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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影帝李小龙-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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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的兄弟忠琛、振辉回忆，小龙练武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为了学好咏春拳的粘手功夫，在家中设了一座木椿，每天对着木椿勤练不辍。他为了练就强大的体魄，没有新式的西洋健身器械，就用沙包石块来健身。他就是吃饭时也不愿停止练功，一边吃饭，一边以拳击打板凳，以练就拳头的硬度。
他的旺盛精力，使得每一个对他稍有了解的人大惑不解，他除了练功，还要拍电影、跳舞、跟女孩子寻欢逗乐。
他的功夫长进非常之快，父亲既喜又忧，道：“他只要从练武的精力中拿出二成，学业也不至于如此。”
父母仍念念不忘儿子走求学发达之路。儿子的行为，使他们这一希望愈来愈渺茫。由于李小龙在学校的“恶行”，不得不停地转学。因此，李海泉的朋友同事与其见面时，第一句则问：“令郎到学校未？”使李海泉十分的难堪。
更要命的，是李小龙为练武，一度荒废中断了学业。
1956年，16岁的李小龙勉强读完初中，进入圣查米耶尔书院读高中。这是一所英文学校，有不少外籍学生。校内有一支西洋拳队，拳手几乎是清一色的外籍学生。外籍学生普遍比本港学生长得高大，拳队是为这帮外籍学生特意组建的。
好出风头的李小龙自然不满那些洋学生的一统天下，他主动发起挑战。牛高马大的洋学生自然不把矮小的李小龙放在眼里。结果，他们一个个被李小龙凌厉而又不规范的拳法打得落花流水，甘拜下风。
1957年，李小龙代表圣查米耶尔书院参加全港中学生校际拳击赛。他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顺利地进入决赛，他的最后对手是连获三届冠军的洋学生。此君高大魁梧，壮实如牛。李小龙戴的是西洋拳套，打的却是中国的咏春拳法。这位洋拳手不知如何招架还手，给李小龙打得晕头转向，最后败北。
事后，李小龙洋洋得意地说：“西洋拳讲究的是闪避，攻击只是一下一下的，而咏春拳以‘粘手’见长，可贴紧对手连消带打。交手时，我以‘粘手’格开番鬼仔的来拳，对方手腕酸软时，我就用另一只拳猛击。”李小龙又道：“我的咏春拳还没使出一半，主要是怕犯规受罚。咏春拳讲究速战速决，如果放开来打，我一个回合就能把他击倒。”
练武和演电影，是李小龙在港期间的两件大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由童星向小生过渡，所饰角色仍以歹徒和流氓为主——只不过年纪不同而已。他离港前拍的最重要的一部影片叫《人海孤鸿》，他在片中担任主角，展示的是在日本军占领后香港的街头故事。
李小龙扮演一名在日本军统治下的香港的孤儿，他经历过日机的狂轰滥炸，经历饥饿的煎熬，他最终幸免于难，流落于香港街头。
在他生活的那个地区有几个流氓头子，一个叫“十四K”，一个叫“和胜和”，还有一个女流氓叫“十八姐”。这个孤儿跟流氓混迹一起，他的专长是打荷包（扒钱）。一个慈善家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但他依然以扒窃为业。不久，他因犯案被捕，那位慈善家再度伸出援助之手。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坐7年牢，要么进学校读书，结果他选择了后一种。然而在他读书期间，流氓找到他，软硬兼施说服他干最后一次“扒钱”勾当，他答应了下来。在欲行动前他突然反悔，执意不去，流氓老羞成怒，割下他的耳朵。经历了这事，他彻底看清流氓的残忍毒辣，从此痛改前非。
叶问对李小龙所拍的电影不甚关心，他关心的是弟子能否成为武林中德高艺高的大器。他常向弟子阐述德与艺的辩证关系——德高必艺高，作为武林中人，且不说除暴扶弱、铲恶救孤之侠行，最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切不可向不会武功的弱者动武。
