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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墩上的悖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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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难题（4）
一切计议停当，世民便立即进宫，向高祖告状，揭发建成、元吉勾结后宫嫔妃要谋害他的阴谋。高祖觉得事态越来越严重了，便命令太子和齐王次日早晨进宫，他要亲自进行核实。次晨，秦王率领尉迟恭等战将，埋伏在出入内宫的必经之路——玄武门内外。建成、元吉出发前，已经接到张贵妃的密报，备述秦王告状始末，因而早有警觉；入门后，又发现一些异常情状，遂即掉转马头，准备返回东宫。这时，秦王拍马赶上，呼叫：“太子、齐王，缘何还不入朝？”太子闻声，回头寻看，一箭正中咽喉，呜呼哀哉；元吉也当即被乱箭射死。
秦王派遣尉迟恭禀报高祖，说：“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已起兵诛杀了他们，恐怕惊动了圣上，特意派遣我前来警卫。”高祖和群臣听到这个讯息，都大惊失色。高祖说：“不图今日竟见此事！”但大错已经铸成，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三天过后，便宣布秦王为太子，全权处理国家一切政务，并表明了要提早交班的意愿。两个月后就当了太上皇，由太子李世民继位。
后人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一篇少头缺尾的唐人作品，王国维先生为它定名《唐太宗入冥记》。说是玄武门之变后，建成、元吉阴魂不散，入冥告状。阎王决定抓世民的魂灵前来对质。世民甚为惶遽，后由一个判官替他应诉，以“大义灭亲”为辞，回答阎王爷的质问：“为什么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这一作品显系小说家言，但并非全属子虚乌有。当时李渊曾被囚系，让出皇位原本出于被迫，即在唐代，已早有传闻。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论者“谓高祖之立建成为得‘嫡长之礼’者，非也”。“初有天下，而创制自己，以贤以功，为天下而得人，作君师以佑下民，不可以守法之例例之矣”。意思是，初得天下，完全可以创制垂法，立贤能、有功者为皇储，而不必拘守“立嫡立长”的成例。那么，废掉太子，改立秦王呢？“亦非也”。“太原之起，虽由秦王，而建成分将以向长安，功虽不逮，固偕谋而戮力与偕矣。同事而年抑长，且建成亦铮铮自立，非若隋太子（杨）勇之失德彰闻也，高祖又恶（何）得而废之？故高祖之处此，难矣。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辩，勇者不能为之决也。”这是说，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无法解决。
再听听司马光的意见：“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建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那么，怎么办呢？他也没有办法。只是设想：假如高祖有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那样明智，太子有泰伯让国于弟那样贤达，秦王有子臧辞曹国而不受那样节操，则祸乱就不会发生了。说的完全在理，只是说了等于没说。——如果当事者都是圣贤，当然就一切都划然冰释了。
倒是下面的几句话分量很重，它特意强调了“玄武门之变”的后果与影响：“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型）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意思是，创业的君主都是给后世子孙做榜样的。当中宗、肃宗之世，玄宗、代宗都是通过武力夺权，继承了大统。这当是从太宗的所作所为中找到了依据。
三
因为建储问题而耗尽精神、心力交瘁，清代的康熙皇帝，可算是一个典型。
说起他的功业，确实是彪炳千古，有口皆碑；对于传位、继统的重要性，他也非常清楚，因而很早就做出了安排。早在康熙十四年，就是他仅仅二十一岁时，就立了皇后生下的皇二子胤礽为太子，为什么没有立皇长子胤禔呢？因为他是庶出。按照历代通行的皇位继承的体制，应该立长立嫡，康熙皇帝在嫡、长两方面作了一点选择。
为了培养太子胤礽，可说是煞费苦心，从小就延请名儒教诲，康熙皇帝自己曾亲自为太子讲授“四书五经”；稍长，无论是南巡北狩，都令其随行，并亲自传授治国之道，“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太子进步很快，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精于骑射，深得康熙帝的信任和喜爱。
老皇帝的难题（5）
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的皇子们相继长大成人，他们各自在权臣的指教下，施展权术，培植势力，作谋取皇位的准备。而胤礽作为法定继承人，背上的包袱最重，既害怕诸兄弟夺位，又担心老皇帝移爱，储位发生变化。于是，在朝中寻找自己的依靠力量，以专宠固位。这样，便和权臣索额图结成了帮派。而索额图与另一位权臣明珠势同水火，拼争激烈。明珠等就力推皇长子胤禔上台。从此，双方拉开了决斗的阵势。康熙帝自然不会容忍这种事态发生，便先后向两个权臣开刀。处死索额图的理由是，阴助太子“潜谋大事”，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阴谋发动宫廷政变。而皇太子也明显地表现出对皇帝的怨恨，蓄意为索额图报仇。致使康熙帝昼夜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决心易储。
但胤礽被废黜之后，太子位置出现了空缺，又引起了更多皇子的觊觎，再次挑起拼争的热潮。尤其是皇长子胤禔，以为天命所归，非他莫属。还有皇八子胤禩，因为废掉太子后第四天，康熙曾令他署理内务府总管事，显然是垂注于他。但是，他们都是过于性急了，以致个个作了充分表演，被明察秋毫的康熙帝一一看穿。在很短时间里，拘囚了六个皇子。看得出，为了保住皇位，他已经不择手段了。但他毕竟已经年近六旬，这样下去，将如何收场呢？于是，除皇长子外，其余五人全部放出。并让群臣公议立储之事。结果，包括皇九子、皇十子、皇十四子在内的诸皇子及王公重臣，一致保举皇八子胤禩为皇太子。康熙帝发现胤禩竟如此深孚众望，显然对自己的皇权已经构成极大的威胁，便摆出一着出人意料的绝棋，复立胤礽为皇太子。
