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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主要是处理军事事务。这期间正在对部队进行一次重大的改编。解散了中央纵队及其庞大累赘的挑夫队伍。剩下的重型设备或者被破坏，或者被埋藏起来以备后用。必须携带的东西都分散到各个部队去了。中央纵队的年轻人和留下的挑夫都尽可能被编进战斗部队里。第三梯队的政委李林凯病了，所以这些工作大都由小刘英负责。
　　征兵工作正在积极开展，又增加新兵四千人。清点人员后证实，红军现在只有三万人。
　　随着会议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很多指挥员指出长征缺乏思想准备的问题。他们认为，部队的严重损失，特别是因开小差而造成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新兵在思想上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往常执行任务不同，这些新兵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为什么必须作出牺牲。指挥员们认为保密工作做得太过分了，连很多指挥员都不了解情况，这样就影响了战斗意志和官兵们的士气。
　　洛甫和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发言，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左”倾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
　　李富春的发言给伍修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富春是毛泽东在湖南时的老朋友，他和毛的另外一位老朋友、才华横溢的蔡畅结了婚。聂荣臻的发言也使伍修权深受感动，聂荣臻对李德的表现非常生气。伍修权同意聂荣臻对李德的批评，因为他本人也经常领教李德的粗暴态度。有一次，他曾对一个部门的领导说，“李德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不给他当翻译。既然分配我给他当翻译，我只好干。”
　　聂荣臻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发言的（过湘江时，他的脚负了伤，尚未痊愈）。他说话时很气愤。每次见到李德，他就恼火，因为使他想起李德的瞎指挥，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等具体部署都作指示，而这些细节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亲自过问。聂荣臻对李德的尖锐批评，伍修权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聂荣臻作为第一军团的政委，对李德的那种只允许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命令，并不是一概照办的。有时，他们用传统的朱毛战术诱政深入，因而仍然打了一些胜仗。
　　彭德怀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刘伯承也是如此。令人奇怪的是，李德倒觉得，和其他人的发言相比，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还是比较“温和的”。
　　看来林彪在遵义会议上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当然，他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未遂政变可能歪曲了人们的记忆。和我交谈过的大部分军入都曾受害于他。伍修权断言说，林彪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固支持博古和李德而受过批评。聂荣臻同意伍修权的说法。可是其他有些人都记得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职务的建议。据说，在湘江战役和第一军团遭受损失之后，林彪就开始公开批评这两个人了。临到开会，他讲了很多意见，对他们表示了很大的敌意。
　　会议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何克全几乎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他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是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承认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聂荣臻认为何克全“相当狂妄自大”。何对毛说：“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你只读过《孙子兵法》。”尽管遵义会议采取了行动纠正错误，何还是一味坚持己见，直到后来，才勉强承认他是错了。
　　聂荣臻和刘伯承建议红军改变路线，打过长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们认为，那里的条件比贵州好得多，——四川省比较富裕；而（公路）交通极不便利。这就使得靠两条腿走路、且行动迅速的红军占了点优势；那里的军阀一般来说对蒋介石怀有敌意；另外，四川省人口较多，可以补充兵员。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据说没有进行表决，整个会议期间一次正式表决也没有。军事指挥权现在落在朱德和周恩来两个人身上。没有提到毛泽东。但在另一项决议里，毛被选为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不管纸上写的如何，大家都知道谁当家。另外一项决议写进了洛甫为毛的批评发言所作的摘要。最后一项决议指出，常委内部的分工以后再讨论决定。
　　这时彭德怀已经离遵义去对付国民党将军吴奇伟了，吴正在威胁着他的第六师。打点行装，收起帐篷，毛泽东和司令部的人马也于一月十九日离开了遵义。出发前，在罗马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军事指挥员会议，博古（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和毛讲了话、可惜，发言搞未被保存下来。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第十二章　毛泽东掌权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上午，红军在毛泽东的实际指挥下撤出了遵义，与三个月前渡过于都河时的力量相比，此时只剩下很小一部分部队了。
