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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赵尚志的破坏工作十分吻合。因此，他们三人有很大可能是真的曾参与这次袭击，而不是日军滥捕的替罪羊。

与此同时，日方还刊登了两名苏俄嫌疑人的照片，均为中东铁路职工，分别是巴萨诺夫和丹斯凯维斯基。

在赵尚志的报告中，并未提及苏俄人员参加袭击。但是，能够如此准确地捕捉到日方军列的到达时间，使袭击取得最大成果，其情报工作十分重要。当时这条铁路仍属苏联管理，而当时中共满洲省委与苏联方面关系密切，“九一八”事变前，周恩来、瞿秋白等出入国境，就是通过苏联控制的绥芬河秘密交通线，周恩来在绥芬河的住处，就是原中东铁路员工大楼。所以，认为赵尚志的袭击得到了苏联或者共产国际在中东铁路职工中的谍报人员配合，并不是不合理的。也许，日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追捕这两名苏俄铁路职工。

由于整理上面资料，又注意到日军拍摄的另一张老照片，下方是日方用英文描述的与中国抵抗者交锋情况，内有这样一行关于成高子事件的注释——“……near　Harbin　on　April　12th　and　some　50　soldiers　lost　their　live……”（4月12日，发生在接近哈尔滨的地方，约有五十名士兵丧命。）

事后，我和史义军借此探讨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将军的生平。史先生认为，成高子事件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第一战，从卢沟桥事变以后计算当属平型关，但从整个抗战历史来说，1932年4月12日，赵尚志在成高子颠覆日军军列的这一行动比平型关之战还早了六年时间。从目前资料来看，尚无比此战更早的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抗战的记录。这或许可算是中国共产党对日作战的第一枪，因此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价值。

“我们不应该忘记卢沟桥事变之前，东北抵抗力量已经在白山黑水中苦斗了多年。”史先生开玩笑道，“赵尚志可不是因为和日本人有私仇才打鬼子的哦。”

英语中，把复仇的开始称作“第一滴血”，著名影星史泰龙还主演过同名的电影，深受欢迎。从这个角度说，成高子的爆炸声，或许就应该算是中国共产党反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滴血吧。

三、出身清华的抗联将领们

1937年8月28日，在黑龙江省富锦县董老茂屯附近，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的一支小部队和当地伪满军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各有数人伤亡的双方很快脱离接触。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一个半月，从华北到华中，上万人规模的战役在各个战场上每天都在发生，所以，这次战斗在中日双方的战史上几乎无人注意。

然而，这一次战斗，或许会永久地深刻在照片中这位文静的妻子刘向书的心中。

照片中她的丈夫，抗联名将张甲洲在前往十一军军部途中，就战死在这次遭遇战中——由于敌军是预先设伏，率先以乱枪发动袭击，在战斗开始的时候，走在队伍中间的张甲洲不幸腹部中弹。负伤后，十一军独立师参谋长李景荫探寻其伤势，他依然冷静地微笑着告诉李自己的皮带被打断了，表示无大碍。但在战斗结束后，因伤势过重张甲洲终于不幸牺牲。

一名战死在抗日第一线的红色高级将领，却留下了这张西服眼镜的照片，让人不禁对张甲洲的身份产生了疑问——此人似乎更像个书生。

不错，张甲洲的确是书生出身，在清华大学的“清华英烈”碑和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同时刻有这名殉国黑水的校友的名字。

张甲洲并没有获得两校任何一家的文凭，为何在两所我国第一流大学的名录中会同时出现他的名字呢？用我一位笔名黄河故人的朋友说法，张甲洲是我国应试教育中罕见的“考霸”。

此人，上中学的时候轻松考取东北第一流的齐齐哈尔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成绩为黑龙江省第一名。这个省状元在校期间因为成绩优秀深为当时的校长所赏识，以至于将其列入公费留学名单。

