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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旅面对的问题，领导上认为，在越冬准备工作紧迫的情况下，大部队的行动应绝对禁止。初步预定韩参谋随一团一起行动，同志随三团一起行动。

二、关于今年的越冬准备问题，请参照既往经验并在详查环境情况的基础上，传达将各部队分散成小队，各自解决粮食问题的命令。与此同时，应着眼于加强各小部队的责任性和推进积极的行动。

另外，对于目前队内政治上存在危险性者，因病或年老目前不能继续坚持革命工作者，请均利用本次秋季派往苏联，以期使准备工作的努力不受影响。关于将有关人员派往苏联的方法，同志等可直接指挥派送的责任人员，以小部队活动的方式前进越境。若有渡苏之可能，请从此前的派送人员中选择人选，尽速派送。本函另附介绍信一并送交于你。另外，如果人数较多，可分多次派送。

三、与陈指挥（日军分析为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仍未能取得联系。

四、机关枪在携带困难的情况下，可于无危险的地点藏匿（但应在不影响攻击守备的范围之内）。

五、联络接关系时间为七月十五、十六日，八月十五、十六日，联络地点和详情由十五团通信员告知。

最后，祝同志们英勇奋斗！

六月二十九日

魏指导员书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东北抗日联军顽强的生命力，即便在承受了空前的野副大讨伐和杨靖宇将军殉国的沉重打击，各部队之间联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以魏拯民为首的一路军总部仍有全盘的工作考虑，仍在积极组织部队坚持抵抗斗争，而没有成为日军期待的“丧家之犬”。

可惜的是，魏拯民寄予厚望的这位朴德范参谋长，却未能坚持抗战到底。

应该说，朴德范在抗联中曾经是一员悍将，他1932年入党，1934年担任第二军独立师第一团连长、指导员。1936年3月任第二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四师）参谋长。1939年7月任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参谋长。他是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最得力的部下和战友之一，因作战凶狠刁钻，被日军赋予“狼”的代号，与称为“虎”的陈翰章、“熊”的金日成并列，并在大讨伐中专门派遣第八守备队第四中队针对其本人穷追不舍（第一中队追陈翰章，第三中队追金日成）。魏拯民调他担任警卫旅的旅长，应该是看中了他的军事才干（抗联一路军编制中，警卫旅和第三方面军都是下辖三个团，但随总部行动的警卫旅显然更重要）。可惜的是，朴德范辜负了魏拯民的期待，他在1940年9月29日被俘叛变，后来成为伪间岛省特殊警察突击队队长。“八一五”东北光复后被苏军逮捕，其后下落不明。

朴德范被俘的地点和第十五团团长“李永云”战死的地点很接近，我们甚至推测，会不会这里是朴和他预定的接头地点，因“李永云”的牺牲暴露，而导致朴德范的被俘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篇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发给国际共产党中国代表委员的私人信件》，内容包括：1。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的各项工作遇到很多困难，对内有思想不稳定者逃走；2。魏拯民心脏病恶化，日益衰弱，希望有生之日能够顺利向后任者移交工作。

仅仅是翻译完成的信件，已经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魏拯民冷静、细致和老练的工作风格。

最后有一点值得考证——似乎东北抗日联军将领中，并无“李永云”其人。经过查看，推测是日军对于第三路军第十五团团长李龙云名字的错误记录。

李龙云生于俄国远东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参加国内革命组织的送信、撒传单等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5月，参加哈尔巴岭袭击国际列车战斗。1936年3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师部警卫连机枪排排长。同年8月，升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方面军第十五团团长。1940年9月7日，率部在汪清县天桥岭东托盘沟与敌遭遇，激战中壮烈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李龙云携带的文件中有给朴德范的信，而朴德范正是几乎同时在这一带被俘变节。会不会是两人会合的消息被日军发现，故此突然袭击了东托盘沟，使抗联的部队遭到重大损失。

这些，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补充了。

十七、抗日救国是中国每个人的神圣天职——曹亚范将军殉难地发现记

在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八大队战史》中，刊载了一些以前我们没有见过的历史照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一方面指挥曹亚范将军遇难地就是其中之一。

