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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钻进了金字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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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我和润哥钻进撒哈拉沙漠边缘一家无名小店，徒手吃了只比野麻雀大不了多少的阿拉伯烤鸡，连吃两大盘盐水煮蚕豆，总算填满了肚子。
下午两点半，大巴士缓缓驶入班加西，乘客奉命在一处遍布垃圾的广场下车。我和润哥以及另外五位要去的黎波里的乘客被集中起来，一位穿皮夹克的大收走了我们的护照和车钱，答应为我们七人安排一辆小车继续走完剩下的1100公里路程。可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还蹲在大垃圾堆旁望着往来车辆荡起的遮天蔽日的尘埃。
终于盼来一个长着一双料桃般火眼、穿着件脏得无法辨认本色的长袍的胖子，他自称是内务部管查验签证的。胖子端起我们的护照瞪着火眼琢磨良久，又紧贴到我们脸前，逐一辨认我们的的面孔，逼视得我跟着他一起迎风流泪。
我们被塞进一辆丰田工具车，原说只坐7个人，可此时竟塞进来17个。我那条困受伤萎缩的右腿不得不蜷到粗壮的左腿下寻求保护，膝上握着传真机和装了尼康F3及6个镜头的器材包，由此开始了下一段1000多公里的旅程。
夜幕降临沙漠，汽车又莫名其妙地没油了，沿途所有加油站全关了门，以纪念美国轰炸利比亚六周年。1986年4月15日，美国空袭阿齐齐亚兵营，致使包括卡扎菲养女在内的41名利比亚人丧生，从此，每年4月15日，利比亚全国海陆空交通、通讯全部关闭以示悼念。
虽然刚晚上9点，可撒哈拉大沙漠的夜风已利刃刺骨。
我只穿了条单裤和一件红背心，白天挺风光，可此时真羡慕阿拉伯兄弟的长袍和裹在身上的羊毛毯。与17名乘客同车共济，我绞尽脑汁变换着大腿小腿的位置，调整坐姿，将身体倚靠到别人身上，以争取尽量大一点的生存空间，从腥膻汗臭的毛毯上分享一丝一毫的温暖。润哥耐不住性子，持护照找到加油站，声称自己是卡扎菲上校的客人，可人家连眼皮都没抬：“那让卡扎菲接你好了！”
终于熬到午夜12点，几百辆车蜂拥着挤进恢复营业的加油站，碰撞怒骂之声不绝于耳。我们车上由于有17条好汉，抢油泵的、堵别人车的、大打出手的、叫骂助威的各显其能，自然抢在最前面加满了油，得意洋洋上了路。
经过打架、发动机漏油之类天灾人祸停停走走，到4月15日下午两点，我们经过45小时的长途远征终于驶进的黎波里，我和润哥满脸泥垢，眼窝发青，两腿发软，钻出汽车几乎跌倒。
我拍制裁下的利比亚
早就听说利比亚是个不许随便拍照的国家，但想不到比我在海湾战争中经历的伊拉克更甚。我的一位朋友曾因身背相机在的黎波里街头倘徉而被勒令交出胶卷，理由是“尽管你现在没拍，可谁知道你刚才拍了什么”。为了防备美国、以色列入侵，的黎波里街头所有的交通路牌全涂上了白漆，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我们在安理会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生效之日抵达的黎波里，深感乌云压城的气氛。
清晨，我与润哥及由突尼斯赶来的阿文记者小拱驱车赶赴的黎波里机场，采访空中封锁头一天的反应。为避免保安人员注意，我将挂在脖子上的尼康F3紧贴到肚皮上，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暗中偷拍了张机场外景。走进机场候机大厅，国际候机厅冷冷清清，所有的航班起降显示牌全是空白。利比亚航空公司飞往罗马、开罗、苏伊士的航班全被拦截。到问询处打听能否乘飞机回开罗，回答是：“要么坐般到马耳他转飞机，要么开车到突尼斯吉尔巴岛换船。”
我发现一位穿阿拉伯传统服装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呆坐在候机厅一角，便凑上前去搭讪，称赞孩子长得美。博得好感后，端起装24毫米广角的尼康F3连拍了两张。可还没等相机马达啸音散去，一只熊掌般的大手抓住了我的左肩，连拉带拽地将我推进墙边的一扇小门，我只看到润哥和小拱两张扭曲的白脸一闪便消失在门口。
