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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年底，甚至昂贵的猪肉罐头也全部从货架上消失了。1960年，四川成都肉票面额减少到“2两”，山西太原肉票面额甚至减少到“1两”。
　　为了鼓励农民养猪，各地供销社除了奖励饲料以外，还给交售生猪的农户发给相应的肉食补贴“奖售肉票”“卖猪回肉票”“返还肉票”等。
　　三年灾害饥荒时期，上海市最困难的时候，每个居民每月只凭票供应两食油，2两猪肉（老秤1斤　＝　16两，1两　＝　31克）。1961年8月份以后，有几个月由于商业部门无法落实猪肉货源，只好停止供应。或以少量咸鱼代替猪肉。蔬菜也经常限量供应。市民的饭桌上没有什么象样的菜食。
　　年夜饭吃肉
　　苏州市一位艺术家回忆：在铺天盖地的票证中，最珍贵的无疑是肉票。60年代初，我们才十几岁，当在发育期，天可怜见，每人每月发一张肉票，仅仅供应猪肉一两（50克）。学校养猪，劳动课就是打猪草、扫猪厩。一次学校宰了四头猪，以飨全校师生。教师们抓阄分肉；至于学生则以小组为单元，每个小组分猪肉一两，就聚餐。每个学生咀嚼小小的一片，久久回味。
　　那每月每人一张的肉票，是举家最关注的东西。可母亲将肉票集中买了猪油，细水长流兑着吃，以弥补素油的不足。每月每人发油票一张，供一两菜油，菜里就几乎不见油花。
　　要想吃肉享受，唯寄希望于过阴历年。
　　人民政府爱人民。春节每人能从可爱的政府那儿领到许多可爱的票证，如老家苏州发的专买茶食糖果的“七票”，可买杏仁酥、麻酥糖、蛋黄花生、香瓜子、蜜糕、长生果、芝麻糖七款食品。
　　最可爱的是：一张肉票的供应量较平时翻了四倍：有半斤（250克）之多！母亲真善解人意，宣布烹调久违的拿手好戏“四喜肉”，亦即越人所谓的“东坡肉”，吴人称之谓“四喜肉”。约有三寸见方、一寸半见厚，酥烂而不失其形，色香味佳绝。为使儿女们不生争端，来个“一人一碗，打翻勿管”。这顿年夜饭的魅力，当是可想而知！
　　至今记得母亲颤悠悠地将一迭肉票递给肉案屠夫的亢奋神态，也分明记得砂锅里溢出的醉人肉香，尤其忘不了兄弟姐妹望着肉碗的灼灼馋眼。儿女们开始了期待已久的享受。那情状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不亦快哉！不亦乐乎！
　　然而，乐极生悲……枯肠不滞油，兄弟姐妹先后奔到天井里呕吐了起来。一直吐到见青水。悲夫，肉也！
　　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有位作家回忆：1962年夏天，孩子大病初愈，嘴巴却特别馋。奶奶在梳头匣子里翻了半天，找出1斤全国粮票，并且往口袋里揣了20元钱（也许这是她的全部积蓄了），就带孩子去了南京路。南京路上饭店很多，但仅仅20元钱是不能进那些高级饭店的。奶奶找了弄堂口的一家小馆子，带孩子进去坐了下来。为了让孩子开开荤，奶奶点了“红烧狮子头（肉圆子）”和“鱼皮豆腐”两个普通的荤菜，同时又掏出那1斤全国粮票买米饭。哪料到开票的服务员却说：“上面规定，饭店里全国粮票不能用，只收上海粮票。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膜拜“弥勒佛”的权威
　　20世纪70年代，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居民，每人每月配给半斤肉票。而中小城镇的配给量。更少得可怜。于是副食店里卖肉的师傅、以及屠宰场杀猪的屠夫，成了居民巴结讨好的大红人，和背后讽刺挖苦嘲弄的对象。
　　普通人几乎都饿得猴瘦，但极少数掌刀卖肉的却格外肥胖。不仅他自己有机会（可能）假公济私多占些便宜，而且他的亲友故旧也可以沾些光。不少回忆录和幽默杂文记述了这种现象。通常把掌刀卖肉的尊称为“弥勒佛”，肉案上一刀下去，就决定了一家人一个月肉食的数量和质量。
　　1973年诗人蔡其矫写了一首打油诗：“当人猛增、而猪徒减，你满脸红光下巴叠成三层，想捞些油水的都向你膜拜。即使是混毛的浅膘的灰涩的，提着一块走过街上也引来无数羡慕。就在这缺乏上面、私心上面、短视上面，建造起你渺小狂妄的权威。”
　　一滴泪珠似的食油
　　

肉和油的故事（2）
作家张贤亮回忆说：“那时侯知识分子干什么去了呢？农场每两个月才分配给我们每人一市两食油（旧秤16两为一市斤），请读者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单身一人，用什么器皿来盛这比一口口水还少的食油，还要在六十天中每天炒菜都能倒一点出来？我保证你想象不出，但具有大智慧的我，很快就找到了最好的窍门：用眼药水瓶子！这样，每顿饭我都能滴出一滴。”
