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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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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由各军分区就地移交给各省、市人民委员会接收处理。其中实行监督劳动的，生活补助费分别按各省规定的标准，从离队之日起到1958年底止由军队一次发给接收单位；按照中央规定第3、4、5类办法处理的右派分子的工薪，应由军队将其改为地方工作人员的工资级别，从其离队之月起到1958年底一次性发给接收单位。右派分子1959年1月以后的工薪和生活补助费，均由地方决定和负责解决。
关于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的生活费
1959年3月，国务院人事局在《关于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生活补助问题的通知》中提出：这一问题较复杂，全国不宜作统一规定，由各地区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自行确定。并将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送密山国营农场劳动的右派分子生活补贴等问题”的通知和“补充通知”两个文件转发各地，供各地研究此问题时参考。
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通知中，对“送密山农场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的生活补助费标准”规定为：
本人第一年每月28元，由原机关拨给农场，农场发给本人；第二年农场根据各人的劳动情况确定工资，如其劳动所得不足以维持生活时，原机关继续补助。其家属应动员还乡生产，每人每月酌情补助5…7元；如无家可归仍住在城市的，每人每月补助7…10元。
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补充通知中，又根据当地农场职的工资水平和他们的劳动情况，确定从1959年3月起，将他们本人的生活费从每人每月28元增加为32元。
［作者按：50年代中期的新人民币1元，其购买力约合今（90年代末）的人民币10元左右。 读者可按此比例，加以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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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受害者们的遭遇——北大荒（1）
在北京的文化人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大右派是剧作家吴祖光。他在1917年生于北京，原籍江苏常州，父亲原是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文物专家。本人成份自由职业者。1949年10月参加工作，评定为“文艺四级”，月工资200多元。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根据吴祖光同志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和在文联座谈会上的发言，遭到二十几次群众大会批斗。1958年1月8日作结论，定吴祖光为“右派分子”，1958年2月中央电影局整风领导小组给吴祖光撤职、监督劳动的处分，下放北大荒劳动三年。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叫做摘帽右派，摘了帽子还是右派。1961年至1966年调到中国戏曲研究院担任编剧工作，降为文艺七级待遇，月工资120元。1969年以后在静海干校劳动锻炼。1968年3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又审查了吴祖光，在1975年6月7日做的结论中称：“经查，吴祖光是反动集团‘二流堂’的骨干分子。1957年他公开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被划为右派分子。吴祖光犯有严重路线错误。”打倒“四人帮”以后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1978年十月份起彻底平反，恢复原来的“文艺四级”待遇。这时他已经62岁，蒙冤含屈22年。
吴祖光曾和丁聪开玩笑说：“咱们受了右派义务教育全程一共二十二年。其中北大三年，中专八年，全托十一年。这才算熬到毕了业！”所谓“北大”指的是北大荒劳改农场，所谓“中专”指的是中央机关专案组，所谓“全托”指的是群众专政。
（一）吴祖光回忆
根据吴祖光自述：“1958年早春三月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我到父母亲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我要和一个有五百人的庞大队伍的右派大队去到极北边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我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对我笑着的。那时我也不知道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父亲在第二年去世，我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吴祖光：《“二流堂”真相》，又见《怀念父亲》，引自《吴祖光选集·第六卷》第519页，635页。）吴祖光在另一处回忆说：“1958年一个早春时节风雪交加的夜晚，我离开北京的家，去了极北边疆的北大荒，去经受艰苦生活的洗礼。总结自己的经历，我认为无论多大的苦难，人都是经受得了的。何况多大的冤枉总会得到多数人的同情。这就是使人能够生活下去，并且得到更大的支持和力量的原因。”（吴祖光：《电影从业十年》，引自《吴祖光选集·第五卷》第634页。）
关于1958年3月首都中央直属机关500名右派分子在前门火车站告别北京的情况，我找到了两分当事人的回忆资料——
（二）柳萌回忆