我被两个彪形大汉按在墙上，脖子上的相机已被夺去，任我拼命蹦跳挣扎，放声用阿文大喊：“我是中国记者！”可就是无人理睬。我像条被钉在门板上的鳝鱼，明知反抗无用可还是不停地挣扎。直到过了一刻钟，一位西装男子走进来归还我相机，我才安静下来。相机完整无损，可里面的胶卷已被曝光。我被简明扼要地告知：“立即离开机场。”
返回我居住的中国大使馆，一肚子怨气没处撒。我的老板、新华社摄影部主任说过的一句话总在我耳边炸响：“永远别跟我解释为什么没拍到、为什么没拍好。我只问你要新华社传真照片。”
次日清晨，阿文记者小拱说利比亚新闻部要求摄影记者马上到海门饭店集合。我撒腿就往楼外跑，不小心正踏在一根废钢筋上，只感到右腿一麻。低头看时，断钢筋刺穿彪马运动鞋帮，直抵右脚腕，血流如注。我从摄影包上扯下一段胶布，先缠脚后缠鞋，单腿蹦着上了车，小拱问扎得怎么样，我硬挺着说没事。
急急忙忙赶到海门饭店，可什么人也没有。大堂里小个子路透社摄影记者哈米正一人半躺在沙发上，我问他是否拍了什么好照片，他说拍个屁。哈米是突尼斯人，说一口漂亮的阿拉伯语和法语，他说我可以无偿使用他设在海门饭店1345房间的暗室。哈米曾要求拍摄机场、海港和使馆区，可答复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他朝我撇嘴、耸肩、瞪眼：“咱们干什么来了？”当他听说我昨天在机场被曝光后哈哈大笑：“把胶卷裁短些，每卷五张。”
一直耗到中午，新闻部的一位官员才将我和开罗电视台驻利比亚的记者塞进一辆旧奔驰，直驶一个不知名的自由市场。这个市场足有一个足球场大，摊上摆着菜花、生菜、洋葱、土豆、西红柿和比拳头还大的大蒜头等蔬菜。由于货多人少，商品显得格外丰富。我对站在身旁的陪同说：“封锁没给利比亚人民造成困难。”他挺胸点头连称：“正是”。这时，一个老头子风风火火地扑过来：“中国人，中国衬衫好，洗完了没褶子。”边说边伸出利比亚传统马甲下的白的确良衬衣底边让我摸。引得一帮外国记者围着我看热闹，其中一个小胡子喊我“新华”，我见他眼熟，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那儿见过他。可这家伙还让我使劲想，直到我痛苦了半天，仍毫无希望才一语道破：“在巴格达，你用过我的底片传真机。”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是法新社的摄影记者拉比。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们曾一起采访过伊拉克政府军镇压库尔德叛乱，想不到今天在利比亚又久别重逢。
拉比的热情丝毫不减当年，拉拉扯扯地把我引荐给美联社摄影记者尤瑟夫，还有我早上刚认识的路透社的哈米。
男人们聚在一起，其破坏力量按几何级数增长。以追逐热点新闻为生命、频频与死神接吻的摄影记者尤好争强斗狠。
当下众人起着哄要求多拍些地方，法新社拉比被推举为代表去与利比亚人交涉，但任凭他巧舌如簧，还是毫无结果。
我预料这帮好汉们已经黔驴技穷，于是独自返回中国大使馆另辟蹊径。司机王小立见我空手而归、神色黯然，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各国使馆送文件，说不定能“逮”个一张半张的，我想也没想就跟他上了车。
我们直奔俄罗斯使馆，三辆被砸毁的外交车还歪在俄罗斯使馆门前，这是10天前抗议俄国支持空中封锁利比亚的人们的“杰作”。我隔着车窗哆哆嗦嗦地连按两张，王小立瞥了神色慌张的我一眼，壮着胆说：“没事儿。”
我们径直开进委内瑞拉使馆院内，一群荷枪实弹的保安人员立即将我们的大奔驰围在核心，吓得我赶忙把相机夹在膝盖底下。10天前，当安理会通过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时，委内瑞拉碰巧是本届安理会主席，由此激怒了一批利比亚人，他们一把火烧了委内瑞拉使馆。
离开委内瑞拉使馆，眼前是雄伟的老王宫，我忍不住对准老王宫拍了一张，相机还没放下来，斜刺里冲出一辆奔驰280，一下子把我们的车别到路边，车里跳出两个穿军便装的大汉直扑我们的车。我挺紧张，准备随时交出相机，可王小立让我别动。只见他隔着车窗朝外面打手势，急得外面的军人犹如鱼缸外面的猫，围着我们连连打转，直到记下汽车的牌号，才说了声“OK”放我们走。