　　红军丧失了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员和所有的重武器。它已无任何大炮，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饱和两门山炮。出于开宣传目的，仍号称四个“军团”——第一、第三、第五和第九军团，而实际只有十六个战斗团和一个干部团。尽管不遗余力地招兵买马，兵力仍不到三万五千人。
　　红军离其原定目的地越来越远了。它到了更加偏僻的内地。它夺取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但是很少有入知道它的位置。红军的地图很少，而且这一带的许多地方从未在地图上标出过。
　　的确，红军已突破了蒋介石在江西苏区周围所设的包围圈，成功地渡过了湘江。然而，它并未也根本没有摆脱蒋介石的军队。蒋介石就在北面的重庆忙着调集更多的军队，如狼似虎地企图围歼“赤匪”。他部署了四十万大军来拦截红军，不管红军走哪条路，他都要封锁。如果说，蒋介石在江西、在湘江几次围剿都未能得手的话，他可不愿意在贵州再次失手了。黔军之涣散不堪、烟瘾缠身，这已为共产党所知。可是，此时蒋已集结了四川、云南、湖南的军队和他自己的嫡系军队，准备在红军一接近贵州同邻省的边界，特别是当红军往北向滔滔的长江移动时，来一个迎头痛击。对此决不能低估。
　　红军已有两次被迫改变前进的方向，先是放弃了与湘、鄂、黔地区的贺龙和肖克的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接着是放弃了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的想法。离开遵义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日——在通往桐榨路上的凄凉的泗渡村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将行动方针上的最新改变确定下来。这一回是准备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但第四方面军究竟在何处，他们并不知道准确地点。一、四方面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很差，他们几乎是盲目地寻求会师。毛泽东以为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有个繁荣的基地，拥有十万以上的大军。但他却不知道四方面军不久就要拔营，向“荒无人烟的西部”和川藏交界地区转移。李德认为毛在离开遵义后，会派出通讯员与第四方面军联络，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通讯员到达第四方面军的总部。
　　情况也并非一片黑暗。例如在武器装备方面，由于人员伤亡严重，红军的步枪和机关枪现在差不多够用了。他们在遵义又弄到了一些毛瑟枪。红军使用的枪支五花八门，但是毛瑟枪算是标准的，因为它们是国民党政府兵工厂统一制造的，而国民党军队正成为共产党军队武器的主要来源。再说人员虽然减少了，但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在甩掉辎重大军之后，红军又恢复了快速和灵活机动的特点，这是红军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蒋介石用来对付他们的任何部队。他们徒步行军，一天走四五十英里，真是不同寻常。有时他们一连几天都保持这种速度，而且还是翻山越岭，强渡江河。五岭早被抛在后面，然而　贵州，云南和四川又是山峦重叠，山山之间都有河流相隔。在江西南部有些地方固然根本无路可走，这里可走的道路也是为数极少，只有一处不同——有一条虽未经铺面，但却是一条真正的公路，可以通行各种车辆，这条公路从贵阳往北，通过遵义和娄山关至川黔边境的赤水河。
　　至于其余的路程，红军总是在窄得只能二人并行的羊肠小道上翻山越岭。今天一眼望不到头的“　S”形和“之”字形的柏油公路，在当时是根本没有的。这些羊肠小道通常是直上直下，根本不管山坡多么陡峭，红军必须从这里通过。在一九八四年，农民们仍然走这些羊肠小道，因为走山间小道的路程要近得多。平地走十英里，而山路只要走两英里。今天的电话线和电线杆就是顺着这些过去的羊肠小道竖立的。贵州北部的人说，任何一个老太婆进城赶集都能赛过一辆汽车，因为她顺着羊肠小道走，比车子少用一半时间。
　　由毛泽东指挥后，军队就感到放心了。政委们终于可以明白地告诉战士们为什么要行军，以及行军的目的地是哪里；部队士气也高涨起来了。中国和全世界都没有任何部队能象红军这么快地翻山越岭。共产党军队每每突然在一个城镇出现，人们无不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在这之前不曾听说附近有什么共产党军队。红军战士中身材不高，但是意志都坚如钢铁。他们离开遵义时，体质比长征开始时好了。大多数人已休息了十天。他们吃得也不错。军队到达遵义时，每个战士都发了一、两块银元。遵义有一家川菜馆子，花一元钱就可以美餐一顿。不到一、两天的工夫，红军就把遵义好吃的东西吃得差不多了。许多人品尝了毛泽东喜欢吃的名菜——四星伴月——这是用羊肉、鱼、鸡、蔬菜、特别是芋头（叫做天麻）（原文如此——译注）层层摆好，效入米粉之中，蒸一个晚上。据说这种肉汤可以医治头晕头痛少有些人还买了一种珍贵的草药天麻，当地传说天麻能治体虚。
　　在遵义，战士们有了新草鞋。有的人还有皮底鞋，厚实的衣服，竹编防雨斗篱和新的草编雨帽。他们的米袋装满了粮食，医疗队从药铺里补足了碘酊和氯仿，也补足了草药。甚至还有新的手电筒、电池，此外还储存不少煤油、糖和盐。
　　毛泽东有理由感到乐观。红军在朱、毛制定的十六宇快方针的指导下又重新前进了——在“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李德到来前的岁月里，这十六字诀曾指引着红军取得胜利：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这是游击战的精髓，它使朱毛部队成长壮大。现在要靠这一方针来挽救军队免遭覆灭了。
　　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种独立性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遵义会议还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
　　直到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还是毛泽东的对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泽东被解除了党中央局书记的职务，而同年十二月来到中央苏区接替这一职务的正是周恩来。接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又替代他担任了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周恩来确实曾表示反对解除毛的职务，主张让毛留职。但是他服决定，于一九三三年五月成为红军全军的总政治委员。实际上，他与博古、李德一起组成了大权在握的“三人团”。从宁都会议时起，毛泽东在红军事务中没有发言权，这也是事实。宁都会议期间他身患疾病，奉命“休息”，但会后也一直没有返回红军。
