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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抵抗-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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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中，由于飞行员都在休假，来不及将飞机启动撤离或组织抵抗，东北空军全军覆没，两百架飞机全部落入敌手。实际上，日军后来大量使用缴获东北空军的飞机与义勇军和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作战，这些飞机在当时世界处于先进水平而且种类齐全，颇成系列。
所以，当萨在日军留下的资料中目睹少帅丢下的武器装备时，简直有扼腕之痛——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百万发，迫击炮约6百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
在本文所附照片上，可以看到东北军丢失的武器装备。
除了大炮，东北军还有一支坦克部队被日军完整俘获。这是一张令人惊讶的清单，列在其上的，便是“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从中国沈阳兵工厂掠去的军用物资。事变发生后，日军分路攻占沈阳各处机关工厂，东北军全无应变准备，又奉不抵抗命令，各要害部门除少数官兵基于义愤进行抵抗外，大多开门揖盗，静候日军占领。当晚八时许，日军天野六郎少将率步兵第十六联队，已前出到沈阳飞机场及兵工厂以东地区，占领了有“远东克虏伯工厂”之称的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兵工厂存放的大量现成枪炮、弹药，其数量极多，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东北军奉天兵工厂，堪称当时中国最先进和规模最大的兵工企业。这一工厂的建立，凝聚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人的心血。1922年4月，张作霖在直奉大战中败北，痛定思痛，决心大办兵工企业，改善部队装备。张作霖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将原奉天军械厂改为东三省兵工厂。在沈阳市大东边门外重新规划，设立枪、炮弹、炮等三厂，由丹麦商家文德（Winther）公司承建，并派技师克力敦尔弥驻厂指导安装，于库房西侧，修筑站台，铺设铁轨，火车可直通厂内。此后，1926年至1928年再次扩充，增建枪厂及轻机枪厂，有机器八千余部。由于其几任督办杨宇霆、韩麟春、臧式毅等均用人得当，该厂发展很快，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之兵工厂。“九一八”事变前已经能够量产17式65轻机枪，13式79重机枪（均系仿造自日式机枪）。
占领该兵工厂后，很多日军看到在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公分大口径榴弹炮炮身后都惊讶不已，认为该厂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火炮生产车间为背景摄影留念。
为了取得“九一八”事变的主动权，日军在谋划过程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从日本本土调来了两门240毫米重榴弹炮，参加对北大营的攻击。而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最大口径的重炮不过150毫米。
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的幕僚曾建议其将兵工厂内迁，但少帅迟迟未予批复，所以尚未行动，“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奉系在沈阳兵工厂曾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八千多万元的奉票和大洋，使东北军成为全国各路军阀中装备最好的军队。可惜，这样一个大型兵工企业，却拱手让给了日本，其中已经造备完毕的大批武器，也落入日军之手。这种结果，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彭德怀元帅那句著名的“崽卖爷田不心疼”。
