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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单交给了历史系中古史教研组党支部书记，表示拒收。
　　1961年夏天吴宓教授从四川来中山大学看望老友陈寅恪的时候，他已经在陶铸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的目光注视中。吴宓在广州期间的日记有“鸡鱼等肴馔甚丰”、“肴馔丰美”等描述。可见陈寅恪一直受到照顾。
　　l961年10月11日，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特别批准给陈寅恪特殊供应。14日，中山大学的老校工梁彬，替陈寅恪买回了特批的副食品。10月16日，梁彬与总务处秘书将30斤面粉、10斤面条、4斤花生油、4斤水果和2斤白糖亲自送到陈宅。老校工对陈寅恪说，从昨天（15日）开始，政府每日专程从华南农学院为陈寅恪教授供应鲜奶3支，并询问“3支够不够”，陈寅恪高兴地回答够了。并说，他的身体“较适合吃牛奶、面包，面包因为发酵过，所以很松软。”
　　老校工回忆，他为陈宅送东西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才结束。
　　从1961年11月份开始，广州粮食局特别为陈寅恪提供面粉、面条及食油的配额；广州第一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穿与用的物品配额；广州第二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副食品的配额。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陈寅格享受到无人能比拟的特殊照顾。　（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343—345页）　。
　　1963年陈寅恪腿伤治疗出院回家，4月14日，广东省委办公厅通过中山大学转交一函给他：“陈寅恪同志：遵照陶铸同志和省委指示，送上牡丹牌收音电唱两用机壹部、及唱片32张，供您使用，请收纳。”当天，这台两用机被送到陈寅恪家中。
　　为了方便陈寅恪在门外散步，学校专门在他门前铺设了一条白色水泥路。为护理陈寅恪，派出了三个护士。
　　广东省档案馆中藏有1963年2月18日中山大学向广东省委递交的一份报告，报告开列了每个月护理和照顾陈寅恪生活所需开支的费用和物品，请求省委拨出专款。报告说：
　　l，考虑到附单所列药品和副食品不少是进口，请省委每月拨些专款作为购买食品和支付护士工资费用。　2，每月所需副食品亦请省委批转有关部门按月供应。
　　陈教授每月所需副食品和费用　（附单）鸡：四只，估价32元，约一星期送一只。鸡蛋：5斤，10元，每天二只。水果：15斤，12元，每10天送一次。鱼：10斤，20元。蘑菇：15斤，15元。黄油：1斤，20元。护士：3人，（每人月薪51元）共153元。合计：262元。
　　另：进口老人牌麦片1罐，进口可可粉1罐，进口陈教授需用药物（略）
　　当时很多干部无法理解陈寅恪凭什么要享受诸如“住房、吃饭、穿衣”的照顾。当时在中山大学最典型的说法是：“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　1963年7月24日，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马肖云借向陶铸汇报学校工作的机会，反映了这种“群情”。没想到陶铸听后勃然大怒。根据当年的“谈话纪要”，陶铸的原话如下：
　　　。。

广州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2）
你们学校有人讲，省三级干部会上有人讲，远在“新会会议”亦有人不满。陈先生，74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照顾吗？　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爱国，蒋介石用飞机接他他不去。（陶铸指马副书记）　你若像陈寅恪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390、391、394、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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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不断上涨
由于商品货源严重缺乏，不得不降低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数量，其他许多消费品也实行凭证、凭票和限量供应的办法。由于农业大幅度减产，使农民的收入骤减，消费水平下降。据官方公布1959年和1960年农民的消费水平，分别比1957年下降和14　％，特别是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浮肿和饿死人等现象。
　　1960年同1957年比较，重要商品的全国人均消费量，粮食下降20　％、食油下降23　％、猪肉下降70　％；由于“大跃进”的波折，工商企业效益低落，亏损增加，财政出现巨量赤字，不得不以大量增印广发钞票（通货膨胀）来弥补。
　　1960年末，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后，全国的农村集市贸易迅速恢复。由于农业连年减产，1961年上市的商品匮乏，集市价格在前两年上涨之后，又像脱弦之箭一样迅猛飞升。
　　同1960年比较，1961年集市价格上涨的幅度为倍。一些减产更严重的地区，上涨幅度高达三四倍以上。它同计划价格的差距比1960年又更加扩大，一般农副产品比计划价格高四五倍，粮油和肉禽蛋类产品高七八倍，有的高达十多倍。
　　例如一斤猪肉国家牌价为6角左右，集市价格大体在5—8元；一斤粮食，国家牌价为1角1分左右，集市价格大多在1元以上，有的地方高达2元以上。这样高的价格，虽对农民生产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对经济恢复和发展非常不利。特别是对整个市场的稳定，对人心的安定影响极大。
　　1958年农贸市场上一只鸡卖1元多钱。到1960年，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汪振华的妻子生了孩子，想补一下身子，花48元买了一只鸡。过去3分、5分钱一斤胡萝卜，要1元2角一斤。每月工资68元，只能买50多斤胡萝卜。能维持活命，全靠国家保证平价供应每月26斤口粮、三两平价油（北京半斤），还有半斤平价肉。
