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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墩上的悖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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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秋老草茫茫，谁指遗宫认景阳！
当日君王纵消渴，井中何处泛鸳鸯？
清人宗元鼎的《吴音曲》：
璧月庭花夜夜重，隋兵已断曲阿冲。
丽华膝上能多记，偏忘床前告急封。
唐代诗人许浑的《陈宫怨》：
地雄山险水悠悠，不信隋兵到石头。
玉树后庭花一曲，与君同上景阳楼。
或讥评，或嘲弄，或揭露，各有侧重，异曲而同工，极尽讽刺之能事。
九
还有一些诗人，进一步荡开主题，拓展视野，把陈后主作为衬托、作为引线、作为叙事的背景，用以批判本朝或者前代的荒淫、腐朽的君王。唐代诗人郑畋有一首七绝，矛头指向了唐玄宗：
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
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诗中说，玄宗当机立断，为国割爱，终属“圣明”之举；若不如此，难保不像陈后主和张丽华那样，求死不得，反受侮辱。看似褒扬，实则隐含讥刺——“圣明”到仅仅强过饱遭千秋唾骂的陈后主，“圣明”到宗庙没有灰堕，没有沦为亡国贱俘，标准实在是太低了。“皮里阳秋”，意味深长。
再就是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隋宫》七律，是针对炀帝杨广的。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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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朝的两口井（6）
这是诗的首尾两联。大意是说，隋炀帝闭锁长安的宫殿不用，却想以扬州（芜城）为帝都，在那里另建豪华的宫阙，威福自恣，空耗民力，简直比陈后主还荒淫奢侈。如果他在地下遇见陈后主的话，恐怕也不好意思再请张丽华舞一曲《后庭花》了。诗人在这里暗用了一个典故：《隋遗录》载，隋太子杨广率军灭陈，俘获了后主陈叔宝，二人后来常相过从。即位后，炀帝驾幸江都，梦中与已经死去的陈叔宝及其宠妃张丽华等相遇，并请张丽华舞了一曲《玉树后庭花》。诗中援引这一故实，巧妙地揭示出对于荒淫亡国进行鞭挞的深刻主题。
其实，说到陈叔宝与杨广，两个人也确有其可比之处。陈后主死后，谥为炀帝。谥法：好内怠政，远礼、远众，逆天虐民为炀。孰料，不到十年，杨广死后，同样获得这一谥号。这又是一个巧合。
十
“往事越千年”，旧梦如烟。除了两口井，连同一些或香艳或麻辣的诗文，短命的陈王朝还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呢？想了想，还有两样美食，同陈朝的开国皇帝和末代君主有着直接联系。
现在，南方湘、粤等省，特别是岭南一带，流行一种夏令美味食品，叫做“荷叶包饭”。荷叶清香，饭团松软，中医说有生发元气、调理脾胃、清热解暑的功效。清代《羊城竹枝词》有诗云：
泮塘十里尽荷塘，姊妹朝来采摘忙。
不摘荷花摘荷叶，饭包荷叶比花香。
陈霸先曾任梁始兴郡（在今广东韶关一带）太守，后以###侯景之功，升任司空，镇守京口。在抵御北齐进犯之敌中，由于口粮接续不上，当地百姓便用新嫩的荷叶，包裹着米饭，中间还夹上鸭肉，送到前线劳军，大大鼓舞了士气，保证了最后的胜利。从此，霸先所到之处，就将“荷叶包饭”这种美食传播开来。
无独有偶。在现今的南京，也有一种美味食品，叫“一条龙”包子。
相传，陈后主少年时节，十分贪玩，经常溜出宫门，跑到秦淮河畔转游。走着玩着，来到一家包子铺前，恰好包子出笼，香味儿扑鼻，他伸手拿起就咬，吃了一个又一个。吃完，也不懂得付帐，嘴一抹就走。店主人要他付钱，他说“没有”。那就留个名字记帐吧，于是，随手签下“一条龙”三个字。后来，主人知道，这个自称 “一条龙”的小孩，原是当朝太子陈叔宝。经过他有意地招遥、作势，京城的达官贵人都像潮水一般涌来，生意顿时兴旺起来。这条街被称为“龙门街”，“一条龙”三个字也被装裱上了中堂。从此，“一条龙”的包子就名闻遐迩，一直流传到今天。
老皇帝的难题（1）
