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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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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抬了两个多小时，把妈妈终于送到芜湖铁路医院时，那个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现在医生都下班了，只有等到明天早上八点钟上班以后才能治疗。”姑父低声下气地跟医生说：“现在病人都快不行了，求求你先治一下吧。”医生不耐烦了：“跟你说了，现在医生们都下班了，怎么给你治疗？你们带钱没？带钱了就先办住院手续吧！”父亲摸了摸口袋，跟医生说：“医生，我只带了一百多块钱，够不够？”
那个医生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冰冰地说：“住院押金300元。交齐才能住院。”继父又懵了，嗓门又大起来，还有一丝哭腔：“这可怎么办哪！这人哪里还活得了……”说着抱头蹲在了地上。竹床上，妈妈蜷缩成一团，悠长的呻吟让人气短。姑父和年保子轮流和那位医生说好话，求情，但没用。
那一刻，我恨透了没有人情味的医生。我在牙齿缝里诅咒他们的铁石心肠。后来从很多媒体中知道，中国的很多医院都是这种德行，中国有很多穷人就活活病死在医院的大门外。那个年代，没有一家医院把救死扶伤看作天职，那只是病人们一相情愿的美好愿望而已。
求医生无果，父亲和姑父只好回去筹钱了，父亲把146元现金塞到我手里，嘱咐我医生一上班，就先给妈妈看病。他们走了，我和年保子守着缩成一团的妈妈，在医院的走廊上，从天黑等到天亮。那夜似乎特别漫长，有种从地狱等待天堂的感觉。我不停地凑在妈妈耳边说：再忍忍吧，快天亮了，医生就要上班了，你就快有救了……等到天亮时，妈妈已经气若游丝，脸色黄得可怕，手脚冰凉。
好不容易，医院里的白大褂们多了起来，我再次跑进急诊室，有位年纪较长的医生正在水池边洗手，我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眼泪“哗”地涌出眼眶，泣不成声地对那位医生说：“医生，我妈妈快死了，你快救救她吧！”真是谢天谢地，这位医生总算有些仁善之心，他问了一下妈妈的基本情况，就随我来到妈妈身边。躺在急救室门外的妈妈已经昏迷了，老医生用手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病人是急性胆囊炎，黄疸已经破裂，生命垂危！”老医生皱着眉头说。他转而问我：“谁是病人家属？你？你家大人呢？”
“回去取钱了。”我抹着眼泪凄惶地回答。
“你们没带钱？那病人无法住院啊！”老医生一脸无奈。我急了，双膝一软，就跪了地上，成串的眼泪随之跌落尘埃。我顾不得羞涩或难为情了，此时此刻，只要能救妈妈，让我磕破脑袋我都愿意。我哭着对医生说：“医生，求求你先救我妈妈吧，我爸爸早些年得病死了，现在妈妈又病成这样，她要死了，我和妹妹也活不成了……”我生平跪过两次，一次是多年前，求继父带我来安徽而下跪过，我在冰冷的地上跪了两个小时。而这次，是为妈妈的生命而跪的，这两次下跪都让我刻骨铭心。
老医生犹豫了一下，果断地一挥手：“先把你妈妈送进病房，打针消炎。钱来了赶快交到财务室。”老医生原来是外科主任，一句话解决了所有问题。在老医生的指点下，我先去医院的财务室交掉了146元钱，终于将妈妈送进了病房。
一群医生很快对妈妈的身体进行了检查，从医生们神色严峻的交流中，我知道了妈妈的情况十分不妙，她身体极其虚弱，又贫血，且还发着烧，人呈半昏迷状态，如果现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最保险的疗法就是先退烧消炎，然后看情况再动手术。
接下来的十多天，妈妈每天在生死边缘挣扎，因为没钱交医疗费，医生们对妈妈不是特别关注。我每天催促医生们给妈妈做手术，医生两手一摊：你们还没交够钱，怎么动啊？
直到7月12日，继父借了500元高利贷，总算可以把妈妈送上手术台了。可是，正准备给妈妈做手术时，医生又发现她血压太低，手术过程中至少需要要输两袋血，所以还需要补交300元。继父只得又垂头丧气地回去筹钱。医生一再叮嘱一定要在13日上午将钱补齐，病人必须马上手术了。
