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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北京市文管处的人物、时间、次数
　　叶群本人来过文物管理处三次。第一次来没取走文物。第二次取走最多，到库房见什么要什么。第三次来之前一星期就打电话告知：“首长要来”。
　　林彪、叶群的随员来过155次。这只是根据窃取文物的单子（发票）统计的，全数要在300次以上，因为有时一天来两三次，另外在书房的次数还未计算在内。最后一次是1971年8月10日。（注：文中所谓发票是指廉价购得文物的单据。）
　　陈伯达来了80多次，最早一次是1967年5月同戚本禹一起去琉璃厂原文物清理小组，1967年8月搬到府学胡同后，来的次数就多了，这个数字也仅是从单子上看。
　　叶群秘书××来，陈伯达介绍：“××来拿东西让他拿走，记在我的账上。”在1970年8月才知道是给叶群取走文物的。平时××说“给最（高）首长拿的”。……
　　（二）来文物管理处窃取文物的清单
　　林彪、叶群取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有的没收钱。收钱的共计元。按国内收购价应为3431661元。其中珍品118件。
　　陈伯达取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
　　其他如黄永胜等人窃夺的文物则一般在数百件。
　　（三）文物作价的情况
　　革委会成立后，陈（伯达）说：“我该（欠）你们几百万了。”在书店买一部分书作价多了，陈说：“你们还让我吃饭不让。”管理人员去市委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
　　（四）窃取文物的一些具体情节
　　林彪秘书说，“领导”需要一些东西，到别的地方买不合适，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不是文管处的业务范围的东西也让给找，如唱片、钢琴、八音盒、裱画、做砚台盒、刻字，甚至痰盂、泡菜坛子、裱画案板、石头等等。正如邱会作的老婆讲：“你们这里什么都有。”邱会作要泡菜坛子，邱的老婆孩子来要钢琴，林（彪）要鱼缸。
　　史料解读
　　阅读前文引述的原始材料，有些情况特别值得注意。
　　——林彪当时权倾天下，他本人是不可能亲自露面来窃取文物的。出马的都是他的老婆叶群和林、叶的秘书。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除陈伯达是文人外，其他都是武人，他们却都一致对文物古书发生了兴趣。他们的一致，并不是都懂得鉴赏，而是一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宝物，很值钱，所以值得收藏。
　　——林彪倒台以后，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有四句诗批判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1967年到1970年，正是他们的“革命声威”最显赫的时候，但恰恰就是这几年，也正是他们疯狂窃夺国家文物的时期。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伙极“左”派贪官。
　　——说林彪集团是窃夺文物或盗取文物，一点不假。虽然他们拿走文物时也交了点钱，但“书几分一本，文物几角一件”，“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这不等于白拿吗？连陈伯达自己有一次都说：“我该（欠）你们（文管处）几百万了。”这伙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见不得人，因此行动起来鬼鬼祟祟，着装和乘车时也格外诡秘。
　　——林彪贪占文物的胃口相当大，是大批量地搜刮。北京市有若干存有文物的处所，这些藏宝的处所都成了他们的目标，无一例外地被他们搜刮过。
　　——从林彪这伙贪官的心态看，他们窃夺文物时都抱着一种心理：“我打下江山，江山就是我的”。在他们眼里，文管处就像自家贮物的仓库一样，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随意支配，根本不受什么文物管理制度的制约。正像林彪秘书说的那样：“领导需要一些东西，……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录自报刊文摘）
　　　。　想看书来

1979年上海的大学生活（1）
