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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在跑了好些地方，碰了若干次壁，甚至在我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的时候，我想到你，我还觉得自己有着无比的勇气。我不肯让你知道我真实的生活情况，我不愿意使你为我的苦恼分心。固然你一直过着安定的生活，但你的日子也并不是快乐的，况且你的心很细，你顾念别人常常多于顾念自己。以后不论在东吴（苏州）或者燕京（北平），你都是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有时你还不得不做家庭教师，领一笔微小的薪金来缴纳学费。你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我的生活方式连累了你，我这个叛逆使你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家”渐渐地跟你离远了，信函的往来也常常中断。你心中的寂寞是可以想到的。你最后一年的求学生活应该是怎样痛苦的挣扎埃但是你终于带着孤寂的微笑熬过去了。
　　第三辑：巴黎圣母院钟声响起的时候
　　亚丽安娜·渥柏尔格
　　想不到我会在故都遇见成，更想不到会从他的口里听见亚丽安娜这个美丽的名字。
　　三年前的冬天我从温暖的南国回到了上海，住在闸北宝山路一个阴暗的亭子间里。在一个阴雨的早晨，我想起了在巴黎遇见的那个波兰女郎，一股火焰在我的心里燃起来。我的心没法平静下去，我的回忆要我写。我就写了那篇题作《亚丽安娜》的短篇小说。
　　在那篇小说里至少有一半是真的事实。亚丽安娜就是那个波兰女郎的名字，吴是我的一个朋友，金自然是我。那时我到巴黎不久，吴和亚丽安娜就因为所谓国际大会的事情被法国政府驱逐了。这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到吴的房里去，接着亚丽安娜和她的男朋友杭可来了。据说杭可就是她的爱人。他们跟吴谈了许多话，神情很紧张。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那天的大会被警察解散了，警察还查看了每个到会的人的居留证。严厉的处罚在等着他们，这是不会久待的。我看出来他们都没有恐惧，尤其是亚丽安娜，她在谈话时候常常露了笑靥，我注意地看她，这是一个身材细小的女郎。她有一头浓密的金丝发，两只蓝色的大眼睛，一张红红的圆脸。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的波兰少女所常有的。吴告诉过我，她刚刚二十岁。
　　第二天侦探到旅馆里来搜查吴的房间。后来听说亚丽安娜的房间那天也被侦探光顾过。以后几天就没有什么动静了。
　　于是一个早晨，吴突然被传到警察厅去，领取驱逐出境的命令，缴还居留证，给人强迫着打了手印，照了像，限期三天内离开法国。许多人都得到同样的处罚，亚丽安娜自然不是例外。
　　吴从警察厅回到旅馆来就忙着写信，又忙着出去会朋友。
　　亚丽安娜来了，她送来写给吴的信。从那封信里我们知道她要回到波兰去。波兰虽是她的故乡，然而她是一个被通缉的人。她要是在波兰给人捉住，至少得关上好几年。我们不愿意她回去，但是又没法阻止她。吴自己的悲哀也是很大的。他写给好些法国朋友的告别信上都说：“我要离开法国了，我爱这个地方，而且我永远爱它。”我的悲哀也很大，失掉了这些朋友，我在巴黎的生活就更寂寞了。
　　吴读了亚丽安娜的信，默默地坐在桌子旁边，用他那忧郁的眼光看我。他感到寂寞的时候，他常常是这样的，我知道。第二天下午吴就约我去给亚丽安娜送行。在第六区的一家旅馆里，我们找着了她。除了亚丽安娜外我们还看见两个年轻的女人。这一次会见的情形，倒有点像我在小说《亚丽安娜》中所描写的，但是小说里只有一部分是真的事实。小说里提到我们把亚丽安娜送到火车站。事实上，我们送她到一个朋友住的旅馆，就跟她分别了。
　　分别的时候，吴把手里的小皮箱交还给亚丽安娜，我也把手里提的递还给她。我们紧紧地握了手，三个人望着，大家微微一笑，不说aurevoir，却说了adieu。那时候我的心情是没有文字、没有语言可以形容出来的。我觉得热情在我的身体里满溢，要奔放出来，要把我的全身胀破。
　　我和吴痴痴地立在人行道上，望着亚丽安娜的背影在旅馆的大门里消失了。