但是，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遗弃的武器，还远远不止兵工厂所丢失的这些。看一看日军留下的照片，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看到这些精良的装备，未经抵抗就落入日军之手，令后人不禁浩叹——尽管1931年中日在战略对比上差距甚大，但于东北局部，无论装备还是兵力，可见中方都不落下风。在锦州、江桥等地的战斗中，还曾经占过上风。这种情况下，却被吓得全面采取“不抵抗”政策，实在是令人深感耻辱的事情。
这里，唯一的亮点是“九一八”之后大批兵工厂工人不甘为虎作伥，他们纷纷离开工厂，撤往关内。其中有一批人员，最后竟然和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取得了联系。他们携带工具撤退到第十一军的根据地七星砬子，成为该军所建立的兵工厂中骨干力量。在这座兵工厂中，他们依靠有限的设备，能够自己发电并利用水力驱动机床，制造出了大量机枪、冲锋枪、手枪、手榴弹等装备，提供给抗联部队。使七星砬子兵工厂成为东北抗日联军中最成功的兵工企业。
但仍然忍不住叹息，有这些装备，就算打不过，也可以拼一个玉石俱焚吧，就算没有玉石俱焚的勇气，至少把它们销毁不至于资敌吧。要是这些装备落在真正打鬼子的部队手中，难道当年的东北，我们就真的没有一点机会？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十四、汉奸中的异类——臧式毅
东北沦陷之时，文武官员纷纷降敌，其中四名高级官员，被称作伪满高官的“四巨头”。这四个人是曾经任张学良讲武堂老师的熙洽，张作霖的把兄弟、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黑省警备司令代省长马占山，还有一人就是臧式毅。他们进入伪满政权的经历各不相同。张景惠因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低劣，在“九一八”前已被东北军集团半弃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拉拢欣喜若狂，成为最早的铁杆汉奸之一；熙洽奉命镇守吉林，由于其一贯亲日，“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亲到吉林说服，使其欣然投敌；马占山是著名抗日将领，1932年2月在日军压迫下试图“假投降”保存实力，但为日军识破，于是骗取一批物资后4月再举义旗，成为黑省早期抵抗的中流砥柱。
在这些汉奸中，臧式毅应该算是个悲剧性人物。他的投敌大有不得已之处。
臧式毅（1885—1956），字奉久，原籍山东诸城，生于辽宁沈阳。早年追随孙烈臣。后受张作霖及张学良赏识，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辽宁省政府主席等职。臧式毅是中国旧官僚中罕见的出色人物，东北易帜后，他出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任上大刀阔斧进行财政、金融改革，对此后东北的稳定贡献良多；尤可贵者，臧一生经手钱财无数，自己却两袖清风，在奉系集团中堪称异类，起初他在省城租几间瓦房居住，家徒四壁，后来张学良实在看不过去，觉得堂堂一省之长，如此寒酸，实在是“有辱奉系威名”，便自掏腰包为臧式毅购置了一套房子。“九一八”事变中，臧被俘后成为伪满洲国四巨头之一。日本战败后被苏联红军关押，后引渡回国，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9月21日《盛京时报》大篇幅报道一消息，捏造说：“森冈领事往访臧式毅氏。臧氏颇示赞成。”意指奉张学良令留守沈阳的臧式毅赞成日军攻占奉天的行动。实际上，臧对日本人态度十分坚决。就在第二天，即9月22日，日本宪兵拘禁了臧式毅、教育厅长金毓敝和冯庸大学校长冯庸。
臧为人深沉练达，在张作霖被炸死的时候，他是东北军在关外的实际军事负责人。紧张局势之下，臧为主谋，瞒天过海诈称张作霖仅仅负伤，哄骗日本方面，等待张学良入沈。并暗中整军待旦准备在日军有所行动时坚决迎击。当时，老萨的祖父在小河沿医院一带住，东北军就有军官便衣到那里视察地形，显然是准备必要时不惜和日军一战。在这种双管齐下的措施下，张学良才平安出关，完成易帜，中国得以统一。“九一八”事变前，臧准确判断日军即将启衅，曾多次向张学良告警，所获回答为张学良于9月6日给辽宁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发出的“鱼电”，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切实注意为要”。有鉴于此，才有1931年9月18日荣臻对北大营不抵抗的指示。“九一八”事变发生，臧式毅眼看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一面流泪令荣臻等离开奉天南下，以图反攻，一面表示自己守土有责，不肯离去，试图与日方周旋，争取保住东北。臧随即被日军挟持，成为第一个被俘的中国省级大员。面对日军臧曾经冒死不屈，与日寇周旋四十余日。臧母也为深明大义之人，为他送物品时暗藏鸦片，意为劝子自尽。
