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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面打开后，由刘英带少数短枪和省委机关在瑞、平、泰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粟裕则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吸引并打击敌人，掩护并保护省委在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并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从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一度丧失，但沥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争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地开展起来。罗卓英的三四十个团的“围剿”，未能奈何粟裕的这支千把人的队伍。
　　由于仅有的一部电台在战斗中被敌人打坏，从此粟裕他们便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召开遵义会议，清算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这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是，浙南的党组织无从知晓。
　　在革命转入低潮之际，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游击队应取何种方针，其认识并不十分明确。
　　挺进师成立之初，粟裕和他的战友们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进入浙西南，建立游击根据地，在浙江省立脚生根。前四个月的斗争进展比较顺利。
　　后来，比游击红军强大几十倍的国民党军队血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取得的革命成果遭受严重摧残。在如此严酷的形势下，粟裕回顾浙西南的游击战争历程，产生了一些想法。
　　在浙西南，红军游击队基本上是按照当年中央苏区的做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公开发展群众组织，公开建党建政。
　　创建游击根据地之初，采取这些做法，对于打击敌人、发动群众、打开局面，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从坚持长期斗争的角度看，打土豪分田地的打击面大了一些，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他社会阶层。况且浙西南红色政权的中心区离铁路不过几十里，这样一个在白色政权包围中的小小的公开的红色政权，目标突出，力量弱小，经不起敌人的反复打击。鉴于上述分析和思考，粟裕设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地转变策略，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分子根据其不同表现区别对待，以弧立敌人，并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结合，以增强红军游击队对敌斗争的力量。
　　当粟裕把上述想法同刘英商讨时，刘英认为粟裕的意见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因而甚为反感。
　　刘、粟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
　　中共闽浙临时省委是在失去了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由浙南和闽东两个游击区的党的负责人，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协商一致成立的。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浙南方面还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双方都不知道遵义会议的精神，“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仍然存在。互相错抓了人，错杀了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双方都有气，发生了一些误会，以致产生了矛盾。
　　临时省委应该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但作为临时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刘英却想“统”掉闽东。他几次提出留叶飞在省委工作，藉以把叶飞调离闽东。
　　粟裕不赞成刘英的意见，他认为这样不利于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和协调两个地区的关系，也不符合组建临时省委的初衷。
　　粟裕认为刘英给闽东游击师派的政委人选不当，可能对双方团结起不好的作用。
　　刘英未能采纳粟裕的意见。
　　临时省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经常分开活动，刘英实际主持临时省委的工作，他常常以省委的名义把个人的意见强加给其他同志。
　　闽东方面对刘英的做法有疑虑和反感。
　　粟裕感到为难。他虽从中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但收效甚微。
　　1936年2月间，转战于闽浙边境的粟裕遇到了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他写了一封信托这位政治部主任转交给闽北军分区负责人黄道。黄道在党内是有威望的老同志。在闽北、闽东、浙南三个游击区党的负责人中，黄道的资格最老，威望也较高。粟裕希望由黄道牵头，召集会议，商讨三个游击区今后的配合问题。
　　刘英此前也给黄道写信联系过，当他得知粟裕给黄道写信的事后，刘英甚为不满，并引起了恐慌。
　　1936年3月间，刘英写信给叶飞，说临时省委已于2月2日决定叶飞兼组织部长，要叶飞到省委工作。当时粟裕是省委组织部长。粟裕认为，刘英当时既想把叶飞调离闽东，又想撤掉粟裕的组织部长。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罗卓英经过几个月的“围剿”之后，把主力部队从浙西南红军游击区集结于城市和交通干线。
　　刘英判断敌人的“围剿”已经结束，他要求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回到浙西南地区去恢复工作。
　　粟裕认为敌人主力虽已集结，但仍在附近城市和交通干线，仅凭这个情况还不能断定敌人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已经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坚持在广泛区域内打游击。至于何时进入浙西南游击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
　　针对这种分歧，刘英以省委名义作出主力进入浙西南恢复工作的决定，并派许信馄任挺进师政委会书记。
　　挺进师主力进到浙西南地区的外围，了解到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黄富武已牺牲，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已经化整为零，转入隐蔽斗争。国民党的堡垒林立，罗卓英的主力部队虽已集结，但国民党的保安队和地主武装仍在继续“清剿”，敌情仍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也认为，挺进师主力如钻到敌人的包围圈里，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势将遭到毁灭性的失败。
　　许信馄坚持要执行刘英的决定。
　　粟裕却当机立断，率部队在浙西南地区进行了几次奇袭，随即转到外围去打游击。
　　这件事加深了刘、粟之间的矛盾，并且在一部分同志中传扬开来。
　　1936年秋，刘英以省委名义给活动在闽浙边境的粟裕迭去一封信，要求粟裕乘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省委。刘英还派来一支武装部队监督执行。
　　粟裕十分震惊。但他还是执行了刘英的命令，把叶飞扣押起来。
　　在把叶飞押送省委的路上，遇敌人袭击，叶飞乘机脱身。在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尚未尽除，党内仍存在着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做法来处理党内矛盾，造成矛盾激化。叶飞如被押送到省委，后果将不堪设想。
　　叶飞脱险回到闽东，闽东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
　　关于叶飞的逃脱，刘英始终认为是粟裕精心安排的，因为粟、叶两人的私交甚好。所以，粟裕一到达临时省委，刘英立即召开会议，说叶飞、黄道反对刘英，“分裂省委”，粟裕也参与了其事。
　　黄道本不属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叶飞和闽东党组织已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所以刘英只能“声讨”而已。
　　倒是粟裕将直接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斗争。
　　刘英对粟裕采取了对敌斗争的手段，派了一个班把粟裕监视起来，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在斗争粟裕的会议上，刘英把粟裕转战闽浙边境，给黄道写信、叶飞中途脱身，都说成是参与“分裂省委”的活动。把粟裕与自己在浙西南问题上的分歧，说成是“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甚至把粟裕进入浙江之初在浙闽边的游击活动也说成“一开始就对进入浙江没有信心”。
　　当时，浙南的党和红军已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同闽东、闽北兄弟地区的关系又搞得不好，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遭受了敌人的严重摧残。在这种情况下，浙南内部又出现如此严重的危机。
　　怎么办呢？
　　粟裕想，在如此极端严重的时刻，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分裂了。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思考，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粟裕决定相忍为党，相忍为革命，被迫违心地作了“申明”。这样，对粟裕的斗争才告结束。
