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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立场-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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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球员受伤后都要自己来面对每天单调的训练安排。就在四五月份里，似乎几百万英格兰球迷都在注视着我，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忧虑。球迷们的美好祝愿对我帮助很大。加利·内维尔也很关心我：他在与拉科鲁尼亚队比赛结束后马上给我打了电话。半个月后，我在电视上看妄联与勒沃库森队的欧洲冠军联赛半决赛，那个晚上，他受了和我同样的伤。在加利倒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还清楚，如果我还能赶上世界杯的话，加利肯定是没有这个机会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了。如果我是他，我也许会崩溃。但加利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心态，无论他内心实际的感受是什么，他尽全力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应该有更好的结果。但命运的安排偏偏不是这样，他要因为脚部手术而错过下个赛季前三个月的比赛。
整个夏天我忧心忡忡，找还对错过曼联队的赛季而感到失望。
勒沃库森最终凭借客场进球多把我们淘汰出了欧洲冠军联赛决赛。
我敢肯定如果能进军晦普顿公园球场参加决赛，我们有很大机会击败皇家马德里队。那段时间对于我和俱乐部来说都很失意，但我知道正如弗格森说的那样，曼联下次会回来的。我不能想像下次曼联崛起的时候，我已经不是球队的一员了。我当时正在与球队谈一份新合同。我很清楚我想做的事，我也很清楚球队想做的事。
但是现代足球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谈判和报纸的预测早在一年多前就开始了。现在是对这件事作个了断的时候了。
我认为与我最喜欢的俱乐部签新合同是再严肃不过的事了。因为要确定许多细节：一份新合同对双方都意味着权利和义务。我需要俱乐部尊重我在球队中的价值，而对于处理球队重要事务的负责人彼得·凯尼恩和大卫·吉尔而言，他们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必然为事情进展的顺利而努力，而且我相信他们能够恪守每个诺言。为这件事，我很感激他们，我感激在谈判桌上，能有这么公正、这么优秀的人坐在我身旁。
托尼·斯蒂芬斯从1995年开始就作为我的经纪人。他曾经是温布利球场的负责人，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哈德斯菲尔德队建造新球场（麦卡尔卑球场）的顾问。我记得一次有关他的很特殊的事：托尼曾邀请我们几个当时年轻的队员去听布莱恩·亚当斯的演唱会，这其中有我、内维尔兄弟和本·托恩利。我们最后竟然设法混到了舞台上，那真是个令人难忘的夜晚。而就在那个晚上，托尼竟然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安排：处理阿兰·希勒从布莱克本到纽卡斯尔联队的转会问题，他当时已经是希勒的经纪人了。我不清楚我们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介绍认识的。
但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对话时，托尼说过的一些话。那些话至今我没忘记，而且我相信托尼也不会忘记。
“大卫，足球对你而言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确保在你的足球之路上没有任何障碍。”
过了一会儿，当我们开始谈关于合作问题的时候，托尼这样描述他的工作，他说他的任务就是让我对比赛以外的所有事都不用操心。他认为这才是一名经纪人应该做的：减轻委托人的压力，以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比赛。从那时起，他对我的确是这样做的。无论在何种情况，托尼属于那种我可以绝对信任的入。有时我感觉他总是忙来忙去，为我安排好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他是具有这种才能的一个人，当他走进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他可以在15分钟内制定好工作计划并把工作分配给每个人。也许每个人都有不知所措的时候，但他却总是那么镇定。那的确是我在过去的8年中需要的东西，将来也需要。