（当时大学生李璜叙述）1962年我生于上海，1979年高中毕业考入大学。当时上大学是不收费的，住宿也不要钱，唯一的要求是把家庭户口里面自己的“粮油关系”由派出所开证明，转到学校。生活困难的同学每月还有十几至二十几元的补助。当时班级里有差不多一半的同学，拿到不等的补助。另有一部分同学是“老三届”，他们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考入大学的，还继续领取基本工资，每月大约30—40元。
　　那时母亲给我每月30元生活费，包括一日三餐，买书和生活、学习用品，算是比较宽裕的。当时学校食堂的饭票，是一斤上海粮票加1角6分钱。早上，二两一个的淡馒头一分半一只，一两一只的肉包子5分钱一只（两年后涨到8分钱，为此同学们作了坚决的“斗争”，一连几天都不去买，食堂无奈又降至5分钱）。午餐和晚餐，最贵的是排骨加蔬菜，1角8分，其余荤菜全是1角多些一份，蔬菜一律3分钱；汤是不要钱的，可以随便盛。
　　至于书价，现在看来是非常低的，一般的教学参考书都在1元左右。80年我曾买过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才3元4角5分。现在看来，便宜得令人难以想象。
　　学校礼堂每星期天晚上放电影，基本上是外面电影院尚未上映的。一般是8分钱一张票，好一些的译制片1角钱。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常相邀去看话剧，听音乐会，似乎从未因票价太高而看不成的。
　　那时的交通费也便宜。电车票分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汽车票分5分、1角、1角5分三档。周末回家，从位于城西的校舍，回到位于城东的家，乘电车化1角钱就可以了。
　　二年级时，我们六个同学在国庆节放假时到普陀山玩了三天，船票、门票、吃、住、拍照（当然是黑白的），每人一共才化了21元。因为太便宜了，至今印象深刻。
　　（写于1999年12月15日）
　　1980年北京的官方价格
　　面粉每斤1角8分，普通大米每斤1角3分，大米（粳米）每斤2角，食用油每斤8角5分，猪肉每斤8角7分—1元，鸡蛋每斤8角2分—9角8分；牛肉每斤6角9分，羊肉每斤7角1分，大白菜每斤3分，元白菜每斤6分，土豆每斤7分，西红柿每斤7分—9分，黄瓜每斤1角3分，牛奶（订户价）每千克6角6分，　棉布每尺2角8分，洗衣肥皂每条3角3分。
　　可见，1980年间北京“一块钱”官价大约折合今人民币7元。
　　1980年北京一个家庭的生活
　　赵定军（女）现在是一位编辑、作家。她生于1951年，两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致右腿残疾。到16岁初中毕业时赶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
　　1969年，她不满18岁就进了北京市某印刷厂，当刻字的学徒工。第一年，每月只有16元生活费，第二年18元，第三年21元；直到第四年满师，每月才能挣到33元。到第五年（1973年）正式定级，每月能挣到38元6角。这个数目的工资，她一直拿了14年。
　　自从参加工作后，她一直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因为家里弟弟妹妹还小，按照家里的要求，她每月要交给家里10元钱。在工厂里一天吃三顿饭，每月又要化去10元左右。这样，她每月就只剩18元钱了。这18元钱，她要买牙膏、牙刷、卫生纸等生活用品，还要买一些书和笔之类的东西，每月所剩无几。从20岁学徒期满一直到结婚，她的全部存款只有200元。
　　丈夫的家境更困难。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大，两个弟弟都在内蒙插队，一个小弟弟上学。他每月工资41元3角，除了要交给父亲10元以外，还要工作9年期间，他只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所有存款也只有200多元。
　　1979年准备结婚时，把两人的积蓄全加在一起，不足500元。小夫妻俩没有一点外援，也不想去借钱，只能处处精打细算。花了300多元，买了一个小衣柜，一张双人床，一张写字台，一张圆桌和一些锅碗瓢盆等日用品。没有钱请客人们吃饭，就花了100多块钱，买了点糖，烟、点心和瓜子，招待大家。存款就花光了。
　　两人结婚时都快30岁了，但是单位还是不能分配给他们住房。只好向同事借了一间14平方米的屋子，是在牛街的筒子楼。就权且算是临时的新房吧。
　　再说说他们的结婚“礼服”。她穿的是一件花格西服，是用11元钱的一块布料，请姑姑给做的。丈夫穿的裤子，是一条旧裤子烫了烫；上衣是件花21元上海买来的“的卡”服，他结婚时穿了三天，第四天上班时就按原价卖给了同事。
　　婚礼过后，两人几乎囊空如洗。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家里几乎没有一点积蓄。当时夫妻二人一个月的收入总共79块9毛，房租、水电费、蜂窝煤等大约要支出10元。为婴儿订一瓶牛奶，每个月需要3元多钱，四瓶奶加上白糖、蜂蜜、米粉等大约需要20元，剩下的46元，就是她们三口之家的全部生活费。
