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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了《巨富作家二月河》一文，提供了如下案例：
　　长江文艺出版社造就作家富翁作者二月河，现在版权收入已超过一千万元。
　　支付给二月河的稿费，从1991年《雍正皇帝》第一部每个字25元，涨到第三部的45元。另外，二月河还可以拿到1％的版税，即加印码洋的1％。到1995年，《雍正皇帝》行情看涨，每套定价58元，当年销售8万套。长江社主动将二月河的版税从1％调高到　6％。到2000年，中央台播出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江出版社把每套定价涨到80元，当年售出达25万套。仅此一部小说，长江出版社共销售50万套，总码洋为2000万元，一共支付给二月河稿酬150多万元。同时，二月河在河南出版了他的另外两部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和《乾隆皇帝》，获得400多万元稿费和版税收入。
　　2000年，长江出版社又与二月河签订出版合同，于2001年推出《二月河文集》，包括已经出版的三部作品，每套定价310元，目前已售出了3万套。合同规定，长江出版社在5年内销售不少于10万套，并按12％的标准付给二月河版税。长江出版社决定，当年内就付清330万元。而且，中央电视台改编二月河的小说，也要付给他一大笔版税；这几部作品还被改编成广播剧，并予以出版。据此，二月河的收入，肯定超过了1000万元。类似的情况不少。过去生活清苦的作家，如今靠着畅销书便翻身了。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首版于1993年；到2001年上半年，已累计印行94万册。陈忠实所得的版税已达200万元。21世纪初，《白鹿原》还在以每年5万册的数量加印。
　　四川作家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出版于1998年，2001年获“茅盾文学奖”，目前，各种版本累计印数已达32万册，作者仅版税一项就收入70万元。加上图书的海外版权和电视版权（阿来以15万美元卖出《尘埃落定》的英文版权），阿来的收入已超过200万元。
　　文化奖
　　文化奖的奖金每届皆不固定，中国作家协会设立的茅盾文学奖，5年一次，只奖优秀长篇小说。第一、二届为2000元，第三届为5000元，第四届为10000元。新设的鲁迅文学奖为2000元；儿童文学奖是3000元，少数民族文学奖是1000元至3000元。作家获此类奖，更为看重的是名誉和荣耀，而非奖金。80　年代所评的国家级各类文学奖，奖金则更少，一般只有1000元。而一些刊物所设的大奖，其奖金倒比政府奖高得多了。比如，云南《大家》杂志设10万元红河大奖，辽宁“布老虎”文化有限公司以100万元悬赏现代城市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也从2000年开始，每年以10万元奖金设立了“文学拉力赛”，第一年获奖的是王蒙的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从2001年起，《当代》又增设了3万元的中篇小说奖和1万元的短篇小说奖。　（以上根据近几年报刊资料）
　　

改革开放开始调整工资
至于工人阶级，到1971年只有三级工以下及相似最低工资的人员，少数才调整一级工资。绝大多数职工的工资处于十几年长期冻结状态。中国的经济生产力停滞了十几年，落后于世界各国几十年。这种历史的大倒退，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严重。1979年根据国务院文件，全国中下等级别的干部连续调了两级工资；但是副教授以上的知识分子，只有个别升级。
　　1982年全国教职工调整工资。以清华大学为例，普遍晋升了一级工资。1960年前大学本科毕业并参加工作、工资相当行政20级及其以下的，都晋升两级工资，由月薪62元升为78元，有少数从助教升任讲师。1966年前大学本科毕业生并参加工作、工资相当行政21级及其以下的青壮年教师（职称都还是助教），也晋升了两级工资，由月薪56元升为69元。
　　（注：1982年人民币1元合今元。）
　　1985年，学校遵照国家有关工资改革的文件规定，执行“结构工资制”。工资结构分为：（1）基础工资、（2）职务工资、（3）工龄工资三部分。每月基础工资加职务工资，教授为160—280元（原工资超过此数的保留），副教授为122—160元，讲师为97—131元，助教76—113元。工龄津贴为每年工龄元。全校教职员，人均月增资元，平均工资为元。（注：1985年人民币1元合今元。）
　　从1986年10月起，在教育、科研、卫生等部门施行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重点评定大学教授、副教授、讲师，科研单位的研究员、副研究员，技术部门的高级工程师、医院的主任医师等高级、中级职务，相应地提高工资。根据劳动人事部劳人薪（1986）96号文件精神：“重点解决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工资问题，适当解决1985年工资改革中部分工作人员存在的突出问题”，清华大学教职工中有3000余人调整了工资；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学校决定并报国家教委批准，对在完成学校各项任务中有显著成绩的17名教职工，自1986年12月起每人晋升一级工资。
　　1988年，根据上级关于解决部分中年专业技术人员工资问题精神，清华大学有1　407名中年专业技术人员（重点是担任中级技术职务的人员）提高了一级工资。与此同时，学校自筹资金，以浮动工资形式，适当调整了部分行政人员和工人的工资。职工中浮动升级的789人。
　　1989年，普遍增加工人收入，经过技术考试或考核，晋升浮动工资。
　　1990年，根据国发＇1989＇82号文件批转的《1989年调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的实施方案》，清华大学在职人员除每人普调一级工资之外，有6500人升了第二级工资，803名退（离）休人员全部调了一级工资。与此同时，学校经国家教委批准，利用部分自筹资金调整校内浮动工资，全校有3　708人向上浮动了一级工资，有644人由于在各条战线上作出突出成绩获得奖励浮动升级。