　　“金，我们到赛纳河边走走罢，”吴忽然用留恋的声调说，“巴黎是很可爱的，可是我后天就不得不走了。”
　　我能够拿什么话来安慰吴呢？我并不像吴那样爱巴黎，然而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吴的心情。我不能不回答他。我就说：“不要紧，法国政府会收回命令的。不然你到了比国还可以偷偷地回来。”因为这时候巴黎几个进步的律师正在向警察厅交涉，要求延长执行驱逐令的期限。
　　“三个西班牙革命党人在巴黎监狱里绝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人理他们。你想我们的事情有希望吗？”吴大声说，声音里充满了悲愤。
　　是的，三个西班牙革命党人的事情，这时候正激动着全巴黎的良心。他们没有什么罪名，不过是西班牙国王亚尔丰琐的仇敌，亚尔丰琐到巴黎来，他们就给法国警察逮捕了，他们的两百多个同乡就被驱逐出境，说是为了保障西班牙国王的安全。但是亚尔丰琐回国以后，忽然从阿根廷送来了公文，说他们在那里犯了普通的刑事罪，要求法国政府引渡他们。为了反抗这种法律的谋害，他们就在狱中实行同盟绝食。这件事情就跟轰动全世界的沙柯、樊宰底的事件一样。刚刚在几天前，美国的绅士们最后一次判决了沙、樊两人的死刑，准备结束那六年来的激烈的斗争。
　　整个的西方世界似乎都沉沦在反动的深渊里了，到处充满着压迫、苦恼、流血，我们就看不见一线光明（自然光明是有的）。我们的年轻的心被寂寞、被离别的情绪所苦恼着。
　　赛纳河畔的情形跟平日没有两样，长排的旧书摊，扰攘的行人，圣母院的钟楼……可是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了。我所看见的只是我的心，我所听见的也只是我的心。
　　“我们到圣母院里面去看看。我在巴黎住了这几年，还没有到钟楼顶上去过，”吴的交织着留恋和悲哀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我抬起头来，才注意到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我们正迎着它们走。那两个钟楼，我知道，雨果的小说里的教士就是从钟上面跌落到街心来的。圣母院，我还记得，在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大概是爱利·邵可侣的日记罢）里说过当时有人在圣母院里面发现了几百具因奸情被杀害的贞女的尸体。而且我在拉丁区的旅馆里，还整天整夜地听见从那里送出来的钟声。
　　“好罢，”我这样应着，就跟着吴走到那里去了。我们进了大门，从下面沿着阶梯一直走到最高的钟楼顶上，我没有说一句话。
　　“看，巴黎是这样美丽的。”吴站在石栏杆前面，望着下面整齐的、模型似的街道说。
　　他这时候的心情，我想我是能够了解的。我也把眼睛望下面：这里是赛纳河，一道一道的桥横架在河上，河里有船经过，烟囱不断地一伸一曲；那里是圣米雪尔大街，车辆和行人就像玩偶似地在那里移动。我的眼睛好像在看一幅图画。
　　但是画面上四处都摆了那张同样的少女的面孔，一头金发给那张面孔镶了金边。那个波兰女郎的面影又占据了我的脑子。
　　接着我又想到那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艰苦的斗争，和我们已经付出了的代价。我忽然流下了眼泪来。
　　这并不是悲哀的眼泪，就在那时候我也不是绝望的。我想到过去的斗争和牺牲，只有感激。我愿意把我自己无条件地贡献给自由的祭坛。我心里的牺牲的火给那个波兰女郎点燃了。
　　这一天终于过去了。亚丽安娜没有走，吴也没有走。法国政府并未撤消驱逐的命令，不过将期限延长了一些时候。起初是一月，以后又是一月，这其间杭可先回到了波兰，亚丽安娜搬到巴黎郊外霞微尔去住了一些时候，和吴发生了像我在小说里所描写的爱情。但是不久她就离开了巴黎，那时我已经在哀斯纳省了。再过两三个月，吴也就动身回国。等我再到巴黎的时候，亚丽安娜的名字已经没有人提起了。
　　那个可敬爱的波兰女革命家就像流星似地飞下天际不见了。后来我回到中国，见到吴，连吴也不知道她的消息。
　　那还是一九二七年的事情。谁知六年后的今天，亚丽安娜的名字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糊了的时候，成却无端地提起她来，而且从他的口里我又知道了下面的事实，也就是我所想知而未知的她的身世。