　　孩子长到两个多月的时候，需要喂米粉和果汁。当时一袋半斤装的米粉要卖7角8分钱，而一斤普通的面粉才卖1角4分8。这样算了一下，她就买来面粉，放在蒸锅里蒸四十分钟，再晾凉了，给孩子加到牛奶里当米粉喂。没有钱买果汁，她们就买来芹菜、菠菜等给孩子当果汁喝。
　　孩子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夫妻二人没有买过一件衣服。现在说起来人们很难相信，她和丈夫每个人只有一条上班出门穿的裤子。只有等星期天休息，才能把它洗洗晾干，星期一上班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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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上海的大学生活（2）
（改写自《妈妈的心有多高》42　~45页）
　　

1982…83年城市家庭生活状况（1）
对家庭生活的调查研究，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1982年底、1983年初，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五大城市，联合进行了家庭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样本共有8个居民点、4385家；采用了问卷和访谈结合的方式。这一时期，知识分子都已经改造得跟普通劳动人民差不多了。所以这些社会调查的结果，也足以反映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
　　我根据这些调查报告和统计数字加以整理和分析，写成本文。
　　（1）北京市宣武区东河沿地段的家庭生活状况
　　东河沿地段，属于北京宣武区椿树街道，位于旧北京的护城河——和平门河沿以东，所以叫做“东河沿”。前门与宣武门之间的和平门，是老北京的南城和北城的交界处。1980年代初兴建的“北京前三门高层建筑群”恰与东河沿的北端相连。从东河沿南行二百余米，就是全国闻名的文化街——琉璃厂。
　　东河沿地段商店林立，购买日用品和副食很方便；马路平整、上班工作和公共交通也很方便；附近有师大附中、附小等学校，子女读书条件也很好；是北京一个较好的市民居住区。
　　东河沿街道分成南北两片。北片以1960年代后陆续兴建的机关宿舍楼房为主，南片则多数为北京传统的四合院、大杂院平房住宅。
　　这里有国务院商业部、###、全国总工会、北京电信局等单位的职工宿舍，也有各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新老居民住户，包括从事各种职业、行业的城市居民。
　　东河沿居委会共有685户。总人口为2536人，其中男性1241人，女性1295人，男女性比例为：：1，抽样调查了其中575个家庭。
　　东河沿夫妻职业比例数最高的，丈夫占，妻子占。但都没有超过半数。职业分布比较均衡，反映了北京市城区的一般特点。表中妻子无职业的124人，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她们出生在旧社会，当时既无读书识字的机会，更无从事社会职业的条件。
　　下面是东河沿居委已婚家庭月收入的统计表。
　　目前双职工家庭，夫妻两人的工资收入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东河沿居委的家庭夫妻月工资收入之和平均为元，丈夫月工资收入平均为元，妻子月工资收入平均为元。虽然夫妻月平均收入尚有一定的差距，但妻子的收入却是家庭经济来源的重要部分。由于妻子有了职业，有了经济收入，就摆脱了完全依赖丈夫的状况。
　　夫妻的工资收入有一定差别。妻子月薪绝大部分在60元以下，60元以上的只有，而丈夫月薪在60元以上的却高达；这反映了我国仍处于低工资水平，并说明夫妻间的工资收入也是丈夫高于妻子。
　　（2）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地段的家庭生活状况
　　团结湖居民区，地处北京市旧城东部近郊，属朝阳区。东面与新建团结湖小区毗连，北靠团结湖公园，西临东三环路，南面接近朝阳门至通县的交通要道。这是以企业职工为主体的住宅区。这次调查涉及到505户，2312人；两性比例为：1，其中，男性1151人，女性1161人。
　　这里本来是一大片荒地。1950年代，北京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大量轻纺工业在近郊朝阳区兴建起来。国家从附近农村招收了大批青年农民到纺织厂当工人。当时，绝大多数年龄都在18—19岁。
