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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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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互相补充——贺龙性格开朗，走在街上总要吸引很多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肖克为人则比较内向，有点好为人师。但是他象所有勤奋而认真的人一样，总要寻根究底地调查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他善于计划，行动坚决。贺龙和肖克都认为他们的政委任弼时在政治上非常英明。肖克五十年之后还说，二方面军之所以成为一支精悍的部队，应归功于任弼时。
“他是个出色的将领，”肖克在谈到他的朋友、十五年前在“文化革命”中蒙冤惨死的贺龙时，声音沉重而满怀激情地说，“他是个伟大的革命战士，是我敬爱的老上级。”
在贺龙和肖克会师的三个星期以前，一位不寻常的观察员——一个外国人——出于偶然的机会也参加了长征，他将（非出于自愿）伴随红军达十八个月之久，后来发表了他的印象记。
肖克解释道：“有一天，我们来到贵州省会东边的旧州，打败了一股地方部队，接着占领了黄平县老城。”在这里，肖克的部下在一所天主教堂里发现了一张三十六英寸见方的大幅中国地图 地图是法文的，而他们谁也不懂法文。肖克说，幸亏教堂里有一位“神父”会讲一点中文。这个人名叫鲁道夫·博萨哈特，瑞士人，是中国内地的—位新教徒传教土。肖克早已把他的名字忘掉了。
博萨哈特被带到肖克的司令部。晚饭后，两人坐在一张方桌前，把地图打开，肖克一一指出各个地点。在一支小蜡烛的微弱光线下，博萨哈特把这些地点的名字读出来，然后两人一起想出中文的译名。他们在地图前工作了一个通宵。这一天对肖克来说是难忘的，当他在军事学院谈及这件事时，脸上还露出一分喜色。
肖克说：“我们现在有了一张贵州地图，真让人高兴！”
博萨哈特和另一个传教士阿诺利斯·海曼跟肖克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一起参加了长征。海曼待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共四百一十三天，博萨哈特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复活节，共五百六十天，与他们一起被俘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不过，妇女和孩子们很快就被释放了。博萨哈特的印象记是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写的唯一印象记。
对博萨哈特来说，六军团和二军团会师的那天是个欢庆的日子。乐队在他和海曼的囚房外面奏乐，他享受了被俘以来第一个休息日。他和海曼都在洗衣服。他发现自己成了他们说的“中国千百万虱子的美餐”。
他和海曼从一个过路的农民那里买了两磅蜂蜜，大吃了一顿。
博萨哈特开始对长征有了一点了解。他和海曼一前一后排成单行走，他们的前面是一位掌旗兵，扛着一面红旗，旗上有一颗 黑色的星，星的中央是白色的锤子和锤刀。掌旗兵用一幅油画的 帆布做了一个防水套子。画上是耶稣躺在马槽里，周围站着牧羊 人和他们的羊群，伯利恒之星在空中闪烁。博萨哈特追述说：“跟着红旗走，最初觉得很别扭。但是一旦红旗被卷起来，我就感到自慰了，因为我意识到，我前面的星是明亮的晨星。”
有时，俘虏们被绑起来。博萨哈特和海曼被一根绳子拴在一起，或者一个卫兵走在他们中间，手里拿着绳子，像牵狗一样牵着他们走。俘虏们被带来审问，假如他们被当成探子，就要挨一顿打。然后拉出去由手持大刀的十几岁的年青人处死。清晨，他常看到那些被处死者的尸体躺在路边。每个尸体上都别着一张纸，上面写明死者的罪状。
肖克满怀热情地怀念博萨哈持。他觉得欠了这位传教士一笔人情债，因为博萨哈特曾帮助他识别地图。五十年之后，肖克派人查寻博萨哈特，发现他还健在，住在英格兰，已经八十八岁了。用一九八四年十月《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文章中的话说，他还清楚地记得他作为“第二个外国人”在长征路上的所见所闻。（ 第一个外国人是李德。）
