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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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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午后内子往校，领3月份500倍补发薪7万2千元。市上银圆已涨至4千余元一枚，浙大同事到处争购，内子无所得而归”。9日：“早人城，以7万元买金二钱五分，入晚每钱涨四五千元”。11日：“午后往校领研究费（500倍）5万8千元，买金一钱五分，银洋二枚，半日为钱财奔走”。3月25日：“物价日涨，袁头银圆万金元一枚”。28日：“早与伦清赴校取米7斗，营营半日，小事亦有计较心，徒费精神，后当痛改”。
4月7日：“领得1500倍薪水，共19万8千元。午后入城购得黄金一钱，18万5千元，昨日尚仅11万余也”。9日“午后为领薪20万金圆券，往众安桥买银圆3枚，奔走甚劳，近三四日金银物价风狂上涨，经济崩溃无法挽回矣。心叔从之江来，有朋友南开大学来信，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待遇犹在劳工之上”。l0日：“今日发校薪1万倍，予得132万元，托伦清往市购得金戒三钱。抗战以来，公教人员以生活窘苦，皆孳孳向利，大学同事每闻发薪，即打点上市，为数万元市价争先恐后，恶俗不堪”。13日“又发校薪1万倍。声越谓各同事坌集金店，张皇奔走，数张钞票，弄得一班穷酸子六神无主”。22日：“袁头涨至40余万，今日发薪66万，不够2银圆”。
金银一日数变，连寄信邮费也不断地涨。夏承焘在日记中多次记下了邮票涨价前大量发信的事。2月20日：“明日邮票涨五倍，晚发各友人复信六七封”。3月31日“早发七函，闻明日邮费又大加矣”。他在3月9日的日记中曾叹息：“社会经济破产到此，当局犹作无用之挣扎，徒苦民耳。”
从夏承焘日记可以知道：当时人们领到以金圆券发给的薪水，尽快去换取银圆或黄金，方能保存价值。2月5日，发薪1350元金圆券，值1银圆。4月9日领薪20万金圆券，买银圆3枚。22日发薪66万，不够2银圆；袁头涨至40余万金圆券。……
又参照竺可桢、包天笑的日记，可知物价飞涨的程度。杭州每石（160斤）米价：1948年11月7日250元，上海到450元。1949年1月4日每石700元，6日860元，10日每石1000元；2月5日每石13500元；3月29日上海米价涨至每石9万元；4月3日，上海米价涨至金圆券16万；8日杭州米价25万，16日60万，17日米每担已超出100万元之外，上海白米价每石120万元；21日：“米上午140万，下午180万一担矣。”
……然而南方解放前的米价，每石10银圆左右，当时这个比值却是相对稳定的。
可见金圆券通货膨胀已濒临灭亡。当夏承焘教授听说：天津解放后，南开大学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日常生活费用得到了保障；对比之下，他必然痛恨国民党的腐化败落，期待共产党的廉正、开明。
顾颉刚的记述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取代法币。顾颉刚对此不抱任何幻想。
10月14日家信中说：“可怜的金圆券，出世不到两个月，已经贬了十分之八的价值了！”
15日顾颉刚日记写道：“8月19日发行金圆券，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是未及二月之中物价已涨至十四倍也！可畏哉！”
12月初，顾颉刚乘飞机回到上海。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亲历的金圆券崩溃过程——
1949年1月18日：“一切皆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大家有活不了之叹！”
3月3日：“予薪水十二万（金圆券），不为少矣，而近日银圆价二千七百元，是亦不过四十余（银）圆耳！”31日：“今日发表物价指数达3402倍，物价之疯狂上涨可知。今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金圆券），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矣！……以前所谓‘经济崩溃’者，至今日竟实现矣！”
4月5日：“袁大头一枚，值金圆券二万###千矣，与美金几同值。”（笔者注：“袁大头”指民国初年所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10日：“大头扶摇直上，至六万元矣！”15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１５１４０倍。大头价１３万。”16日：“银圆涨至十八万矣！可骇！此真使人窒息！”22日：“今日大头价至４６－４９万。”27日：“大头一枚至一百卅万。”29日：“大头价至三百六十万。”30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３７１３４４倍。银圆价经政府公告为每枚合金圆券四百万元，不分小大头。” （笔者注：“大头”指袁世凯头像银圆；而“小头”指孙中山头像银圆。）
5月20日：“银圆压了好久的四百万元，昨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今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予购豆腐时每方二十万，傍晚则三十万矣。在如此情形下，只得人食狗彘食，方可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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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的记述
包天笑（1876—1973）曾任上海《时报》主笔。他在1949年的日记也是历史的见证。
包天笑感到了切肤之痛。他最关心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海来，他得知“上海现钞非常缺乏，中央银行发行本票，分5千、1万、5万、10万四种，数量无限制，不必提出交换，现已先发行金圆券5万元的，这是变相的发行大钞。上海米价涨至9万元，煤球每担2万元。问人情如何？ 说：大家存着“共产党来也罢，不来也罢”之心，“依旧醉生梦死，过一天是一天的糊涂日子”。