　　1952年北京针织总厂在这里开始兴建单身宿舍。三十多年来，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印染厂、北京市煤气公司等单位，先后在这里建起了大量的职工宿舍。其中，以1950年代的平房为主，也有1960年代的简易楼房，和1980年代盖起的楼房住宅区。团结湖居民区的房屋质量和设备水平都比较低，但它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住户比较稳定。
　　妻子现在年龄众数为48岁，丈夫现在年龄众数为49岁。可以预见，到三十年后（2010年），他们的子女的年龄众数正好在20—29岁这年龄段中。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居委会居民中文化程度为文盲者达，初、高中文化程度者达，而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应该指出的是：如前所述，该居委会居民中以20—29岁年龄级的人口居多，而这些人恰恰是在十年###中上学读书的，在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文化程度名曰初中、高中，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
　　工作单位：的人（半数以上）在国营企业从事工作；的人在属于大集体的单位工作；还有的人无工作（包括儿童）：在国家事业单位工作的仅占全部家庭成员的。
　　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成员为1690人，有收入者与无收入者之比近三比一。
　　该居委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成员，月平均工资为元，年平均工资为元。
　　对比：1983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元、年平均工资931元。
　　该地区全部家庭成员的月人均生活费元，其中有的家庭月人均生活费都在45元以上。这与北京市统计局于1984年5月份公布的北京市1983年职工家庭月人均生活费元相比，属中上等水平。
　　我国实行“低工资，多就业”政策。我国人口众多，城市里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也多，但是国家的经济力量不足。在消费基金既定的情况下，若用于扩大就业所需要的资金多了，用于增加职工工资的资金就必然减少。
　　

1982…83年城市家庭生活状况（2）
老中青三个年龄组，本人的文化程度与其月工资收入呈现着不等同的变化。
　　在年龄较大的40…60岁人中间，文化水平高些，工资收入也就多些；在较年轻40岁以下一代人中间，文化水平越高，工资收入反而越少。
　　这主要是由于过去在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工资关系上，不适当地强调物质生产部门的工资要高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资，以致中、小学教员，一般科研、技术、管理人员等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标准偏低，而且这些人员的工资标准等级多、级差小、升级慢，没有或只有很少数量的奖金。结果造成脑力劳动者的工资低于体力劳动者的工资，即“脑体倒挂”的不合理现象。
　　即使在企业内部，由于过去主要是按工龄评定工资，以致造成了这种“工资倒挂”的现象。这是在工资制度的改革中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否则，如此发展下去，就会使整个社会劳动力的质量普遍下降，而这种低质量的劳动力，就要影响社会生产的发展。
　　在经济上负担别人的占近半数，而能够得到别人资助的却相当少。
　　在负担别人的237人中间，平均每人要负担人，负担金额平均每月元。
　　负担者与被负担者显示出五种关系。
　　被负担者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长辈，这种情况占全部被负担对象的。这些被负担者绝大部分都居住在农村。情况的成因：解放初期，几个国营纺织厂和印染厂建成后，国家从近郊农村及河北省农村招收了大量青年农民进城并转为正式职工，这些来自农村的职工占我们的调查对象半数以上，而这些人中许多人的亲属至今仍在农村。
　　作为衡量职工家庭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还有家庭的生活质量。它主要是指生活的舒适程度、便利程度以及精神享受程度。住宅情况作为指标之一。
　　房金按户平均每月为元，住户的房租较普遍的在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