北京下着蒙蒙细雨……从北京开往牡丹江的火车，要在早晨启程，这是风天雨天都不会变的。在那万事都难以预料的年代，惟有这少变的列车时刻，使人们的生活多少有点安定感。此刻，中央各单位、各部门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冒雨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向前门火车站聚拢来，他们要搭车去密山、虎林一带的军垦农场，开始那不可知的北大荒流放生活……。（柳萌：《雨天》，但把月份误为“４月”；载《荆棘路》第36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据当事人说，首都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农场是分批出发的。第一批在3月14日，包括处分最严重的一些人，送往北大荒853农场。那里是刚创办的最为艰苦、在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县境内。如吴祖光、聂绀弩、陈明、柳萌……都在其内。而另外一批：丁聪、黄苗子、戴煌……等人是在晚一些时候的3月25日凌晨，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出发，送往北大荒850农场。其间还有几批。
（三）戴煌回忆
……据说前些日子，一列列火车拉着中央各部的右派奔向东北时，前门车站曾多次上演过真正悲声泪雨的伤心剧。每当汽笛一声长啸，车窗里、站台上，多少双怅然离别的眼睛、多少抑制不住的泪水、多少只发疯般挥别的手，数也数不清。车厢里的很多年轻人——最小的刚满18岁——有的脸上还挂着泪，都高声唱起苏联那首催人泪下的《共青团员之歌》，一些年岁大的人也随声跟着哼哼：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对我们来说，劳动，本是光荣而自豪的字眼。可是一加“监督”二字，它就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耻辱与痛苦！（戴煌：《九死一生》第95—9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更严酷、更沉重的灾难方兴未艾。从此人祸天灾源源不断的中华大地上，多了几十万强制“劳改”的阶级敌人，少了几十万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
1958年初，报刊上已经充满了“大跃进”的报道。一方面是众口一词的赞颂，另一方面是鸦雀无声。在公开场合，几乎再也听不到什么人起来“唱反调”了。
新华社记者戴煌被遣送850农场监督劳动。1960年全国大灾荒，农场的粮食被国家调走了，他们有一段时期每月只有19斤口粮。他原体重160多斤，做重活，吃得这么少，瘦成了90多斤。他饿急了，就在地里捉老鼠回来煮着吃，有一次，他煮了大大小小82只耗子，一顿吃完，成为世界上的吃耗子纪录创造者。那时，人们总是想吃东西，肚子饱了，还想吃，好像是个无底洞。这种疯狂的食欲是后来人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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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受害者们的遭遇——北大荒（2）
（四）王正回忆
王正自述：……我由于1957年“堕入反动泥坑”，发配到北大荒实行“监督劳动”，那我就彻底地成了一名“农工”了。不仅列为农工编制，领取农工的工资（每月32元），而且在严酷的磨难中不折不扣地干着农工的活。我能用镰刀每天割一亩多地的小麦，能不间断地扛二百斤的粮袋健步上囤，能用手锯每天伐好几棵直径一米来粗的大树，能高速地和泥、脱坯、垒墙、盖房顶……我敢说，一切指派我干的活，我的技术熟练程度，我的体能承受力和忍耐力以及我在劳动中的认真和细致的态度，都决不亚于任何一个真正的农工。至于我们的“政治待遇”，则就无法与农工相比了。因为我们的头上戴着“阶级敌人的帽子”，我们的名字列入了“敌我矛盾的另册”。正因为如此，我们无论干什么活，都要比普通农工更加发奋，更加拼命。在北大荒时，我曾一个人跳进冰河里，来回搀扶全队一百多“右派”一个一个负重通过独木桥。还有一次，在完达山伐木，我因为全神贯注指挥大家滚动木材，而自己差一点被巨木轧死。这类事情不少，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宣扬自己，以此来获取表彰或夸奖。我相信我的同代人许多都和我一样，甚至在自我改造上比我更加纯粹和彻底。
北京附近的劳教农场（1）
《劳动教养条例》开始实行的头一两年，并没有“教养期”这一说；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但是“改造好了”这句话好说而不好解释，标准更难确定。被送来“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多数是北京市各院校的青年师生。他们抱着“认真改造”之心，真的打算：在劳改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清河劳教农场
清河农场，在京山铁路茶淀车站附近，是闻名于世的劳教农场。
它虽然地处河北省宁河县，但却划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所有人员都是北京市户口，一律使用北京市票证。这叫“飞地”。北京市劳改处拥有的飞地，除了清河以外，远在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西北的青海，还有很多。
1958年在清河农场“西荒地”，由教养分子一口气建设起来的581、582、583、584、585（以年代编号）共五个分场，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土方大会战”的盛大场面。这些知识分子白面书生决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窝囊废，而个个都是体力劳动的能手。“大战七里海”的时候，教养分子们（许多人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起活儿来，扁担一抬儿要抬四五百斤土，每人一天要做十几方土方，最高劳动量能做四五十方！汗流浃背、埋头苦干、特别能吃，一天要吃五顿饭。
一年两年过后，清河农场只见人进来，不见人出去。许多教养分子刚进来的时候，“锻炼改造”之心强烈，劳动起来不要命，一心只希望表现良好，争取早日出去，重新工作。但是三年四年又过去，劳动强度越来越大，解除教养的希望却越来越小。于是产生了逆反心理：反正干得再好也出不去，还不如不干。结果是“老号”们闹情绪，新进的教养分子一听居然有人教养了四、五年还出不去，也失去了“改造好”的信心。
50年代的劳教所，真是人间地狱。吃的是麸子面窝头，而且只能吃半饱，床铺上臭虫、虱子成堆，一条统铺上要睡二三十个人，一人只有二三十厘米宽的铺位，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比叫花子都不如，更不如监狱里的正式囚犯！