但臧最终没有吃下母亲送来的鸦片，选择了屈服出任伪职。
这一举动被视为变节，遭到万人唾骂。但张学良晚年提到，臧出任伪职既非本心，也暗怀心事。他一方面以“联省自治”相抗日本人的“满洲国”计划，一方面秘密派人给张学良送信，进陈收复东北的方略和自己为内应的决心。但此时张学良身心两病，无心规复，臧之苦心遂翻成画饼。后来溥仪看出臧的用心，为了增强和日本人争夺权力的基础，在日人压力下放弃郑孝胥同时要求任命臧为国务总理。而日本方面对臧也早有警觉，遂强行推出亲日的张景惠。自此，臧被排斥出东北伪政权核心，并受到监视。他选择随波逐流，直到日本投降，自己作为伪满战犯被捕，亦无辩解之意。
前半生清正廉洁，一心为国；后半生被判汉奸，辩无可辩。或许，臧式毅的心里，惭愧与寒冷已经无可复加。
臧式毅的汉奸之名此生难洗，但是从他身上或许也会引发一声感慨——国家做得好些，哪来的那么多汉奸？
张学良将军亲口说过：“是我负了臧式毅。”
十五、战死在反攻东北的路上——记刘桂五将军
东北军入关之后，一路华北、华中、西北，屡次陷于内战的漩涡，但恢复故土的决心，却越发炽烈。战死在反攻东北路上的刘桂五将军，就是其中的典型。刘桂五将军，其名被记住的更多原因是在西安事变中执行了捉蒋的命令。
说起来，西安事变因为抗日而起，但令人气闷的是，因为抗战中东北军被分割使用，颇受歧视，特别是参加捉蒋行动的军官对蒋的报复心存疑虑，参与此役的东北军将领中，在八年中被迫投日的颇不少。比如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就是其中典型，此外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当时的激进少壮派军官也都曾降日。包括负责执行捉蒋任务的骑六师师长白凤翔也在作战中负伤被俘，被迫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后因试图反正被日军毒死）。
然而，在这些将领中，最直接的捉蒋部队指挥官，却在此后的抗战中战死沙场，而且死得相当刚烈。
这个将军，就是本文的主角，白凤翔的部下，骑六师骑兵十八团团长刘桂五。
刘桂五，河北建昌人，参加过抗日同盟军的活动，西安事变时，因为他和白凤翔都出身绿林，善于“掏老窑”，因此命令他所带的团，在西安事变中直接负责攻击蒋介石侍卫警戒的二道门和五间厅。为此，张还曾特别带白凤翔和刘桂五去见过蒋介石，目的是熟悉路径，认清人，对于当时官阶仅为上校的刘桂五，倒也是难得的“殊荣”了。
这段史实其实颇为值得玩味，因为张学良引见白、刘给蒋介石的名义，恰恰是因为要派他们两人深入热河日军背后开展游击战。想来若蒋对抗日完全没有信心或者兴趣，是不会召见这两个军官的。可能蒋对张学良来说，不是不抗日，而是抗日的招法太缓，太犹豫吧。
尽管有“掏老窑”的经验，由于天黑地险，蒋方卫士训练有素，攻打五间厅的战斗还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指挥抵抗的侍卫长钱大钧被弹穿胸部（后被部下扶到一个窑洞中抢救，被东北军俘获），才停止抵抗。这时，蒋介石已经逃入骊山，刘桂五没能将其生擒，后被刘多荃、孙铭九派人搜出（孙铭九对西安事变的描述多所闪烁，史家有疑）。
蒋介石被捉处，为捉蒋亭，萨曾经在游览西安的时候攀爬到此处，二十几岁还累得喘吁吁，遥想当年蒋介石年过半百，带伤而走，深夜中还能跑这样远，这份功夫硬是了得。旁边有铁索两条，通一石缝，据说就是蒋介石藏身所在。亭子的样式中西合璧，又名“兵谏亭”。当时下面有一算命人，倒是卦法奇准。
西安事变解决后，白凤翔被免职，但蒋方对团级军官表示既往不咎，因此刘桂五升任骑兵第六师少将师长，下辖两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命令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在大同组建东北挺进军，做出收复东北态势，其主力即为骑三师井得泉部与骑六师刘桂五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察绥大部失陷，靠东北挺进军杀回东三省的可能性显然太小。但马占山毅然向北移军大青山畔的哈拉寨，以游击战术纵横伊克昭草原，并不断率军翻越大青山，向日军腹地攻击，成为晋绥侧翼的一支重要力量。八年间日军始终无法在这个地区彻底驱逐马占山所部。
东北军骑兵部队在敌后的作战一度有声有色，马占山之外，白凤翔的热河挺进军也曾威胁多伦，辗转转战，1939年才在日军重兵攻击下于固阳兵败，地点和刘桂五战死处仅距离几十公里。
