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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日本主持的“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曾经使用过这种飞机，被日军征用属于正常现象。

福克F3/7运输机有三个发动机，可以保证一个发动机出现故障时，可以安全返航。从这个角度而言，普通的事故很难摧毁这种飞机，倒是日方记录被中方击落更有可能些。

既然日方资料表明，渡边等人并非去“侦察”，而是去“营救”，日军在呼伦贝尔被俘者达到一百多人，渡边等区区八人，这个营救如何救法有些匪夷所思。

尽管没有直接史料，但一则关于渡边秀人中佐的资料引起了萨的兴趣，原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二十九期毕业生，与甲级战犯佐藤贤了是同学。他毕业后曾经到欧洲留学，修习“特殊战术”课程。联想到胜目和山下两少佐“分队长”的古怪头衔，这个“特殊战术”会不会就是后来名闻天下的“特种作战”呢？如果这样，那日军很可能并非对苏炳文的起事一无所知（苏炳文本来就是在日军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公开起义的），而是试图派出一支精悍的小分队从空中飞抵海拉尔，里应外合，以少量精锐带动当地日军展开一次东方版的《胜利大逃亡》。

（图注：在福克机到达齐齐哈尔时，可以看到来观摩的日军高级军官中，还杂有一个东方特工史上的神秘人物——川岛芳子。这也是川岛芳子流传下来很少的笑容照片，她的出现，让渡边等人的使命又增加了一重迷雾。）

前些年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曾有一个经历与加藤颇为相似，也曾到欧洲学习的山本特工队长。也许苏炳文无意中打掉的这伙日军，便是日军特种部队的鼻祖。如果真的是这样，也许东北军民的抗战，让日军的特种部队都推迟出现了。

十七、苏炳文的拖刀计

在日本千叶县千叶公园里，有一座荒木山，然而，在1933年以前，这座小山包根本就没有名字，只是日军铁道第一联队喇叭手练习乐器的一处所在而已。之所以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日军在这里修了一座纪念碑，纪念他们的一个“战斗英雄”荒木克已大尉。

甚至，日本《工兵之歌》里面还专门有一节，介绍这个荒木大尉，其内容如下：

興安嶺の朝ぼらけ

鉄路確保の先駆に

轟き降る放車をば

其の身と共に葬りし

燦たり名誉竹帛に

其の名輝く荒木山

翻译过来应该是这样的——

迎着兴安岭的朝阳

作保障铁路的先锋

轰然而降的“放车”

与之同归于尽牺牲

获得名书竹帛的荣誉

大名与荒木山同辉

这个日军的“英雄”荒木克已，死在1932年12月3日，日军进攻苏炳文抗日救国军的战斗中。

到1932年底，原驻扎在东北三省的东北军各部，除了苏炳文部，或战败，或投降，即便还在抵抗的，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重编。他的这支部队，成了旧东北军在东三省境内最后一支较为完整的成建制部队。苏炳文据守的呼伦贝尔，也是最后一块尚未被日军控制的地区。因此，他的抵抗，可算是东北原正规军部队在东三省战场上最后的挽歌。

应该说，苏炳文部能够坚持到1932年底，是十分不容易的。这是因为呼伦贝尔的面积虽然和意大利相比仅仅差一个西西里岛，但地广人稀，基本没有工业，苏部仅仅二旅四团，装备一般，而当地地域辽阔平坦，无险可守，正适合日军优势的机械化部队和重炮部队活动。苏炳文采取的方略是一面利用嫩江西岸的沼泽地带严密布防，阻止日军西进，一面做出态度暧昧的样子与日军周旋，同时积极联络各路抗日部队，以防不测。日军因此对苏炳文抱有幻想，此时也有兵力不足之忧，因此没有匆忙进攻苏部。

然而，到了1932年9月，各路义军大多遭到重创，而苏炳文“假合作，真抗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日军开始调集兵力，准备解决呼伦贝尔守军。同时，日军要求撤销苏炳文军主要将领张殿九的步兵第一旅旅长和哈满护路军副司令职务，改派汉奸冯广有接任。苏炳文感到无法继续与日军周旋下去，遂将部队更名为“救国军”，举旗起义。