7月13日上午，医生决定为妈妈做手术，因为妈妈的病情已经不能再拖了。上午8点，我被叫进了医生办公室，一位姓孔的中年医生拿出两张纸，对我说：“现在病人身体很差，贫血，发烧，动手术的风险很大，家属要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同意，我们才能动手术。你能签字吗？”我懵了，我这才知道，动手术的风险是病人家属承担的。
医生问我多大了，我说18岁。医生严肃地看着我说：“18岁已经成年，可以承担法律责任了。”必须我来签字吗？18岁的我能够掌握妈妈的生命吗？我低头仔细阅读手术同意书上的字，可那上面写着什么啊？——如果手术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医院概不承担责任。我的眼泪又刷地滴落下来。这张薄薄的纸，会不会是妈妈迈向死亡之路的通行证？而我如果在上面签了字，是不是意味着我同意妈妈走向死亡？
我捧着那张纸哭个不停，眼泪把纸都打湿了，我依然不敢签字。直哭到医生都不耐烦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快签字吧！签了字我们马上就可以给你妈妈做手术了。如果你不签，我们就没法抢救你妈妈……”
我终于颤抖着手，用我稚嫩的笔迹在手术同意书上写下了“同意手术，赵美萍”这七个字。眼泪一串串地滴在那几个字上，慢慢染成一团墨迹……
我在帮妈妈换手术服的时候，触摸到了妈妈瘦骨嶙峋的身体，如果不是她的鼻孔还有一丝呼吸，如果不是她的肌肤还有一丝温热，如果不是她间或还有一两呻吟，她就像是一具风干的木偶了……我用热水将妈妈浑身上下擦洗了一遍，她几乎没有什么感觉。连我的眼泪滴在她的后背上，她也浑然无知……
上午8点30分，妈妈被推进了手术室，眼看着妈妈越去越远，眼看着那扇门在我眼前缓缓关闭，我感觉到像有一只手在往外掏我的心，巨大的失落和疼痛从胸口部位扩散开来，我靠在手术室门外的墙上，掩面大哭。有个医生刚好从楼梯上来，冲我呵斥道：“医院里要保持安静，别在这里哭，要哭到外面去！”我不敢大声哭了，我抽泣起来，头脑昏沉沉的，我的身体顺着墙根溜了下去。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真多，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农村女孩子，瘫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眼睛哭肿得只剩下一条缝，眼巴巴地望着手术室的大门，四个小时没挪一步。她在等她的妈妈活着从手术室里出来。
手术进行到下午一点多钟，妈妈终于被推了出来。谢天谢地，她还活着。只是肚子上多了一条伤口，同时还多了一个胆液引流袋，妈妈被切除了大半个坏死的胆囊。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在医院里陪着妈妈。其间，医生给妈妈下过三次病危通知。病床上的妈妈像个纸人一样不堪一击，医生最担心的是会有并发症夺去妈妈的生命。7月酷暑难熬，妈妈的病房里没有电扇，除了酷热，病房里蚊子奇多。我那半个月基本上形影不离地守候着妈妈，倒屎倒尿，擦身洗脸，打扇驱蚊，晚上就趴在妈妈的脚头眯一会。那段时间我整整瘦了10斤，不仅睡眠严重不足，还因为吃不饱。医院食堂的饭菜不仅贵，而且量少，我只能每顿吃一只馒头，就家里带来的咸菜。妈妈吃我煮得软软的面条，偶尔放几片猪肝或用小鲫鱼熬的汤。
在医院里，最令我揪心和伤脑筋的是，那个胖胖的护士长隔三差五就把我叫到走廊上，要我补交药费，否则就停药。停药对一个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很明白。动完手术后，妈妈有过三次病危。我接到过医院下达的三次病危通知书，随着通知书一起下达的，还有医院财务室催交药费的通知单。每次捧着这些烫手的通知书，我欲哭无泪，只能厚着脸皮一遍遍求医生：先救我妈妈，钱一定会补齐！
