马迁像（清代版画）元狩四年（前119）春，武帝将计就计，乘匈奴疏于防范之时，决定攻其不备，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三次大战役。汉武帝调集10万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及转运夫10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
卫青指挥汉军以左右翼将匈奴单于包围。伊稚斜单于率数百骑突围逃走。汉军乘胜追击，杀敌近两万人。
在此次战役中，李广进军的东路，路途遥远，又没有向导，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错过了会合的时间。李广因误期而自杀。
根据汉武帝的作战计划，霍去病的东路是主力军，汉武帝给他配备的力量最强，汉军“敢力战深入之士”，都交给他指挥。霍去病深入漠北2000多里，与匈奴左贤王相遇，展开一场激战。左贤王的骑兵几乎全部被歼。霍去病乘机追击，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山），直到瀚海（今俄罗斯西佰利亚贝加尔湖），才奏凯而还。
经过这次漠北大战，匈奴人马伤亡很大，逐渐衰弱下去。“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霍去病在抗匈战争中建立了大功，多次得到汉武帝的奖赏。汉武帝前后赐封他食邑17万户，并加官大司马。霍去病24岁那年不幸得病死了。汉武帝十分悲痛，为他修建了一座仿照祁连山模样的宏伟坟墓，来纪念这位建立了赫赫战功的青年英雄。
◎经济上：调整政策
汉武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再加上汉武帝个人好大喜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一方面坚持“以农为本”的既定国策；一方面又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节和控制，发展国有工商矿业以繁荣经济。
代田轮耕，兴修水利汉武帝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战略调整与准备。
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耕作方式、技术。武帝时期，广泛使用铁农具，在农业生产中推广牛耕。另外，注重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如试行代田法和发明播种工具。代田法是一种保护地力的先进的耕作方法，使垄沟和垄台的位置每年相互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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