（图注：苏炳文部反攻齐齐哈尔，日军兵力捉襟见肘，这是临时组织的伪军到富拉尔基和苏炳文军对战。）

起义后，苏炳文本有应付日军攻击的预案，即联合马占山、邓文、李海清等各路抗日武装共同行动，以攻为守。10月，各路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反攻齐齐哈尔，这也是黑龙江义勇军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攻省城的战斗。

反攻省城的作战最初较为顺利，但由于马占山等部队已经与日军辗转苦战一年多，装备、人员素质大大下降，日军又迅速出动重兵北上，攻打齐齐哈尔的作战终于陷入失利，马占山战败也退到呼伦贝尔。

苏炳文部一度攻取齐齐哈尔郊外的富拉尔基，并步步为营，寸土必争地与优势日军鏖战，试图争取国内国际支援，一时日军前进不得。但随着嫩江封冻，原来可以阻碍日军前进的沼泽地带通行无阻。11月24日日军发动总攻，11月30日午后1时，由混成第十四旅团和骑兵第一旅团组成的日军服部支队从甘南迂回到救国军前敌司令部扎兰屯近郊，在装甲部队掩护下攻占这一救国军后方重镇。至此，海拉尔、满洲里等后方地区已经门户洞开。

面对日军的汹汹攻势，在辽阔而冰封的呼伦贝尔平原上与其交手，苏炳文早已感到凶多吉少，因此在扎兰屯失陷后，立即部署将抗日武装和装备退入苏联境内，但日军前进太快，他与张殿九商议，决定在博克图跨越大兴安岭的山口和隧道地段阻击日军，迟滞其行动，以保证各部队顺利撤出。

前面提到的荒木大尉，就是这时上了日军阵亡者的花名册。

原来，由于中国军队撤退时顽强阻击，日军派出铁道第一联队的装甲巡道车一边开路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一面对被破坏的道路进行修复。这位荒木大尉（战死前为中尉），就是装甲巡道车部队的指挥官。在他的指挥下，中方的阻击部队损失惨重，阻击线一再被突破。

能够取得这样的战绩，似乎应该归功于荒木大尉指挥的装甲巡道车。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车辆，在日军中此时也属极为先进的装备。

这种战车的车轮外形怪异，拆掉橡胶轮胎就可以在铁道上走，装上轮胎就可以下公路甚至越野，灵活的机动性加上厚实的装甲，强大的火力，使其能够在摆开线形防御态势的中国阻击部队阵地上寻找最薄弱的部分进行突破。“九一式”两用装甲巡道车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广泛使用，让抗日军民印象深刻。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曾在《烈火丹心》中描述过一种神秘的“神风”号装甲列车，就是“九一式”装甲巡道车的改型（增加了一节假机车），书中描述其利用随时可下铁道的功能给抗日武装带来过不少损失。

眼看无法阻止日军，博克图中国守军动用了一种“秘密武器”，就是日军歌中描述的“放车”——利用己方地势较高的优势，将一节满载岩石的列车滑向日军，撞击日军的装甲巡道车。

根据记载，对日军杀出这一招拖刀计的，并不是苏炳文本人，而是苏炳文军的参谋处长孙麟。1932年11月30日，由于战局不利，苏炳文和谢珂派孙麟为“兴安防守司令”断后，扼守兴安岭山洞一带，实际指挥的兵力只有新编的一个营。此时日军飞机在博克图、兴安、海拉尔等处轰炸，孙麟带兵两连在兴安，实感兵力不足。12月1日上午10时许，博克图的路警已退到兴安车站，日军进展迅速，苏炳文原命人在兴安备有地雷炸药等可供防守之用。但经孙检查，才知仅有地雷空壳，内无炸药。此时，东北军本可破坏大兴安岭隧洞阻挡日军前进，但由于该处铁路属于苏联所有，苏方坚决拒绝中方破坏铁路，所以这一方案只能搁浅。无奈之下孙情急智生，破坏盘山路轨，将装满石子的车皮藏塞洞内，待日寇铁甲车前来时，放下冲向日军，阻止其前进。据孙麟的回忆录中称，他“一面派人将通博克图的电话破坏，一面堵塞山洞。31日，敌军先头的铁甲车到达博克图站，并向兴安岭盘道上行驶。率部将装满石子的车皮由高处向下急放，正在修复铁路的敌军工兵数人，忽见放下的列车飞奔而下。这车石子恰好把日寇铁甲车翻在山坡上，日寇铁甲车和工兵官兵颇有伤亡。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日军的追击，给苏炳文部队和家属安全撤退到苏联提供了保证”。