叶问同时又极力鼓励弟子与人“讲手”。讲手一词，最初是武师在一起探讨切磋武艺，常常会由口说引发到手动，故“讲手”一词，实为交手或比武。叶问注重的是招数的实用性，不讲手，就不知自己所练功夫的优劣长短，就不知自己下一步该如何练。叶问认为，功夫最终是打出来的，而不是练出来的，只有在讲手中，才能不断地完善和强大自己。
按照李小龙的性格，不用师父鼓励讲手，他自己会主动找人讲手。这就像一位久练弓法的箭手，急欲把一只飞鸟射下来。
那时的李小龙，经常在街头“行凶闹事”。他捕捉的讲手对象，是他认为比他强的人。李小龙主动挑衅，激怒对方。对方一旦动武，李小龙便旋风般地使出咏春拳法，直到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趴倒求饶方辍手。因此李小龙的讲手，带有浓烈的炫耀武力的色彩（这是他一惯的好胜心理所决定的），一旦动手，便把师父教诫的“讲手须适可而止”的训条抛到九霄云外。
李小龙的名气愈来愈大，得罪的人也愈来愈多。有时在街头，他能在瞬息间把四、五个对手打倒。
李小龙寻人讲手，也有人寻他讲手。这是些像他一样的学过武功的好胜之徒。这种人不是那种行于街头、外强中干的庞然大汉。他们与李小龙旗鼓相当，各有所长。但是李小龙凭着勇猛和过硬的拳脚，总能够克敌致胜。
有时对方是几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李小龙往往是师兄弟几人与之应战或挑战。
后来去澳大利亚开设武馆的李小龙的师兄兼把兄弟张卓庆，在接受一位武术杂志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那时候，与小龙及师兄黄淳梁，为了印证所学功夫的实效，四处向人挑战……起先只不过是双方三几人，约定时间秘密举行。想不到后来越搞越厉害，时常会雇了汽车到新界去打。
“我那时被人称为‘大龙’，而他当然是‘小龙’了。我们乐于迎战任何挑战者……
“我们很不受对手欢迎，特别是小龙。因为我们是有名的搏击能手。小龙更特别惹人非议，因他很狂傲地认为他能打败任何对手……”
除拍电影，李小龙基本上不务正业，这使他父母为他的前途非常担心。很有可能，李小龙将来会开武馆做武师，那不是他父母所希望的。他父母希望的是他完成大学的学业。
李小龙混到18岁。18岁是中国人界定成年人的年龄。因此，他母亲极力主张他去美国读书。她认为小龙是美国公民（按照美国法律，出生在美国皆是美国公民），理应接受美国教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小龙四处讲手树敌太多，再这样下去，会遭到不测，父母为儿子的安全问题深感忧虑。
李家的亲戚也极力主张李小龙离开香港。他们认为，小龙的学坏，是结交了社会上不良少年的恶果。只有离开香港，才能隔离不良的环境与不良的朋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李小龙终于决计去美国，尽管他舍不得师父，舍不得师兄弟，舍不得他小有成就的电影事业。有消息传说——黑社会的人正酝酿把他干掉。他知道那些人的毒辣与残忍，他们或许不会堂尔皇之地讲手对打，而采用非常手段——使枪暗杀。他的师兄弟一致奉劝小龙离港避避风头。
于是，18岁的李小龙，揣着希冀，又抱着迷茫，漂洋过海，踏上了生他的，而又那么陌生的国土，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第四章 漂洋过海 浪子回头金不换
来到素有金山美称的旧金山，等待他的是生计之忧。他心比天高，却不得不寄人篱下。赢得一位姑娘的爱，却又忍痛舍弃。创立武馆，问津者寥寥。击败日本武师，名声鹊起。潜心苦读，终于赢得学业的优秀。
1958年11月，李小龙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开始了漫长的海上旅行。
李小龙身上仅揣有100元美金。他不想依赖家庭的资助，只想凭自己的体魄意志在美国站稳脚跟，半工半读完成大学学业。他在港拍电影赚了不少钱，他很少挥霍，大都由父亲为他存起来。他没有动用这笔钱，他想完全自立。