如果你像我信赖托尼这样信赖某个人的时候，你们之间的真诚和坦率就不仅仅只意味着工作了。他是我的经纪人，他还是我的密友之一，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建议和指导。我们可以促膝长谈，我们谈话的内容不仅仅包括我的足球生涯，还包括我生活中的其他所有方面。在某些方面，托尼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我。但我在曼联时惟一的问题却很棘手。他和弗格森相处得不是很好。至少，弗格森和他相处得不够好。我应该记得：在我和托尼认识几个月后，当我把让托尼担任我的经纪人这件事告诉弗格森的时候，我当场就遭到了质问。
“经纪人能为你做什么呢？难道俱乐部对你照顾得不周吗？”
托尼也认为有必要让弗格森知道这件事，他从来都不想在弗格森不知情的情况下作我的经纪人，于是，他直接去弗格森的办公室面对面地去谈。有故事说这次谈话最后以弗格森在街道上追打托尼作为结束，我知道这绝不可能发生，但我明白他和弗格森的谈话是很不愉快的。
我对弗格森与托尼始终谈不来感到很遗憾。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大家的生活会更轻松些。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冷静地坐下来谈一谈，弗格森也许会发现他错怪了托尼。没错，托尼只是一名经纪人，但他同样热爱足球，他明白曼联是我足球生涯中不可动摇的基石。托尼从不说或做一些有损我利益的事。弗格森确实经常向我发脾气，我和弗格森也确有争吵。可这些吵闹却似乎总是被不成比例地夸大。在每个足球俱乐部，都会发生这种算不上是新闻的事。我想如果弗格森和托尼能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两个人能主动给对方通电话，许多分歧都可以被很快地解决，那些争吵也不至于被媒体夸大。
但是，弗格森和托尼之间的不和谐并不是我和俱乐部签新和约的障碍。合同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纸上功夫，尤其是关于我的肖像权的问题，曼联队可以把我的名字和照片用于他们的商业活动。似乎在任何事都没确定之前，许多签约会谈已经开始了。所幸的是我不用参加所有的活动。也许确定一份新合同需要一年半的时间，但就像我担心的那样，所有谈判都是关于一些细节问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谣言，就是，如果我没有和曼联签新合同的话，许多其他欧洲大俱乐部希望与我签约。但那都是些白日梦。我除了与我踢过球的球队签约外根本没作过其他的打算。
我、托尼和俱乐部都很明白这一点。
在2001—2002赛季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和俱乐部就合同问题已经快达成一致了。
我打算在某场比赛前，在老特拉福德的草坪上与俱乐部签字。我想让关心、支持球队的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猜测后能亲眼看到这一幕，尤其是在我和拉科鲁尼亚比赛后一直不能上场比赛的时候。然而下一场主场比赛是迎战阿森纳。那个晚上我本已下定了决心并且不断催促着托尼。但事实证明，那晚有好几个临时的小障碍。阿森纳1比0赢得了比赛，并凭此获得了联赛冠军，事实上，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冠军。
对于我们来说，在自己的主场丢掉冠军的确令人沮丧，但我认为这种失望情绪反而能在第二年里不断地鞭策我们。当然那个夜晚并不是庆祝我续约的理想日期。我于是等到下一个周六，我们在主场迎战博尔顿。那天很完美，阳光普照，我和弗格森一起走到草坪中央，他在65000名球迷面前给了我一个拥抱。毫无疑问，我属于老特拉福德。无论别人曾经说过些什么，我心里早就想好要和俱乐部签这份新合同了，可用笔签字的那一刻仍让我感到很大的满足。
我的未来终于有了定论。医学专家也通知我，我的第二块趾骨已经痊愈了。突然间，所有事情都很明朗了。我要做的就是全身心地为英格兰队准备两周后就要开始的世界杯。第二天晚上，打算在我索布里奇沃思的家里举行个欢送会。下周一，全队就要开赴大阪进行赛前准备训练了。当时的计划是把欢送会和为我的慈善组织“全国防止儿童虐待协会”募集资金联系到一起，我们甚至把欢送会的转播权卖给国家电视台，当然所有收入都将捐给“全国防止儿童虐待协会”。而一些安排直到最后时刻才有定论。我当时还不知道谁最终人选埃利克松的国家队大名单，所以在名单公布之前，我也不能确定邀请哪些队员。所以那次排列客人名单是件很有趣的事。来的客人中有足球界的朋友包括足球名宿、其他体育项目的明星、著名歌手和演员。