在医院里，唯一令我感到开心的是，认识了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子，也是因为胆囊炎住院开刀的，叫方霞，是和县人。方霞是个外秀慧中的女孩子，高中毕业后在一个小学做老师，和我一样爱读书，我俩经常在病房里背诵《红楼梦》里的诗，她还会看手相，会解梦。有一次，她煞有介事地拉了我的手，要给我看相。看了一会，她认真地说我这个人命硬，以后会有大出息，二十八岁时会有感情波折。我边听边笑，谁能预测未来，谁能知道未来的天空是晴朗万里还是阴云密布呢？不过，她的话多少给了我一点希望。在医院那段难捱的日子里，我和方霞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方霞早早结婚，生了儿子，和在铁路上工作的老公恩恩爱爱。唯一不足的是，她本人的身体十分不好，常年生病。有了孩子后便没再工作，把家迁到芜湖，一心抚育起儿子来。但我们的友谊一直保留到现在。当然，这是后话。
母亲住院的那些日子，我们一家人都有分工，我在医院照顾妈妈；继父在家一边上班一边想办法借钱；妹妹正好放了暑假，也上山砸石头。一想到妹妹那么瘦小的身体，却像当年14岁的我抡着铁锤砸石头那样拼尽了吃奶的力气，我十分心疼。妹妹曾换我在医院服侍了两天妈妈，结果被妈妈骂了回来，她太小了，连帮妈妈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妹妹生性胆怯，连妈妈的吊针打完了也不敢叫护士来换。
家里最累的要数继父了，干体力活容易，但借钱就是万难了。所以，我每次看到继父来医院，从贴身口袋掏出被汗水浸湿的钞票时，我就眼眶发涩。钱是借到了，可何年马月才能还清呢？
7月28日，我们已经弹尽粮绝，妈妈不得不提前出院了，连胆汁袋都没摘除，医生说等胆汁流得很少了，再去医院摘除。妈妈住院整整28天，前后总共交给医院1143。51元。一笔巨债！
当务之急，是挣钱还债。
正巧，当时靠近芜钢的“松园绣花厂”正在招工。于是，我去报了名。绣花厂有规定，进厂要交三百元押金，自己带缝纫机。天！这简直是雪上加霜。但是，绣花对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似乎是个光明的前途，病床上的妈妈坚持要我去。钱的问题再想办法。
结果，我还是如愿以偿地进了绣花厂。钱是一点点借来的，还买了一台长江牌缝纫机。父母都指望我马上学会手艺，很快把本钱挣回来。就这样，十八岁的我从采石女摇身一变成了绣花女。
一开始，我花了整整两天去踩动缝纫机，它不太听我的使唤，总是在不该停的时候停了下来，而在该停的时候呼呼乱跑。我是进厂较晚的学员，当其他绣花女收放自如地踩动缝纫机，十指纤纤、针线如飞地绣着花样的时候，我还脸红脖子粗地学着穿针引线。而等到我终于可以自如地驾驭缝纫机的时候，我又发现自己这条路走错了——我满手是茧，粗糙的手指总是把那些绣花用的丝线粘住，漂亮的丝绸也被厚厚的茧子摸起了毛。我的笨手笨脚自然让来自扬州的漂亮师傅伤透脑筋，师傅因此一点也不喜欢我，总是对我呼来喝去。师傅会当着整个车间二三十个绣花女的面，公然骂我的手指难看又笨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像潮水一样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又穷又笨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我恨我自己的笨，恨自己的手指为什么那么粗糙，像一根根长相粗笨的胡萝卜。为了惩罚自己，我中午不再去食堂吃饭，我要笨鸟先飞。
我想绣出一只蝴蝶，但是我手脚的行动根本不在一个节拍上，我的手如此僵硬，绣花绷子根本不听使唤，一只蝴蝶的翅膀还没绣好，已经断了三枚针。过多的接线使蝴蝶的翅膀毛毛糙糙的，这是师傅最见不得的。我只好拆了重新绣。这样拆来拆去，蝴蝶还没绣好，那块绣花布已经报废了，为此，又少不得挨师傅的一顿责骂。
我回家对妈妈说，绣花比砸石头还难，我不愿意学了。妈妈骂我没出息，说砸石头不可能砸一辈子，绣花才是女孩该干的活。再说，缝纫机买了，学费也交了，不学会就亏大了。妈妈说的没错，我无可选择。世上可以选择的路有很多，却不是我的。
为了将手上的老茧尽快除去，我每天晚上在热水里浸泡好一会，然后一层一层撕掉那些老皮，再抹上五毛钱一袋的雪花膏。精心护理了两个月，手上的老皮总算柔软了些。每每张开手指，自己看着都有点厌恶：骨节粗大，皮肤粗糙，哪里像个女孩子的手呢？难怪绣花师傅会嫌弃我的手，连我都嫌弃呢！我从一本相书上看过，说掌纹清晰的人心地简单，命运也简单。但是，我线条清晰而简单的掌纹为什么却和命运对不上呢？