“立嫡立长不以贤”，公开放弃德才考究，致使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相互脱节，也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伟人政治”，南辕北辙。而由于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世间一切荣华富贵集于一身，并且能够传宗接代，因此，一切觊觎王位的人，都不惜断头流血，拼命争夺。其结果，必然是兵连祸结，骨肉相残，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
这是一个无法跳出的怪圈，一个不能破解的悖论：要么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面对着致命的危机。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封建王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一
那位以撰写大观楼一百八十字长联闻名于世的清代诗人孙髯翁，在一次登临滇南武定县狮子山时，听说在明初“靖难之役”中流亡出走的建文帝曾长期遁迹于此，一时感慨重重，为雄才大略、虑远谋深的朱元璋创业有方却交班无术而深致惋惜，当即赋诗咏史，寄感抒怀。其中有这样两句寄慨遥深的诗：
滁阳一旅兴王易，
建业千宫继统难。
其实，当日朱元璋接替郭子兴成为“滁阳一旅”的领军人物，渡江建立应天据点，孤军独守，兴王创业，又何尝容易！无非是，比起后来在帝都金陵（古称建业）反反复复地选择继统对象，相对来说，较为顺利罢了。
道理很明显，那些胜利地削除群雄、横扫六合、统御全局的创业者，经过历史长期的层层汰洗、苛刻选择，终于被推上了政治历史舞台，登上了龙廷宝座。当时，他们风华正茂，因缘际会，风虎云龙，主动权在握，有尽多的驰骋天地，具备了大展其才的条件；而到了筹谋立嗣继统事宜时，则往往处于“英雄迟暮”之秋，濒临行将谢幕的窘迫处境，时不我与，被动应付，选择余地很小，而变数却很大，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还会有种种棘手问题横置其间，因而，必然会大伤脑筋，难于措置。
在“家天下”、世袭制的国家体制下，一切封建帝王，尤其是开国皇帝，对于继统问题无不极端重视，都把它看做是立国之基、社稷之本。当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所昼夜焦虑、刻刻在念的，便是自身的统治权如何巩固，这一家一姓的帝统又如何得以顺利地传承下去。 而随着统治权力的日趋巩固和高度集中，王位继承问题便愈发成为封建专制制度下“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核心问题。
应该说，对于继统问题，朱元璋还是绸缪甚早的。还在做吴王时，他就确立了嫡长子朱标为世子；位登九五之后，随即册封为皇太子。鉴于太子朱标生性仁和，温文雅驯，老皇帝朱元璋认为，立国之初，国事繁剧，边防多事，朝廷中掌控要津者都是开国元勋，很怕他驾驭不了，因而多次想要更换太子，但朝臣们都以“违反古制，恐致祸乱”为由，极力加以反对。
所谓“古制”，肇源于封建王位的世袭制，内容主要是指“皇位嫡长子继承制”，其出发点是为了保持朝廷与社稷的稳定。具体内容，《春秋·公羊传》概括为十四个字：“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按照汉代学者何休的解释：“嫡”谓嫡正夫人（皇后）所生之子，尊贵无匹，故按年齿长幼来安排；“子”谓一般妃子所生之子，位有贵贱，又考虑到会有同日而生的情况，因此，以地位（贵）为权衡标准。就是说，在皇后与妃嫔所生的诸子中，皇后所生之嫡子具有优先的继承地位；而在皇后所生的诸嫡子中，长子又具有优先继承权。
朱元璋尽管是刚愎自用、率意孤行的一代枭雄，但在这一事实上而不是学理上的难以逾越的“礼制”的障碍面前，为了避免众多皇子为争夺帝位而兄弟阋墙，互相仇杀，也只好打消更立太子的主意。为此，他及时地采取了补救的措施：为了便于朱标驾驭全局，他用尽权谋，剪除群雄，诛戮功高震主、权倾朝野的开国功臣，即所谓“削光带剌的手杖”。可是，天意不遂人愿。一切收拾停当，偏偏朱标又病死了。这样，便再次面临着由谁来继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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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难题（2）