到孟加拉使馆送完文件，我们打算去买些点心，正撞上使馆会计开着小丰田迎面而来，他隔着马路朝我们大喊：“唐老鸭，你跪那里去了？快去机场，卡扎菲等着见你！大使都快急死了！”
“卡扎菲的专机在等你”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王小立已经一打方向盘跃上了公路。我将信将疑的问：“卡扎菲上校会见我？卡扎菲上校？”王小立斩钉截铁：“大使还能涮你！”大奔驰闪烁着双蹦灯以170公里的时速冲出的黎波里，加大油门的啸音如同F——14战斗机的火箭助推器一般轰鸣。我说：“哥们，我身上的胶卷全是五张一卷的，能不能回家取俩胶卷？”
冲进静悄悄的机场大门，穿过空荡荡的停车场。守候在贵宾室门口的几位利比亚官员正向我们招手：“是中国使馆的吗？”我来不及回答，抱着摄影包紧跟着他们冲进贵宾室。王大使一把抓住我：“鸭子可来了，我总不能老扣着专机不让飞呀！”一架苏制安一24马达轰鸣着停在空荡荡的停机坪上，这就是卡扎菲的座机。我们六人依次登上专机，想不到飞机上已有两位姑娘，一位金发碧眼，一位卷发黑皮肤。
坐在我对面的黑人姑娘一言不发，托腮的右手虎口有一块铜钱大的刀疤，她身着紫色连衣裙，脚登坡跟黑皮鞋，不论问什么，只是报之以训练有素的友好笑颜。我让小拱用阿文问她能否拍照，她说“听真主的”，小拱解释说这等于婉言拒绝，并让我把相机装回包里，堆在行李上，因为这漂亮的黑姑娘“神情紧张”。我几次试探着将手伸向相机，但可恨的润哥不停地捏我胳膊，让我别因小失大。
我转而琢磨起那位白皮肤姑娘。从我的位置侧角度看过去，是一张标准的雅典美女的剪影。隆准、卷而奇长的睫毛、灰蓝色的大眼睛，眼窝深陷弄不清有多少双眼皮，皓齿如编贝，白天鹅般长脖子上挂着条精细的项链。一身退色的蓝月（B1ueMoon）牌牛仔装，纤细的小手轻巧地搭在我面前的扶手上。秀发四处飘洒，几乎打到我脸上，清香四溢。我上前“套磁”，她自称叫“佳米拉·穆罕默德”，是的黎波里大学地理系的硕士生，对农业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追根寻源问我中国三北防护林的长度、宽度，是复合林还是单一树种、是针叶还是阔叶、是灌木还是乔木……可望着她那紧绷绷、满是腱子肉的小腿，我怎么也不信她是个女学生。我用右肘捣了一下润哥：“我敢打赌，她准是个女保缥。”说得他将信将疑。聊起1986年4月15日美国借口西柏林夜总会爆炸案轰炸利比亚、可事后调查此事与利比亚无关时，佳米拉拍案而起：“41个利比亚人白死了，美国凭什么？”话题又扯回农业：“我们渴望中国的农业技术，中国蔬菜在这儿长得特别好。”我问佳米拉：“你不想去美国学农业吗？”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美国把我的同学全赶回来了，英国也不会给签证，说我们全是恐怖分子！”我们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去中国留学？”佳米拉两手一拍：“空中封锁，我去不了呀！”我打开笔记本，打算记下这段有趣的对话，可利比亚礼宾官示意我收起纸笔。
下午1点25分，我们的总统专机经过一小时的飞行，缓缓降落在班加西机场。30年前，这里曾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海空基地，可现在的机场静悄悄，唯有我们的小飞机蜻蜓般地滑跑。机场尽头树丛中，恍惚可见涂有沙漠迷彩的米格——23和苏一22雄赳赳地仰望长空。我们的总统专机在一个小车队前停稳，三辆奔驰300SEL和两辆面包车早已守候在这里。我们六人分乘三辆大奔驰浩浩荡荡冲出机场，以140公里的时速飞奔，我低头看了眼手表又抬头看了看太阳，我们正朝西南方向急驶。
我们被送进一座名叫Aozou的五星级饭店住下，大堂内出售的竟有福建出的“福达”彩卷。我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浴室自来水龙头，意外地发现这里的水竟然不咸，美得我扒光服痛快地洗了个澡。在此之前，我的头发被的黎波里的咸水洗得根根直立，一舔上嘴唇犹如舔老咸菜一般。可是没等我洗完，屋里的电话就响了：“你好，马上到楼下集合。”
卡扎菲对我说：“你能卖100万。”