但这个张甲洲第一个特点是能考试，第二个特点就是特别能组织学生运动。1926年他在校期间组织学生罢课事发被捕。教育界人士对此人才十分珍惜，上书求情。但执政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自有其独到的逻辑。这位粗鲁不文的老军官深知秀才造反并非仅仅是三年不成，“明智”地不但取消了张甲洲的留学资格，而且坚持将其逮捕入狱。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闹学生运动了，张甲洲1923年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学，他因为参加反对奉军在学生中征兵的游行等行动，已经被学校除名过两次了。

好在当时世风对文化人还比较尊重，张甲洲出狱后，最终还是在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对这个文凭，张甲洲却似乎不怎么在乎，他到了北平，在北大预科学习，并在1929年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学运工作甚重，张甲洲当然要考上北大才好活动。

北大是那样好考的吗？对张甲洲来说如履平地，1929年他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进入北大物理系就学。由此，北大认其为校友。不过，1930年，张甲洲“故态复萌”，在一次学运中被捕入狱。

经营救出狱后，组织上把学运重点放在了清华大学，工作重心转到文科学生头上。所以，张甲洲奉命改考清华大学。

考得上吗？

不就是清华吗？后来的红军军长（张甲洲曾任红三十六军军长）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政治系。

慢来，政治系可是文科，张甲洲原来是个理科生啊！

在“考霸”面前，是不分文理的，据说张甲洲其间还有多次代革命或非革命同志高考的经历，结果不分课目，无一不中。

张甲洲在清华期间，担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并一度代理市委书记。但他更多地时候还是活跃在第一线，与胡乔木搭档搞学运，成绩斐然，被人称为“清华俩秀才，张甲洲善说，胡乔木善写”。

但就是这样一个最会考试的才子，却在“九一八”之后，于1932年初率领六名和他同样出身东北的大学生，在周恩来的直接委派下，携带两支手枪回到故乡巴彦，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他领导的抗日武装巴彦游击队是中共在“九一八”后掌握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在短短几个月中发展成由4500名骑兵，四个团组成的红三十六军，先后攻占巴彦、东山两座县城。该军由张甲洲担任军长，赵尚志担任参谋长，于天放担任情报处长。

难以想象的是，这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因为在战斗中经常跃马扬刀，身先士卒，给敌我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得到了“张大个子”“张大坦克”的外号。从张甲洲和刘向书的结婚照上可以看到，张甲洲身材高大。人们回忆他当时的形象是“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一匹带白花的黄骒马”。

值得一提的是该军因为大学生很多（其中多人在战斗中牺牲），刚刚起事的时候被称作“大学生队”。而由于当时伪满统治区从上到下对日本占领军都反感乃至痛恨，他们起义的时候，伪巴彦县长并没有积极镇压，但有个条件——张甲洲不能留，他在，必打！

原来，1930年张甲洲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暑假回家，曾策动当地百姓向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告状请愿，罢免了贪赃枉法、欺诈群众的原巴彦县县长。一个暑假就搞掉一个县长，伪巴彦县长打张甲洲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因为这个家伙惦记自己的乌纱帽。

可惜的是，红三十六军后来在王明康生极“左”路线的折腾下，失去了地方支持而最终失败。反对极“左”路线的张甲洲，赵尚志反而被“开除党籍”——实际上，由于张甲洲关系在华北，这种处分根本无法生效。张继续抗日工作，奉满洲省委的安排，秘密打入伪三江省教育厅，后升任伪富锦教育局长，其属下的富锦两级学校都成为抗联的地下机关和人员输送地。他甚至在当地想方设法，协助抗联第十一军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规模最大的兵工厂，该厂拥有机床，甚至能够制造冲锋枪。后因形势变化，组织抽调他和同样在富锦进行地下活动的于天放前往抗联第十一军任职。在前往军部的途中，张甲洲在前面提到的遭遇战中不幸牺牲，但他带出来的一万发子弹、一百支枪、一部电台，却得以安然送达部队。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与全国高涨的抗日呼声相契合，共产党曾从全国抽调精干人员进入东北投入抗日作战，因此抗联的高级将领中，颇有许多文化层次甚高。张甲洲并不是抗联中唯一的清华学生。

