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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抵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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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Ｈ婵拐奖⒑螅谖髂嫌位鞲刹垦盗钒嗟Ｈ沃魅谓坦偌媲楸ㄊ抑魅危胗⒐せ麓硗派潭ê献餮盗吠换鞫樱笕瓮换鞫拥诹闲Ｓぃ谏垩粢淮腿站杏位髡健�1944年其调任国民党暂编三十三师一团上校团长，驻守温州，率部参加了丽温战役。后追随程潜举行湖南和平起义，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在“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后平反。1995年去世。
海竞强，广西桂林人，白崇禧的外甥。回国后入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深造。抗战期间曾任桂林行营少将高参，曾参加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和桂柳追击作战，其军事才能被白崇禧看重，视为接班人。对日作战颇有才气的海竞强打内战却完全外行，1946年在莱芜战役中被俘，此战，电影《红日》中张军长有话：“三天六万人，赶鸭子也没这么快。”一八八师少将师长海竞强就是“六万只鸭子”中的一只。1949年4月，因国共和谈，中共为表诚意释放了海竞强，他可算是国共和谈中唯一的国民党方受益者。但海不久赴台湾经商，终止了军事生涯。
胡景通，陕西人，国民二军军长，是绰号“不要命”的名将胡景翼的弟弟。去日本前已经是团长，退学回国后任国民党陆军师新兵训练总队总队长等职务，全面抗战爆发后曾任邓宝珊部骑兵第六师师长。1949年9月率部随董其武将军在包头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副军长兼师长。“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蒙冤入狱，“文革”后平反。1998年病逝。
刘子奇，湖南人，出国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参谋处少校参谋。退学回国后到钱大钧部下担任军官训练班中校队长。全面抗战开始后在陈大庆部下处理参谋业务，参加了多次对日作战，但在河南战役的失利中也不无责任。1947年在米脂战役中被俘，从此为解放军从事敌工工作。曾担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后勤军牧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病逝。红军中也有一个刘子奇。两人一个是国民党少将，一个是共产党少将，不能不说十分凑巧。
尽管命运各不相同，但可以看到，他们在那场卫护国家生存的国战中，都尽到了一名中国军人的职责。
中国人之间的战争，多半几代之后都能得个“各为其主”的评价，要是投降当了汉奸，那可真是进不得祖坟的。
写到这里，忍不住披露一下写作这两篇文章的缘起——那就是在《历史写真》中，哥伦比亚的中国留学生们在“九一八”之后抗议的一张照片（参见《地陷》题图）——照片上那些风华正茂的中国学生背后，横幅上是一句饱含深情的词句——Daughters of China（中国的女儿们）。
中国人中，胆小怯懦者有之，内斗成性者有之，但每逢民族危亡的时刻，总有一些人，无论身在何方，无论这个国家待自己如何，总不曾忘却自己是——Daughters of China（中国的女儿们）。
也许，这就是中国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仍然不会亡国的原因。
四、第一个牺牲的是警察
很少有人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中，第一个留下姓名的牺牲者，是一名警察。
9月18日夜，在沈阳的日军一面围攻北大营，一面进攻沈阳城。北大营守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但市区的警察人员，却在担任警察局局长的黄显声将军指挥下主动进行抗击，和入城的日军第二十九联队展开巷战。战斗进行到午夜，黄显声见沈阳周围各处要点均为日军占领，知道大势已去，才率队向锦州方向撤退。战斗中双方互有伤亡，警察部队颇有损失。但因预有准备，撤出沈阳的警察部队败而不乱，很快退向锦州方向，与当地驻军共同布防。