老皇帝的本意，是想借此机会更立皇后所生的四子燕王朱棣为太子，因为他的个性与风格与自己相似，勇武有谋，坚忍、果断，又战功卓著。但是，由于朱棣不得人心，大臣们便以“虽嫡非长”为由，极力加以抵制。他们说，如果立燕王为太子，那将置同为皇后所生的次子、三子于何地？怎能令国人心服？而立皇太孙，名正言顺，前朝多有先例，可以确保江山永固，上下心悦诚服。老皇帝尽管并不完全称心如愿，但碍于“古制”，也只好曲意认同。结果呢？十分不妙，最终酿成了兵权在握的叔叔朱棣夺取侄子朱允炆皇位的“靖难之役”。
实际上，纵览两千余年封建王朝的历史，存在类似烦恼、遇到这种难题的，又何止朱元璋一个人，可以说，那些开基创业的帝王，在交班与继统的问题上，没有谁不是大伤脑筋，颇感棘手的。
说的远一点，像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这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锐意改革，胡服骑射，一直得到后人称赞。他在位二十七年，初立长子章为太子，后来娶了宠姬吴娃，生下了少子何，便把太子章废掉，进而又把王位让给了少子何，是为赵惠文王，自己做了太上皇，住在沙丘的行宫。少子何即位之后，心怀怨怼的长子章不甘心北面称臣，便起兵发动叛乱，兵败之后，逃到沙丘宫他的父亲这里来避难。太上皇很同情他的处境，不忍心看着他惨遭屠戮，便开门加以接纳，把他保护了起来。岂料，追兵闯进沙丘宫，穷搜不舍，到底还是把他抓住、杀掉了。他们害怕日后受到追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太上皇也就地囚禁起来，不供给任何食物。太上皇饿到极处，只好在园林中探寻鸟巢，取卵、捉雏充饥，终致饿死宫中。
再比如，隋王朝的建立者杨坚。隋文帝平定江南，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以来长达四百年的南北对峙、分裂割据的局面，使中国再度成为一个整体，促成了隋唐两代的繁荣、昌盛，大大地推进了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他本人也躬行节俭，励精图治，堪称是一位英主。但是，由于他是借助宫廷政变而夺得帝位的，因而对于擅权、窃位问题防范意识极强，以致猜忌多疑，草木皆兵，最后导致建储失当，所传非人，不出十四年，就使繁荣富强的隋王朝归于覆灭。
杨坚有子五人，在接受北周禅让、登上帝位之后，及时地确立了嫡长子杨勇为皇太子。而杨勇赋性宽仁厚道，待人接物率直任性，不懂得伪装掩饰，曲意逢迎；加上有两件事没有处置好，使他的太子地位发生了动摇。这两件事：一是他在冬至节接受过百官朝贺，引起了文帝的疑忌，认为他在培植个人势力，从而对他严加戒备；二是没有接受母后为他选定的元妃而自择所爱，以致失宠于嫉忌为怀的母亲。这就为野心勃勃却聪慧狡黠、善于伪装，从而博得父母欢心的皇二子杨广趁势夺位提供了机会。
当长兄正式被废黜为庶民、皇太子的金冠稳稳地戴在了自己头上之后，杨广自以为大局已定，时机成熟，便日益骄纵无忌，原形毕露，竟然调戏他父亲的宠妃。文帝这时才看清了他的狡诈嘴脸，顿生废黜之心。杨广察知这一情况，遂抢先下手，用毒药害死父亲，抢登帝座。结果引发了内乱，双方出动了数十万兵马，在中原的广阔战场上，展开了一场浴血凶杀，朝野上下莫不震惊。
文帝先前曾自豪地夸下海口，炫耀他的五个同胞儿子，“可谓真兄弟也，从此再无纷争，江山永固”。然而，曾几何时，“再无纷争”的“真兄弟”，为强烈的权势欲所驱使，互相猜忌，势同水火，最后，五人竟无一善终，成了绝大的讽刺。
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隋文帝易储一事，曾有如下的评论：
从前，周大夫辛伯规谏周桓公说：“ 宠爱的姬妾等同于皇后，宠幸的臣子专
擅朝政，宠爱的庶子与嫡子媲美，大城与国都匹敌，这是造成国家混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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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难题（3）
作为一国之君真的能慎重对待这四个方面，那么混乱能从哪里生起呢？”隋文帝
只知嫡子与庶子之间多争夺、藩王孤弱会使皇室动摇，却不曾料到，势力均衡、
地位相近了，即使是同父母所生的亲兄弟，也同样会相互倾轧，拼死争夺。按照
辛伯的话来考察他，不是得其一而失其三吗？