张甲洲从北平北上抗日时，在哈尔滨等待他的是他的清华校友冯仲云，这位当时在东北商船学校担任教授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是熊庆来先生的大弟子，正儿八经可算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的学长。

正是这位本来可能去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学子，选择了一条铁血征途。因为“九一八”事变，冯仲云奉命前往东北从事抗日活动。最初，他的工作范围是城市和地下活动，但随着残酷的战斗中抗联军事将领大量伤亡，冯仲云也不得不进入军事指挥领域，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他负过重伤，曾多次在生死线上徘徊，但是在战场上不减清华学子的儒雅——他的部下记得冯仲云在战斗间歇，经常会吟唱一首歌，歌词是他自己写的，全文如下：“从军伍，少小离家乡；念双亲，重返空凄凉。家成灰烬，墓生春草，我的妹妹流落他乡。兄仲云，妹薛雯；十年前，同居太阳岛。松花江上，乘风破浪，分别后藕断情长。风凄凄，雪花霏霏；夜朦胧，寒鸦觅巢回。歌声声我妹能听否？茫茫天涯我无家可归。”薛雯是他的妻子，当时女战士李敏曾问他是不是因为想念妻子才唱这首歌。冯仲云毫不隐讳地说：“是的。”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冯仲云后担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和下文提到的于天放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昭雪。

战后，劫后余生的两人重逢，而分离时仅仅四个月的女儿，已经12岁了。中国少了一个数学家，却多了一个浴血沙场的儒将。

更传奇的大约是下面照片中这个一副学者样的年轻人。

他就是1932年跟随张甲洲一同返回东北投入抗战的七名学生中的一名——于天放。

于天放，黑龙江人，原名于九公，和张甲洲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一对好搭档。从齐齐哈尔工业学校时就是同学。而后一起闹学潮，一起南下北平。与张甲洲不同的是，于天放倒没有先北大后清华地辗转经历，他是1929年直接考上清华的，成绩是所有黑龙江考生中的第一名——也可算是一个袖珍考霸也。在清华，于天放经张甲洲介绍入党，赴东北前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

他和张甲洲共同创建了红三十六军，并担任该军情报处长，该军战败瓦解后，又和张甲洲一起在富锦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他和张甲洲一同调任抗联十一军，张甲洲牺牲后，于天放担任该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转战于富锦、绥滨、七星砬子等地。该军军长祁致中被错杀后，第十一军部队编入第三路军。

从书生转为将军，已经是个奇迹，但于天放更奇的是他创造了一个历史。到1941年，抗联主力由于受损太重，敌人压力过甚不得不撤入苏联，休整后以小分队的方式回国对敌发动攻击。留守在东北境内的抗联部队在日军残酷扫荡下大多失利。在东北境内坚持时间最长的抗联留守部队，就是于天放率领的抗联三路军六支队。于天放的秘诀是把部队藏在山上，强调灵活地战斗或转移。自己伪装隐藏在日伪控制的宋万金屯，在周边地区大力发展反日救国会，随时获得最及时的情报以便部队可以应对敌人的讨伐扫荡。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斗方法，使该部在东北一直坚持到1944年12月，于天放才因为汉奸告密被捕。此时东北已经沦陷13年了。

然而，于天放的传奇还没有完结。在他被敌人抓捕之后，这名曾经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老游击队员，竟然在1945年7月经过精心筹划，击毙日本看守，越狱出逃！于天放越狱的过程，经过在战后黑龙江省公安厅预审处处长康曾对日本战犯中西正枝等的审问，而得到确切的证实，并证实被击毙的日本看守名叫石丸兼政。

于天放是越狱成功的抗联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人。

张甲洲的妻子刘向文在他牺牲后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即便“文革”中因为被诬蔑为叛徒，土匪老婆被毒打致残，也不曾改变过自己的信念。有记者曾问她为什么没重新开始生活，她的回答是：“他太出类拔萃了，我这一生不曾再见过他那样的人。”