　　“我还为她写了一首诗。那时她正患肺病躺在蒙伯里城的医院里。”成用一种充满怀念的声音开始了他的叙述。我们正在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走着。
　　他的话像一阵狂风吹起了我心里的波涛。那激动，那惊讶，我找不出话来形容。
　　亚丽安娜有了下落，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像她那样活泼的少女会患肺病，我不相信。
　　“她读了我的诗，就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这封信在什么地方？可以给我看吗？”我听见说有这样的信，就忍不住打断了成的话。
　　“我留在巴黎了，那是一封很动人的信，”成叹息地说。我的喜悦又被他的话赶走了。
　　“她的身世你知道吗？”成忽然改换语调问道。
　　“我不知道，”这几年来我想知道她的身世，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她生长在华沙，是一个很聪明的女郎，她成熟得很早，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社会运动。最初唤醒她的人是一个青年学生。她爱他，就做了他的情人。但是打击来了，她所敬爱的人死在华沙的绞刑台上。”
　　成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曾在欧洲各国的革命者和亡命者中间生活过，他叙述这些事情，绝不能够没有一点感动。
　　“她自己说：‘从此我就把爱的门关上了。任凭什么人来叩门，我也不给他打开。这许多年我就不曾为谁开过这扇爱的门。’”她接着又说：‘然而人生也需要快乐。我们这种人不会有长久的生命。我活着就有享受快乐的权利。所以我要找男人。跟我发生过关系的男人不止一个。但是说到爱情，那只是一场梦。我不需要任何男人的爱情。我爱过的就只有那个死了的学生，他是我最初的爱人，也是我最后的爱人了。’……“成说到这里，声音有些苦涩了。我知道是过去的事情搅乱了他的心。那个波兰女郎的灵魂的一隅曾经为他开过，现今又因为他而在我的眼前打开了。我觉得我现在更了解她了。
　　“她的回信里还说：‘我爱你的诗，不爱你这个人。’我后来写过好几封长信给她，她回信都说：‘我谢谢你的信，我真爱你的信。’她永远不说爱我这个人的话。后来我不写信了。
　　她却常常来信叫我不要对她残酷。我临走时，她说不到车站送我，可是我一到车站，她已经先到了那里等我了。她对我说‘成，我不爱你。我不能够为你打开爱的门。’然而我却用一颗炸弹把那扇门给她炸开了……“成不能够再说下去，他差不多要哭出声来了。
　　这一次我并没有流泪。但是我却在心里哭了。我没有悲哀，没有怜悯。不，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扮演过这样的悲剧么？
　　我们不是都为了某种原因就把爱的门关闭了么？牺牲是不会完结的。我们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最宝爱的东西献到那个祭坛上去。亚丽安娜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她一生已经给人留下不少“含泪的回忆”了。这眼泪是感激的眼泪，这是灌溉灵魂的春雨。
　　“回国以后我就没有跟她通过信了。你知道她如今在什么地方？你有她的通信地址吗？”过了一会儿，成忽然怀着希望地问我。
　　“我不知道，我正要问你呢。”我的回答不仅赶走了成的希望，同时也把我自己的希望毁灭了。
　　像一股电光，亚丽安娜的面影在我的眼前一亮，但是马上又消灭了。
　　肺并医院、学生、爱的门，这些字眼轮流地在我的脑子里打转。我的脑子开始痛起来。我无意间把眼睛掉向街心看，恰恰吹来一股风，灰尘就迷住了我的眼睛。
　　“你还记得她的姓吗？……渥柏尔格，亚丽安娜·渥柏尔格。”成的充满怀念的声音依旧在我的耳边温和地响着。
　　晚上我在成的家中读了他为亚丽安娜写的诗，回来在寄寓里做了一个梦：我在一份法文杂志上看见了亚丽安娜在华沙受绞刑的消息，杂志上有她的照片，也有她的信札，就是那封给成的长信。在信里果然有这样的话：我把爱的门关上了。任凭什么人来叩门，我也不给他打开。