　　1992年，在全国2300万专业知识分子中，有542万人获得了高级职称。
　　1993年，高等院校实施新的工资制度。以清华大学为例，教师的职务工资为：
　　教授390—720元，副教授275—555元，讲师205—435元，助教165—253元。
　　津贴部分按工资构成中占30％计算，由学校制定考核办法，按各人工作成绩评定等级发放。
　　教师的平均工资相应提高：教授（及相应职务）由每月356元上升到708元，副教授由284元上升到475元，讲师由233元上升到344元，助教由185元上升到286元。职员的月平均工资，正处级由290元上升到474元，正科级由242元上升到350元，科员由195元上升到261元。工人的月平均工资，由209元上升到298元。（注：1993年人民币1元合今元。）
　　

岗位奖酬金和“校内津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试行办法总则》规定从1980年1月1日起建立清华大学基金，主要来源为预算外净收入，分为校建设基金、校奖励基金、系（处）建设基金、系（处）奖励基金。奖励基金用于学校规定范围内的奖金和集体福利。奖金设有综合基本奖、单项超额奖及各项优异成果奖、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奖等。综合奖一般每月5元，以后逐年有所提高。
　　1988年开始实行岗位奖酬金。
　　政府特殊津贴
　　根据人事部关于政府特殊津贴的有关规定，1991年，清华大学104名教授（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每人每月100元。（注：1991年人民币1元合今元。）
　　1992年10月，又有327名高级职务的专家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其中每月100元的166名，每月50元的161名。（注：1992年人民币1元合今元。）
　　1993年，又有268名高级职务的专家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其中每月100元的122名，每月50元的226名。另外，由1992年每月享受50元的161人中提升80人为100元。（注：1993年人民币1元合今元。）
　　但这些只是初步的补助金，显然杯水车薪，未能根本解决问题。
　　1996年的统计数字说明什么？
　　1996年进行的城镇居民抽样调查所得数据如下：
　　在国家事业单位中，大专以上就业者人均年收入8521元，平均月薪710元。
　　其中，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人均年收入12047元，平均月薪1004元；最高收入不到每月2000元。中级职称的知识分子（讲师、助理研究员、工程师等）人均年收入9210元，平均月薪767元。当年全国大学应届毕业生约80万人，毕业后第一年月薪起点约200元；硕士、博士月薪约250—300元。
　　作为对照，可以举出从政（政府干部）和从商（外资商务企业雇员）的待遇。
　　（1）政府官员的待遇：1996年的统计数字，司局长级人均年收入11967元，平均月薪997元；处长级人均年收入10507元，平均月薪875元。然而，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我国科长以上“政府干部”1000万人，除了“票子”以外，还享受“房子”、“车子”、“馆子（宴席）”等优惠待遇，这些都是一般知识分子可望而不可及的。
　　公款汽车消费：1993年公款购买“公车”支出400多亿元，年使用费（汽油、维修保养等）300多亿元，为公车雇佣160万名司机的工资福利等费用300亿元，总共超过1000亿元；1996年公务用车达到160万辆，车价总值约4000亿元。
　　公款宴请消费：每年2000亿元以上，平均每个干部20000元；
　　高干及中层干部的公房消费：处级干部每人三房一厅约120平方米；局级四房二厅约180平方米，等等，只收象征性的房租；
　　公款电话及手机通讯消费：为科处级以上干部配备家庭电话、手机，并报销通讯费用（每月电话费80元），公家出钱、私人消费，平均每人每年2000元以上；
　　其他还有公款出差出国（变相旅游）、公款疗养的消费，等等。
　　总之，虽然各级领导干部名义工资不多，但是沿袭了供给制的“住房、交通、宴请、差旅”包干的优惠待遇，政府官员的实际待遇要比同样资历的劳动知识分子高出10倍以上。
　　举世公认，中国人民赡养着昂贵的政府官员。由于国家财务开支不堪重负，20世纪末，我国政府开始公务员制度改革。
　　（2）外资商务企业白领阶层的待遇：随着改革开放，外资投入涌入中国，在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等地的外资商务企业出现了新兴的“白领阶层”。他们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熟练业务，并流利使用一门或两门外语，会操作电脑、会开车，年龄一般在25—35岁之间。目前人数大约为300万。
　　初级月薪2000—5000元；几乎全是大专毕业生；
　　中级月薪5000—10000元；大学本科学历占70　％　，研究生学历28　％，大专学历2　％；
　　高级月薪10000元以上；大学本科占40　％　，研究生40　％　，留学归国　20％　左右。
　　许多教授、工程师的子女毕业后进入外资企业白领阶层的行列，收入比他们的父母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
　　（以上据报刊公布的一些调查资料综合而成。）
　　由上述统计数字可见，我国知识分子的待遇实在太低了！
　　

人才是最大的资源（1）
20世纪90年代，以“高科技”为核心的信息革命正在发达国家兴起。“科教兴国”成为我国人民最迫切的愿望。
　　然而，科教兴国必须先振兴科教！于是许多有识之士出面，大声疾呼：必须妥善解决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刻不容缓！
　　谈“才”与“财”