这种责备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就事论事，没能抓住问题的要害。酿成宫廷祸乱的总根子，在于王朝“家天下”和皇位世袭的体制。这个总根子不拔除，“得一失三”固然不行；那么，四者均得，难道就能彻底地消弭祸患吗？其实，四者之外，还不知有多少种危机、火种隐伏在龙墩上。
二
历览整个封建王朝史，在传位、交班问题上，遇到难题最多的应以唐朝为最；而开国帝王唐高祖李渊，首先就碰上了最感棘手、甚至是无法措置的难题。
开头那两句诗，只要调换一个字，变成“晋阳一旅兴王易，建业千宫继统难” （这里的“建业”作动宾短语用，而不代表金陵），就非常切合唐初的实际。
李渊带领建成、世民、元吉同胞三兄弟，据晋阳起兵反隋，很快就攻下长安，建立了唐朝。遵照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李渊登极一个月，即立嫡长子建成为皇太子，同时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为了在朝臣和诸子中树立太子的威信，高祖经常对建成委以重任，每次临朝，都让太子随侍左右，以帮助他洞悉国事，增长才干。而把领兵出征、削平四方割据势力、镇压各地农民起义队伍、广泛扩展地盘等重要军务，都交给了世民。本来，在灭隋立国过程中，主要是依靠世民的智谋和勇敢，现在，由于他战胜攻取，屡建奇功，勋劳卓著，就更加树立了崇高威望。
在这种情势下，双方都积极采取对策，壮大自己的势力，从而在王朝内部形成了两个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政治集团：一边是才华出众，功高盖世，时时觊觎王位的次子世民，一边是防范意识和危机感日益增强，必欲尽早剪除世民，否则无以自安的太子建成。在世民手下，有一大批著名战将，还有号称“十八学士”的谋士、智囊团队；而建成与元吉串通一气，外结朝臣，内连嬖幸、宠妃，在高祖面前交相诋毁、打击世民。双方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在这一始料未及的严重态势面前，高祖陷于极度的苦恼之中，突出地表现于他同世民的一次谈话。他说：
“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
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
“纷竞”是一种委婉说法，其实，他已经闻到了血火拼争、刀兵相见的火药味。他确实处于两难境地：明明知道，世民劳苦功高，应该得位；可是，建成据位已久，又腾不出来。这叫做“摸摸犄角也疼，揪揪耳朵也疼”，首鼠两端，莫衷一是。原本是想通过调节、说合，来缓解矛盾；结果，矛盾日趋尖锐，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现在，他又想出一个点子，于是对世民说：“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所谓“梁孝王故事”，是指汉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后为景帝），同时赏赐功勋卓著的次子刘武（即梁孝王）建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规格拟于皇上。李渊的意图，是想借鉴汉文帝的经验，通过施行“平衡术”来避免兄弟间的激烈冲突，缓解矛盾，以保全诸子。但他并未深加考虑，雄鸷残忍、野心勃勃的秦王毕竟不同于慈孝的梁孝王，如果令他独据关东，不啻如虎添翼，最后必然导致一朝二主，国家分裂。后来经过建成提醒，老皇帝也就幡然省悟，收回成命了。
在太子一伙看来，解除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立刻干掉秦王。可是，高祖又下不了这个狠心。恰好这时，突厥发数万骑兵大举进犯，太子趁机提议由齐王元吉代替世民率兵出征，以夺取世民的兵权；齐王又提出条件，要尉迟恭、程知节、秦叔宝等秦王府的大批将领随军出征，采取“釜底抽薪”的策略，来架空秦王，乘机杀掉。高祖并没有想到这一层，也就点头同意了。但秦王府的智囊却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立刻商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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