曹亚范，是一个我们听来颇为陌生的名字。萨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记述杨靖宇将军最后一战的记录中，曾经提到抗联主力部队在最后时刻已经发现杨靖宇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活动在抚松地区的曹亚范率部紧急赶来救援，已经到了濛江境内的黄松甸子，可惜功亏一篑。

实际上，曹亚范是抗联第一路军的重要将领之一，也许因为杨靖宇的光辉太盛，使一路军其他将领不甚为人所知。说起来曹亚范出身很怪，如果冯仲云和于天放算是抗联里面的“清华帮”，则他应该算是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北洋派”——曹亚范早年出身于香山慈幼院，这是民国著名政治家，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一手创建的。和另一名抗联悍将陈翰章一样，曹亚范在投身军旅之前也干过小学教员，只是那时他是接受党组织委派到吉林来工作的，他是“九一八”事变前就到东北开展工作的老党员，在抗联序列中，他与金成柱搭档，分别担任第二军第三师的政委和师长，把部队从两个团打到四个团。后担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第一路军第一方面指挥，作战颇为骁勇，屡立战功。曹亚范在1940年4月牺牲，比杨靖宇略晚，在东北战场上坚持抵抗了将近十年之久。

那么，曹亚范应该算是什么级别的将领呢？

为了壮大声势，东北抗日联军的编制比较大，有的一个军只有一两千兵力，所以常常让人觉得难以确定其级别。其实，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大多经受过正规军事教育，部队编制有序，这中间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和关内的八路军相比，除去统战队伍以外，东北抗日联军基层部队也按照连排班三级标准编制，一个连编制比关内部队略少，约60至80人。连以上按照骑兵编制不设营，直接设团，一个团含四到六个连，所以一个团的满编兵力大体在四百人左右，相当于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团以上设师（军部有直属警卫旅，兵力大约也相当于一个师），通常一个师辖二至四个团，千人左右，相当于八路军一个团。一个军则辖一个师（比如第十一军）到六七个师（比如谢文东的第八军就有六个师），从一千余人到八九千人不等，大体相当于八路军师旅之间。此外还有后勤部队，如被服厂等，尚不计算在内。

当然，这是在抗联发展比较稳定时期的数字，到后期抗联部队损失很大，周保中把所有撤到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集中到一起，死活也编不满一个旅，就不能按照这个公式计算了。

然而，单从人数上计算抗联将领的级别又不够准确。一个原因是在东北这个特殊战场作战，抗联多为骑兵（杨靖宇部多为步兵，是因为他进入山区作战时把马都送给老百姓了），一个骑兵的价值远比步兵要高；另一个原因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兵力受制于后勤补给，由于王明、康生的瞎指挥，造成抗联根据地建设程度不高，后期更是几乎丧失了所有游击根据地，很多部队不是被打光的，而是在补给不足的情况下被迫遣散人员。因此，留在主力部队的抗联战士往往都是战斗力特别出色的。

以杨靖宇的部队为例，我方记载杨靖宇身边最后两个警卫员聂东华和朱文范冒险出去购粮，被汉奸出卖为日军包围牺牲。而在日本《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文献资料集成》（大阪府立图书馆藏）中则记录，这两名战士仅靠两只驳壳枪和围攻过来的大批日伪军苦苦周旋，竟然鏖战了30分钟才中弹牺牲，而此前朱文范已经负了伤！

抗联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曾在日本发现记载，1939年11月2日，日军一个炮兵分队在金川县会头沟（我方记载为回头沟）被全歼。后来日军师团长亲往致祭的场面，藏于日本军官田村仕次郎的私人相册。

这一仗，据我方记载就是曹亚范和杨靖宇共同指挥的，也是两个老战友最后一次并肩作战。

以曹亚范而言，他在第一军第二师担任师长时部下为一千余人，担任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部队数量不详，但日军《独立守备第八大队战史》中提到1939年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部下有官兵一千三百余，第一方面（军）应与之相若。抗联第一路军下属的方面军似乎内部是当作“师”来处理的，因此，陈翰章最后一战时日军称他为“陈师长”，金日成在回忆录中谈到组建方面军的时候也说是编成“新的师”。从军事角度来说，曹亚范指挥的部队相当于关内八路军一个主力骑兵团，但如果从其控制的游击区范围而言，又大大超出一个八路军独立师的范围。所以，若是粗略来算，他的级别应该是在八路军独立师师长（比如独立第一师师长杨成武，开国上将）和骑兵团团长（比如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团长康健民，开国少将）之间。