4月1日“中央银行发行5千元及1万元的新钞票。上海银圆，涨到每枚1万6千元”。4月3日，“上海米价有涨至金圆券16万者，现钞仍缺乏”。可见米价跟着银圆滚，10 枚银圆一石白米。4月8日，“上海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大家都说无办法”。4月15日，他向新近从上海来的陈小蝶打听情况，“上海是麻木状态”，“新近到过杭州，杭州也是如此”。
4月16日他接到上海来信，50万稿费连3枚袁头也买不到了，市价每枚银圆17万。卖文已不堪维生。4月17日，“昨日上海市价，白梗（米），每担（石）120万元；银圆，出了20万元关。饰金，进，每两850万；出，940万。鸡蛋每个4千元。猪肉每斤7万”。
5月1日，包天笑日记中载有南京4月29日解放后的消息。南京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金圆券为非法通货，但为了人民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1元值金圆券2500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金银绝对禁止运出解放区，人民手里的金银只能卖给人民银行，不准用做贸易的计价标准，或进行买卖。进入或离开解放区都不得携带超过一两的任何金饰和四两以上的任何银饰。
5月10日，南京消息，“日用品尚不昂贵，白米每担仅售银圆3至4枚”。可见南京解放后米价回落。5月11日，有客自苏州来，“苏州自###入城后，金圆券已禁止流通。人民币也同样流通，比率尚未公布。……白米每石银圆4枚，中国农民银行，已改为人民银行”。苏州米价跟南京一样回落。然而，人民币尚未站稳足跟。（部分摘自傅国涌编著《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
５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
从银圆价格看金圆券通货膨胀
包天笑日记，跟顾颉刚日记、竺可桢日记、夏承焘日记可以相互印证。
从他们四人的日记可以知道：1949年上半年，沪宁苏杭地区解放之前，银圆才是价值比较稳定的硬通货。当时米价每石10银圆左右，也就是每1银圆大约可购买16斤白米，这个比值却是相对浮动不大的。南京、苏州解放后，米价回落到4银圆1石（160斤），也就是回到30年代的平均水平。这就可以理解了。
2月5日，1银圆值1350元金圆券；12日，值1430元。3月3日，值2700元；8日，杭州银圆已涨至4千元一枚；3月25日，银圆1万元一枚；31日，1万3千元。4月1日，上海银圆涨到每枚1万6千元；4月7日晨每圆2万3千至2万5千元；8日：“袁大头今日上午3万5千，下午至4万余。”9日杭州1银圆合6万7千金圆券；15日，银圆价13万元；16日17万元；17日20万元；21日：“袁头下午已23万”。22日银圆涨至46—49万金圆券；27日130万；29日360万；４月３０日：“今日银圆价经政府公告为每枚合金圆券400万元，不分小大头。”（笔者注：“大头”指袁世凯头像银圆；而“小头”指孙中山头像银圆。）
5月20日上海银圆一枚价2700万元。19日“国行挂牌为960万，然实际之价已为1400万。20日下午升至2300万，及傍晚则升至3000万。”……7月广州一块银圆，折合金圆券5亿元至8亿元。
这样的通货膨胀达到天文数字，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生过。
人民币的新时代
国民党的“金圆券”垂死挣扎，而共产党的“人民币”方兴未艾。
解放战争时期的流行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而民主政府的德政之一，就是人民币的财政取代了法币、金圆券；共产党的恩情，就是做到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
知识分子也就唾弃了国民党的金圆券、银圆券，接受了共产党的人民币。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面值最小的是1元券，还有2元、5 元、10元券等。
1949年上半年，北平、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接连解放。在这期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一败千里，金圆券的币值也一落千丈。实际上许多大城市主要使用旧有银圆或美金甚至金条（在天津上海等地）、或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发行的港币（在广州和南方侨乡）。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不久，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以金圆券6元兑换人民币1元；对于工人、学生的优惠兑换率则为金圆券3元兑换人民币1元（限额金圆券510元）；1月31日北平解放后，2月2日比价降到金圆券10元兑换人民币1元，20天内迅速结束了兑换工作。
4月29日南京解放。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5月8日前金圆券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1元值金圆券2500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
5月2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六天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市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价（1银圆 ＝ 人民币8百元），在一星期内收兑完毕。6月5日起，中共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完全禁止金圆券流通。
人民币发行后，也面临着经济困难和金融动荡的危险处境。不到一年，在1949年9月中就发行了5千元及1万元新钞。这几年之间也免不了通货膨胀。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市场掀起过4次物价飞涨的大冲击波。1951—1952年，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措施，全国物价波动逐渐缓和、趋于平稳了。（参看本书附录）