　　这不是一滴滴眼药水，这是一滴滴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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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票的故事（1）
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供求关系紧张，9月份实行了凭“布票”（又称棉布购买票、购布证、购布券）限量供应棉布。除了农产品粮、油以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而且，比1955年11月正式发放“全国通用粮票”的时间还早1年零两个月。
　　当时，根据南北各地的气候不同，城镇大小不同，对于棉布的最低需求量不同，而制订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例如：北京市每人每次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最北方冬季漫长又严寒的哈尔滨市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而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次7尺4寸布票。但并不是按人平均分配使用，而是全家人统筹安排，看谁最需要做衣服就集中买布给他做；或者到百货商店凭布票购买成衣。有时需要量增大，布票不够使用，还要向亲戚朋友东挪西凑。
　　布票上印有使用期限。最早的上海市、江西省、贵州省等地布票都注明：“有效期限自1954年9月至1955年2月底止，过期作废。”期限6个月。但最早的天津市布票注明：“有效期限自1954年9月15日至1955年8月底，过期作废。”此后发放的布票有效期限不等，通常为半年或1年。
　　1960年严重灾害时期，布票限量普遍减少到一半以下。许多地区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减少为3尺左右。如四川城镇每年每人只发3尺7寸；山东城镇每人只发布票1尺6寸。……
　　1961年上海市人均购买棉布6尺6寸，到1962年人均购买7尺7寸。
　　后来，新产品化学纤维、合成纤维大发展，使得80年代初纺织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商业库存猛升，反而造成棉布积压。1983年11月23日我国商业部在报纸上宣布，从12月起，棉布不再收布票、敞开供应。1984年，布票比粮油票提前9年取消了，老百姓才不再为穿衣发愁。
　　布票定量减半又减半
　　四川省一位教师回忆：1954年开始实行布票，1984年取消。其间整整30年。四川城镇起初每年每人15尺布票，可以做一套衣裤；1958—1959年每年每人7尺4寸布票，个子小的还能做件上衣，个子大的就顶多混条裤子了。年年捉襟见肘，大家穿的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勤俭节约劳动服。不久，买一双袜子也要二寸布票；咬牙买高价的粗呢裤，还要收半尺口袋布的布票。那布票就越发显出了重要性。
　　60年代初，风声一天天紧，听说四川省只发3尺7寸布票，因为连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紧到这种程度。那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两件褂子：平时是脱了这件换那件；裤子也只有两条：一条单裤，一条棉裤；单裤夏天穿外头，冬天当衬裤穿里头。所以裤子也就特别费！一条新裤，不出一年也就烂了。
　　一位女教师说：“谁想到这回布票只发三尺七啊。”另一个女教师说：“三尺七寸布票能够做件啥衣裳？当头的以为中国人都是幼儿园的孩子呢。”这叫穷开心！
　　1961年3—8月，上海市区每人只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