曹亚范作战颇为骁勇，在杨靖宇陷入重围之时，仍冒险率部杀入营救，2月18日最后的两名警卫员聂东华和朱文范牺牲后，杨靖宇只剩孤身一人，日军《杨靖宇讨伐壮烈实记》（满铁杂志《协和》记者宫本旅人作）收录“阵中日记”却记录2月21日在濛江城北大沙河与大批抗联部队发生激战，双方战斗达一个小时，接着2月22日，在濛江大牛沟再次与抗联部队激战，日军出动了飞机才取得优势。杨靖宇在23日，也就是第二天牺牲于濛江西南三道崴子，双方的直线距离只有七公里！

这支敢于突入日军重围中神出鬼没抢救杨靖宇的部队，据判断就是曹亚范所部。

在杨靖宇牺牲后，曹亚范仍然指挥所部顽强苦斗，联合其他抗日部队转战于临江、濛江、辉南、柳河、抚松等广大地区，继续在靠近日伪统治心脏的南满地区显示着抗联的存在。因此，曹亚范的牺牲，是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的一个重大损失，1940年4月，魏拯民在写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的信件中，开列的第一路军现存干部中，曹亚范排在第四位，仅次于朴德范、韩仁和与徐哲。而在7月魏拯民写给中共代表康生（魏拯民不知道康生已被撤换）的信件中，描述了曹亚范的牺牲，称“曹亚范同志为队内叛徒所杀害，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大部分瓦解，目前只有一部干部率少数队员继续抗日救国的光荣事业，此时若再有一步之误有全部瓦解的危险”。

对于曹亚范的牺牲，曾经有过战斗牺牲和被叛徒杀害两种说法，目前基本肯定曹是在1940年4月于濛江龙泉镇西瓮圈密营被叛徒暗害，时年29岁。

从目前新发现的资料看，无论是在魏拯民的信件中，还是日军的记录中都显示曹亚范确实死于内部人员的暗杀，这间接证实了曹亚范的死因。

根据《满洲国警察小史》（加藤丰隆著）第三部记载，日军是在金川、濛江交界处的九九九高地发现曹亚范遗骸并在附近留影的，称曹应该是死于1940年4月4日。虽然日军没有记录发现的时间，但值得注意的是留影中的日军已经换上了夏装，日军讨伐部队是在六月更换夏季军服的，因此曹亚范殉难的地点应该是几个月后才被发现。由于日军有在这一带多次与原曹亚范余部交战，先后使抗联损失约百名官兵的记录，因此，曹亚范的牺牲经过和地点，很可能是被俘的抗联人员向其提供的。

虽然曹亚范牺牲地照片上没有标明这具体是哪支日军部队，但从作战地域来看，发现曹亚范营地的这支日军，是日本关东军独立第八守备大队绪方讨伐队所部。紧挨着这张照片，是日军世田小队在讨伐作战中的照片，而世田小队正是属于绪方讨伐队的，这可算是一个佐证。

该大队是关东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入伍兵一律从新兵检查的甲等甲级中挑选，新兵训练打靶距离450米），在1939年9月3日开始按照野副昌德中将指挥的“三省联合大讨伐”部署，作为讨伐机动主力之一投入作战。这是一场针对杨靖宇第一路军的空前大讨伐，其兵力、物资调集十分惊人。实际上，该部最后一支作战部队结束讨伐返回营地，已经到了1940年12月。

面对日军空前的进攻，抗联部队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将近15个月，直到1940年11月，已经弹尽粮绝的陈翰章，依靠最后一点弹药，还重创了紧跟追击的日军东宁警察讨伐队，击毙东宁县警察队副队长村上千代三郎，令苦苦追击的日军为之一滞。独立第八守备大队是野副昌德手中重要的机动兵力，但也在这次讨伐作战中屡遭抗联痛击，损失惨重。