为了募集到更多的资金，晚会专门为捐款的客人设了几张桌子。我们与主办方和一些对此可能感兴趣的公司取得了联系，这件事是由维多利亚办的。他们都爽快地答应了。我认为人们都知道这将是一个特殊的夜晚，人们还清楚他们捐出的钱会有个好的归宿。
我当时一瘸——拐，也没有多少时间来帮助维多利亚，因此她几乎负责了所有事情。她也因此获得了一份礼物：就是后来晚会上发生的一切，以及晚会开始的时候，那里所有供客人享受的东西。她负责晚会的筹办从始至终，事无巨细。
我直到星期六晚上才从曼彻斯特回到家，所以显得有些匆忙。
但还来得及准备一份礼物。我送给托尼一块手表，对他为了我与曼联在24小时前签下的新合同而做出的所有努力表示感谢：而那个星期天下午，我家的厨房里显得忙碌极了，我们全家人都跑前跑后，不但要为晚会做最后的布置，还要为我第二天飞赴大阪而准备行囊。
最后，我们终于准备完毕，穿戴整齐了。我们为了能多筹集到资金而照了合影，然后就向屋后的大帐篷走去，晚会将在那里举行。
到那儿之前，要穿过一片颇具日本特色的小树林。我把它作为整个晚会的主题。
由于许多客人都带了孩子，于是我们在成人帐篷边上准备了一个充气式的城堡，那真是神气十足。布鲁克林走在我的身旁，我俩穿了配套的衣服：一件长到膝盖的日式夹克，胸部有一条红色饰带。我不知道自己穿那件夹克时的效果如何，但布鲁克林穿上它显得可爱极了。我们都穿那种很轻便松软的鞋，因为当时我的脚趾在鞋里仍感到有些不太舒服。晚会的全过程都在我家的花园举行，由于维多利亚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她总共请了枷多位客人。我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她究竟为我们在树林里准备了些什么。
整个花园都被点亮的灯笼点缀着。花丛和树木间有体操和杂技表演，还有舞蹈和艺术家。到处都能令人感到惊奇。来宾中有R&B
歌手贝弗利·耐特和歌剧演员拉塞尔·沃特森。两个连在一起的大帐篷是提供晚餐的地方。第一个帐篷被装饰成一座东方式花园，里面有上千朵来自日本或印度尼西亚的兰花。还有一座小桥，鲤鱼就在桥下的池塘里游动，走过这座小桥就能进入主帐篷。穿过两边巨大的窗帘，有日本女孩在那里迎接客人。桌子在人们面前被很漂亮地码放着，甚至连餐巾和餐具都是维多利亚亲自挑选的。所有东西都是由红、黑、白三色组成，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布置。
从那时起我感到有些紧张，因为周围的客人当中，有许多人我以前根本就不认识。比如我邀请雷·温斯顿仅仅因为他是名出色的演员，我很想见他一面。我知道这是我在婚礼后第—次公开演讲。
我作为英格兰国家队的队长，而且所有客人都是因我而来，所以讲几句话是免不了的，不是吗？我知道应该从何处讲起：送给维多利亚一份礼物并且感谢她为今天晚会所做的一切。但在这之前，我还要感谢许多其他人，还要谈论一下“全国防止儿童虐待协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为后者和曼联队有一定关系。我知道还要谈论一下那些我们为之募捐的受虐待儿童。我生怕讲话的时候漏掉哪一点，所以我把要点写在一张小卡片上。最后，我又说了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就不用看卡片了。那是在前不久，我去过伦敦南部的一座儿童避难营。我坐在一大群孩子面前，他们每个人都有—段悲惨的故事。你可以感到空气中的一股敌意，但不是对我，而是对整个世界。他们都是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孩子，我也第一次为之感到惊讶。他们的问题都很直白：“怎么才能变得时髦？”
“你开什么牌子的轿车？”
“你能挣多少钱？”
他们并不担心我或者其他人对他们的问题做何反应。我不想说我不想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很幸运，我没面对过他们曾经遇到过的经历：强奸、卖淫、吸毒、禁闭。
我只是很粗略地回答了他们。在场的大人们看着我，看我想做什么。
“很好。我不需要回避什么问题。让他们随便问吧。”