　　不仅布匹数量少，而且品种单调。60年代初期，用布票只能买到蓝色或灰色粗布，和从苏联进口的粗劣花布。
　　全家人的布票
　　山东省某作家回忆：听从伟大领袖说的，人多热情高，干劲大！于是女人们拼命生孩子，争当英雄母亲。父母虽说没有文化，在生育方面一激就活，一口气生了兄妹八个，可谓泱泱大家。
　　人多，吃得多、穿得多、用得多，只有父亲一人工作，仅有的80元工资竟然巧妙地养活了全家10口。母亲有本书是《红旗》。里面夹满了政府发放的票证：粮票、油票、布票、烟票、火柴票、肉票、糖票、鸡蛋票、鱼票、糕点票……这些票证纸张极差，大小不一，印刷粗糙。很容易仿冒，有意思的是当时没人敢仿冒。
　　母亲有一把小剪刀，该买什么了，就从一大张（16开）全幅票证中间剪下所需要的一张。有时，它们并不是连着的、而是跳跃的，一月下来，那张大纸竟被剪成了窗花。1960年山东每人发的布票是1尺6寸，做条短裤都不够。
　　母亲将一家人的布票全花在长子身上（10口人共16尺），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扯来的是16尺蓝卡其布，做了一套棉袄棉裤，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的。我穿新衣服的那天正好下大雪，地上结冰，同学打雪仗、滑冰，结果一身新衣裳弄得面目全非、泥猴一般溜回家。母亲见了，抡起扫帚疙瘩狠狠把我揍了一顿。当时我没哭，母亲倒是呜呜地哭起来了。她边哭边说：“一家人的布票都花在你身上！你的妹妹马上要上学了，连件新衣裳都没有！你还不爱惜，能不打你吗？”
　　梦中的棉衬衣
　　工程师刘某回忆：1963年秋天，他18岁时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从一个贫穷的江南小镇来到首都。竹扁担挑着铁皮箱和铺盖卷颤悠颤悠迈出北京站时，最新鲜的感觉是：这地好平好热哟！原来，他已走在被阳光烤软了的柏油路面上。
　　国家刚度过三年严重灾害时期。他的助学金，除每月15元伙食费外，只剩4元零花钱。谈不上添新衣，多数学生都穿得补丁摞补丁，他连一件御寒棉衣都没有。冬天实要有事出门，就只得暂借北方同学的棉衣穿，一直到毕业。
　　

布票的故事（2）
听说发明了一种“人造棉”的化工产品，能代替棉花纺织布，甚至比棉布还要经久耐穿！
　　不久，传来一个重大新闻：好消息！人造棉试制成功、并已小量面世。因为那时棉布凭票供应，在北京无论大人小孩、高矮胖瘦，每人每年一律定量供应17尺3寸，只够中等个子做一身单衣再缝一双布鞋。而今棉布可以人造了，就意味着人们会有较多的衣服穿，但产量太少。面对六亿多人，国家首先想到他们这些学子，决定优先配给每位北京在校大学生做一件衬衣的定量。为此，还非常郑重地向每人发了一张“购买人造棉证明”，凭证购买。发证后，又专门开了班会，同学们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达了深深感激之情。
　　拿着那枚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转让”的购布证，但又十分为难：想买没钱，终因实在拿不出3元人民币，而放弃了第一次享受“人造棉”的机会！他将这枚购布证珍藏起来。只有极少数同学穿上了人造棉衬衣。那衣料确有一种飘逸感，引来了众多羡慕的眼光。
　　参加工作后，他终于用8尺布票做了一件人造棉衬衣，圆了一个人造棉的梦。
　　一次，年迈的母亲为他整理房间，从箱子里翻出一包大学时的旧衣物，全是补丁摞补丁，也翻出了那枚未使用过的购布证，刹那间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此后，他时常做梦，梦见母亲的老泪，梦到他的大学生活和那失落的人造棉衬衣。
　　一件花格子衣服
　　上海市一位女作家回忆：1969年春，16岁的妹妹初中毕业要到吉林去插队落户了，贴红喜报、领军大衣、凭通知购买混纺毛毯……家里忙得不亦乐乎。小姑娘远行，母亲舍不得，暗暗垂泪。那天黄昏，舅舅下班后，关照妹妹说：明天舅妈带你去四川路买东西。第二天，妹妹乐不可支地捧着一件漂亮的花格子衣服回来了，是她自己坚持挑选买来的。布料十分厚实，价格9元8角钱，好珍贵！是寻常衣服的两三倍。老天，全家7口人每天的菜金是5角钱，星期天改善伙食才1元钱，这9元8角钱，对全家意味着奢侈。家人把这件衣服翻来覆去欣赏不已。后来才知道妹妹对他们隐瞒了重要的内情：当初舅妈答应买这件衣服的时候，说原先的计划是花5元钱，超支的部分，特别是布票5尺，必须跟姆妈要的。超支的钱就算了，不过布票是一定要还的：家里小孩子多，布票比钞票还要紧张！由此伤心了很多年。