　　在1997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五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吴文俊老师发言：“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希特勒把一大批人才（学者）‘送’到了美国，美国发了一批‘才’；前些年苏联解体，一大批人才（学者）又投奔到美国，美国又发了一批‘才’。现在我国……人才问题很重要！但是，没有‘财’留不住‘才’，无‘贝’之‘才’无法留！要留住人才，就必须注意解决知识分子的工薪和待遇问题。”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系甘子钊主任介绍：北大物理系恢复高考以来，历年占学生总数1／3的最优秀学生几乎都出国了，仅在美国就超过500人。他忧心忡忡地说：“人才流失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
　　1995年，一项以国家级学术带头人为调查对象、抽样范围达4000人的大型调查显示：在院士主持的课题组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成为科研主力。遗憾的是在调查中发现，由院士主持的课题组中，35岁以下的科研人员安心工作的仅为17％，而“不安心”或“只有一半安心”的却达59　％　；在院士们主持的国家级项目中，3年来，人员流动“较大”或“个别流动”的约占72　％，而“不流动”的只占10　％；在流动人员中35岁以下的中、初级人员最多，分别达到59　％和62　％；流出的人员去向，排第一位的是出国，占67％；排第二位的是到科技实体、公司，占18　％；　这项调查的结论是：35岁以下的年轻科技队伍严重不稳，特别是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课题的队伍中，那些具有初、中级职称的35岁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他们的不稳定已经使得国家科研队伍流出大于流进。
　　据首都高校师资管理研究会1996年对在京6所高校的统计，近年来，1982届至1991届毕业的大学教师已流失％，其中，首都医科大学1982届至1989届毕业的教师流失75　％，1989届至1991届毕业的教师流失40　％。
　　据《劳动报》1996年9月3日报道：80年代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突破20万，然而20万人员中只有7万余人学成回国。人才流失触目惊心！
　　1998年3月，在全国政协第九届第一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朱震刚说：“中国科学院系统现有123个研究所，600多名院士，5万多科技工作者，这支队伍是一个庞大的人才宝库。但是国家每年几个亿的投入太可怜了，多数研究所拿到的钱仅够发工资，国内搞基础研究的中青年人才都快跑光了！”
　　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兰州大学校长忧心忡忡地说：过去10年；兰州大学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可以再办一所同样的大学。在西部地区；兰州大学具有一流教学质量和师资队伍；但人才流失却使兰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兰州大学并非孤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科教人才流失已成为普遍现象。中西部地区是人才流失的重灾区。据统计；山西全省高校“九五”期间硕士研究生以上的人才流失达1500多人；这些人才相当于两所大学的师资。人才流失的原因；除少数属于工作需要、解决夫妇分居等；绝大多数与待遇和工作环境直接有关。
　　东部沿海的人才流失状况也不容乐观。据华东交通大学的统计；该校教授流失人数2001年为11人；2002年增加到19人。
　　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教育系统每年公派出国留学的人员中；　90　％　以上为中青年学者；　而学成回国率不足40％；即使回国的人员也有相当一部分流失到企事业单位。外企也是抢夺高校人才的桥头堡。微软中国研究院的60多名研究人员中；20名有国外留学背景；40名是中国著名学府的博士。
　　优秀骨干人才流失的趋向：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流动；沿海地区向外企或国外流动。
　　除了人才流失；我国高校还存在着人才使用效率低、职称结构老化现象严重等问题。2000年有关部门曾对全国100名硕士学位以上的中青年教师做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占10　％；　基本发挥作用的占21％；有相当余力未发挥作用的占44　％；　不能发挥作用的占25％　；这样；高校的教育质量必然下降。
　　必须提高科教投入
　　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效益最高的投入是科教”。以香港为例，特区政府十分重视对科教的投入，高等院校不但研究经费充足，而且教师的工资也很高，一个大学讲师的月收人可达4至5万港元，这待遇甚至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人才济济，使得香港的经济迅速发展。再说美国，据重庆大学陈景秋教授介绍：“我国1998年教育投入109亿元，只相当于美国哈佛大学一年的经济投入。”
　　我国高等院校经费短缺不仅造成大量高科技人才流失，而且影响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
　　专家学者们分析了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概括如下：
　　第一，知识分子生活待遇低，特别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例如：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每月仅有200元左右的生活费，毕业后也只有300元左右的月工资。这种待遇，连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维持，这是造成人才外流的一个主要因素。
　　

人才是最大的资源（2）
第二，管理体制问题。目前缺乏有效的人才管理体制，各级政府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