起初在劳改队里，吃饭一向是不定量的；1959年开始，劳改队实行粮食定量，接着又搞什么“代食品”，开始是“瓜菜代”，后来是“野菜代”，一天吃不到几两粮食，各中队天天死人，还不许说是饿死的。出既出不去，吃又吃不饱，于是这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一群，开始磨洋工、泡病号，宁可到死气沉沉的病号队去饿死，也不愿意出工干活儿累死。
终于宣布了每个人的“教养期”
形势的发展，逼迫当局不得不另出高招：终于在1961年5月24日在各教养单位开会宣布了每个人的“教养期”。最短的教养期是半年，当然这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实际上并没有或极少有人会得到这样的恩惠，而最长的教养期，则为三年。
但是这种教养期不像判刑那样从逮捕的那一天算起，而是不管已经教养了多久，一律从1961年5月24日算起。
教养期一宣布，人们哗然，大喊“不合理”。特别是1957年年底第一批进来的人，都已经教养了三四年了，又要从头算起，讲理不讲理啊？ 但是身在囹圄，有理没理，只能听人家说，你要是反对，立刻送进“小号”即禁闭室，去喝那每顿一两二钱五（原规定十六两老秤二两）的棒子面稀粥，离鬼门关更近了，谁敢哪？
“潜伏爪牙忍受”，定期一年半、两年的陆续“解教”，最后定期两年半的人也在1963年11月24日把行李搬到了就业队去。七中队教养大院剩下72个定期三年的“老号”戏称为“孔夫子门生七十二贤”。
1964年5月24日，三年到期的那天，突然宣布要开展“拔白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调来36名未获“解教”的右派分子，叫他们相互揭发、展开批斗。
即便是最长的教养期，到1964年5月24日，也算是个“尽头”。糟糕的是，天有不测风云，“拔白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了；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来了。1969年林彪下了“第一号战备疏散令”，把劳教农场的大批“二劳改”集中到山西去。由于说不清的原因，他们中间许多知识分子，直到1978年才摘帽，1979年底才得到解放、改正，终于创造了教养14年、改造22年的空前绝后的记录。这里必须说明，“摘帽”、“平反”和“改正”是三个不同的概念。60年代所谓“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属“三等公民敌我人内处”待遇；后来的“平反”是从前有“反骨”后来削平了不敢再“反”了，但历史记着这笔老帐，属“二等公民犯有前科”待遇；1979年的“改正”则原来是正确的完全搞错了，彻底把颠倒的是非放正过来。
为数不少的右派知识分子在荣获“改正”之前就归天了，有病死的、累死的、饿死的、被红卫兵小将们打死的、还有自杀身亡的。如清华大学右派陆浩清精神分裂、死于疯人院；北京大学右派郑光地在1963年“强制就业”后不久，于1964年10月1日在北京北海玉带桥效法屈原投水自沉。此后那古色古香的一米高的白玉石桥栏杆被拆掉，换上比人高的护栏，以防止再有诗人重蹈覆辙。
解教摘帽、强制就业
1962年10月，清河农场所有未解除劳教的右派分子统统集中，到大兴县团河农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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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附近的劳教农场（2）
在此之前几个月，已经有一批从东北兴凯湖、北城子和北京劳改局管辖的其他农场（也都是飞地）调来的右派分子，共约400人（一说320人），编为“二大队七中队”，分作4个小队。
从各地押送来的右派分子们，经过灾害饥荒时期，个个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几乎脱了人形。有的是用担架抬下车的，如原清华大学物理系右派谭天荣；有患严重肺病的，如杜高；有的是送进太平间就要火葬而又活过来的，如吴弘达。从前这里叫“三余庄”，生活条件稍强些，有人戏说：“这里是全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农业单位”。
集中来的“右派分子”开头都以为当局要网开一面，会在某一天宣布摘除大家的帽子，并分配适当的工作。这些“右派分子”们经过“反右批判”，有许多人确实从思想上承认了错误，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们保证：如果当局这时把他们放出去，一定都会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成为最听话的干部。
但是“中央政策要宽大”的传言，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而烟消云散了。新的小道消息说：打算给右派摘帽的主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的，但不合时宜；特别庐山会议之后，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刘主席提出给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不但被毛主席否定了，刘主席还因此受到了批评云云。
提前重返社会的希望落空，大家又把希望寄托在“按期解教”上。好在短则半年，长则两年，到1964年5月24日之前，就要统统解教了。
解除教养最早的是从维熙（原《北京日报》郊区版记者，写过一些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落实政策后写了不少以劳改生活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热情歌颂劳改政策的英明伟大，被奉为“大墙文学之父”，并荣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李乃忱（老戏剧家，原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副经理兼后台主任）等五个“表现得最好”或问题本不大的右派。从维熙靠拢政府，劳动积极，又担任小队长，表现最突出，所以能光荣获得第一批“解教摘帽”的特殊恩遇。
但是“解除教养执行通知书”上却写明“解教摘帽、强制就业”八个大字。这时已有“新政策”下达：解除教养的右派，既不许重返原单位工作，也不准回家自谋生路，而是必须“强制留场就业”。户口落在农场当“合同工”，每月工资27元，最多加上几块钱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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