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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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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勤纠集来的各保安旅团见势不妙,也争先恐后地撤退。
海安是个十字路口,控制海安能割断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四县顽军与海安以北顽军主力的联系。
粟裕立即下达追击命令:不顾伤亡,不计俘虏,占领海安就是胜利!
粟裕也随部队向海安方向追击。这时的战士已三四天没有睡觉,整一天没有吃饭了,大家非常疲劳,四小时只跑了十里路。粟裕也已经六、七天没有很好地睡过觉了,骑在马上上眼皮不住地与下眼皮打架,快行至海安时,一下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战士们看到粟裕如此疲倦仍坚持追去,士气大振,逢水过水,见桥夺桥,边打边追,直奔海安。海安的顽军闻风而逃,我军顺利占领海安。
至此,顽军第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几乎全军覆没。
韩德勤见大势已去,带着仅剩千余人的残部逃往兴化,此后一蹶不振,从苏北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黄桥决战以新四军大捷而告终,共歼顽军主力十二个团,保安第十六旅全部,保安第三十三师第五旅各一个团,合计一万一千余人。顽军主力全军覆没。中将军长李守维、中将旅长翁达及旅长、团长数人毙命,俘师旅团各级军官十余名,下级军官六百名。缴获长短枪三千八百余支,轻重机枪一百八十九挺,迫击炮五十九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黄桥战役是新四军历史上空前的胜利。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连声叫好。
两个月之前,华北八路军在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发动了百团大战。毛泽东把这两个战役作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标志。
9月,八路军总部得悉黄桥战斗打起来的消息后,便派部队南下支援。
队伍撤开几十路纵队,浩浩荡荡,渡过老黄河、盐河。齐头并进,向南奔去。
路上大河架桥,小河涉水。这里都是水网地带,河流之间是一块块毗连阡陌的稻田。部队都是北方人,不适应这种环境,都很怕水,但由于支援新四军心情急切,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中途消息传来,黄桥战斗胜利结束,新四军大获全胜,战士们更是振奋鼓舞,进军更加神速了。自出发之日起仅仅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白驹、刘庄一带。
这时,新四军在黄桥战斗之后,也举兵北进。新四军向北,八路军往南,这两支英雄的部队,两股抗日的洪流,在白驹、刘庄会师。自此,南下的八路军也归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统一指挥。
在方圆几百里的平原上,北起陇海铁路,南达长江,西到运河,东到黄海边,都在新四军的控制之下。广大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终于成功地开辟了。
不久,在海安,召开了苏北第一次参政会,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
和各县的民主政府,在团结、抗日、民主的总方针指导下,通过了实施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议案,并选出朱履先为议长。各地的“农抗会”、“工抗会”、“妇抗会”、“青抗会”也纷纷成立并展开工作。从此,苏北根据地像初升的太阳欣欣向荣,放射出了胜利的曙光。
为庆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八路军、新四军会师,纪念这历史上灿烂的一页,陈毅挥笔写下《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一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第七章 反扫荡破清乡 天兵降车桥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在柏林订立了“军事同盟”。自此,日本为了配合希特勒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便急于结束侵华战争,以便抽兵南进。于是,积极策划中国内部分裂,想借中国人之手,镇压中国的全民抗日运动,以达到其抽兵南进,并巩固其后方之目的。
这时,反共的阴谋家们认为良机已到,便大肆活动起来,亲日派更从中挑拨,企图借此扩大反共阴谋,投降日本。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19日代号)”电,在电文中大肆诬蔑八路军与新四军,并强迫命令我们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同志,为了顾全大局,发出“佳(9日代号)”电,除对“皓”电的造谣加以严正驳斥外,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
叶挺军长接到北移命令后,亲自到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处商量北移路线、经费、物资等问题,数度交涉,未获解决。顾祝同一面远从苏南、浙江调其四十师与三十九师到皖南,连同其在皖南的五十二师、一四四师、新七师、一○八师,共约七八万人,对皖南的新四军造成包围态势;一面又向部下布置:“如新四军蓄意要挟,即予以彻底解决,并防止其向黄山及天目山流窜。”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则变相地向日伪通报:“新四军要渡江北上!”使日伪增强长江两岸防御,焚毁渡船,每日派军舰在江上游弋,封锁新四军渡江。同时,在新四军部队中进行监视与特务工作的“联络参谋”,也突然在一天夜间不辞而别。各种迹象表明,事态发展严重。
鉴于情况紧张,皖南新四军决定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同时,进行了战斗编组。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由云岭分三路出发,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河水猛涨,部队行动迟缓。5日下午,才到达茂林一线。由于部队疲劳,便停止前进,就地休息。顽军乘机紧缩包围圈。6日下午,顽军开始袭击。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太大,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一千余人突围外,其余九千余人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遇难。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在重庆吹起了什么“军令军纪”的法螺,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要组织法庭审判叶挺军长,妄图一手掩盖天下人之耳目。
日方、汉奸,更为“皖南事变”拍手称快。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在会上对蒋介石大加赞扬地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好事!”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他打电话给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义正词严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件亲笔题词:一件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件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件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苏北时,陈毅、粟裕正在盐城开会。一名机要干部铁青着脸慌慌张张把陈毅叫出会场。粟裕知道这名机要干部平时一向沉稳冷静,闻雷不惊,今天如此慌张,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他正要起身去看,陈毅忽然一脚把门踹开,脸色煞白走进会场。粟裕紧张地盯着陈毅,他认识陈毅多年来,还未见过他如此生气。会场上的人似乎预感到了什么,马上停止讲话,整个会场一下鸦雀无声,很静,很静。
“同志们!”陈毅的声音颤抖着,“出了大事了!”
