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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恰好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这次战斗的真实情况。

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北大营的设施在战斗中遭到严重损毁，这也与日军记载为拿下北大营特别从日本国内运来240毫米重炮的记录吻合。

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是“九一八”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北大营守军东北军边防第七旅在日军攻击下，由于奉到不抵抗的命令，大部未经战斗即撤出营地。第七旅总兵力八千人，装备精良，而进攻的日军不过六七百人，十几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日军炮击下伤亡惨重，却连自卫还击都不敢。

然而，在日军不断紧逼之下，午夜过后，终有一部爱国官兵激于义愤，奋起抗击，曾与日军展开激战。战后，关东军在北大营原址修建了纪念战斗中被击毙日本军人的“忠魂塔”，并创作了《北大营之歌》纪念这次战斗。

回顾当时情景，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炮击北大营并炸开围墙开始攻入东北军营地。第七旅直接指挥官王以哲旅长当时并不在营中，因为此前奉严命力避与日方冲突，坐镇指挥的参谋长赵镇藩和三个团长在遭到日军攻击后急电沈阳城内的东北边防军总部请求指示，边防军总部在请示北平张学良后，下令第七旅不准抵抗，武器入库，“大家挺着死，为国成仁”，“谁惹事，谁负责”，对日军的攻击“静待国联解决”。

这个看似荒唐的命令，其实暴露了两大问题：第一，直到“九一八”，东北军毫无日军进攻沈阳时的应对预案。其上层以掩耳盗铃的方式无视日军吞并东北的决心和准备，只是一味回避和日军的作战，在战略指导上有着重大失误。第二，东北军的一切决定，都依赖于张学良。这是军阀部队的一大特点。然而，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对沈阳的情况显然难有直接准确的认识，因此把日军的全面进攻依然判断为小规模的冲突，酿成大错。这种单一的决策模式，决定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一旦被扣押，东北军很快全面解体的命运。

对于北大营的官兵来说，这一命令是致命的。从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北大营官兵平时颇受爱国主义教育，也有抵抗的决心。但这条不抵抗的命令，让不了解全盘情况的官兵们深感困惑——如果反击日军，自己牺牲事小，说不定还会误了国家的全盘大计，以一腔热血换一个“爱国贼”的结果。

而日军开始冲入北大营，不抵抗的官兵并未获得安全，而是纷纷被日军用刺刀挑死。

第七旅所辖三个团，有两个团很快溃退出北大营，放任日军占领——北大营也因此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标志。

只有六二〇团，虽然在严命下最初也未敢还击，但身处第一线的团长王铁汉深感局势危急，这绝非上峰所料可以避免的小规模冲突。因此，王铁汉拒绝了将弹药入库的命令。午夜，在日军炮击下伤亡很大的六二〇团才接到撤退命令，但出营的道路已被日军封锁，无可选择之下，王铁汉与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商议后下令还击，在毙伤日军数十人（日军自称仅伤亡24人）后冲出北大营。

根据记载，北大营真正进行了抵抗的，只有王铁汉六二〇团和赵镇藩指挥的旅部分官兵。在“九一八”之夜的屈辱中，按捺不住的不仅仅是王铁汉团，东北军讲武堂学员一部也曾主动对日军发起攻击，己方阵亡一名连长。

在抗日战争中，王铁汉将军曾率部参加长城、淞沪、徐州、上高等会战，苦战日寇，官至第四十七军军长。抗日战争后的1948年4月，王铁汉陪同马占山等参观北大营，十分激动地说：“可惜啊，这北大营的情况！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不过几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结果被他们一步步地撵，一直撵到关里啊！”说着说着，王铁汉突然哭了起来，连说：“惨不惨？惨不惨？”马占山等人也跟着失声痛哭。