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是我在足球领域以外所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很显然，当时没有记者在场，只有我和那些孩子们在谈话。我和他们都很放松。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们都开始喜欢上对方了，我们谈足球、谈我的生活，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话题。最后，我们以笑声结束了交谈。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孩子们都消除了彼此间的戒备。我不能改变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但对于我来说毕竟有所收获，因为我通过交流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也许，在那样的夜晚讲这段故事会让客人们觉得有些奇怪，但我想借此解释举办晚会的原因，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希望大家捐款的时候慷慨一些。结果，我们的客人们共捐了25万英镑。
那的确是个奇妙的晚会。午夜的时候，我和维多利亚不得不先回房休息了。尽管一些客人已经和他们的家人离开了，当我和维多利亚回屋收拾床铺以及准备行囊的时候，还有许多客人仍在兴头上。也许当时已经有些晚了，可我还是有时间去见雷·温斯顿一面。
我听见有人在前边敲门，我开门后发现温斯顿就站在那里。在他走近之前，我就看出他那晚过得很不错，也许他自己没意识别。他原本是来向我道谢的，可是他却走到客门：里来了。演员都懂得如何进场。就像我说的那样，那是个非常棒的夜晚：为我们飞赴日本前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知道曼联的队医不很乐意我随队去日本进行赛前训练。我猜弗格森一定认为那一周队员们会去寻欢作乐，所以如果我和队医待在卡灵顿基地也许会恢复得更好。
我明白这一点，就算我山去为国家队比赛，我也还是曼联的队员。如果俱乐部真的坚决反对我的某个决定，我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俱乐部的意见。埃利克松则希望我能在开赛前的两周内和全队呆在一起，因为英格兰队的队医加利·列文和道奇·克莱恩都是这个领域最出色的医生。另一方面，英国足总提出曼联的医疗队可以随我一起前往。说实话，对这个问题人们确有争论。我认为我个人不应该卷入到这场争论中。我做好服从任何内部决定的准备。而最终的结果，我还是随队前往。
2002年5月13号的早上，我和维多利亚躺在床上。屋子里非常安静。远处，我听见最后几位客人上车离开的声音。我伸手摸了摸我的左脚，从昨晚我和维多利亚晚饭后跳舞开始，左脚微微有些痒。几个小时后，我就要去机场了。我只剩下18天了，18天后的5月3l号，我就能清楚我到底能不能在地球的另一端出战和瑞典队的比赛了。我的后脊梁不禁打了个冷颤。兴奋？还是害怕？4年前，我已经作好参加最后一次世界杯的准备了，从那以后又发生了多少事情？1998年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了：阿根廷、红牌和后来的事。但就在那一刻，下—个挑战似乎已经在眨着眼睛看着我们了。有机会参加世界杯是个梦想，是个恩惠。每个队员都清楚在那一个月的比赛中，你的职业生涯以及你的生活可能会发生水久性的改变。而在法同，在用泛光灯照射下，充满着数万名怒目而视的球迷的圣埃蒂安，我的生活已经经历了一次改变。我闭上眼睛，重新回到黑暗中去。这次在日本，等待着我、等待着英格兰队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第十一章 我的反省
“这是怎么了？我不能呼吸了。”
现在我还想知道，是不是在迪拜度过的那个星期，使得我完全让教练失望了，认为不需要我为曼联队踢球了？
我和英格兰国家队一起在国外晒着太阳，而不是回到卡灵顿，独自一个人卖力地进行单调繁重的训练。我知道那个老头儿不是很乐意我这么做。由于我担任英格兰国家队队长，又多了一份额外的责任，需要分散更多的精力，老头儿对这件事不是很高兴。他很可能也不满意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竟然随着我—一起到了迪拜。我的想法是婚姻和父亲的身份可以让我安心，幸嬗谖易鲆幻 们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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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我的想法。那个老头儿一直认为家庭生活阻碍了我足球事业的发展，在我和维多利亚刚刚相识时，他就和我说过许多次了。他认为我的家庭生活实在是个障碍，不管对我还是对他而言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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