李小龙坐的是三等舱，这里的旅客大都是回港省亲后重返美国，年纪大都是中老年。李小龙从他们购买三等铺位这一点，猜想他们并非特别富有。他们或是出身美国，或是颁布新移民法之前移居美国的。他们在美国这么多年，却还跟李小龙一样在餐厅里吃普通餐。“美国遍地是黄金”的神话，在李小龙心目中开始动摇。当初，他不肯带更多的钱赴美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在美“揾钱”很容易。
李小龙急欲了解美国的一切情况，向这些居美多年的叔伯问这问那。他还想验证自己的英语水平，用英语同这些叔伯对话。李小龙发现，他们对美国，并不都是很了解，有的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李小龙学过世界地理，动身赴美时，还看过《美国便览》之类的小册子，对美国概况大致有个了解。有位胡须花白的老伯，连纽约、华盛顿的位置都会搞错。他们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还不如李小龙，有的仅会讲三两句生硬的广式英语。
在甲板上，一位在芝加哥做针炙中医的先生告诉李小龙，那些叔伯一辈子居住在唐人街里，很少接受美国教育，也很少像地道的美国人那样四处迁徙和旅行，对外面的情况知悉甚少。他们大多从事餐饮成衣业，有的一辈子做跑堂和杂役，入夜就睡在小阁楼或餐厅里。这种人，在香港普通市民眼里，或许算一个小阔佬；在美国人看来，只是最下等的异国移民。
“我的未来，也会像他们一样？”李小龙在心中，不断地重复这个问题。
邮轮途经神户、横滨、夏威夷，前往旧金山。天高地远，海水无边。看不见陆地，也很少遇见船，只有孤寂的海鸟，在眼帘里默默飞行。李小龙望着茫茫的大洋，心中亦一片茫然。
踏上美国国土，李小龙并没有故地重游之感，一切是这么陌生。除口袋里的出生证界定他是美国公民外，他心目中，仍把自己当做异乡客。
他现在的名字叫布鲁斯·李（Bruce·Lee），这是18年前。他出生在旧金山华人医院所取的名字。而李小龙这个名字，只是在特殊的场合才会使用。
除了他父亲在旧金山的老友，偌大的美国，没人知道李小龙抵美。在香港，他是小有名气的童星和赫赫有名的打手，走到哪，都会有人把他认出。在美国则不能，在美国人眼里，他只是千万个来美淘金的华人之一，一个默默无闻的穷酸小卒。现实使李小龙明白，美国是个轻历史、重现状的国度。一个人，不论他过去如何辉煌，来到美国，一切还得从零开始。
李小龙住在他父亲的老友家。那是位垂垂老人，且体弱多病，他自己都需别人照顾，自然无法照顾李小龙。他要李小龙自己去找工作，说，他当年就这么过来的。李小龙觉得他有点绝情。但很快又谅解他，美国是个推祟自立的社会，谁也靠不住谁，唯有靠自己。李小龙虽谅解老人，但跟他几乎无话可说。
李小龙去当地的华人团体，以求他们帮介绍职业。这里，数广东人的团体最大、成员最多。他们见到李小龙，并末表示出异国遇同胞的热情。他们介绍了当地的情况，及如何在美国生存，他们答应帮李小龙介绍职业，但又说理想的职业只有靠自己去找。
李小龙后来知道，像他这样有求于他们的青年太多。
李小龙找到一些零星的活干。他在香港，生活上完全依赖家里，因此，他尽管有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仍不能使雇主满意。
李小龙只是粗通英语，因此，他求职的范围只能在华人聚集区内。他好动的性格却驱使他四处游逛，他跑遍了旧金山，以期不久能进入真正含义的美国社会。旧金山的繁华远非香港所能比拟。那时香港仍处在经济腾飞的孕育阶段，虽也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在繁华景象后面，是大片破旧拥挤的贫民区。
旧金山最引为自豪的是宏伟壮观的金门大桥。李小龙站在桥上，倚栏眺望碧蓝的大海。大洋的彼岸，是香港，他由此想起他那“望子成龙”的父母。他决计洗心革面，发奋自强，做出成果来证实自己是一条龙！
金门大桥于1937年7月7日落成，已有300多人从这里跳海轻生，故又被人戏称为“杀人大桥”。李小龙在一张陈旧的华人报纸上看到，一个富豪的儿子，18岁时上著名的加州大学，前途坦荡光明，却因“厌倦人生”而跳海自杀。李小龙很不明白这位青年的行为。美国是个自由而富庶的社会，充满了机遇，充满了希望，成功者的神话层出不穷，到处流传。李小龙渴望成功，尽管眼下，他连生计都成问题。
