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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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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重要高干家里，都有组织分配的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专门照顾首长子女的保姆、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刷牙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
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及他们的家属沿着延安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不难看到首长来派人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早已经守候在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岗暗哨，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
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王实味和塞克等人，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视清高的傲慢”，因而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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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央研究院”对于文化人的照顾
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延安马列学院成立，附设一个编译室，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译述。王实味到延安之前，除文学创作外，曾翻译出版过西方著作计100余万字。洛甫同志（张闻天）早已注意到王实味的英文水平和翻译能力，在编译室成立后就点名调王实味去工作。
1941年8月，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由当时中央###部长洛甫（张闻天）兼任，副院长范文澜。内设九个研究室。35岁的王实味在中国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此不足四年的时间里，他共译出200万字的理论著作。
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112人中，知识分子出身的92人（占82％），工农干部20人；抗战以后入党的83人（占74％），大多数属于小资产阶级文化人。
在院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等。特别研究员有范文澜、艾思奇、王实味、陈伯达等，是“小厨干部服”待遇，每月生活津贴4圆半（当时毛泽东月津贴5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月津贴4圆）。
研究生为20至30岁的青年88人（占79％），是“大锅饭粗布服”待遇，每月生活补贴1圆2角或2圆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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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制，组织，单位
供给制乃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
延安时期的中###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工作）、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以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从此参加了革命也就是参加了工作，被纳入一个“单位”里接受组织领导、思想改造。
后来几十年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干部们填写履历表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栏目乃是“何时何地参加革命”或“何时何地参加工作”的资历，这是评定该干部的“供给制”待遇的一个首要因素。
“单位”制度源于对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其中经济生活的管理采用供给制。在革命队伍里，“组织”专指党的组织，而“单位”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层层机构、具体部门。全体公职人员都在组织安排下的某个单位之中。党、军、政的机关和群众团体、公营企事业，都是革命队伍一元化组织的不同职能部分。
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以及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大灶、中灶、小灶）的供给标准。供给制确定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不仅物质生活、还有政治待遇都依赖于“公家”的分配。饭碗是组织给的，一切依靠组织；离开组织不仅没有饭吃，还可能沦为反党分子。供给制保证了铁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经济基础就是供给制。
“三三制政府”准备实行“薪给制”
1942年艾青记载：很早就听说，边区政府部门将要适当采取“等级制度”，但现在尚末实行。即使将来实行了，也完全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因为边区政府是三三制的，各阶层各党派联合的政权机构；在达机构里，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的成份。
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们和八路军的将领们的日常生活，都非常简朴。他们一律穿布军服，住窑洞，吃的是两菜一汤，只在有客人来的时候添一点菜。每月只领取5圆零花钱作为生活补贴。而他们的工作的勤奋、日夜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热忱，更是令人钦佩。
但是对于统战对象，进步民主人士、开明士绅，就得要实行在一定条件下加以优待的政策。让一切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拿薪金；是绝对应该的；不然的话，工作就无法推动。