其实，日军的铁甲车并未被撞翻，只是吓得倒退回去。这中间，荒木起了极大作用。

突然看到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迎面而来，日军士兵几乎都被吓傻，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然而，就在此时，这个荒木大尉却跳了出来，冒死在铁轨上安装让来车脱轨的“脱线器”。结果，滑来的车厢脱轨，没能撞上日军。只是这位荒木大尉也没来得及跑掉，当即被撞死，就这样，荒木成了日军中的英雄。

而铁路线一时也因此不能通行，日军行动被迫推迟。

孙麟后退入关内，因他本是西北军出身，遂投入二十九军，后来参加了“七七”事变，抗战中担任一七七师参谋长等职，在中条山战役等战斗中积极抗日，屡立战功。博克图阻滞作战，在孙麟部下负责阻击作战的是新组建的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在激战中损失很大，营长张国政阵亡。

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牺牲，使救国军总部获得了撤离的时间。12月4日，苏炳文、马占山、张殿九率余部及商民眷属、铁路员工计四千余人在苏联战斗机的掩护下安全地撤至苏联境内。他们中的很多人辗转回国，继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暂时的战败，只是凤凰的涅槃。

而荒木大尉的死，或许只能算作给这次涅槃提供的一支火把而已。

十八、苦斗雄关——山海关之战

今天，到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旅游，已经很难感到战火的痕迹，但1933年元旦刚过，中日两军就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大战。保留在日本军人相册中炮毁的山海关城楼照片，显示着战斗的激烈。山海关之战，是东北军面对面和日军打的第一场硬仗。

“九一八”没有抵抗，锦州打了个虎头蛇尾，国民政府提出的方略是静待国联解决问题，东北军的大部队进了关。但是，这样屈辱的后退，并没有换来和平。1933年1月2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守军何柱国部六二六团奋起抵抗，因日军蓄谋已久，东北军主力亦没有出动支援，经过一天战斗，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落入日军之手。但这次战斗中，东北军参战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在全国舆论的一片骂声中，终于为自己赢得了同情的声音。

根据我国文献记载，此战经过如下——

1月1日夜21时20分左右，日军山海关宪兵派遣分队营房和山海关火车站派出所相继传来爆炸声和枪响。同时有人向榆关南门外的中国军队哨位放枪，哨兵为避免冲突，退入门内并紧闭城门。随后，日军营房内传出整队集合的声响。

驻守在榆关城内的中国军队为东北军系统的独立步兵第九旅旅部和第六二六团。独九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是何柱国。

事发当时，何柱国正在北平向顶头上司、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委员长由蒋介石自兼）汇报近期来日军不断挑衅的情况，部队由参谋长喻建章（号仲书，1896年生，湖北黄陂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参谋处长何镜华（1908年生，辽宁法库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队第二十期步兵科毕业）负责。在枪声响起之后，驻军派出外事科主任秘书陈瑞明前往日方交涉，带回的消息是日军宪兵队长称系中国士兵向日军开枪，并望城内居民避难，限五十分钟内给予答复。喻建章等人明白日军是在蓄意挑衅，用电话通知各部并布防保证榆关城的对外交通联系。

日军留下的老照片，重现了山海关之战的情景

1月2日凌晨1时，日军山海关守备队76人全副武装蜂拥至榆关城南门，在望洋楼（榆关城南门楼）前列队。带队的军官声称遭到了抗日义勇军袭击，怀疑袭击者已经进入榆关城，要求依照辛丑条约规定之治安权进关搜查，并向中国守军提出南关归日军警戒等四点要求：

1月2日上午10时50分（一说9时），日军中尉儿玉利雄见谈判仍无结果，急不可耐，指挥部下架起长梯强行登城。城上的中国士兵奉有不得先开火的命令，只好用石头向下砸，这时有日军士兵向城上投掷手榴弹，守军将手榴弹掷回，一下将儿玉中尉炸死，并炸伤士兵两人。日军架设在民房之上的机枪、迫击炮当即开火，城上守军也放枪还击，双方爆发武力冲突，后世将由此而开始的事件称为“榆关事变”或“山海关事变”。