　　从此以后，粟裕和刘英就分开活动了。刘英主要坚持在浙南地区，粟裕主要活动在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
　　刘、粟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且互存戒备之心，每当必须汇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反对蒋介石消灭异己和对日妥协的政策，联络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国”
　　旗号，进行反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呈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吁请抗日。
　　6月2日，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通电全国，吁请全国党政军民各界一致敦促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位国民党将领通电成立“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
　　6月9日，陈济棠出兵湖南。
　　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西南问题决议，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免去陈济棠各职。
　　7月14日，余汉谋在大庾通电就职，回师韶关，通电限陈济棠24小时内离粤。
　　7月17日，陈济棠的部将张达被蒋介石收买，转而反陈，陈济棠被迫离广州逃往香港。
　　两广事变，牵制了国民党的兵力和注意力。“中央军”从浙南调走，敌情逐渐缓和。针对当时情况粟裕及时调整了政策，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他和刘英分工合作，协同战斗。刘英带领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粟裕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工作比较顺当。后来，刘英带的小部队组成突击队，粟裕带的部队组成牵制队。
　　突击队是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本地区，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
　　牵制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发展新的游击区。
　　在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粟裕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利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体。
　　粟裕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牵制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几个基点连结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游击根据地。
　　这一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粟裕吸取在浙西南斗争的经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杭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在粟裕领导下，把原来的“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征收“抗日捐”。这样不至于激化矛盾。个别不交抗日捐的，红军就写信警告。警告之后仍旧不文者，则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
　　汤溪周村有个地主乡长，当红军游击队通知他交500元抗日捐时，他完全可以负担，但他拒不缴纳。
　　红军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罚款五百元，合计一千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
　　地主听到这消息后，笑笑说：“想惩办我，量他们还没有这个本事！”
　　红军游击队通过群众掌握了地主乡长的行踪。这一天，地主乡长出门了。
　　红军侦察员在半路上把他抓了起来，向他交代政策，要他限期交款。
　　地主乡长吓得要死，回到家赶快就把抗日捐和罚款如数交给红军游击队。以后，他走到哪里讲到哪里：“红军真厉害呀！……”有了他的义务宣传，周围的地主再也不敢与红军游击队相对抗了。
　　在敌我争夺比较频繁的边缘地区，红军建立的“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红军做事；另一种是把秘密共产党员派进去做保、甲长。对于那些无恶不作的保、甲长，红军予以坚决严厉的惩办。这样就使大批保、甲长保持中立，真正把反动的孤立了起来。
　　粟裕领导开辟的浙南游击区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他常常把活动的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打到汤恩伯的老家武义，有时打到陈诚的老家青田，有时逼近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当然，这些地方不容易接近。
　　有一次，红军游击队准备去打溪口，敌人发觉后，派了三个团来堵截。
　　游击队不得不暂时向天台山以南转移，打了一个下午，赶了七八十里夜路，才甩开敌人。
　　由于红军有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和秘密的游击基点，打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进入游击基点。游击基点的群众基础好，封锁消息严，住下来休整三五天没有问题。然后，待侦察好敌情，作好了新的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
　　到1936年11月，粟裕领导下的浙南游击根据地扩大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二百五十多公里。在这一地区先后成立了十个县委和一个中心县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高涨，粟裕适当地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口号。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地方绅士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来去：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
　　到1936年底，粟裕领导的挺进师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其活动范围扩大到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地区所属的三十多个县，在浙江又打开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粟裕在浙南领导的游击战争如火如茶的时候，蒋介石却因为大逆不道而被张学良困在西安。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达西安，亲自督战，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把军队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否则，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北“剿共”。
　　蒋介石的方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志向相矛盾，而且危及张、杨部队的生存。
　　12月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处，向蒋“哭谏”：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
　　蒋介石勃然大怒，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中共的迷惑。最后竟拍案厉言：“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大游行。
　　学生集会时，警察开枪射击，打伤十二岁小学生一人。
　　学生要求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亲自打电话给张学良，要张制止学生的行动，否则格杀勿论。
　　张学良去劝阻学生，并表示在一星期之内用事实来答复学生们的要求。
　　为了向张、杨施加压力，蒋介石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
　　12月11日，张学良、杨虎城定于次日晨发动兵谏。当日晚，张学良再次赴临潼，对蒋介石作最后一次劝谏，仍遭蒋介石训斥。夜间，张学良赶回西安并与杨虎城分别召集亲信举行紧急会议，布置兵谏。
　　12月12日晨5时，东北军数名军官率卫士一个连，到华清池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活捉了跳墙藏匿的蒋介石，囚禁了随蒋至西安的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陈调元等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西安事变暴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国民党内部乱作一团，极为惊恐，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剿共”的嚣张气焰。粟裕领导的浙南游击区乘势获得一次较大幅度的发展。
　　1936年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西安事变半个月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道：“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