博萨哈特头一次见到贺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那天，这位传教士正和一些俘虏一起走着。俘虏中闻有一个人称“廖胖子”的年轻富翁。这时，一个被博萨哈特描写为“相貌堂堂、留着黑胡子”的人骑马经过他们身旁，对这个年轻人叫道，“嗨，胖子，你最好赶快多交点赎金，否则我们就要砍掉你的脑袋。”这人就是贺龙。博萨哈特获释不久，被叫去给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生在桑植的贺龙的女儿编织婴儿服。博萨哈特是自学编织的，并因此而出名。他给红军战士织过毛衣、围巾和手套。贺龙的副官拿来了各色毛线——黑、棕、绿、紫、白，有些上面还带着德国的商标。博萨哈特想，这一定是从哪个传教团搞来的。他得照着两件童装做——一件中式小内衣和一件半西式外套。他画了纸样子，然后就用人们给他的一支漂亮的不锈钢钩针织起来了。
博萨哈持还没完工，队伍又上路了。他把尚未最后织好的小衣服交给了贺龙。
关于贺龙孩子衣服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到了延安，他们决定把那时已经一岁的孩子送到西安去。她名叫贺捷生——意思是出生在胜利的时刻。康克清拿出朱德一件破旧柔软的衬衣给捷生做了一些内衣裤。
博萨哈特认为，和他一起行进的俘虏被扣着不放，大都是因为红军要从他们身上索取赎金来资助长征。向传教团索要的赎金是七十万美元。结果，为海曼伯了一万块银元，博萨哈特则一文未付。但是，从那些被俘的中国人身上的确榨出了不少所谓“罚金”。有些人被扣了一年多时间，这期间他们的亲属有时交些钱来。根据博萨哈特的印象，这种以索取罚金为目的而俘虏的人有几百甚至几千名。红军逼近时，地主一般都闻风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了一个上了年纪纳亲戚或信得过的仆人在家照看财产。红军就把这些人逮起来，直到地主交了一笔适当的罚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罚金，人质有时就会被处死。如果人质年纪太大，或病弱跟不上长征的队伍，他们也会被杀掉。
博萨哈待认为，他和海曼之所以被如留这么长时间，都是由于一九三四年圣诞节一次草率的逃跑行动。有些传教士的命运比他们坏得多。一九三四年九月六日，长老会教徒约翰·斯塔姆和 贝蒂·斯塔姆这两位美国人连同他们三个月的女儿一起在安徽被俘。斯塔姆夫妇被处死，孩子被丢在——边，无人照管，二十四小时以后才被人发现。报上把这孩子叫作“奇迹婴儿”。共产党人拒绝为此事承担责任。在博萨哈特被俘的同时，中国内地教会一位名叫福开森的老传教士也被俘，后来，就毫无音讯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海曼被释放以后，另外一个传教士在贵州东北的石阡被俘了。他叫海因里希·凯尔纳，是圣新会的一位德国教士。
凯尔纳二十八岁，在中国已经两年了。他身体不结实，适应不了长征中缺衣少食的艰苦生活。有时，博萨哈特和凯尔纳有马或骡子骑。但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步行。他们经常住在地主的谷仓里，睡在粮堆上。他们有时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垫一块木板。
博萨哈特所在教会的同事们坚持力争使他获释，他们接二连三地派代表进行谈判。但凯尔纳的教会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使他获得自由。最后，他丧失了生命。
二军团正取道乌江附近的猴场由东向西穿过贵州。猴场的一个富裕房产主告诉博萨哈特，一年前。“朱德司令的军队”从那里经过，队伍里有两个穿着讲究的外国人，可能是俄国人。其中之一恐怕就是李德。假如真有第二个外国人，那么，这人到底是谁，始终是个谜。
肖克很高兴向西转移。因为贵州的东部和湖南的西南部太贫穷落后了。鸦片是那里的主要作物。无法在那个地方征兵，除非部队也要抽鸦片的人。那里所有的人都抽鸦片。孩子一旦感冒了，父母就把鸦片烟吹到孩子的鼻子里作为治疗。红军有一条铁的纪律：不准队伍里有一个抽鸦片的人。但是又招不到别的人，于是他们把这些人也招来，然后让他们逐渐减少鸦片吸食量。医务工作者对他们进行宣讲，并且给他们注射硫磺液。一个月以后，大部分人的烟瘾都戒了。