这是国民党政府在40年代的整整十年间从来没有做到的。人民币克服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由此逐步获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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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们领取了人民币
1948年12月，北京西郊海淀市场上出现了人民币。当时金圆券2元折合人民币（当时又称为人民券）1元。其他如长城银行券及各种解放区流行的钞票各有各的折合率。但物价飞涨，附近老百姓到清华园内卖菜、肉、鸡蛋等，都希望他们以煤油、面粉去换；对于各种钞票都不够信任。金圆券已受到唾弃，而对人民币还不放心。
1949年1月10日下午，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和教育委员会张宗麟等同志来到清华园，在大礼堂开会。由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主持。钱俊瑞宣布：正式接收清华大学，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解放的大学”。并宣布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提倡民族主义、民主思想、科学精神。在校内，取消国民党教育中之训导制度，取消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一切暂维原状，薪水仍用等级制。至于高等教育的改进方案，待北平解放后，统盘筹划。”
共产党接管清华园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暂时先给他们发放人民币和一部分粮食，教授可以得到大约900元人民币和30斤小米。这是他们头一次领取人民币。
1月15日，从张家口运来的小米还没到，每人先分得20斤玉米。但因物价飞涨，900元人民币实际上连一袋（44斤）面粉也买不上，买肉也就15斤左右。第二天，浦江清教授领到人民银行现钞400元人民币，浦江清夫人也领到200元人民币，就约了朱自清夫人、余冠英夫人、杨业治夫人等一起去买菜，猪肉65元一斤，花生米25元—斤，纸烟25元二十支，“蔬菜价亦甚昂”。金圆券已停止使用。
1月22日，因为传说“傅作义投降了”，海淀市面上的物价有所下跌，肉40元一斤。然而到了第二天“和平之音尚未证实”，而且还隐约听见炮声，“西郊物价又上涨”。
1月29日是旧历新年，虽然清华园内几乎家家户户都很穷，花生米、纸烟、杂糖及他家自做的赤豆糕都成了珍品，可是大人小孩都很高兴。不过在1月31日举行的教授会上， “教授们因过年过得太穷，大发牢骚，说话不客气，主席冯公（文学院长冯友兰）多方辩护，也很失态”。
浦江清日记1949年2月2日载，清华大学委派代表到青龙桥去与文化接管会接洽，据说：“不久即有100万人民券及若干斤小米可发到清华以应急。教授每人仍同上次，可得人民券900余元，小米60斤云。至于1月份正式薪金则根据去年11月份南京政府所发薪水及一袋（44斤）面粉、200斤煤球之价值，折合成当时购买力之小米数，以此为标准而发薪。如此则教授最高薪额者可得1300斤小米云。”
1300斤小米，价值为标准银圆68圆，相当于今2050元。这个数字，也就是1948年8月金圆券改制时教授的薪俸额，或11月份国民党政府所发放的教授月薪。
教授们的心态，初步得到平衡了。
有此消息，所以浦江清仍去“定冰”，就是按照老北京的习惯，冬天在自家冰窖里库藏大冰块，留待夏天作为“冰箱”冷藏食品。日记写：“今年定1500斤，与杨家合定。去年浦家单定1000斤。起初认为今后或许伙食很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搁到冰箱里面的，所以要把已定之冰勾销。经商量后，姑且又定下了。1500斤冰要60斤玉米这代价。”
1949年2月5日：“下午发薪。仍非1月份全薪，乃是一部分维持费，数额同1月15日所发。教授约可得人民券千元，此外每个同人得小米60斤，比上次多20斤。企罗（夫人）也得到小米30斤，人民券300余元。出纳处但发支票，未领到现款。”
这次旧历年，工钱及赏钱，家中雇佣的老妈子得到200元人民币，相当满意了。
1949年2月7日：“上午到海甸去买肉菜，猪肉50元一斤，买了二斤。纸烟两盒，70元。企罗要吃的中药两帖，90元。生花生30元一斤。赤豆8元一斤，白米15元一斤（要了廿斤）。这次海甸之行，用去我950元。昨天所得到的钱，一天内已用得差不多了。以购买力而论，则人民券千元，可购白米七十斤，仅合战前大洋5圆而已。而现在市面上袁世凯头大洋，确是180元人民券一个；所以人民券千元合袁头大洋6块不足。……”
可见，当时人民币仍在贬值，市面通用银圆。1银圆合大米15斤。教授们的生活还是很困难。
难怪此后几年内，薪金一直按照实物（小米斤数）计算，折合成当月的人民币值发给。
北平军管会接管北京大学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取北平的若干大学教授，要“抢救”到南京。开了一个名单，15所大学都有。北大应该“抢救”的教授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北京大学接到这份名单，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太好办，决定公开，便要离平者登记。结果有些名单上的教授不想南行，有些讲师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陈寅恪教授等人都走了。12月底，位于城内沙滩的北京大学仍在上课，北大同人得到了透支三个月薪水（金圆券）以应变，而且年内所应发的一部分实物分配如布、糖等，城里的公教人员都已领到。
1月29日浦江清日记，写到当天有些北大朋友从东城区（沙滩）到清华园过春节的情况：“旧历元旦日。晨起甚迟，吃莲心红枣汤，点缀元旦。我们都很高兴，小孩尤其喜欢。……早上，有些客来，游泽承（即北大教授游国恩）来，他是昨日下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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