日军传唱的《北大营之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形容此战——“腰を没する水壕に落ち，弾丸に斃るる戦友を踏み越え進むつわものは堅固を誇る敵城の十重を囲む鉄壁に，苦戦惨憺修羅の極。敵の撃ち出す弾丸に痛手負う者続出す……”＇意思是：倒在齐腰深的壕沟中，被子弹击毙的战友（指日军）尸体就在脚下，踏着他们继续前进，前面是敌军（指中国军队）以坚固著称的层层铁壁，苦战之惨烈如同修罗场。不断有人被敌军射出的子弹打中……＇

仅仅王铁汉团最后时刻展开的战斗已经让日军感觉如同“修罗场”，假如没有那个“不抵抗”，我们可会轻易丢了北大营？

三、“九一八”，中国军人在东京的冲冠一怒

“九一八”事变，由于东北军秉承“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三千万同胞未经积极抗战即沦陷于敌手。一时“国将不国”之悲愤溢于华夏，而对外退让、专事内战的军人们，更成为众矢之的。连蒋介石的嫡系爱将宋希濂都哀叹一个不抵抗，带兵是越来越难了。

然而，就在这种万马齐喑之中，却有一批中国军人在日本的心脏东京，发出了一声不甘受辱的怒吼。在当时的东京，怎么会有中国军人呢？

原来，他们就是当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成城预备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第二十三、二十四期士官留学生。他们大多原来在部队即为军官，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学习军事知识为祖国建立更加强大的国防，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基础。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群情激愤，联合起来推举代表，在东京街头举行公开抗议并前往日本陆军省。这些中国军人身着便衣（因在士官学校入学后，即发日军军服，身着便衣表示不再承认和日本军队的关系），不顾日本宪兵阻拦，沿途高呼抗日救国口号，要求退学并将入学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颁发的军刀掷还。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也报道了这一被称为“退还军刀”的事件。日本记者描述，中国士官生们的举动表示与日方割袍断义，此后战场相见决不容情。

据当时担任士官生退学代表的苟吉堂（后曾以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职务参加日本投降仪式）回忆，在日本士官学校时，日方一直歧视中国学员，在他们的宿舍门上贴有“支那学生住屋”字样。他认为有辱国格，多次抗议后，方才改为“中国学生住屋”。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要求退学的抗议中，大使馆曾派出参赞丁某阻拦，但无法抵挡学员们血脉贲张的爱国热情。此时有摄影记者前来，丁亦以自己被摄入镜头为耻，乃以袖掩面大喊一声“回去吧！”而去。日本宪兵随即发动镇压，苟吉堂等被捕。

苟吉堂被投入东京宪兵监狱。日方威逼利诱，说只要写悔过书，就可继续学习，遭到严词拒绝。他将其在日本宪兵监狱的经历写在当时用的洗脸毛巾上，以志不忘。全文为：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晚日军强占我东北实施种种破坏与屠杀和劫掠并怂恿宵小谋叛藉口满洲独立其罪恶施于朝鲜复加于我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且吾侪尽在暴日陆军校留学既无能捍卫国家又不能急赴国难为军人最大耻辱惟力不从心仅抱牺牲精神作总退学图揭露日虚唱亲善之假名斩断助长我内乱之根荆棘期他日国有所救在总退学的当中日人加我代表等为煽动退学风潮之祸首拉我等拘禁冤狱三十小时此为在狱时所用之纪念面巾也时十月二日晚于东京若松町出狱后吉堂志

此文，或恰可表达当时这些在日中国士官生们的心声。

东京是国际大都市，慑于影响，日本陆军省无奈，不得不将苟吉堂等释放出狱，并在10月12日允许这些中国学员退学回国。日方派人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中国士官生们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

退学的中国学员共有72人，在日本留学军事的中国学生几乎为之一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退学的中国军人中包括了郭汝瑰、李存任、蔡文治等后来的抗日名将，在东北战火连天之际，面对迫害乃至生命的危险，于日本的本土抗议其侵略暴行，并表明归国抗战之决心，这些年轻的中国军事人才们可谓不失军人气节。而日方报道中的照片，正为这一历史的瞬间写下了注脚。