在长征途中丧失左臂的独臂将军余秋里，一九八四年已是一位高级军事官员了，他长得矮胖而壮实，宽宽的脸膛上常带着热情的笑容，说话时声音爽朗，举止粗旷，喜欢挥动他那仅剩的一只胳膊做夸张的手势。他于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家里很穷，只有一亩一分地。八分地种水稻，三分地种芝麻和花生（ 共合六分之一英亩 ）。靠这一点土地是养不活他的父母、兄弟和他自己的。十五岁时，他参加了红军。
当六军团从毕节往西南行动的时候，已升任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看见贺龙和司令部人员站在通向赫章路上的一座桥边。贺龙让余带领他的团沿路向前走六英里阻截敌人。
余发现得章坝村附近的一座山上有国民党部队。他派了一个排从侧翼进攻。这个排一去不复返。他又命令发动正面进攻。
他说：“我听到那么多轻机枪的扫射声，大吃一惊。后来我意识到，这种被我当成轻机枪的武器其实是驳壳枪——一种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真是艺术品，尖端技术。我们缴获了八支这种枪。”
在余秋里的红军生涯中，他从来没下过不成功则成仁一类的死命令。“但是，那天我下了这样的命令。”他说。敌人几乎摧毁了他的指挥所。他甚至把炊事员都动员起来参加战斗了。十点钟，一粒驳壳枪子弹穿进了他的左臂，打断了的左臂垂在身边，露出了骨头和筋腱。
他一直坚持到晚上。他用一条毛巾缠住伤口，用力捂着以减轻疼痛，他还把淌着汗水的伤臂浸泡在冷水里。一个医生把他的胳膊紧紧地包扎起来，战士们抬着他继续转移。
余秋里说：“我是个九死一生的人。”过金沙江的时候，他的胳膊还包扎着。他乘的筏子突然翻了，把他掀到水里。不久前缴获滇敌的一条羽绒被子使他浮在水面上，救了他一条命。
和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才拆掉了绷带，只见伤口已爬满了白蛆。医生们用抗菌素清洗伤口，换上新绷带。他又被抬着过了草地。九月末，在甘肃的徽县，医生为他做了截肢手术，用一把日本剃刀割掉腐肉，用兵工厂的锯子锯断了骨头。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缴获来的麻药，也没人知道该用多大剂量，他又一次险些丧命。
队伍正翻越乌蒙山。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长征结束时写的一首诗里描写过乌蒙山：“乌蒙磅礴走泥丸”。肖克记得，他们在乌蒙山里走了大约两个星期，三月二十三日出山。在宣威附近的虎头山打了—场恶仗，击败了云南司令孙渡。军阀龙云刚刚被任命为贵州和云南两省的总司令，想让他手下的指挥官露一手，但结果还是打不过红军。
红军下山到了盘县，打算在那里建立一个苏区。但是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他们收到四方面军的一封电报，要他们北上，他们得选择好出发的时间，赶在三月、四月或五月长江上游春汛到来之前。
在毕节和盘县停留期间、贺龙和肖克扩充了队伍，他们此刻约有一万八千人了。孙渡司令带着他的二万四千人的部队一直尾随贺龙和肖克，一般总是和他们拉开一、两天的距离、（孙渡后来说，他以为红军有四万人。）
贺龙和肖克没有与孙渡或他的上司龙云达成什么“让道放行”之类的协议，但希望他们多少能采取中立态度。
贺龙在毕节碰到了一位很有名望的长者，他叫周素园，当过贵州省的省长，曾经是清朝的举人。贺龙问他为什么没有逃跑。“我为什么要逃跑呢？”这位学者一边回答，一边指着他书架上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书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也是。”贺龙请他给军阀龙云和孙渡司令写信，他照办了。他在信里告诉他们，红军不是那么容易打败的，但红军并不是来同他们打仗的。他提醒他们，蒋介石希望得到云南，而且有前车之监，贵州的王家烈已被搞掉了。
信里提到经典著作《春秋》里面的—个故事“假途灭虢”。讲的是一个大国国君向一个小国国君“借”路去攻打一个强大的敌人，在回来的路上又把这个小国吞并了。这学者还提到侍幼明鉴——历史中的二十例教训。湖南军阀何健也暗地里警告龙云，要他当心蒋介石可能耍的花招。
