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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我正儿八经做的事只有两件：大量的阅读和长时间的发呆。
　　我真正的写作应该说开始于97年。在这之前我写过十来年分行的文字，人们管这叫诗，但我从来就拒绝别人称我为诗人，那样的称呼让我起鸡皮疙瘩和冒冷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就是听不得。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你和一个陌生的人聊了三句后，你的职业、年龄和籍贯就会成为接下来的话题，通常这种时候，我会说我是一个来自苏州的无业青年，并尽快结束谈话。
　　其实我有过一些短暂的工作经历，臂如电台午夜谈心节目的导播，广告公司的文案，最长的是在一家合资公司编一份内部刊物。我和我的同事们相处愉快，因为我很少说话，我总是和他们保持着一种十分客气的距离，这点距离使得我不擅长处理的的人际关系一团和气，还带着一点不太确定的虚幻的美感。可是这些工作经历实在都太短暂了，更像是一次次浪漫的带有游戏性质的生活体验。
　　事实上从学校出来后，我一直在和文字打交道，只不过眼下我自觉自愿地走到了体制之外。写作成了我谋生的方式，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也是最适合我活在人群之外的方式，并且它能让我以此名义坐在桌前发呆，发呆下去。
　　每天上午是我工作的时间，也就是以写作或阅读的名义发呆的时间。状态好的情况下，我的写作速度基本上是每小时一千字，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天两千字，如果没有催得特别急的稿约，写完这两千字我就收工。对我来说，写作也许不是一辈子的事，但它至少是我近几年的生存方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有节制有计划的写作既有利于身体健康，也能延长写作的寿命。
　　97年夏天，在写了十多万字后，我突然就找到了写作的感觉，那是一种淡淡的夹杂着创造性劳动带来的自豪和自信的快乐，仿佛骑着自行车由桥顶缓缓往下滑行，双手把着车笼头和车闸，方向和速度尽有我掌握。那个刚才还在大街上行色匆匆的家伙，在下一分钟里就在我的笔下一命呜呼了，因为我觉得他活得太累而且窝囊，于是发给他一个在我看来比赖活着要容易许多的下场：去死吧。
　　我故事中的主人公极少有女性，在我现有的一百来万字的小说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只有一个短篇里出现了一个女主角。我不写女性是因为相对于男性来说，我对她们的了解和体会都要多一些，因此留有的想像的空间也就小一些。
　　而男性，那些看似强壮的雄性动物在我的理解、观察、琢磨和想像中，其实很疲倦很脆弱像孩子一样需要更多的关照和鼓励。尤其是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是这个社会的中间力量，他们总是被要求做得更好，更好一些，他们活得比女性和其他年龄段的男性都要累，他们是真正绝望却又不允许让这种绝望情绪滋生蔓延的又压抑又无奈又尴尬的那么一拨人。天哪，他们让我着迷。
　　与此同时，我的随笔中却极少出现男性。一些衣着前卫举止前卫观念前卫的女孩在我的文字里蹦蹦跳跳，她们就生活在我周围，我熟悉她们就像熟悉我自己一样，我曾经是她们中的一员，现在我活得要比她们安静一些，不过也仅此而已。
　　另外，这些女孩也是我随笔的主要读者。我愿意和她们在这个纷繁嘈杂、五光十色的时代一起呼吸一起歌唱一起欢叫甚至喜极而泣，我们扯开嗓门面对面又喊又叫又跺脚，来来往往的人流用看怪物的眼光看着我们，可是我们不管，后来我们累了，我们互相眨了眨眼睛，然后回家睡觉。我很清楚我们是同类，我们追逐时尚热爱名牌自觉环保，有人说我们是理想色彩最为淡薄而个性色彩最为浓厚的一代，尽管我们不是太同意，但好吧，好吧，我们照单全收，因为我们同时还是宽容的一代，我们对这个时代不愤怒。
　　小说和随笔是我写作的主要形式，尽管它们是两种风格不同的语言，但游戏其间时，我同样都很快乐，前者是发挥想像力讲故事、特别是讲故事中的细节的快乐，而后者是想到哪儿哼到哪儿、一种更接近于自娱自乐的快乐。我在写作中体会到了快乐。
　　不过我从未想过我一辈子就吃定了写作这碗饭，也许有一天我想像的水井会枯竭，我费劲吃力地从井中提起的只是一桶浑浊的泥浆，我开始痛苦，写作变成了纯粹与自己耐心和体力的一种较量，已全无快乐可言，这时候我肯定会关掉我的电脑，走到外面，找找看还有没有其它我可以干的事，而绝对不会赖在键盘前，痛苦地敲出一些文字让看的人接着痛苦。
　　我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谈到我最初写作的的动机是想做点什么，因为当我在“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会感到比较踏实。这种踏实的感觉对我来说是那么地重要，它不但让我的双脚有了站在地面上的安全感，也让我触摸到了多年以前我嗤之以鼻的那个叫意义的东西。