在几次穿越大青山的作战中，刘桂五利用绥远地广人稀的特点，充分运用骑兵快速、凶狠的优点，打了就走，屡立战功。1938年3月，为了配合傅作义部反攻绥远的作战，马占山部再次翻越大青山，在日军背后发动攻势，乘虚攻占凉城、河口、托克托等地，生擒伪蒙古军骑四团团长门树槐，刘桂五并率骑六师攻占萨拉齐火车站，活捉伪蒙康王（后作为俘虏送归重庆）切断平绥铁路。
傅的反攻和日军酒井师团在晋北发动的攻势恰好撞车，损失较大，但日军因为平绥铁路被切断深感震惊，主力掉头攻击马占山挺进军。由于日军吸取了和马部骑兵作战的教训，组建了大编制的摩托化部队，并在飞机配合下攻击马占山部，使主力是传统骑兵的挺进军陷入被动。此时，马占山为胜利所激动，一时贪攻试图收复整个绥北，还在继续向东方百灵庙和武川方向攻击，发现情况危急后回撤不及。4月20日，后退中的挺进军被日军截击战败。刘桂五率部断后，奋力阻击，激战两天两夜，22日，部队在黄油干子（今包头附近）渡河时，马占山司令部突遭日军战车袭击，刘师长率部就地抵抗，掩护军部撤离，不幸中弹殉国。
突围的马占山听说刘桂五战死，不顾危险返回后队，抚尸大哭（马与刘是东北军时代的老友，袍泽情深）。因为战况紧急，只能着部下暂时将其遗体仓促掩埋在河岸附近的乱石中。
当时的中国政府追赠刘桂五为陆军中将。一年后马占山率部再出大青山，为刘桂五重建陵墓，穿石为忠烈祠，并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以作纪念。
起于草莽，殉于国家，大概就是说的刘桂五这样的军人吧。
十六、击毙“满洲开拓团之父”——东宫铁男大佐死亡之谜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发现，在东北的中国军民尽管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但仍然顽强抵抗，无论是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旧军官，还是地主，都有大量爱国者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奋起反抗。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铁血军和抗日联军，如野火烧不尽一般此起彼伏，而且因为得到民众的支持，日军要想彻底消灭他们极为困难。例如1932年夏季关东军进行的八伐马占山之战，尽管使用了两个师团又两个旅团的兵力，并出动大部分航空兵配合，却始终无法捕捉到情报准确，如鱼入水的马占山。连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都因为义勇军的越打越多而被迫去职。为了稳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伪满吉林军训练顾问的东宫铁男大尉提出《垦拓意见书》，建议大规模向东北移民。这一提案得到日本国会支持，决定以在乡军人为主，在中国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广泛建立由日本移民组成的“开拓团”和移民点。依靠这些武装移民团形成对抗抗日武装的据点。同时，由于开拓团成员通过掠夺获得东北农民的大量土地（最早的移民一家可无偿获地一千五百亩），大批当地农民沦为日本移民的雇农，在防止他们支持抗日武装方面加强了控制。
1932年10月，在东宫铁男的亲自策划之下，493名日本武装移民进驻牡丹江永川镇，第二年建成“弥荣”和“千翔”两村庄，成为在伪满的第一个开拓团。此后，感到成年人顾虑太多，东宫又建议吸收移民对象转入“纯洁”的年轻人，并积极做出动员。这些因东宫的动员而到达东北的狂热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了所谓的“日本开拓团青少年义勇军”。而东宫又进一步推动殖民开拓，于1933年亲自作词，完成了后来在日本传唱颇多的歌曲——《新日本女性要嫁到大陆去》，鼓励日本女子参加开拓团，平衡其性别比例。
事实证明，大规模移民东北，使大批中国农民几乎没有任何补偿地失去土地，受到极深的痛苦；在日本战败时也直接造成八万名移民的死亡，其后代的归国问题至今困扰日本政府。但在当时看来，这对日本建立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十分有利。首先，它改变了东北的人口比例，增加了日系人口数量，有利于日方所谓的“五族共和”；其次，开拓团数量不断增加，并占据大量土地，增加了日本殖民东北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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