独立第八守备大队辖有四个中队和直属队，本来计划以中队为单位编成四个讨伐队，但刚一出动，1939年9月24日第二中队就在寒葱岭为魏拯民、陈翰章等伏击，几乎全歼（仅二十余人逃出。抗联第五军也有部分部队参加战斗，牺牲一名姓任的团长），中队长松岛幸吉大尉阵亡，第四中队也遭到重创。由于第二中队基本干部损失殆尽，重建困难，所以实际该大队只编成三个讨伐队，发现曹亚范营地的是以第一中队（原驻蛟河，中队长绪方大尉）和“满洲四五一部队”为基干组成的绪方讨伐队。

这个绪方讨伐队，也遭遇了抗联顽强的抵抗，在这次扫荡作战中曾遭受过一次沉重打击。

绪方讨伐队遭到的打击是在他们翻越哈尔巴岭朝沙河掌方向“讨伐”的过程中发生的，当时其部队共计三个步兵小队加一个指挥班、一个辎重队。其行军队列以世田第一小队为先锋，走在本队前约一百米处，随后为指挥班和第二小队构成的本队，再向后为行李辎重队和第三小队。整个队列共有日军120名，辎重队则并非日军，而主要由朝鲜人组成，也有当地少量苦力，共计一百余人，每人携带30公斤辎重。

9月29日，经过两周的“讨伐”，该部行军到达四道沟地区，此处山势如同马背，十分险峻，日军在仅仅50厘米宽的道路上只能排成一列纵队行军，尽管中队长绪方理中尉很有战斗经验，尽量把战斗部队保持随时应战的队形，但是行李队不可避免地被拉成了长长的队列，而且行动迟缓，根据《独立第八大队队战史》记录，由于行李队行动迟缓，该讨伐队的行军队列竟然被拉到了四公里长。为了避免落后的行李队遭到攻击，绪方中尉特别命令桥本荣次郎少尉（战死后特进一级）指挥的第三小队充任“行李监视部队”，负责保护辎重。行进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行李队正走在最难行进的山路段上，突然遭到抗联游击队从侧翼的猛烈攻击。

日军推测，这支发动袭击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总兵力在三百人左右，他们从两侧凶猛地切入日军队列，双方几乎立即陷入混战。负责掩护行李辎重队的桥本荣次郎少尉犯了个大错误，他把自己的三十几名部下分散开来随行李队行军，现在前后距离达千米之远，根本无法集中兵力，只能“三三五五”地组成战斗小组和抗联部队苦斗。只有50米的视界让猬集在路面上的日军只能挨打无法还手，这样的战斗结果可想而知，兵力分散的日军逐一被击毙，等绪方中尉率主力回头赶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下午四点三十分，战斗早已结束。行李监视小队被全歼，桥本少尉胸部被数发子弹打成了蜂窝状，他们护送的辎重都被抗日联军夺去。

抗日联军没有为难无武装的辎重队员，保留了他们的性命。但当绪方中队长不得不靠空投获得补给走出丛林的时候，也不得不为他们提供食物，这肯定大大增加了关东军飞行队的负担。绪方讨伐队有一周的时间无法投入战斗。不过，绪方讨伐队的日军自述此后搜寻抗联部队的时候多了一种方法——他们会寻找抗联战士吃完后丢弃的日本罐头盒，这显然是“从我军掠夺去的”。

这一仗，酷似一个袖珍的平型关，至今不知道是哪支抗联部队打的。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杨靖宇、魏拯民、曹亚范和陈翰章，他们就是这样和日军顽强搏斗的。

绪方讨伐队的损失展示了抗联在日军的重围中，怎样机智勇敢地和敌军周旋。这些英勇的战绩，由于抗联第一路军仅有极少官兵幸存下来而无法被记录下来，今天，我们只有从敌人的记录中才能了解了。另一个例子是，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将军牺牲的时候，日军开列的他身边遗物中，竟有“电话机一部”。抗联显然不可能使用电话进行通信，这部电话是干什么用的呢？日军最终解开了它的秘密——原来，陈翰章将军的幕僚会用这部电话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