根据当时留下来的一张照片来看，“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警中最早被确定身份的牺牲者是当时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士高曙光。“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有一名中国新闻记者孙华三冒险外出查看事态，正看到倒在街头的高曙光，于是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并根据附近民众的证言在其上标识：“忠勇警士高曙光，服务于沈阳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时闻耗前往附近之东北大戏院门前窥探敌情，适遇倭寇侵入遂饮弹死，惨极。孙华三于十九日冒险摄峰公志”。
日军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兵力调动频繁，但整个东北军系统，在面对巨变之时普遍毫无准备，只有黄显声的警察系统进退有序。是日方的行动太过隐蔽吗？
其实，东北军方面预先早已得到大量日军可能发动事变的情报。如此说来，这种毫无戒备似乎很奇怪，仔细想来，事变前后东北当局高级官员的心态颇值得玩味。他们不但没有加强戒备，反而纷纷在关键时刻“脱岗”，比如讲武堂校长周濂中将、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中将、帅府卫队负责人荣子恒等，“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都不在岗位上。这或许是巧合，但更大的可能是，一边是不抵抗的命令，一边是日军不断寻衅，东北军留在沈阳的指挥官们都知道要发生事情，但都没有对策，只好以这种方式逃避责任——得不到上级支持，他们对独立抵抗日军毫无信心，不欲作无谓牺牲。而一旦出事，缺乏警惕疏于防范和明知日军入侵却临阵脱逃很明显是两个不同的罪名，前者显然更容易得到从长官到舆论的原谅。在得到张学良“避免冲突”指示后，事变当夜，东北军参谋长荣臻随即发布命令，要求北大营第七旅官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看似荒唐，却说明了当时这些东北军将领极端尴尬的处境。
只有黄显声不顾不抵抗的命令，积极备战，反而以最小的代价把部队带了出来。他领导的警察部队后来成为义勇军的最初骨干力量。
东北的警察中，组织抗日的不在少数，有的虽然不如黄显声将军那样坚定，但最后以死殉国的结局仍然值得记忆——比如，这位原桓仁公安局长徐文海，曾经在抗战中一度叛降日军，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重新举旗抗日，在战败后被日军从飞机上丢下摔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原有的警察系统遭到极大的破坏，日军沿铁路线进攻，收缴各地警察武器，部分警察不得不缴械投降。但由于黄显声预先在部分警察队伍中做了工作，未在第一时间被日军缴械的东北警察多携武器投入抗日斗争。东北的14年抗战中，许多抗日领袖都出身于警察。例如，桓仁县公安大队长郭景珊、临江县公安大队长徐达三、辑安县公安局长林振清、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等，均举起义旗，在东北各地奋勇抗战。抗战的东北警察部队指挥官中，最为出名的当属邓铁梅。
1931年10月下旬，曾任凤城警察大队长和公安局长的邓铁梅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活动。到1932年秋，东北民众自卫军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组成八个团，曾夺取凤山县城，在辽南三角地带给日军造成重大困难。1934年5月，邓铁梅由于身患重病，在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亲属家中养病时不幸被捕。1934年9月28日，邓铁梅因坚贞不屈，被杀害于伪奉天陆军监狱，时年43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列举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其中就有邓铁梅的名字。
五、苦战南岭
应该说，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的反应并不慢，他们很快就让日军尝到了苦战的味道。