这一举措，引致了新的混乱，众多保举胤禩者都人人自危。为了稳定人心，康熙帝便对其他皇子加爵晋封。这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因为爵位晋封又增加了新的竞争的砝码；而胤礽也并没有因为得以复立而心存感激，反倒变本加厉地为夺取皇位而疯狂运作。结果，逼使康熙帝狠下决心，再度废掉太子。这一次的罪名，是他替步军统领托合齐等几个获罪的贪官潜通消息。为了给自己选人失当找出借口，康熙帝强调，胤礽的变坏乃是上了坏人的当：“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
这两度废立，反复折腾，使康熙帝受到极大的刺激，对于预立皇太子的弊端也深有所悟，于是，明令告诫：“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这当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帝位至尊、皇权无限的诱惑下，诸皇子哪个也不甘示弱，仍然“纷置党羽，联络臣工，刺探朝政及其父王之起居，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宠眷”。就在这日甚一日的激烈竞争中，老皇帝带着深沉的苦恼和无边的憾恨，撒手尘寰了。
鉴于康熙帝为建储一事，劳心费力四十余年，最后闹得混乱一团、不可收拾的严重教训，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决定对继位制度进行改革。具体做法是，由皇帝将准备继统的皇子的名字，“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地，以备不虞”，待皇帝死去后，再启封揭晓。这样，立嗣问题由公开转向秘密，大权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可以不受任何干扰。此一做法，后经乾隆帝进一步改进，遂成为有清一代的“祖宗家法”。
四
作为一种世袭制，皇位嫡长子继承制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氏族和部落首领由民主选举产生，财产统归以母系计算的氏族共有，无所谓世袭制。后来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其共同财产部分仍然属于全体氏族成员所共有，因而，氏族成员仍然拥有选举与撤换首领的权利。
及至殷商时期，其王位继承法发生了变化。王国维先生认为，商之继统法，以“兄死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而后传子。从严格意义上说，此时，世袭制尚未完全确立。
老皇帝的难题（6）
到了西周前期，周公旦曾以武王之弟身分继位称王，但由于他的兄弟不服，引起了一场叛乱。鉴于殷商王位继承以“兄弟相继为主”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颇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导致“九世之乱”，以及本朝兄弟争位的教训，周公旦创立了“父子相继”的世袭制，实行“皇位嫡长子继承制”，以避免王族内部因争夺王位而出现分裂危机。
这种体制的建立，取决于宗法制度、宗法观念本身的发展水平，更同皇帝多妻制的后宫体制紧相联结着。封建帝王为满足其贪淫无度的私欲，并确保本家族的香火不断，遂广置后妃，以充后宫。《礼记》上说：“古者天子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命妇、八十一御妻”。后世有了更大的发展。
在唐代，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婕妤九人，美人九人，才人九人；宝林二十七人，御女二十七人，采女二十七人。开元、天宝中，宫嫔数量达到世界之最，仅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和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即有宫女四万人。而当时唐朝的总人口也不足五千万，相当于一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唐玄宗的妻妾，比唐代的官员总数还要多。
这样，皇子自然就如瓜瓞连绵，以数十百计。为了免去相互争夺，就有必要根据母亲身分的贵贱，将王子区分为嫡子、庶子；并依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锁定在一个人的身上，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实现和平过渡。
尽管它不失为一种制度的选择；但实践表明，效果并不理想，其种种弊端，在王朝更迭中已经暴露无遗，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尽如上述。
为此，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采取补救措施，对建储、立嗣、继统制度加以完善，以期实现皇权的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使子孙源源相继，万世一系。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的君尊臣卑、忠君孝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封建礼教，为执行这一制度奠定思想基础。可是，实际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幅幅父子、母子、兄弟、叔侄互相残杀的极为残忍的血腥画面。
他们也曾实行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北魏为防止母后专擅，规定册立太子之前，必须先将其母杀掉。且不说，这种制度惨酷残忍，泯灭人性，单就效果而言，也所见甚微。因为危及皇权的因素实在太多，岂是杀掉一个母后所能了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规定，皇位继承人先在本部宗亲中选择，使多名候选人同时备选；最后在有各个部族及政治集团参加的“世选”中，进行终选。这样，每个候选者都有一定的政治势力作为后盾，从而引发了候选人及其后台班底的激烈争夺，直至演变为王朝乃至整个社会的动荡与混乱，终辽之世，未曾平息过。正如史家所评论的：“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乱，与国始终。厥后嗣君，虽严法以绳之，卒不可止。”