这个意见，就是后来供给制和薪给制并存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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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和薪给制并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的待遇政策是：
（1） 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实行供给制待遇；
（2） 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
A。没有家庭负担的实行供给制待遇；
B。有家庭负担的实行薪给制（工资制）待遇；
（3） 在国家机关中留用的旧政府职员：
A。在1949年9月底以前参加我政府机关工作的按其参加工作时的规定，实行供给制或实行薪给制工资待遇的，一般不再变动；
年10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除自愿实行供给制待遇的以外，一律按国家制定的新参加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实行薪给制待遇。
当时在国家机关中； 实行供给制待遇的占80 ％ 以上；在事业单位中约占三分之一，主要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和大部分新参加工作没有家庭负担的青年学生，还有极少数留在行政、司法等全部实行供给制待遇机关中工作的旧政府机关职员。
延安文化人进城后的感叹
在解放战争（1946—1949年）期间，延安的文化人，有的跟随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到了东北解放区，有的跟随华北大学到了张家口等新解放的城市，然后才转移到北平、天津。
延安的文艺干部，建国后大多成为文化界的领导人物，如周扬、丁玲、艾思奇、何其芳、刘白羽、郭小川等人。尽管他们担任了党政机关（###、文化部等）的高级干部，享受小灶待遇，生活和工作条件都获得很好的保障，衣食住行全包干，毫无“后顾之忧”；但他们日常的津贴费有限，平时一到市场（例如买书籍字画、上馆子请客聚会）就强烈地感到缺乏零用钱，心里多少产生意见甚至“有气”。
延安文化人大多是党的文职干部。他们身上多带着文化人的味道、嗜好，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喜欢逛书摊，也常常下馆子、喝酒、闲谈、访友。而那些未曾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文艺工作者，如艾青、凌子风、张仃、田间、欧阳山、孔厥、袁静等等，他们身上那种文化人习气保留得更多。他们大多是“中灶”待遇，伙食一般，津贴费很少，逛街时鲜明地感到缺钱化，所以经常表示不满意、闹情绪、发牢骚、说“怪话”。如艾青、孔厥等干部，因为这样犯了“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又经常挨批评。
小、中灶待遇标准的划分
从1949年到1952年2月基本上沿袭战争时期供给制办法。主要特点是：供给标准较低，大体平均，略有差别。除保障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需要外，还供给一部分家属的生活待遇。供给项目和供给标准以及享受灶别的条件全国不统一。
政务院在1950年6月颁发的《关于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小、中灶伙食待遇标准的规定》中按照职务和资历（参加革命的年限）作了如下划分——
享受小灶待遇者
（1） 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的高级干部、委员等；
（2） 厅、司长及其他同级人员中，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0年以上者。所谓“参加革命工作”就 是指入党、入伍的资历。
（3） 正副处长及其他同级人员中，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2年以上者。也就是抗日战争以前入党、入红军的干部。
（4） 参加革命机要工作连续期满15年以上者。
享受中灶待遇者
（1） 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各机关正副科长级、地方机关正副县长级，参加革命工作期满8年以上者。
（2） 一般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2年以上的，及期满15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并安心工作者。也就是主要按照党龄、军龄计算。
（3） 会计、审计、医生、司药、护士、机要、报务、文书、印写、档案、演员、研究员、编译、记者等人员能掌握业务，安心工作，从事该项工作连续期满8年以上者。
凡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工作的享受供给制待遇的民主人士及专门技术人员，按职务评定灶别不计年限；但中央机关须经部长以上、地方机关须经省主席以上首长批准。
供给制的变通——包干制
1950年，干部们的供给制大部分变通为“包干制”。就是由各单位（国家机关）发给一定数量的实物和货币，由领取者自行处理。主要在伙食方面，自己向食堂购买“饭票”等。至于服装（干部服）还是由组织上按级别发放；住房，还是由各单位按级别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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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供给制生活的回忆
（一）何其芳
何其芳是老牌的延安文化人，是领导干部。平津解放后，何其芳到了北平，在马列主义学院任教师，后又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解放初期，他作为一个供给制干部，级别不低，享受吃小灶的待遇、生活水平较好，政治地位较高；但津贴费零花钱不够用，他的手头还是缺乏人民币的。他1951年3月26日写给沙汀的信中说：“我在整风后写的小册子过几天就寄给你。因为现在身边邮寄的钱都没有了。我们仍是供给制，发了津贴仍常常很快就化光。不过住在城外，进城的时候非常少。身边经常没有钱，也多少感到不方便。”
（二） 符家钦
1919年生于四川合江，1943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他在晚年回忆说：
我从1950年5月应政务院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前身）副局长刘尊棋电召，从重庆来到北京，参加对外报道工作。
当时大家过着供给制生活，我按小灶待遇，工作条件很好。但每月津贴费不过小米480斤，合后来的“新人民币”48元钱，平时不够花销。
（三） 吴文 （女）
1916年生于江苏江阴，1935年在上海参加救国会，1938年2月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北京任司法工作。她晚年回忆说：