尽管北大营的中国守军在最后时刻奋起抵抗，但由于当时大势已去，这种抵抗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九一八”事变中，第一次让日军受到重大损失的战斗，发生在9月19日。在日军试图攻占被称作“南大营”的长春南岭兵营时，守军英勇迎战，和日军苦斗十个小时，让骄横的关东军在黑土地上付出了“第一滴血”的代价。
这一仗，日军不但付出了约两百名人员伤亡，而且参战的两个大队大队长均被击伤，一名佐官阵亡。
南岭，位于长春以南1。5公里。1907年，清政府调北洋陆军第三镇出关在此处修筑兵营，统称为南岭大营。东北军时期，这座大营的占地规模约为30万平方米，其火炮可直接覆盖关东军控制的铁路，堪称东北防务的军事要地。张作霖曾多次派人来此视察。1923年，张学良也曾在此检阅过南岭驻军。“九一八”事变前夕，此处驻防的部队包括张作舟二十五旅所属任玉山上校的六七一步兵团和穆纯昌上校的东北炮兵第十团，总兵力近4000人（任玉山团2350人，穆纯昌团1370人，另有一个辎重营）。其中炮兵团拥有野炮36门，实力雄厚，颇为日军所忌。
由于这支部队对日军控制的铁路交通线颇有威胁，因此南岭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计划中夺取的第一批目标之一。9月19日凌晨，日军利用驻防在长春的第二师团第四联队第一大队向南岭发起攻击，守军在请示时，得到已经决心降敌的吉林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主政吉林的张作相当时不在东北）的命令，要其不得抵抗。但日军攻入南岭兵营后，迅即占领炮兵第一营的营地，仅15分钟就将其所属16门大炮全部破坏。见此情景，守军义愤填膺，不肯接受不抵抗的命令，强夺军械库向日军反击。由于日军投入战斗的仅有数百人，占据兵力优势的东北军部队当即将进入营区的日军赶了出去，战斗打响了。
根据中方记载，南岭一战“步兵团和炮兵团的基层军官，不顾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后投敌）不准抵抗的命令，打开军火仓库取出弹药，即以营区阵地进行英勇抵抗。为了更多的杀伤敌人，炮兵团第三营营长张瑞福少校命令部队，将山炮对准日军向前运动的密集队形，用榴霰弹进行近距离的杀伤射击”。上午，进攻日军增加到两个大队，但仍然无法拿下南岭兵营，反而损兵折将。中午，日军驻公主岭的骑兵第二大队又赶来增援，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从旅顺开来的步兵第三十联队，海城开来的野炮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均以火车直送长春，加入对南岭的攻击。下午4时，南岭守军见后援无望，乃焚毁弹药库后突围，日军始攻占已成一片废墟的南岭兵营。
根据《东京朝日新闻》1931年9月20日报道，战斗中日军伤亡惨重，该报以《出乎意料之多的伤亡》为标题，报道了日军在进攻南岭和宽城子时遭到的抵抗，文中提到，不计后来到达参战的骑兵部队损失，日军在此战中共阵亡63人，负伤119人，另有两人失踪。在该报当天的报道中，并提到这一天的战斗中还有从哈尔滨赶到长春参战的39名预备役官兵下落不明，虽未提及是否损失于南岭战斗中，但颇有可能。此战中，日军伤亡人员中军阶最高的是第四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小河原浦治，这名出身茨城县的步兵中佐，似乎是因误以为中国军队会在战斗中轻易投降，而大意出现在第一线被击伤的。另一名日军大队长，即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代理大队长鹿野新一郞少佐（大队长黑石少佐当时不在军中）也在战斗中被击成重伤。日军中阵亡的军衔最高人员为独立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长仓本茂少佐（死后特进一级）。根据日本军方后来制作的军歌《啊，南岭》所述，仓本是在进攻中遭到中国军队手榴弹的袭击负伤，停留在两军火线内时又被炮弹击中而死的。
日方报道中并提到鹿野出身宫城县，其叔父阵亡于日俄战争，自己参加过1919年在海参崴和1928年在济南与中国军队的战斗；而仓本之父死于日俄战争，本人是陆军士官学校三十一期生，体重两百磅，在周围人中被视为沉默寡言的武士典型，却不料被中国军队击毙于南岭阵前。
南岭的抵抗虽然最后归于失利，但一战就给日军造成如此损失，说明东北军并非不堪一击。看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在不抵抗政策下撤出关外或叛变投敌的部队清单，不禁让人感叹假如东三省处处皆是南岭，日军又怎能肆虐于这块土地呢？