朱元璋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他在立嫡立长、确定太子储位的同时，又大封诸子为王，给诸王以厚禄，并授之以兵权，或让他们镇守边塞要防，或令他们率军出征，执行重要军事使命。他的本意是，通过这种政治格局，来确保朱家天下世代相承，永不流失；可是，这种大力加强诸王军政实力的做法，恰恰加大了对皇室的威胁，而酿成骨肉相残的惨剧。什么父子、叔侄，什么血缘、亲情，在皇位的血腥拼争中，最后统统成为泡影。
至于清代的“秘密建储”制度，固然暂时淡化了皇位继承问题的敏感性，缓解了宗室内的火并、争夺，对于稳定局势、强化皇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根本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乾隆帝继位之后就宣称，认为公开建储会招致猜嫌妒忌，实乃“庸主卑陋之见”。他自信完全有能力预防、消弭类似情况的发生。他把秘密建储只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储位秘定后立即宣布：待皇子年龄稍长、识见扩充、志气坚定，骄矜之气不再生、诱惑之举不为动之时，他将布告天下，以明正储位。然而，在实际践行中，也同样遇到了严重挫折，两次预立的嫡子相继早殇，使他原来的由秘密到公开立嗣的想法没有得以实现。结果，回过头来，又把乃父的“秘密建储”制度重新捡起来，并且确立为有清一代不可更改的祖宗家法。绕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圈子，最后又返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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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难题（7）
五
西周以来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族内部（主要是皇子之间）因为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这里只说一点，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中，从西汉八岁的昭帝到清末三岁的宣统帝，娃娃皇帝至少有三十个。他们之所以大体上还能“稳坐江山”，确实和这种“百王不易之制”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历代王朝中血腥夺位，“祸起萧墙”，一直没有中断，成为一切封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换句话说，自从皇权世袭这一国家体制确立以来，就始终潜伏着一种无法克服，甚至是无法预测的矛盾。这是一个无法跳出的怪圈，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能破解的悖论：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种种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如累卵，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历朝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说到矛盾，其中最根本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巨量的财富，世间一切荣华富贵、物质享受集于一身，而且又能传宗接代。由于王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一切觊觎王位的人，都不惜断头流血，拼命争夺。这种情况，在上古时期却是不可能发生的。《韩非子·五蠹》篇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
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
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
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
古代的帝王，住的朴陋，吃的很糟，穿的更差，就其享用来说，都赶不上看大门的；而且，还要带领民众，苦干在前，弄得大腿、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简直比奴隶还苦。因而，避王位，让天下，原本是为了脱离苦差使，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类似的话，古籍《符子》也有记载：
禹让天下于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劳矣：凿山川，通河汉，首无发，股无
毛。故舜也以劳报子。我生而逸，不能为君之劳矣。”
大禹王要把天下让给奇子，奇子不接受。理由表述得很直白：你禹王得天下是通过勤劳挣来的。我生性疏懒，可受不了你那样的苦。
可是，后世的君王就不一样了，作威作福，坐享其成，那谁还不争呢？这样，争夺储位或者直接抢班夺权，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立嫡立长不以贤”，公开放弃了德才考究，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典型的“非智能型”的皇位继统方式。其矛盾实质，在于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完全脱节。不仅与儒家的“尚贤”、“传贤”的政治理想相背离，尤其同现实的需要不对称。如所周知，面对着极端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限复杂的宫廷纷争，即使经过严格选择的贤能君主也难以应付，更何况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登上皇位的难免会出现幼儿、白痴乃至性格变态者滥竽充数。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圣帝贤王和“伟人政治”，确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而且，这种制度还预伏着或者说命定地存在着种种危机。那种立嫡立长可望诸皇子各守本分，从而弭除祸乱的想法，只是一种良好愿望。即便是能够避免分裂于一时，而所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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