　　三年“大跃进”引发了严重通货膨胀，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1960年增印人民币亿元，比上年多倍；到12月底人民币流通量达亿元，比1959年多出；1961年初通货膨胀达120亿元。而当时商品货源异常不足，预计1961年的社会购买力大于商品可供量的差额，高达85亿元人民币。
　　政府对部分必需品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以保证居民低标准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1960…1965年的高价商品出台（1）
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是从高级糕点、糖果开始的，扩大到饭馆、商店等许多方面。它的出台，是为了回笼货币，安抚人心。
　　当时采取高价措施，虽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做法，但多数是结合我国现实的独创。“高级饭馆”出台之前，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专门组织人到北京王府井著名的老字号“萃华楼”饭庄，调查炒肉片的成本和价格；还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研究。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先念亲自出面，负责具体安排。
　　1961年1月19日国务院副总经理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讲话：“现在什么东西都凭证供应，每个人买一份，有钱也不能多买，闲话就来了。江苏有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上海有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送还给公家。’按人口凭证分配，这是一个办法。……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外国也是这样的。我问了一些同志，伦敦在战时实行粮食配给的，但饭馆还是开的，一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总之，网开一面好办事，不能搞平均主义。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能吃到一些东西，增加一点热量，又可以多收回一点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可见，当时中共中央是借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艰苦的岁月中，英国的战时非常政策。
　　1960年8月以前，饮食业（中西餐厅、饭馆、点心铺、小吃店）是不收粮票的。粮食供应紧张后，一些地方报经中共中央同意，对饮食业实行收粮票供应，同时又保留少数高级饭馆不收粮票，实行高价销售。后来在一些大城市，对高级糕点、糖果实行高价销售；1961年1月，在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销售高价糕点和糖果，仅30多天，累计销售高价糕点、高价糖果1800万斤，回笼货币8300万元。
　　中共中央决定在1961年3月底以前，把高价糕点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一切大中小城镇，亿人口的地区。同时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积极举办了高级饭馆，高价销售荤菜品种零杯名酒。4月份，全国高级饭馆在200个城市中开设了841家。
　　高价商品价格的掌握原则是：卖得出，摆得住。其价格水平，比平价糕点、糖果高4—5倍；各地有所差别，全国平均，糕点每斤约元，比平价（元1斤）高倍左右，糖果每斤约元，比平价（元1斤）高倍左右。这样的价格，是为了从当时高货币持有者（主要是高价出售农产品的农民、拿定息的工商业者、高级知识分子）的手里以五分之一的代价回笼货币，或者说，实际上是将超额发行的人民币购买力贬值到20　％　的水平回收。这样就大大减少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1961年高价糖果、高价糕点，高价饭菜和零杯名酒共回笼货币38亿元，其中高价利润26亿元。
　　高价商品的扩大
　　1961年的货币投放又比上年扩大，1962年末的货币流通量达到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但社会商品购买力仍有亿元差额。同时，这一年的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比上年上涨倍），城市货币大量向农村转移。
　　1962年2月，李先念副总理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去年已经有几种商品实行高价，今年要继续实行。”并且要“搞几种新的高价商品”。讲话指出：“实行少数商品的高价供应有四个原则：1、东西要适合群众需要，要实用。2、品种要少，见效要快。3、去年侧重在城市，今年侧重在农村。4、不是所有的农村都搞，而是哪个地方票子多，就在那个地方多卖高价商品”。
　　1962年的高价商品，扩大品种。除了西藏云南外，全国都推开。2月推出高价自行车。当时的平价车，每辆约160元左右；河北定价为每辆650元，广东定价为每辆590元。河北按此价格推销十多天，共售出4292辆。因此中央决定从4月起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开，同时在城市停止平价销售。从6月起城乡均销售高价自行车。
　　3月推出高价钟表。钟表由于生产量少，原是采取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部分配的办法销售，群众很有意见。钟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倍，表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倍。