事变发生当天，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向张学良递交通牒，要求驻山海关的中国军队撤退。张学良回复称中国方面“绝无扩大事态之意图”，但拒绝将军队撤走。中方当即回复日本方面决定停止谈判。何柱国在北平接到开火消息后，派秘书陈宏一赶往天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质问，得到的答案是“不详知”，随后便登上一辆临时调拨的火车返回防地。途中，何柱国向第六二六团发出抵抗的命令，并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

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

3日晨10时，铃木美通以第五联队担任正面、山海关守备队为左翼、第十七联队为右翼、伪满国境警备队担任预备队，在铁甲列车和火炮支援下，向山海关南门到六角堂一线发起总攻。

中国守军主力为第六二六团，共有官兵2257人，机枪12挺、平射炮4门、迫击炮6门。受辛丑条约限制，山海关没有修建永久工事，只能依靠13尺高的城墙进行防御。

1月3日午前10时，日军飞机、战舰、火炮同时开火轰击榆关南面城墙，引发大火。日军步兵随之向南门附近和东南城角被轰塌的城墙缺口发起冲锋，守军沉着应战，以手榴弹与日军近战，将其击退。正午时分，日军进行炮火准备后再度冲锋，守军第二连自连长刘虞宸以下大半阵亡，日军五十余人沿废墟斜坡攀援而上，占领制高点魁星楼。午后1时团附孙良玉指挥第一营一连自西门反攻南门、第三营十连自东门反攻东南城角，将南门和魁星楼克复。与此同时，南门被烧夷弹破坏，守备此处的第三连连长关景泉中炮阵亡。

午后2时，日军增加兵力，在战车掩护下突击南门。第四连连长王宏元战死于南关，阵地被日军占领。

面对冲入的日军，一营营长安德馨高呼“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人一日决不能过去，日本人要过去，只能在我们的尸首上过去”，率身边仅有的两个班预备队反击。激战中，安德馨营长头部腹部两处中弹，当场阵亡。安德馨是回民，附近清真寺中的回民念及情谊，冒险将他的忠骸收殓，战后护送出城交给独九旅，在北平公祭后运回原籍河北清苑安葬。

日方战史记载了山海关守军的顽强抵抗，甚至记录在安营长发动的最后反击中日军阵亡了一名中队长，这名中队长和挑衅中被击毙的落合甚九郎大尉是日军在山海关之战中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军官。

石世安团长见阵地全线动摇，通讯线路遭轰炸全告中断，士兵伤亡惨重，无法再战，于是下令全团由西水门撤退。日军自南面追来，掩护撤退的第5连连长谢镇藩战死在西门南面阵地上。1933年1月3日下午3时15分，天下第一关落入日本人之手。

山海关之战，让东北军上下彻底明白，不抵抗是没有出路的。即便是退入关内，仍难免遭到敌军的追杀。敌军贪得无厌，为免亡国，只有抵抗一条路好走。

十九、力战长山将壮志应未酬——记王以哲将军

在日本军歌《北大营》中有这样的一段——

敵は　一萬二千てふ枺�北軍の　精鋭と猛きを誇る　王以哲攻むるは　島本大隊の將兵僅か　六百名忠勇無比の　揃ひなり

翻译过来应该是——

“敌人是一万二千人以上的东北军精锐，和以勇猛著称的王以哲，进攻的岛本大队仅仅有六百名官兵，忠勇无比地冲上前。”

在原东北军出身的抗日将领中，最能打的大约要算日军八次讨伐都打不垮的马占山，最文武双全的大约要算在穆棱留下过“去思碑”的李杜，最能和日军周旋的大约要算一口气抓上百俘虏的苏炳文，最能打开局面的大约要算以团附之身收复了几乎整个东边道的唐聚五，最有远见的大约要算义勇军之父黄显声。可是，在“九一八”前最让日军忌惮的，却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而是东北边防军独立第七旅中将旅长王以哲。

如果说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灵魂，在日本人眼里王以哲就是东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