何健的警告有特殊的意义。他是个铁秤反共分子，但当蒋介石垂手取得贵州后，他警惕起来了，他通过他的女婿李觉捎信，提醒他的云南同事不要为蒋介石提供可乘之机。他强调说，各省的队伍应相互照应，不用替蒋的中央军操心。
龙云接受了这个意见。他告诉李觉：“我们大概不会赶上红军。”这样，龙云和湖南方面的湘军就没有去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既难以获得给养，又必须沿着金沙江边崎岖山路行军；龙云怕他们对云南地方军发动攻击，因此不允许他们靠近昆明。
龙云说：“还是让国民党中央军自己去追赶红军吧。”他对他们说，“如果你们需要给养，跟蒋介石要。”龙云怕他们对云南发动攻击，因此千方百计不让他们靠近昆明，并让他的部队在昆明建造防空工事。要知道，红军是没有飞机的；国民党有。
龙云尽管作了这些策划，却并没有使贺龙和肖克畅行无阻地到达金沙江——但是有所帮助。
当肖克和贺龙准备离开盘县前去和四方面军会合时，龙云以为红军处境不妙。在红军进入云南，准备通过昆明以北约五十英里的一座吊桥过普渡河时，龙云趁机派了一支大部队前去阻截。
龙云估计错了。共产党先头部队已于四月六日拿下了吊桥，七日清晨击溃了守桥的工兵特别旅。
肖克和贺龙发现龙云调动的大批部队之后，就在四月七日晚召开紧急会议，改变了计划。他们决定对昆明发动佯攻，希望这样能迫使龙云撤回他的部队。
龙云果然中计，他匆忙把部队撤回了他的首府，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从富民附近过了普渡河。云南的情况就是如此。没有再发生别的战斗。
传教士博萨哈待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们越过了云南边界，翻过了乌蒙山，踏上了一条条艰难曲折的小路。这些路对他已经很难了，对体力迅速衰退的凯尔纳神父来说就更艰难了。
在他们开始走上平原的时候，博萨哈特听说他要被释放了。后来，肖克终于告诉他，红军靠近昆明时就放他，但凯尔纳还得继续跟他们走。
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肖克宴请博萨哈特，进行了轻松的谈话。肖克将军表示很奇怪，象博萨哈特这种在外国受过教育的人居然还相信亡帝。肖克说：“你肯定知道我们人类都是从猴于变来的。”
博萨哈特对肖克说。进化只不过是一种理论。在他看来，“相信我们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比相信上帝需要有更坚强的信念”。
现任政治局委员、当时的六军团政委王震对博萨哈特说：“你给报纸写文章时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看到我们待穷人多好，我们是按原则办事的，我们并不是报道中诽谤我们的所谓土匪。”
肖克说，他不反对博萨哈特作为一个游客再回到中国来，“甚至允许你办一所学校，条件是你不能用对上帝的信仰来麻醉学生和老百姓。”
吃饭时，凯尔纳神父也在座。饭后，博萨哈特警告一个他称作“吴法官”的负责管理俘虏的人说，如果神父得不到比较好的照料，是会死的。他要求给凯尔纳配备一个勤务员，保证凯尔纳有水喝，能洗澡，有烤火的燃料和铺床的稻草。吴法官答应改善一些。他们还要让凯尔纳喝到一些咖啡和可可。
第二天清晨，红军早已上路，博萨哈待走进了富民县城。这天是复活节。他的苦难结束了。
很多年之后，博萨哈待听说，他获释后十天，神父就死了。共产党人没收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地主的一口制作考究的棺材，雇脚夫把这口很沉的棺材抬到山坡上把神父葬在那里。红军继续前进。谁知棺材太沉，脚夫们拿了工钱，等红军—走，就把棺材放在山坡上。不久，棺材被路过的土匪撬开，他们指望在里面找到随葬的绫罗绸缎。但看到的却是神父骨瘦如柴的尸体，身上穿着用最廉价的黑布做的法衣。他们觉得不值得为这浪费时间，扔下盖子，走了。那天夜里，狼来了……
六军团和二军团甩掉敌人后，从富民直奔金沙江。这是一场速度的竞赛。他们走的是通往大理和美丽而著名的洱海的大路，然后去鹤庆和丽江，这是金沙江的两个渡口，位于一方面军过江渡口皎平渡的西北一百五十英里。他们离西藏很近了。这里的山要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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