　　北国寒冬说布票
　　在哈尔滨长大的敬一丹在“我管布票的日子”一文中回忆：1968—1970年间爸爸去了军管会学习班。妈妈去了北安“五七干校”。姐姐去了密山的生产建设兵团。我开始管家。那时我13岁，两个弟弟，大的10岁，小的7岁。后来姥爷来了，我们三个未成年人才有了主心骨。
　　管家管不了多少钱，却管着不少票。总就盼着居委会的韩姨上门收户口本，一收本就要发票了……在种种票证中，情有独钟的是布票，每年发一次，一发下来一大张一大张的，花花绿绿的，像邮票一样有小孔，能撕开。有10尺一张的，5尺一张的，还有1寸的。数这些布票时，眼睛、手、心都是在享受。哈尔滨市那时布票每人24尺，小孩要少一些。
　　哈尔滨冬天很长，光是棉袄、棉裤就得用多少布啊！用布票的地方多着呢，动一寸布票都得掂量掂量。我总是货比三家，看哪家商店有“减票布”——就是少收布票的那种布。都是些花色不好的或者混纺的布，一洗就掉色、起毛，可毕竟用有限的布票多买上几尺。
　　那时我也算是正在妙龄，可经常穿着爸爸穿旧的、肥大的、四个兜的蓝布制服。弟弟从出生总是穿姐姐、哥哥穿小的衣服，衣服上总是这一个窟窿，那一个三角口。我补衣服的本事就是为了弟弟练出来的。妈妈曾用我和姐姐小时的两件旧红格子外套，改做了四件棉坎肩，四个儿女一人一件，最小的那件是用28块布角拼成的。
　　布票把人们逼出了很多才智：拆劳保手套织衣服，拆鞋带织线衣，姐姐的一个兵团战友不知拆了多少手套才攒足了线，又用了好几个月的工夫织成了件有无数棉线接头的衣服。
　　奖励农民的布票
　　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三年灾荒，全国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奇缺。在1963—1965年间，国家商业部为了调动农民交售粮食及农副产品的积极性，拨出一部分“布票”作为奖励。当年批判“奖金挂帅”，忌讳颁发奖金，所以用有价证券“布票”代替。有些地区，这种奖励农民的布票，延续到文革期间至80年代初。
　　实际上，当时许多农民在农贸市场以粮食、鸡蛋等换取城镇居民的布票，赖以解决穿衣问题。
　　抹不掉的记忆
　　天津一位中学校长回忆说：有了票证，并不能保证买到东西，过了期限，票证作废。有一年，他需要添置一件棉衣，连里带面需布20尺左右，全家的布票一大半都归他使用才够。拿着布票，多次到布店，都因人太多太挤，没有时间挨个儿，只好走了。有一天，他见铺里人少，店员闲着，他便拿出布票，请店员量布。售货员只说了一句话：今年的布票过期。再说什么也没用。布票作废，棉衣没有做成，只能靠破袄再过一冬。
　　所谓生活必需，也不是按营养学的观点来考虑规定的，像豆腐这样寻常的蛋白质食品，就得算“特需”，逢年过节供应几块。在一次向党交心（即向党说老实话，说掏心窝的话）的活动中，一位老教师说过这样的话：解放后说知识分子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他的感受就不是这样。春节前，他去豆腐店，买供应的豆腐，挨个儿两个多小时买来六块豆腐……
　　

布票的故事（3）
困难时期，连基本口粮也保证不了，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知识分子的定量口粮，从每天一斤，降到几两时，大家思想波动起来，对“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表示怀疑。有人讲，“看形势好不好，我不看别的，别的我也看不见！我只知道我肚子的形势，肚子饱了，形势就大好，否则就不好。”
　　

票证制度下的社会心理（1）
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之下，“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产品的生产、流通统统纳入计划轨道，产、销、供、求就只靠一种手段来调节——政府指令性计划调节。日用品实行凭票供应，把消费也纳入国家计划控制范围内，把发放票证作为调节供求的唯一办法，供应不足就凭票限量。
　　发放票证最多的时候，日用工业品的80　％　都要凭票证供应，从牙膏、口杯到火柴、肥皂，从暖瓶、面盆到胶鞋、铝锅，从手表到木钟，从缝纫机到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