而从我们的目光看来，这场发生在东京的事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含义。

在日本，不仅是士官学校的中国军人归国抗战，“九一八”事变初起，一百多名东三省留日学生当即收拾行装回国；19日，在日中国留学生全体停课以示抗议；23日，东京工业大学全体中国学生一致决定回国；26日，东京17所学校的中国学生开会，决定一致行动，全体归国发动民众抗日。很快，大量学生纷纷踏上归国途，仅10月份留日归国学生就达2300人，仍留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不过数百人，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准备在日本开展地下活动的爱国者。

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上，也刊登了另外一些人在海外的中国人此时此刻的行动。

“九一八”，对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屈辱的象征，也是一个觉醒的象征——正是这场国难，给这个古国带来了空前的团结。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从这一刻开始，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让不同的党派捐弃前嫌，连绵的内战走向终结，整个世界都开始听到中国人怒吼的声音。

这是一场国难的开始，也是一场14年神圣抗战的开始。

外篇（一）：在日本陆军省前昂起头的小个子中国军官是谁

写过《“九一八”，中国军人在东京的冲冠一怒》，老萨看着《满蒙事变大写真帖》杂志里面那张中国士官生举行抗议的图片，总觉得有点儿异样。

画面上，一边是留着仁丹胡的日本官员，另一边是表情严肃的中国士官生们。可以看到士官生们有人手里提着佩刀，显然是准备“掷还”给日本人的。

这种佩刀老萨也收了一口，有着镂空的护手和牛角雕刻的握柄，造型颇为优美，但并不开刃，属于一种仪仗刀，没有杀伤力。难怪那个日本官员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子。

让我觉得异样的，是画面中那名身材矮小，却怒目直视日本官员的中国士官生，此人虽然个子不高，但腰板笔直，气宇轩昂，看来便不似笼中之辈。他的这张面孔，总让我感到有些似曾相识。

搜索记忆之下，一个模糊的人影从记忆里浮现了出来。

不像？

用PS把他转个身，和那名士官生的照片放在一起看看，像不像？

同样弯弯上挑的眉毛，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角度，向下抿的嘴角，鼓出的颧骨，样样都酷似。特别是耳朵的轮廓也几乎一样——对比耳朵的轮廓常常是公安机关确认犯人的一个重要手段呢。

无论从长相还是照片中的位置都几乎可以肯定，这张照片上的小个子中国军官，便是此后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后来的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又被国民党方面称为“最大共谍”的郭汝瑰。

郭汝瑰，川军将领郭汝栋的堂弟，黄埔军校五期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入陆军大学深造，成为陈诚亲信。抗战时期，参加淞沪战役，并规划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等，屡立战功。因据说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期间，为中共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而被退踞台湾的国民党部分人士称为“最大的共谍”。建国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97年10月23日，因车祸与世长辞，享年90岁。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郭汝瑰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十四期工兵科学习，于第三师团工兵大队实习中得知国变，立即联合同学到中国青年会馆开会，决定申请退学。郭汝瑰是这批退学士官生中和日方交涉的代表之一，以态度坚决著称，正符合照片中那名小个子军官在照片中的位置和表情。当时的士官生对日交涉代表不过四人，其中除了郭汝瑰之外若还有一个眉弯个小，嘴角下抿，还长一双大耳朵的代表，这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然，这里面有几分臆测，比如，萨初时对郭老的身高无从得知，要是出生于四川的郭汝瑰将军身材不似邓小平而仿佛毛泽东，那这番推测就完全错误了。后来，得知郭汝瑰将军有个郭矮子的外号，才觉得这个推测的可信性又增加了几分。