六、血斗宽城子
谈到“九一八”事变，日军轻松获胜的原因，“突然袭击”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词句。其实这个说法有些片面，因为北大营遭到攻击之前，东北军上层对日军的动向并非一无所知。战斗打响的时候，官兵们明知情况不对，却在“不抵抗”命令下束手无策。
但是，日军的进攻，也的确有真正令守军措手不及的时候。9月19日凌晨4点30分，日军第四联队（联队长大岛陆太郎大佐）主力，含第一大队，机关枪中队，步兵炮和山炮小队，对吉林长春城外宽城子兵营发起进攻的时候，守军就被日军打了个冷不防。从日方留下来的照片来看，宽城子守军在遭到攻击时只能将棉被淋上水堵在窗口充当掩体仓促应战。的确是够猝不及防的。宽城子兵营守军为东北军第二十三旅六六三团第二营，共六百余人。当大岛联队已经开始破门而入，该营营长傅冠军还在努力和日军交涉呢。对于日军要求守军投降的要求，其实傅冠军营长和大多数早已接到“力避冲突”命令的东北军军官一样，并没有敢于硬顶，只是想守住最后一条底线。傅营长表示地可以撤，枪不能缴——枪支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傅营长可能认为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会卖东北军这样一个面子。
日军的回答是当即开枪射击。傅营长身材高大，当即中弹重伤，不久死去。
看到营长中弹，守军群情激奋，立即开枪抵抗（推测傅营长交涉前还是做了些战斗部署）。因为措手不及，宽城子守军在营区既没有战壕，也没有堡垒，只有兵营是坚固的俄式建筑，事变骤起时只好凭借还算坚固的营房和日军对抗。
把棉被淋上水来防弹的做法，中日双方在战斗中都使用过。用的最好的算是冀中的土八路，他们在攻打日军据点时把棉被浇上水，盖在大车上，由战士在下面推，靠近日军炮楼后放置炸药，人称土坦克，战果不俗。但是，宽城子守军对抗的日军，却不是仅有轻机枪装备的日军守备队，而是装备了大炮的关东军。靠棉被抵挡大炮，效果不过是聊胜于无。战斗结束后，可见宽城子兵营的房屋大多在日军炮击下房倒屋塌，守军伤亡惨重。
战后第二天，有记者访问宽城子兵营，所见如下——
本月20日早7时20分。见我军营之围墙，已化为焦土，而东西南北各兵士宿舍，亦被炮击崩塌。营内我军之死尸，有裸体者，有半裸者，有穿上衣而未系纽者，有只着下衣而未系带者……见左右岗楼内有尸两具，横卧地下，血迹淋漓遍地。知是日军偷入我营时，被以刺刀扎死于岗楼内。观营门傍，有青呢服尸一具，身体胖大，秃头大耳，下着马靴马裤，倒卧墙下。当即近前细看，乃生前相识之傅营长也……
连军服都不及穿就投入了战斗，可见抵抗之仓促。
突然袭击，兵员数量占上风，关东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担任指挥的大岛陆太郎大佐原为日本天皇侍从武官，在日本军官中属于佼佼者，这种情况下，战斗似乎应该是一边倒。
然而，就是这样仓促的抵抗，宽城子守军竟然将日军一个联队硬生生挡在了门外。
战斗开始后，日军以三中队为最右翼，二中队一部居中，一中队为左翼，同时向东北军据守的三个建筑物发起冲击。早晨6时半左右，日军占领东侧营房一角，但后续部队在通过营房以南的开阔地时，遭到东北军官兵猛烈火力的阻击，进展缓慢。又经过两小时激战到8时半，日军第一、二大队方才突破了兵营的东南一角。但是因为入口狭窄，被东北军火力封锁，伤亡不断却无法深入。此时，日军呆板的指挥才稍有变通，派出一个小队向营房后迂回，结果被守军识破，遭到猛烈射击，迂回部队指挥官熊川少尉也被打死。
估计此时日军指挥官大岛一定非常后悔，因为宽城子兵营扼长春大门，日军急于占领此地，若当初如傅营长所要求的那样撤离而不缴械，恐怕宽城子早就拿下来了（或许因为这个原因，长春城内孙锡麟营最终未缴械而撤出）。现在日军攻占长春的进展很不顺利，攻击南岭的守备第一大队也被守军顶住无法攻克。假如东北军上层了解情况后改变政策，以长春为契机坚决抵抗，东北各地尚有十几万东北军，而日军加上越境增援的驻朝鲜日军也不过四万人，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有胎死腹中的危险。
大岛干脆下令打起联队军旗，一直迫近到散兵线后一百米督战。然而依然没有多少作用，日军继续被死死压制住。直到上午10时10分，赶来助战的日军携带三门大口径平射炮赶来，才占据了优势。此时长春警察分署署长孙佩琛奉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熙洽命，带“避免冲突”的急令，前来劝守军撤退。守军此前多次请求上级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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