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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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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是产生了“大锅饭论”和“读书无用论”之类的奇谈怪论。
十年浩劫期间生活更加艰难（1）
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间，我国人民生活陷入了贫困的谷底；知识分子更是首当其冲。真是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成分（按照思想意识划分）、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按照实际生活水平）。”
虽然城市就业人数有所增加，全国工资总额有所扩大，但是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实际工资继续减少。知识分子（跟职工一样）的平均名义工资，1965年为652元，平均月薪54元3角。到1976年平均工资605元，减少47元；平均月薪50元4角，减少4元。按百分比计算，平均收入减少；如果考虑物价（尤其自由市场物价）的因素，生活降得更苦。
若以1955年人民币1元的标准购买力计算，知识分子的平均实际月薪，1965年为元； 1976年为元（1976年人民币1元的实际购买力相当于1955年的8角）。如前所述，我国知识分子（跟职工一样）的平均实际月薪，1957年为元； 1960年为元，（注：1960年人民币1元的实际购买力相当于1955年的9角4分）。真是臭老九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历年积欠了多少工资
1957年到1976年，知识分子的收入长期冻结，生活水平持续下降，达20年之久。
实际上，从1963到1976年间，几乎所有的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大中学教员、医务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的实际工资只有下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高。
按照1956年国家制订的知识分子晋级的标准，大学毕业生的起始月薪为56元，研究部毕业生的起始月薪为62元，中专毕业生的起始月薪为37元。比较当时机械工业部所属企业工人的工资，8级工为107元，一级工则为34元。这样，就1956年我国工资制度初次运行的规定来看，教育程度对于工资级别的划分，还是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严重的问题在于：50年代以来，这一工资制度没有随改变了的现实而进行调整，特别是没有建全和实施一套与之相应的晋级机制。
无论对于教学机构（各高校）或科研机构（各研究所、设计院等）如果职称升级正常的情况下，助教或研究实习员（大学毕业3年，或研究生刚毕业者、约为25岁）2年后即可晋升为讲师，这时大约27岁，可领取为元的月薪。
讲师（助理研究员）级别的月薪分为元、106元、元和元四等，平均每2年可升一等；一般说来，正常情况下讲师（助理研究员）应该到第 6年后就可晋升为副教授（副研究员），这时大约33岁；如果得不到副教授的头衔，那么作为一等讲师，可以领取相当于三等副教授的月薪元。
副教授（副研究员）月薪分为元、177元、207元和元四等，平均每3年可升一等；一般说来，正常情况下副教授应该到第7年就可以晋升为正教授（正研究员）；这时大约40岁；如果得不到正教授的头衔，那么作为一等副教授，可以领取相当于三等教授的月薪元。
正教授（正研究员）月薪可分为207元、元、元和345元四等，平均每5年可升一等。到50岁时，应该领取一等教授的月薪345元。正教授（正研究员）到65岁以后或70岁时退休。
何况，对于那些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可以提前晋升，或给予奖励。这些都成了泡影。
到“文革”十年，调资工作完全停顿。以致全国知识分子十几年来没有提级，实际收入年年下降。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到1977年都成为40岁左右的中年人了，按常例都应当获得高级职称了，但他们在高校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助教”、在科研机构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实习研究员”、在企业工厂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助理工程师”，工资长期停留在每月50元左右不变。这真是全世界罕见的奇耻大辱。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赖得胜教授的计算，求出全国各大学每个知识分子在工资冻结 20 年间的收入损失（1956年币值）：
（1） 助教的收入损失＝17496元；
（2） 讲师的收入损失＝17376元；
（3） 副教授的收入损失＝17376元；
（4） 教授的收入损失＝13530元。
（参看赖得胜《教育与收入分配》，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按照1956年标准人民币值为现在10倍计算，从1957到1976年每个助教、讲师、副教授收入损失17万多元，每个教授收入损失13万多元。而在这20年间，一个助教总共领取的工资也不过10多万元。这就是说，他们的损失更大于他们的实际所得。
笔者认为，对于这笔大损失，国家后来（90年代）还是以“福利分房”的方式，予以适当补偿的。这是后话。
人均贫困线降到7元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收入少得可怜；并且十多年没有提级、月薪没有增加一分钱，奖金更是闻所未闻。普通工人的月薪（名义工资）一般在40元左右，教师稍高一点，大多50元左右。
那时，区别人们生活水准的重要一点是“单职工”或“双职工”。“单职工”指夫妻只有一人工作，“双职工”指夫妻两人都有工资收入。每人工资数额都差不多，“单职工”家庭的收入只及“双职工”家庭的一半。
那时，城市里就业机会很少，“单职工”家庭极为普遍，人口又多。他们全家，只靠一个人的工资（约40—50元）生活，月人均生活费仅仅10元左右。“双职工”家庭月人均生活费可达15—25元，算作城里的小康户了。
十年浩劫期间生活更加艰难（2）
那时，月人均生活费在7元以下的家庭才算是“贫困户”，子女上学可免交学杂费，年终时，还可享受10元至40元的“困难补助”。这类家庭的月收入大约可买 300 市斤粗粮、杂粮（棒子面等，每斤不到1角钱）。如果一家5口人，买口粮的钱就需用掉工资收入的一半，剩下的20 多元，就得应付全家一个月的其他花销。油盐酱醋大约用去3元，家长抽烟、喝茶不超过5元，买菜、买肉太约15元，水电、房租、烧煤大约5元。除此以外，再无钱可用了。
对那时的大多数家庭说来，这样微薄的收入仅够糊口。
粮食价格继续上涨
1966年初，全国粮食统购统销收购价格提高13—17 ％ ，相应地城市凭证供应的粮食价格也提高12 ％ 左右。
提价后，北京市凭证供应的面粉每斤1角8分5左右，籼米每斤1角4分8—1角5分2，粳米每斤角—角。
上海市凭证供应的面粉每斤1角7分左右，籼米每斤1角2分2—1角4分3，粳米每斤1角5分2—1角6分4；广州市凭证供应的面粉每斤1角7分—2角，籼米每斤1角2分7—1角4分2；（根据《中国物价50年》第307—308页）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九十号！”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间（1966—1976年），市场供应格外紧张，报纸、广播却年复一年地胡吹：“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每年元旦社论不厌其烦地重复谎言：“经济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粮票越来越紧张。油票本来在大城市里每人每月5两，减成4两；小城市油票定量则从4两减少为3两。除了日用的粮食（米面）、植物油、肉食以外，如香烟、白酒、啤酒、料酒、茶叶、砂糖、水果糖、白糖、红糖、牛奶、奶粉、精盐、粗盐、豆腐、腐竹、酱腐乳、粉丝、粉皮、麻酱、香油、黄花、木耳、蘑菇、芝麻、花生、花椒、大料、芥末、圆宵、红豆、绿豆、黄豆、蚕豆、豆芽、肥皂、洗衣粉、煤油、煤球、木炭、木柴、蜡烛、火柴、苏打粉、面碱、明矾、毛线、缝衣针、毛巾、汗衫、绒衣、尼龙袜、灯泡、灯管、暖水瓶及瓶胆……，都曾凭票证按号码“对号”供应，一直编到几十号、上百号。许多生活用品干脆就长期缺货，有票证有钱也买不到。
当时城市里停电是家常便饭。若不小心将灯泡打碎，或使用时间过长灯泡坏了，买不到灯泡，长年累月地只有整夜在黑暗中摸索。某地一度根本没有香烟可卖，甚至烟丝、烟叶都缺货，苦坏了烟民，连烟头也捡不到。