　　于是我醒过来了。时间是在半夜。房里静得跟坟墓里一样，暗得看不见墙壁，外面只有风声。风吹得树叶响，就像在落雨。寂寞和凄凉的滋味捣着我的心。我躺在床上，铺盖压住我，使我不能够动弹，我仿佛已经死过一次了。
　　我绝望地念着亚丽安娜的信上的话。我绝望地问：“她果然还活在人间吗？她果然还会回到我们中间来吗？”没有人回答我。
　　我知道梦里所见的只是幻象。但是这一刻我却不能不祈祷着她安全地回到我们中间来。假苦她还活着的话，我愿风把我的祈祷带到她的梦里去，让她也知道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带着感激的眼泪在怀念她。
　　我底眼泪
　　正是在旧历新年，我接到了朋友蔡从远迢迢的美洲寄来的书，这是两个意大利人（一个鞋匠和一个鱼贩子）的书信集。淡黄色的封套上面印了某杂志的评语，读出来是：“不预备为着生活的恐怖与美丽一哭的人就不要读它。”
　　可是我还不曾翻开书页，我还不曾读到书中的第一句话，我的眼泪便流出来了。不能够忘掉的四年前的旧事又来到了我的心头。我仿佛回到过去那些日子里去了。
　　那时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旅馆的五层楼上。不论是在白天或者黑夜我都把窗门大打开。下面是一条清静的街。街角有一家小咖啡店，从我的窗里可以望见人们在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正对面耸立着一座高大的楼房，它不但拦住了我的视线，还给我遮住了阳光，使我的房间里变得更忧郁、更阴暗了。
　　我出生在温暖明媚的国土，我又来自山明水秀的江南，现在我却定居在这个不日之城，又是在这阴雨连绵的时候。
　　在这个城里我也有几个朋友。他们常常来看我，有时候一个来，有时两三个来，有时五六个一齐来，我们便有一个欢乐的聚会，使我暂时忘记了寂寞。但是这样的事一个星期里也只有两三次，因为朋友们都有自己的事：有的在大学里读书，有的在工厂里作工。晚上在朋友们不来或者来了又去的时候，我的心就被一阵难堪的孤寂紧紧抓住了。充满了煤气臭的屋子变得更气闷。我从窗户望出去，高耸的古建筑物挡住了一切，下面躺着雨湿的街道，阴暗而清静。有时候在一阵静寂之后忽然空气震动了，街道震动了，连我的房间也震动了。耳边只是一片隆隆的声音。如果有人在房里谈话，我也听不见他的声音。我只有等待着。并不要多久，这些声音就消失了。经验告诉我：一辆载重的卡车又过去了。一切又回到静寂里来。我立在窗前，埋下头看那在微暗灯光下的街道，或者街角的咖啡店，听人们在说话或者偶尔经过的男女在哼小曲，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的心里突然变得很空虚了，好像胸膛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一般。无论如何我不能在房里停留下去，似乎多留一刻就会使身子僵硬。于是我拿了帽子，披了外套，急急地跑出房门，下了楼梯走到街心去。
　　立在街心，我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我踌躇了。我呆呆地立着，帽子遮住了我的头，外套保护了我的身体。但是雨点还时时向我的脸飘来，我终于向咖啡店那边走了。
　　进了咖啡店，我似乎感到一阵温暖。我立在柜台前要了一杯黑咖啡，一面望着旁边几个穿粗布工衣的人的诚实的脸，我把杯里的咖啡喝光了，付了钱又踉跄地走出来。虽然咖啡店里有亮光，有温暖，有人声，但是我却一点也不顾惜地抛弃了它们，向着清静的、阴暗的、雨湿的街中走去。我究竟去追求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出来。
　　我只是无目的地走着。街上只有寥寥的三两个行人，尤其是国葬院旁边一段路最清静，而且有点阴森可怕。我走过国葬院前面，走到卢骚铜像的脚下。我抚摩那个冰冷的石座，我差不多要跪下去了。我抬起头仰望那个屹立的巨人，喃喃地说了许多话。这些话的意义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我知道话是从我的心里吐出来的。在这里，在这一个角落里，并没有别人，只有那个手里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和我。
　　一直到圣母院的沉重、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