1948年冬，当时在河北平山县的中央社会部抽调组织干部进京，接管国民党北平政权。我毅然辞别病中的丈夫和在幼儿园的儿子，登上征途……满怀豪情，星夜兼程北上，同行队伍中有个老北京，自然成为大家羡慕咨询的对象。他趁机得意地摆开了龙门阵，什么北京有多少城门呀，什么有名的老字号餐馆、菜肴呀，说得大家垂涎欲滴。当时我党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派人与傅作义谈判，我们便留在良乡、香山等处待命。
1949年2月1日，随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从西直门进入了渴望已久的北平城。迅速接管了原北平警察厅（她被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副科长）。那时，生活上还是供给制，大多数人是吃“大灶”的低级干部，每人穿的是只有大、中、小三种型号的粗制布衣；每月零花钱，只有两元津贴；吃的是窝头、白菜汤。粮食虽紧，但上级规定，要保证工作人员吃饱……后来改为工薪制，生活真的就改善了。
50年代，到北京市检察院任处长。每天工作三个单元（上午、下午、晚上）。记得有个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对晚上去看电影还要请假很不习惯。我家当时只有三口人，平时不回家，办公室里放张床，儿子在小学住宿，全家每周相聚一次……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供给制
王正晚年回忆说：当我们这些人刚参加革命时，都很年轻，毫无资历可言。那时候，在一般革命队伍中，干部 的职位有高有低，但待遇只分三个档次。
最高的是“小灶”，拿我当时所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来说，只有廖承志院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一人享受此待遇。
其次是“中灶”，延安来的老同志，和上海来的著名艺术家，其中包括吴雪、金山、孙维世、任虹、李之华、张瑞芳、路翎等都在此列。
余下来的人就都是“大灶”了。营、连、排级干部也好，普通战士也罢，都同等待遇。也就是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领取同样多的津贴；我记得开始时没有什么钱，后来每月发零花钱6万块旧币，也就是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6元新币（合今人民币60元）。我们这些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属于这个档次。
在那个年代，我们常年生活在工农兵群众中。思想改造是第一位的。我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验生活”，而真正与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感情与他们打成一片。只有这些都做得合乎要求了，我们才能谈到写作。写作多是配合政治任务。领导出题，我们作文。有的领导“抓创作”“抓”得很细：写作前要认真讨论你的创作提纲；写作中要随时过问你如何处理一段一段戏和一个一个人物，甚至事先给你规定了有些重要台词应该如何写；作品完成以后，还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讨论。通常一个剧本要经过许多次修改才能获得通过。在那个年代，由于剧本不符合领导的要求而被“枪毙”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作品被“枪毙”倒还事小，如果作者由此而遭到批判和惩处，那就一辈子也难以翻身了。所以，在剧本中，每一段戏，每一句话，都要紧扣主题。“艺术标准”总是次要的，“政治标准”永远第一。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打算写什么人物，如何结构以及如何展开情节，都涉及作者的“阶级立场”问题。感情描写要特别当心，严防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流露。个人的爱好、情趣 、风格都尽量隐藏，艺术独创性只能在严格规定的范围内小心地发挥。广大群众所关注的社会焦点，个人生活的真切感受，都是不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或“独立见解”来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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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所的供给制
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培养作家的干部培训基地，于1949年开始筹备，1950年10月在北京诞生。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工作计划，全国文联第四届扩大常委会的决议，经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通过后正式设立。
丁玲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所长），张天翼为副主任（副所长）；叫“主任”还是叫“所长”，当事人前后说法不一，但意思是一样的。田间为秘书长，康濯为副秘书长。下设行政、教务两个处。行政处长是邢野，教务处长是石丁；陈淼兼任丁玲的秘书。其他工作人员有些是从文协调来的，有些是从社会上招聘的。据马烽说他“被文化部指定为所里的党支部书记，为了工作起来方便，挂第二副秘书长名义。”第一期学员的情况很特殊：既是学员，又是工作人员；而图书资料员也参加听课学习。这是办所初期的特色。
关于经费问题，文化部长沈雁冰说：“我曾同周扬、西谛（郑振铎）商量过，可由文化部承担。” 鲁迅文学院的展览资料说，1950年的开办经费由文化部教育司拨给，总计1800匹布，折合小米万斤。看来文化部给文研所的办公经费是上不封顶的。行政编制也很特殊。只有几十个学员的“研究所”，能建立一个有几万册图书的图书资料室，图书管理员最多时达8个人，比一个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的人多两三倍。图书资料也全部由文化部出钱购置。
在文学研究所，对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无论原来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无论是工人、农民、战士，还是干部、教员，来这里后一律享受供给制。从学校的角度，他们是学员；从组织的角度，他们都是党的干部。
学员徐刚说：“那时实行供给制，保留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按大、中、小灶待遇。凭一纸介绍信，就可以乘志愿军的车，吃部队的饭，领志愿军的棉军装、皮帽子、棉鞋。到地方去就吃地方的大锅饭。”
那时，一看你吃的是什么灶，身份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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