有些普通日用品竟成了“特供”珍品，如白糖、红糖、牛奶、奶粉等等，竟成了高级营养品，只供应新生婴儿、产妇和肝炎患者。于是人们想方设法跟医生拉关系，请医生开出诊断肝炎的假证明。一旦被识破就不起作用，挨批评；甚至将这种欺骗行为反映给医院，追究责任，给予处分。
实际上，几乎各种日用品都短缺。听着广播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家庭妇女们来了点苦涩的幽默。由于各式各样的“票证”发到了九十多号，谐音“就是好”，于是家庭妇女们创造了“新民歌”，套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著名曲调，七嘴八舌改了歌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九十号（就是好）！
九十号呀——就是好！九十号，大把的票！
烟要票，酒要票，豆瓣儿、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买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
妈妈记，娃娃抄，号票不能搞混了。
逢年过节票更多，号码众多记不了。
豆腐乳，一张票，三钱黄花一张票，
一两木耳五张票，一斤豆芽儿两张票。
婴儿另发白糖票，产妇专供红糖票。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票证多到九十号！还是少算了。
难以挽回的巨额损失
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这30年间，我国基本建设总投资为6500亿元（合今65000亿元）；固定资产总额不到5000亿元（合今50000亿元）。
但据我国经济学家估计的数字：大跃进期间，全国经济损失约人民币1200亿元（合今12000亿元）；十年文革浩劫，全国经济损失约人民币5000亿元（合今50000亿元）。
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但是到1980年下降为；196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跟日本相等，但到了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
中华民族再一次错过了“经济腾飞”的大好机会。总不能轻松地道一声“付出了学费”一笑了之罢。但除了扼腕叹息、痛心疾首，平民老百姓还能再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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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的货币收入（1）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身边工作人员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帐目。 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一）周恩来、邓颖超的收支情况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18年间共收入工资元。
用于补助亲属的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这两项支出占总收入的1/4。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给予补助，体现了关爱。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周总理、邓颖超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颖超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20世纪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颖超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元和邓颖超的月薪元，合起来是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不算少。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1984年4月，邓颖超曾对亲属们说：“定工资时，蔡大姐（蔡畅）是3级，我是5级，到他这儿就给划到6级……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邓颖超讲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后辈。她深有感触地说：“名人之妻难做。你们是名人的侄儿侄女，也同样难。你们只有好好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做好本职工作。”
周总理和邓颖超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周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元。这以后，邓颖超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20世纪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颖超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颖超去世后，工作人员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元，全部交了党费。
（二）周恩来总理廉洁自律
衣着——在人们在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饮食——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人们修的？！”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仁义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用车——周恩来对自己乘从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国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车。”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发，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三）周恩来总理的请客送礼
周恩来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西花厅拜访的、谈话的，还有来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总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而惟一些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把我们当作外人。”
周恩来总理的货币收入（2）
周恩来不收受馈赠礼物。1961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桔子。他问清值25元钱后，让寄去50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本文根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人民公仆周恩来》、《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我们的周总理》等综合整理）
林彪、叶群、陈伯达窃夺文物记录
“文革”的许多遗留问题是糊涂账，但也留下一些史料。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北京文物部门职工写下了一些原始材料，揭发林彪陈伯达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窃取文物的罪状。摘录如下：
（一）来北京市文管处的人物、时间、次数
叶群本人来过文物管理处三次。第一次来没取走文物。第二次取走最多，到库房见什么要什么。第三次来之前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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