与会的人马上竖起了耳朵,不安地盯着陈毅抖动的双唇。
“蒋介石派人在茂林地区袭击了我们军部,叶挺军长去跟他们谈判时被扣押了,项英同志在战斗中牺牲,部队除千把人突围出来,其余……”
陈毅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眼圈红红的。
粟裕吃惊地站了起来。脸,痛苦地扭曲着,一拳砸在桌子上,牙缝里蹦出了几个字:“国民党!卑鄙!”
会场上在经历了片刻的静寂之后,立刻便炸开了,有的怒骂,有的痛哭,有的请战。
粟裕跌跌撞撞地走出了会场,心头像压着一块巨石般的难受,他不知道是怎么走回自己房间的,进了门便一屁股坐在床上。一幕幕往事在脑海中闪现:新四军皖南部队活动地区,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是一个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五六十公里的狭长地带,且面对强敌,背有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监视、封锁,处境十分险恶。为此,陈毅、粟裕于1940年3月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向苏南靠拢。中央复电同意陈、粟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当时我军控制着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泾县云岭仅一百六十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粟裕布置了三个团打算接应军部北进,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但项英以种种借口为由,拒绝北移,幻想通过谈判在第三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的防区。
后来,中共中央多次令其尽早由无为以东北渡长江进入皖东,或经苏南渡江北上。并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但项英以“军部北移困难”为由,主张继续留在皖南。
就这样一次次错过良机,终于招来灭顶之灾。
想到这里,粟裕一下子站起来,恨恨地自言自语:“对顽固派绝不能一味妥协,只能有理、有利、有节地打!血债要以血偿还!”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势态,决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于当月25日在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全军改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粟裕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师下辖三个旅,由苏北指挥部三个纵队改编而成,第一旅旅长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第三旅旅长陶勇。该师主要在江苏中部的苏中解放区活动。
1月17日,粟裕从盐城启程回东台二里桥组建第一师师部时,陈毅特地来到粟裕住房,关切地问:“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粟裕爽快地回答:“军长放心,哪里有群众、有敌人,那里就有我们的发展。”
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我过几天就去看你们。”
陈毅走出门,粟裕目送他很远很远。在此以前,他一直是陈毅的副手,现在他要单独去苏中,他深深地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深夜,万籁俱寂。粟裕房间的那盏灯仍然亮着。他正在思考着苏中抗日根据地发展的问题。
“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粟裕反复品味着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回头盯着墙上挂着的地图。
苏中,位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二万三千多平方公里。这里临近南京、上海,扼制长江下游北侧航运通道,是华中南部的一个前哨阵地,也是军部的南大门,这个门必须把好!粟裕暗下决心。
苏中盛产粮食、棉花、食油、海盐等重要战略物资,商业兴盛,财源丰足,历来是官僚资本江浙财团的重要源料基地。沦陷后,成为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后方和人力、物力、资源的供应基地。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战略作用,定然是日、蒋、我三方必争之地,斗争肯定会极端尖锐和复杂。
粟裕一边思考,一边又拿起了桌上的中央文件。
“对!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械’的战略方针。”粟裕边看文件边自言自语。
游击战,在一般的作战原则中是战术性的。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把游击战提到了战略的地位,是要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积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为抗日反攻作准备,也为抗战胜利以后打败反动武装的进攻,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作准备。