李小龙在旧金山，干得稍长、稍有点起色的职业是教人跳“ChaCha”（恰恰舞），他的收费低廉，学员稀少，这与他精湛潇洒的舞技很不相称。在香港，他是跳舞作乐；现在，他却以舞艺权做维持生计之手段。美国人不鄙视从事任何职业的人，可李小龙总觉得有些无奈。
三个月后，他去了西雅图。他跟那位老人合不来，同时，他对自己所处的境况表示失望。
西雅图位于美国本土西部最北端，是华盛顿州的最大城市，市郊有闻名于世的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当时正值隆冬，自小生活在热带地区的李小龙颇感不适。他找到周露比女士开的中餐馆，周女士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收容他在餐馆打工以赚取生活费和学费。
周女士是李小龙父亲的旧友，她在政治上很活跃，是当地华人社团的代言人，她经常接待各色人物或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她乐助好施，表现出一位女政治家的风范。
李小龙进了当地的爱迪生高级工业学校（相当于中国的职业高中），这是他英文水平不够格的缘故，不能够直接进大学。也因为这点，李小龙在周记餐馆只能从杂役做起，而不能做能赚取额外小费的跑堂。按照辈份，李小龙该是周女士的侄儿。但是，李小龙父亲的面子，到李小龙正式打工的那天，给无情地撕掉——周女士俨然一副老板面孔，她毫无表情地对李小龙指指点点，稍不满意，便厉声训斥。
李小龙怒火填膺，他来美已三个月，虽也知道“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这一信条，但他觉得太突然，简直就受不了。但李小龙还是把火气强行压下，按照周老板的意旨，把活计做得她满意。李小龙的行为跟在香港时大不一样，依过去的脾气，他会摔掉盘子不干，或拿盘子砸她个满脸开花。
李小龙本不愚笨，再加上他天生好胜，精力充沛，他没多久就能把派给他的活做得又快又好。洗盘子是杂役最基本、量最大的活，李小龙的动作就像在跳快节奏的恰恰舞，快速而优美，如山的脏盘子，顷刻间就洗得干干净净。可周女士总不放心，拿餐巾纸擦，放灯光下照，试图发现污渍。周女士吹毛求疵一番，便开始褒奖，然后是一番人生哲理。李小龙对她的话十分反感，觉得就像政治家在发表演说。
李小龙白天在爱迪生学校读高中。美国的学校，跟保守的香港学校很不相同，完全是开放性的，纪律松懈散漫，在李小龙看来，美国的学生简直就在玩。此时的李小龙，父母再不能督促他，老师也不会约束他，同学更不会因学业的优劣而崇拜或鄙视一个人。
李小龙完全可以无拘无束，放浪形骸。然而，此时的李小龙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他一改在港厌学逃学的作风，一丝不苟，如饥似渴地学习。他深知学费来之不易，逆境中的他悟醒了许多人生的哲理。他知道理科一直是他的弱项，他曾对它恨之入骨、厌之如蝇。现在，他尽管仍不喜欢，却比文科下了多倍的苦功。他对英语，更是到嗜学如命的地步，他知道；来到美国，无论进大学深造，还是进社会就业，语言是最最重要的。
其时，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在西雅图念大学。他写信给父母，报告小龙的学业状况，他父母惊喜万分，又难以置信。
李小龙的英语水平得以很快地提高。由此，周女士派他做餐馆跑堂。餐馆的生意很好，常常宾客盈门，出现排队现象。餐馆的菜，并不优于唐人街的其他中餐馆，而是凭藉周女士在社交圈里的名气。她为人排忧解难，往往都能得到回报，受其恩的人，会带人或介绍人来她的餐馆用餐。就这点，李小龙不以为周女士是位社会活动家，而是个精明的商人。
宾客中，有不少白种人，他们大都富有，出手也大方，用过餐后，总忘不了留下小费，并且说一番感激和赞美之辞。相比之下，华人食客要吝啬许多，尽管其中也不乏富有者，他们觉得侍者就该侍候他们，他们对菜也分外挑剔，而不像吃惯西餐的白种人那么好糊弄。
做跑堂的收入较杂役大有改观，李小龙心中仍十分压抑。他从小就有做首领的欲望，希望驾驭他人，而不被他人所驾驭。李小龙正处于被人人所驱使的境地，食客、老板、厨师都可以驱使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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