　　4月推出了以下品种：高价茶叶，比平价提高3倍左右。高价针织品，比平价高倍。提高酒类销售价格，目的在于回笼货币和促进节约粮食酿酒。从4月2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对外宾、外侨设专门商品议价供应。提价的幅度，名酒（包括全国名酒和地方名酒）提得高些，大体比平价增加4—倍，如贵州茅台，原价每斤元，提高为16元，增加倍；辽宁千山白酒，原价每斤元，提高为8元，增加倍。露酒次之，大体提高—倍，如山东金奖白兰地，原价每瓶3元，提高为15元，增加倍；吉林通化葡萄酒，原价每瓶元，提高为3元，增加倍；啤酒再次之，大体提高倍，如青岛熟啤酒，原价每瓶元，提高为9元。高价卷烟，比平价高4倍左右。
　　

1960…1965年的高价商品出台（2）
5月推出：照相和照相材料价格。因为农民在集市上高价卖了农产品以后，拥向照相馆，使原来农民在照相营业额中的比重由10　％　骤升为50　％　；照相提价50　％　，印照片提价100　％　，胶卷提价75　％　—125　％　，胶片提价150　％　；不分城乡一律按此价格执行。高价砂糖，每斤元，主要是在县城和农村推开，目的是为了回笼农村中的货币。
　　此外，扩大高价饭馆。从5月10日起，全国大中城市和工矿区都开设高价饭馆。已经开设的还可适当增加一些网点。在完成猪、禽、鱼上调任务后的县城，也可开设一二家高级饭馆。其价格一般为原料成本的3倍左右。
　　1962年上半年，以上高价商品共销售近22亿元，相当于1961年全年高价商品销售额的；到1962年6月，高价品种的数量、供应的范围和价格都已达到最大限度。
　　高价商品略微降价
　　从1962年下半年起，国家的高价政策逐步回落。1962年8月5日，第一次调整高价商品的价格：高价糖果，平均回落15　％　，其中大中城市，每斤由5元调整为元；县城和农村，由3元调整为元。高价砂糖，回落15　％　，由每斤4元回落为元。高价酒，回落25…30　％　，啤酒自定价格。高价自行车，回落40　％　左右，如飞鸽牌男车，每辆由600元左右回落为350元。高价针织品，原来比平价高3倍左右，回落为高2倍左右。
　　1962年11月1日，政府第二次调整高价商品的价格。高价糖果，大中城市每斤由元调整为元，回落24　％　，县城和农村回落幅度由各地自行决定。高价糕点，大中城市每斤由元调整为2元，回落20　％　；县城以下，每斤由元调整为元，降低；酒类，白酒降低1/3左右（如茅台酒，每斤由12元降为8元），露酒降低30　％　左右（如金奖白兰地，每瓶由9元减为元）。高价针织品，平均降低25　％　左右，由平价的3倍调整为倍。手表，国产的降低45　％　左右（如上海牌半纲手表，由每只180元降为100元），进口的降价10—33　％　；此外，从11月29日起，降低照相和照相材料价格。照相价格调整到只比原定平价高20　％　左右。照相材料的降价幅度为35　…40　％　，其中135胶卷恢复平价。
　　1963年3月，政府根据高价商品的销售情况及其原材料货源的供应情况，又作了一次全面安排。大致情况是：调低高价饭馆及酒价格10　％　…25　％　左右。自行车调低15　％　左右，如飞鸽牌男车，每辆由350元调整为300元。高价针织品、国产手表、高价砂糖和糖果、糕点的价格大体维持当时水平。
　　此后，根据经济形势的好转和集市价格的回落，又陆续调低了高价商品的价格。到1965年底，高价商品只有高级针织品一种，1969年退出高价。
　　高价政策的历史作用
　　跟施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同时，又施行高价政策，实际上是强迫人们手中一部分货币大幅度贬值、回收到国库。这是政府在商品严重匮乏的条件下，调整经济的重要措施。大体上实现了“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货币方针。从1961年全国推出高价商品，到　1965年，高价商品销售额累计达120多亿元，比按平价出售多回笼货币60多亿元。1961年和1962年实现的高价利润就相当于1960年和1961年货币净投放的，有效地减轻了通货膨胀对市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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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工资标准
我国在1956—1976年间虽然有过几次工资评级，如1959、1961、1963、1971等四个年份的局部调整，但平均每名职工在这20年间晋升还不到一级。从1957到1976年，全民所有制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资，基本被冻结了。
　　1956年至1965年间，我国职工低级别者、重体力劳动者的名义工资略有提高，而高级别者、脑力劳动者的名义工资则明显降低。由于通货膨胀和物价（特别是农贸市场价格）上升，职工的实际工资，则普遍下降了。
　　劳动部1965年3月制订了“一条龙”工资改革方案，旨在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多种工资标准统一为一种工资标准。首先它缩小了最高级别与最低级别之间的工资差距。它规定，月工资最高为404元，最低为30元，最高为最低的倍。这比1956年全国工资改革时的28倍大为缩小。高级和中级知识分子普遍减薪，而美其名曰“反修防修”和“斗私批修”，报刊大肆宣传“高薪阶层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可怜这十几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世界最低！
　　教学科研人员的最高工资标准，由每月331元降到264元。而新15级（原17级）以下各级人员的月工资则略增仅1—2元。
　　重体力劳动者与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更接近了。北京地区铁路装卸工人的最高工资标准由原来的66元提高到　80　元，同8级技术工人（109元）仅相差29元。
　　1965年即文革前夕的工资改革，导致两个相互关联的后果：一是“师徒待遇同台”现象，即工资没能随工龄的增加而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二是学历、知识水平在收入中的作用微弱，即受过较多教育训练者的工资并没有明显增高，于是产生了“大锅饭论”和“读书无用论”之类的奇谈怪论。
　　

十年浩劫期间生活更加艰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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