那么,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一刻也不能忘记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任务,军事斗争策略必须处理好进与退,进攻与防御,大打与小打等方面的关系……
经过思考,粟裕感到对苏中工作的开展有了底,暗自松了一口气。
睡意袭来,疲倦至极的粟裕不由自主地趴在桌上睡着了。
时局依然是紧张的。
国民党顽固派自“皖南事变”后,进一步与日方妥协,密议媾和,把“抗战”的招牌已抛到九霄云外,对内更一意孤行,专门搞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由于蒋介石的怂恿,国民党许多将领公开率部投敌,实行所谓“曲线救国”。苏北,李长江在泰州城挂起太阳旗,摇身一变,成了汪精卫的“反共救国军”;潘干臣在淮阴向日军摇尾献媚,甘当敌人的“黑狗队”,被编为正规的伪军二十八师;项鑫庚、刘湘图、杨仲华、徐继泰、吴漱泉等也都率部投敌。这样,敌伪合流,日军更是气焰万丈,加紧对其后方地区的控制。
2月上旬,粟裕接到军部来电:“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通电就任伪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阴谋很大,海安、东台及兴化均在其计划之内;此贼不除,后患甚多,望集全力解决之。”
2月18日,陈毅、刘少奇颁布讨逆令,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速率所部歼灭李逆。”
当天,粟裕发起讨逆战役,兵分三路出击,19日即连克姜堰、石家垡、苏陈庄。20日攻克泰州城。李长江猝不及防,士无斗志,兵败城破,扔下佩剑,翻墙脱逃。一师乘胜追至界沟、塘头。三天作战,歼伪军三千余人,并接受两团伪军反正。
与李长江投敌相呼应,日军亦于2月18日由扬州、黄桥、如皋等地出兵,对苏中进行第一次大“扫荡”。
讨李战役后,粟裕命部队立即撤出战场,按预定计划,第一、第二、第三旅各参战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撤向第三、第二、第四分区农村,进行反“扫荡”,并以主力一部转移至东台以北,打击北犯日军。
日军虽先后占领了海安、东台、泰州三城及其沿线许多集镇,但日军伙同李长江合去盐城的计划被打破了。
讨李战役和反“扫荡”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和日本侵略军,警告了投降派、亲日派;国民党投降政策也被暴露在广大人民面前。
苏中抗战军民受到鼓舞,为深入农村开展根据地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日军集结兵力,先后侵占苏中地区主要城镇后,苏中地区的斗争由反摩擦为主转为反“扫荡”为主。部队在反摩擦作战中。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对于游击战反而生疏了,有的同志有一种模糊观念,认为我们不去刺激敌人,就可以避免敌人的“扫荡”。
在这种形势下,粟裕认为要从战略上转变作战方针,必须首先统一干部思想。
4月10日。角斜旧场,粟裕召开干部大会。
粟裕身穿灰布军装,面带笑容,侃侃而谈:“同志们!敌军目前占领了一些城镇,但是广大乡村仍然在我们手中,广大抗日群众也站在我们这一边。敌占城镇,我占乡村,我们斗争的方式也要由大兵团的运动战转变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我们要把游击战打得热火朝天,像老百姓过年放鞭炮一样,遍地开花,处处响枪。这样,敌人虽然占领了城镇,无异于自己设下圈套,往自己脖子上套!”
台下的干部听到粟裕这形象的比喻,大声鼓掌叫好。
粟裕也很兴奋,提高了嗓门:“我们面对着敌人统治中心南京和上海,中间仅隔一道长江,同敌人唱‘对台戏’,这下可精彩啦!我们这里打一个胜利,消息是封锁不住的,很快就会传到南京、上海,政治意义太大了。大家要把眼光看得远一点,苏中抗日根据地地处长江下游,将来战略反攻时,敌人从长江逃跑,我们像打渔人一样,在长江口张上一个大渔网,统统把它收罗起来……”
台下的干部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信心倍增,精神抖擞。
6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德军战争初期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寇的野心。于是日军在华中调集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和第十一旅团之各一部,及李长江伪军共一万七千多人,接替第十二混成旅团之全部,于7月20日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四路气势汹汹而来,再次妄图摧毁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
盐城吃紧,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致电粟裕等,指示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组织百万军民积极作战,以紧密配合盐城保卫战。
粟裕说:“敌人集中兵力去北线扫荡,南线就空虚了。这好比光着屁股等着挨打。我们就狠狠地打他个皮绽肉烂!”
趁敌后方空虚,粟裕命令各旅主力和各分区地方武装四处出击,分别拔除了季家市、天星桥、姚家岱、金沙,石庄等敌伪据点,同时广泛破坏公路、桥梁,造成敌后勤运输的极大困难,前线给养无法保证供应。
粟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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