　　我总算在做点什么了，尽管一开始它是笨拙的不象样的，但好歹我开始了，上路了，这种开始对我的父母而言是一份让他们有滋有味生活下去的希望，父母有希望地活着对我来说就是意义，哪怕不是全部，也是极大的一部分。我喜欢听我父母在电话那头说，你现在这样，我们真高兴。
　　如今，时间是我自己的，和那些朝九暮五的上班族比起来，我的确是自由的，但大多数候我都强行把屁股安顿在椅子上，尽管它是那么地喜欢去户外扭一扭，晒晒太阳，可在椅子上坐定，是我开始工作的最起码的条件。所以不管写不写得出来，都得给我坐着，这不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为自己安排的生活方式。
　　你看，当外部环境不再制约你的自由时，自己却不得不对自己严加管教起来。我努力工作，而工作是为了更好的休息，或者说更心安理得地休息。
　　我喜欢那个装模作样坐在电脑前的我，她看起来挺安静挺认真的，当手指间夹着一支烟的时候，好像还有了那么一点深刻。
　　好在现在已经没有人批评我长时间地发呆了，因为他们知道发呆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我心里最清楚，我写作正是为了有理由坐在那儿发呆。
　　这几年，我极少跟外界联系，我不知道别人都在干什么，是像我这样有条件经常发呆，还是只能在想像中发呆。反正我总觉得发呆是人生的状态之一，或者说，发多长时间的呆，在什么场合发呆基本能反应一个人眼下的生存状态。另外，育儿书上说，小孩子若是发呆，那说明他要大便了。事实上也是这样。
　　在加速度中奔腾起来
　　我的一位朋友，大清早从自家四楼的阳台上跳了下去。我和几个朋友去医院看他。他像一只烂茄子似的躺在那儿，脸上竟然令人吃惊地挂着微笑，安静、祥和，但和他身上裹着的厚厚的纱布一样刺眼。他说他挺好的，只是有点累。天哪，脊椎、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都断了，可是他居然安慰我们，他挺好的。他解释他并不想死，真要死的话，他就会选择更高更有把握的楼层了。
　　我忍不住叫了起来，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说，我怎么说你们才能明白呢。算了，反正我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理解的，你们只会认为我疯了。
　　我说，你什么也不说我已经觉得你疯了。
　　两年后，这位依靠拐杖勉强能挪动的老兄，艰难地爬上了五楼，然后从公用走廊的窗口跳了下去。这一次因为是头先着地，他真的成了一只没法补救的烂茄子。
　　好几年过去了，朋友间偶尔谈到他，都会引发一场众说纷纭的争论。有人猜测是生存的压力，有人认为他只不过是进行了一次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所以更为刺激的蹦极，有人觉得他脑子有问题，还有人倾向于某些神秘的、不为我们常人所知的力量。每次都是大家七嘴八舌，分析了很多原因，却没有一个能让大多数人接受的。
　　这位老兄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死了，却活在我们热烈的争论和猜测中。
　　97年，在法国嘎纳电影节上，一部名为《撞车》（CRASH》）的电影，引起了非常强烈的争议。影片一开始，我们听到喘息着性交的声音。前几场戏，全是与性和汽车有关。影片上出现的性交场面永远离不开汽车，不是直接在汽车上，就是在面对着很多汽车和强烈汽车噪音的阳台上。喜欢把车开得飞快的男主人公在一次驾驶过程中，带着必然的偶然性和别人撞车了，后来他经人介绍，参加了一个撞车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真是怪得惊人，所有成员入会的资格就是出过一次以上的车祸。一大帮对撞车、以及车祸后身体上留下的伤痕有着特别嗜好的家伙，聚在一起，他们交换着撞车那一瞬间的感受，互相抚摸着对方身上的伤疤，甚至观看两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面对面地有意相撞，从中体会被撞瞬间的快乐和刺激。
　　这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的画面，扩张和刺激着观众的神经承受力和神经末梢。也许它有些夸张，甚至极端，但毫无疑问，它是具有现实感的。
　　这部影片带给我某些灵感一样的启示，那就是速度、加速度和对极限疯狂的挑战。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理论上速度的极限一再地被打破，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计算机处理器运行的速度越来越快，恋爱的速度越来越快，与此同时，我们的脑神经越绷越紧，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必须释放。而速度，科学文明带来的高速度，成了最好的释放途径。我们用速度奔腾起来，疯狂起来，直至最后放松下来。
　　对速度的迷恋，是现代人的特点。
　　快点，再快点。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