其实，这批日方描述华人在“九一八”事变后反应的照片中，还有一个人让萨留意。不过，这次不是看照片找人，而是先想到这个人，然后到照片中去找他了。

这个人，就是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周恩来的重要助手之一——王炳南。（文*冇*人－冇…书－屋－。电子书）

要找他的原因是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上登出了前面那张柏林中国留学生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对着地图研究中日战况的照片。当时，中德之间虽然关系不错，但到德国的留学生很多是学习军事的，不穿军服而又在柏林的，不过区区数十人而已。偏巧王炳南当时正在柏林大学，受杨虎城的资助攻读政治学，而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在当地组织中国留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总共几十个留学生，照片上就出现了十三个，当时积极组织救亡运动的王炳南若不在其中，那倒有些奇怪了。

经过仔细观察，萨认为照片中后排左起二、三、四人均有可能是他，排除掉年龄因素后，后排左起第三人可能性最大。

就是他。

对比一下1934年合家欢照片中的王炳南，长脸，宽额，棱眉，细眼，是不是很相似？

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推测了，要是以后有机会见到王炳南部长的熟人，可以辨认一下，没准儿根本就是张冠李戴。

当时在柏林还有一个姓王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他似乎不在这张照片上。但后来却拿出了全部积蓄支援抗战。这个人叫作王淦昌。

父亲病重期间，我回到北京陪伴他。一次，他病情稍缓，我扶着他在医院附近散步，走过一个路口，父亲凝望半晌，叹口气，说王老就是在这儿出的车祸。

王老，就是这位当时在柏林的王淦昌，后来两弹一星的元勋，晚年在北京因为车祸重伤，一年后去世，很多人都觉得惋惜。

跑题了。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已经八十多年过去，当萨试图追寻那些和郭汝瑰将军一起回国的中国军人的名字时，发现，他们的生活轨迹堪称各种各样。

傅秉勋，郭汝瑰的老战友，黄埔军校五期生，也和郭汝瑰一样，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学习脱离组织关系，回国后任第四十三军二十六师七十六旅一五一团团长，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48年叙任陆军少将。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与郭汝瑰却完全相反，先是因为“贪污”被蒋介石通缉，随后又拉队伍对抗解放军，在大陆打游击直到1952年9月26日才在四川黑水兵败自杀身亡，是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极少数“忠臣”之一。

苟吉堂，入学前原为商人，愤于兵乱欲学习军事以图报国。回国后到绥远前线十三军任职，参加过南口血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冬季攻势、湘西战役、桂柳反攻等，他曾作为汤恩伯的代表，多次与驻山西中共部队联络协同抗日作战事宜，会见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刘伯承，有“朱彭徐刘个个逢”之语。苟在国民党军中官至中将。新中国成立后下放农村劳动，受伤后遭退职失去经济来源，靠子女接济为生。“文革”中复遭批斗抄家。1976年病逝。直到晚年，军人风度俨然，有“我有一点敢向先母保证的，我为民始终是爱国家和社会，而我过去服官二十年中，除仅以满腔赤诚保国为民之外，从无半点自私”之语。

蔡文治，湖北人，祖父为清末举人，在武汉第二中学毕业后，弃文就武，自费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回国后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毕业分派在陆军第十三师，又因机缘选送大本营工作。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蔡文治作为具体业务的负责者，作出的建议和计划，得到上级重视，后参与中、英、美、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对日作战计划的制订，升任陆军总部中将副参谋长。电影《开国大典》中曾有他和汤恩伯就长江防线争吵的镜头，此是实情，蔡因此愤恨辞职去了美国。1980年受叶剑英邀请多次回国，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有意思的是蔡晚年致力国家统一，曾专心帮助解放军研讨攻台策略，有上中下三个献策之说。

李昊，湖南人，1924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1930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二十四期步科班。回国后任国民党第十师上尉连长，随即保送入南京步兵学校第一期，陆军大学十四期学习。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主任教官兼情报室主任，与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商定合作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