大奔驰驶出Aozou旅馆呼啸而去，根据太阳方向我们正驶向东北，我见润哥紧张地抓住汽车扶手、青筋暴露，我自己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15分钟后，我们驶过一座竖有“移止通行”标志的大木桥，在一堵绿墙外停下。从我们的开道车上走下一个官员，与大墙下的门卫嘀咕了有两分钟，我们的汽车才缓缓驶人，沿简易沙漠公路缓缓而行，一扫刚才横冲直撞的雄风。四野是狂风劲草，大有藏龙卧虎之势。
草丛中有“丰田巡洋舰”“尼桑巡逻兵”“三菱大山猫”各色吉普，许多戴牛仔帽、提AK一M步枪的身影闪烁其间。再向前是一辆奔驰牌8吨油罐车、双联23毫米高炮和土黄色炮衣掩盖着的防空武器。我们奉命停车，等候警卫人员用步话机通知下一站，讨论是否放行。大约又折腾了半个钟头，我们终于来到一块阳光灿烂的开阔地，两辆长40米、载重50吨的巨型奔驰牌移动房屋拖车停在草丛中，附近是成群的绵羊和深棕色的骆驼。我早就听说卡扎菲到南斯拉夫参加不结盟会议时就带了一大群骆驼，因为每天他都得喝骆驼奶。青出于蓝，卡扎菲上校的儿子赛福·伊斯拉姆去奥地利留学随身带着佛利德、巴尔尼两只老虎。我们走出汽车，跟着持枪警卫趟着没脚面的枯草往前走，路尽头有一个风向标，脚下显然是一条轻型飞机跑道。
我们三个记者被引进一座四面镶有铝合金门窗的小屋休息，真想不到在烈日炎炎的利比亚大沙漠中竟能喝上美帝生产的冰镇百事可乐。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吃了一碗稀粥和两个“袖珍馒头”，此时饿得我恨不能挤进骆驼群中吃草。
下午4点整，我们穿过羊群，被引进一座开口向东的大帐篷，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北朝南坐在大皮沙发上的“九·一”革命领袖卡扎菲上校。50年前的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费赞省锡尔特地区一个卡达发族人家，21岁进班加西军事学院，25岁留学英国学习军事，27岁组建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中提出了所谓的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并以此为论据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由于出身游牧民族，他主张没有等级的部落社会自然公平。喜欢住在帐篷里远离豪华住宅，喜欢骑骆驼。他推行部落文化和伊斯兰教的混合物，禁止饮酒和过分娱乐。现在，由于他拒绝交出1988年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的泛美航空公司疑犯而与世隔绝。在我眼中卡扎菲是力主阿拉伯团结的有远见的政治家，革命英雄、民族社会主义改革家。可在西方眼中，他是无恶不作的恐怖之首。我在电视上多少次看见过他的姿容，可眼前却是近在咫尺。
卡扎菲上校静坐在棕色大皮沙发里，两肘支在一张两米长、一米宽的白漆木桌上，正在认真地看文件，鼻尖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罗登斯德花镜，这位戏剧性的领导人一扫军人作风，变成了戴眼镜的学者，令我想起了托尔斯泰。我正想冲上去拍照，一只大手猛抓住我的右肩，一位便装男子附在我耳边低语道：“你只许拍五张。另外，不许拍帐篷以外的事物，更不许拍上校周围的人。”我这时才注意到卡扎菲两米远处一位老头正在用木炭煮红茶。再过去是位至少有1米90高高的彪形大汉，登伞兵靴，穿皮茄克，浓眉大眼，头上缠着贝都因人的包头。令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马超、马岱。
人们很难说卡扎菲在想什么，更无法预测他下一步将做什么。在短短几分钟里，他时而面无表情凝视远方，时而仰天大笑或勃然大怒声讨美帝暴行。我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像在可可西里拍野牛那样单膝点地，以避免因过分紧张而造成的抖动。看到我聚焦，像所有上惯了镜头的大人物一样，卡扎菲欠起身子披正了镶金边的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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