直到两个月之后，我才终于学会将绣花绷子使用自如，脚下控制着缝纫机的轻重缓急，手拿着绣花绷子上下左右不停地筛动一会，一对蝴蝶的翅膀或一朵玫瑰的花蕊便跃然布上，最多的一天，我可以绣到三十只。按每只一毛五分钱计算，可以挣得四块五毛钱。后来操作熟练了，每天可以绣到四十只左右。
为了向母亲展示我绣花的本领，我去街上买了一块粉红的确良布，绣了两朵盛开的白菊花，然后做成了两只实用的枕头套。那两只枕头套成了我的闺房里唯一的美丽点缀，一直用到我离开家乡。
我的绣花女时光只延续了8个月，因为经营不善，松元绣花厂很快倒闭。当我将蝴蝶牌缝纫机拉回家时，适逢碗口石也卖不动了，山上已经没什么人砸石头，日子更为萧条。村里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纷纷选择出嫁到外村，逃出了一穷二白的小荆山，没嫁的，也订婚了。她们就像一只只从笼中逃脱的鸽子，逍遥地飞远，惟有我的前途一下子渺茫起来。虽然家里一直没断过媒人，但是父母紧守着“把我嫁到街边”的底限，轻易不松口。父母的世故让我反感，与生俱来的叛逆在心里萌芽，我有种预感，也许我会违背他们的意愿，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回家不久，矿上的破碎机组要招人，我跑去“应聘”，被顺利录取。于是，成天戴着日本鬼子那样的深蓝色“风帽”、眼镜和口罩（因为破碎机在开动后粉尘极大），拉着铁皮翻斗车，一天数十趟地从破碎机里拉出加工后的小石子或石粉，倒到50米外的料场，让汽车或拖拉机运走。周而复始，枯燥而又机械，生活没有一点亮色。破碎机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振聋发聩，灰尘弥漫。
一天下来，尽管戴着口罩，鼻孔里还是吸满石粉，手指一抠，都是灰白色的厚实的泥巴。露在风帽外面的头发、眉毛像是染了霜，回家好一通洗，那时能用香皂洗脸已够奢侈，至于头发，只能用最便宜的蜂花洗发水，如果没有，只能用洗衣粉了。每天必须洗一次，否则头发根本不能梳通。尽管如此，我还是留了一头齐腰的长发，尽管它们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枯黄，我每天还是精心地将它们编成两根粗大的麻花辫，在我的黄军褂背后摇曳生姿。如果是夏天，我最喜欢在河里洗头，看着长发在河水里水草一样飘来荡去，很有意思。可惜的是，夏天的河里漂满了鸭子和鹅们，它们用嘴巴和脚掌放肆地将河边的水搅得黄浊不堪。为了洗净头发，我必须涉水下到水的深处，差不多齐腰了，才能看清水的颜色来。也许总是在河里洗头，头发上总是有股淡淡的水草的味道，不香，甚至还有些腥味，是接近泥土的味道，但是我喜欢。
冬天洗头有些麻烦，只能在煤球炉子上烧点热水，用洗脸盆洗头，因为冷，也因为节约用热水，头发根本不能彻底清洗干净。洗完后也没吹风机，只能自然凉干。有时实在太困，往往等不及头发晾干，已经倦极入睡。湿漉漉的头发贴在头皮上，从冬天的夜晚一直贴到黎明。一觉醒来，头发卷曲纷乱，将干未干。也许从那时开始，我便落下了头痛的毛病，至今未愈。头痛成了我生命的凌迟杀手。是不是命运的魔杖总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一些令人诅咒的印记呢？
现在想来，一个人的一生中注定要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转折的，就像好好地走在路上，会莫名其妙地摔跤一样，有的人只是略伤皮毛，爬起来掸掸衣服上的灰尘继续行路。而有的人却会被摔得头破血流，前程尽毁。对农村女孩子来说，命运的转折就是依靠婚姻这块跳板，跳好了，对岸柳暗花明，小日子可以过得舒心惬意。跳不好，就是浸身苦海，后果不堪设想。
18岁那年秋天，我浑身发抖、惊骇不已地见证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这件事深深影响了我日后的情感取向。
那是初秋的某个黄昏，太阳刚刚滚到山旮旯里去，附近的小刘村忽然人声鼎沸起来，顺风传来哀嚎阵阵。很快就有消息传过来，说是一个20岁的姑娘上吊死了。喜欢看热闹的村民们倾巢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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