　　那时，周恩来与“三人团”中的其他人站在一边，阻挠毛的战略，否定毛的建议。周、毛之间没有什么合作。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计谋。
　　许多年之后，周恩来悲痛地承认，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其原因可能是他对组织纪律观念看得有点过重了。他在宁都会议上曾表明，他认为毛应继续参与指挥军事，但当领导作出了反对毛的决定之后，他没有对决定提出异议。不过他还是表示出他是尊敬毛的。当毛离开宁都时，他骑马为毛送行了一段路，表示希望毛恢复健康，回到红军来。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自称是“代理政委”，意指毛泽东可能恢复原职。他偶尔也把文件送给毛：“如有便请阅。”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与其丈夫一样，严守党的纪律。一九七六年春，当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游行遭到“四人帮”的谴责时，她没有表态，只是在毛去世及“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和党修正了官方的立场，她才表态。当杨尚昆将军请她帮助查明她丈夫对一些问题的态度时，她很干脆地说：“他从来不跟我讲他认为我不应该听的事情。”
　　对于党的决定，他与毛泽东的态度不同。毛对于每个决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长征开始前后一段时期他就是这样。周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他在一九三四年夏也曾提出从中央苏区突围的建议，但因“三入团”中的多数——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对，他就让步了。
　　毛掌握领导权前后，不时感到自己与斯大林有矛盾。有时他向斯大林屈服，那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他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出于维护苏联作为世界革命堡垒的需要，他们只能把苏联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
　　在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之后，这种情况也发生变化。斯大林曾强烈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战争；竭立敦促毛泽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毛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一九四八年末，当毛抵达河北省的平山县，准备拿下北平并挥师南下时，斯大林派米高扬带来了一个特别口信：不要南下长江，让蒋介石生存下去。毛不仅表示不予接受，而且，他还向米高扬提出了为什么要打过长江去的强有力的论据。他认为，他最终使斯大林的特使信服了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他把米高扬送回莫斯科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是这样答复斯大林的：“凡是劝说人民怜借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周恩来象领导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个“外国通”。他在法国和德国度过多年，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岁月也比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要长。他对外部世界见多识广。在文化方面，他对巴黎也许比对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感兴趣。他没有象毛泽东那样在青少年时代双脚沾满牛屎，也不象毛泽东那样熟悉农村的习俗，更没有毛泽东那种中国农民的天性。周恩来与邓颖超是志同道合的伴侣，在欧洲和中国大城市的共同经历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间的密切关系是世界上少有的。
　　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风度和杰出的才智而著称。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大胆的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而在长征之前他还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他具备足以担当一名领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现在已全力支持毛泽东，直至一九七六年生命终结之时，他都从未对毛的领导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周恩来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对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人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从遵义以后，不论他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周、毛这种伙伴关系，也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显而易见，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政治观点和作风上存在着、而且将永远会存在分歧。毛很“土”（这是王炳南大使的用词），他是个乡下佬。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他来到上海码头，向那些去法国半工半读（他本人也积极地参与制定这个计划）的最好的朋友挥手告别。但他自己却没有同他们一道去。
　　学者们对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早就有所猜测。有的人认为他因为没有盘缠而回去了；或者是因为学习法语有困难，或许是因为他与那些穿着比他讲究、比他富有的人在一起感到不自在。
　　这些解释看来都没有充足的理由。花了大半辈子研究毛泽东的中国历史学家李锐认为，毛从未打算过出国。毛认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