一代天骄，以身许国，除此无法评价。

四、击毙伪满“建国之础”金东汉——抗联十一军的战绩

昭和十五年（1940年）2月11日的日本《朝日新闻》（满洲版）用头版头条做了一篇报道，题为《沐辉耀皇恩热血多彩的传奇一生——记半岛出身的“建国之础”金氏》。这篇追悼文章不惜笔墨描绘了死于东北抗日联军之手的伪满“英雄人物”——伪三江省协和会省本部部长金东汉——就是标题中提到的所谓金氏。按照文章中的说明，金东汉在1937年12月7日，以关东军顾问官和协和会中央指导部顾问官的身份，在佳木斯宪兵队支持下，率领五名部下在依兰县境内执行瓦解抗日武装的任务时，遭遇“共匪百名”的奇袭包围，“壮烈战死”。文章还配有金东汉的戎装半身照。

为了表达对这名日军得力鹰犬的看重，《朝日新闻》将其溢美为伪满的“建国之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文中也提到，金东汉在为日军服务之前，曾经先后在苏联红军和吴佩孚军中任职，甚至曾是在苏联伊尔库斯克军区第二十七团担任过相当级别的红军军官。

这个金东汉到底何许人也，何以经历如此之奇？一个人在十几年里先后给性质完全不同的几支军队服务，而且还属于不同国家，是不是日方提供的履历有假？

说起来，这个金东汉还真非寻常人物。金日成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他，称“金东汉的政治生涯是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开始的。他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在俄罗斯加入了共产党，曾任高丽共产党军事部委员和军官团团长，充分发挥了他军官学校毕业的才干。可是，20年代，他在沿海自治州被日本帝国主义逮捕，当即叛变，当上了反共第一线的亲日特务”。“金东汉得到关东军批准、组织了‘民生团’的后身‘间岛协助会’，还收罗一百多个反动分子组成义勇自卫队，对革命军进行疯狂的‘讨伐’。他是个彻底被日本同化的人，甚至他本人也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是在朝鲜出生的日本人。他也是叛国叛族劣根性渗透到骨脆的特级叛徒，他甚至大肆鼓吹朝鲜民族应该把日本当做祖国，尽心尽意为日本效劳。仅据《满鲜日报》刊登的资料，在他的策划下‘归顺’的共产主义叛徒达三千八百人之多。”

金日成回忆录中也曾提到金东汉的死——“金东汉死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延吉西公园立了他的铜像和‘间岛协和会’表彰纪念碑。”可见其活着的时候是东北抗日联军多么险恶的一个敌人。

不过，能得到如此评价和重视，看来金东汉还真可算个人物，日方报道中对他的描述也确实有据，如果说土肥原贤二可称远东的劳伦斯，那么这个活动于中日朝三国的金东汉就大有些小劳伦斯的意味。

让我们回到《朝日新闻》的报道，看看其对金东汉阵亡前后经历的描述吧，全文翻译后内容如下：

［新京特电9日发］曾亲受天皇恩命，半岛（即朝鲜）出身的金东汉氏一生可称波澜曲折，他早年担任苏联远东地区干部，而后转向接受大命，为初建黎明期的满洲国讨伐北边共匪。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七日，担任关东军嘱托和协和会中央本部嘱托的金氏受佳木斯宪兵队之命，率五名部下，在招降瓦解共产抗日匪的途中，于三江省依兰县遭到百名共匪的奇袭包围，壮烈战死，结束了其传奇的生涯。

其妻子安媛夫人居住于间岛省延吉，其弟金东骏在延吉公署任职，其子金熙全年24岁，继承父君遗志，为大满洲国腾飞而努力，担任满洲国产业部开拓局第二种痘课职务，目前正在北满出差。

追记此深受皇恩的一门，金东汉，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生于庆南道，四十四年（1901年）于俄国尼克尔斯克语言学校毕业，大正二年（1913年）从伊尔库斯克士官学校毕业，大正五年（1916年）接受苏联国际共产党政治科教育，同年调入伊尔库斯克步兵第二十七团担任队附副官，并出征明斯克前线。之后，他在莫斯科创建朝鲜军人会，大正八年（1919年），担任苏联沿海州第二区布尔什维克指挥官，成为远东共产党中活跃的干部。

他参加了大正十年（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