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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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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叫了一部三轮车，谈妥车资4元人民币，送他到了西郊北京大学西校门。时间已经是25日凌晨1点多钟。
刚进北大，新的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暂时先住教室。理科（数理化各系）学生多半住在小饭厅，都是上下铺双层木床。这时发生一个不幸的重大事故：一个学生从上铺摔下来，摔死了。校方立即在所有的上铺增加了长木条护栏。
开学前夕，西方语言文学系（简称西语系）的系主任冯至教授来看望新生：英语、法语、德语三个专业共60多名新同学。
入校不久，他只知道当时的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又知道老北大（1898—1937年）的校址在城里的沙滩红楼。抗战八年北大和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北大才重返红楼。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合并了燕京大学，新北大迁移到西郊海淀的燕园。至于老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和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他则一无所知。
第一学期吃饭不用付钱（供给制）。大饭厅，每桌8人，每个学生发一个捷克生产的大洋瓷碗。伙食不错，为大锅饭、中灶、分菜制，经常有鱼肉吃。1956年以后实行饭票制。所有同学都享受助学金。最低每月14元5角，其中12元交伙食费，2元5角零用，包括买书和笔记本、理发、邮票等。同班有“调干生”6人，每月领取27元，生活很宽裕。
同班有位女同学黄文华，她的父亲和大哥都是工程师，每人每月各给她寄25元。她每个星期都要去莫斯科餐厅，花费1—2元吃俄罗斯风味的西餐。此外，她还拥有一辆自行车——跑车，在学校里十分显眼。在大饭厅窗口排队，她总是站在“甲菜”（1角5分）的窗口，而赵鑫珊永远站在“乙菜”（1角）或“丙菜”（5分）的窗口。这种对比使人印象很深。
1956年北大新建学生宿舍15幢，容纳1920人。其中可住192人的5幢，可住96人的10幢；每幢4大间，每大间间隔为3小间，每小间住进8人，就拥挤多了。
清华大学建筑系高年级学生，设计了10幢简易小楼做北大学生宿舍。仓促完工，条件很简陋，一幢小楼中的3间屋子只隔一层薄墙，顶上相通，这边屋子有人咳嗽，隔壁屋子就能听见。住进去的同学都不满意。后来随着北大宿舍楼增多，这几幢小楼就改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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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北京文化人的生活
1955年，叶浅予跟王人美结婚办酒桌，请了十几位客人。有郭沫若、阳翰笙、吴祖光新凤霞、黄苗子郁风、丁聪等，办了两桌豪华的酒席，花了两百元钱。新婚之夜，叶浅予对王人美开玩笑说，我破产了。言外之意是说，叶浅予的积蓄全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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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天津居民生活
作为参照，可以举出天津市一般工人家庭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了“广就业、低工资、大锅饭大家吃”的政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城市纷纷开办工厂，由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青年工人大量增加。1955年全国职工总数增加到1571万人。
家庭收入不算高，但是支出也相当少。以天津纺织厂为例，按件计酬的工人工资（计件工资）比较多。在私营企业里，纺织男工每月平均工资53元，女工每月30元至40元。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男工每月的工资最多曾高达180元，女工则每月为58元。（但到1957年随着计件工资改为固定工资，工人的工资水平下调。例如帆布工人每月工资减为元，辅助工元。）
同时由工厂选调出去的国家干部，工资标准是：行政20 级为每月70元，21级为62元，22级为56元。
天津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由每年148元（每月12元）增加到205元（每月17元）。天津郊区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由每年62元（每月5元多）增加到79元（每月7元多）。
天津家庭主要开销：日常食品如白面每斤1角8分5，大米每斤1角4分或1角5分，玉米面每斤8分，豆油每斤5角4分，猪肉每斤5角，羊肉每斤4角5分，鸡蛋每斤5角5分，鲫鱼每斤2角5分，蔬菜每斤4分，等等（物价比上海、北京都低一些）。平均伙食费每人每月10元—15元，可以吃得不错：
粮食（大米白面）每月30斤：5元左右
豆油每月2斤：1元零8分
肉每月3斤：1元5角
鸡蛋每月3斤：1元6角5分
蔬菜每月30斤：1元2角
以上共计大约11元。
伙食费占家庭全部开支的一半以上。
房租也很低，每家3—4口人分配一间公有住房，大约10平方米，租金是每间每月2元。而企业提供给职工的住房（称为工房）房租为每间每月1元。
居民做饭、取暖普遍使用煤炉，厨房简陋狭小，厕所公用。开始普及电灯、自来水。当时一般认为比较高级的生活水平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知识分子的待遇要比一般居民强一些，但是强不了多少。
（附注：1956年人民币1元，实际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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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上海居民生活（1）
还可以举出上海市一条里弄的调查材料，看当时一般市民的生活状况。
上海新成区石门一路大中里，是一条中型里弄。据1956年12月20日的统计，居民共384户，1768人（平均每户人）。成分为：职工家庭88 ％ ，私方人员家庭，其他成分占（如摊贩、开业医师、无业、失业人员等）。
这条里弄解放前房金昂贵。当时居民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和高级职员。解放以后，房租显著降低。陆续迁入的100多户新住户中，绝大多数是职工家庭。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劳动就业人数的增加和工资改革，大中里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获得提高。
1952年登记失业者90人。1954年和1955年，大中里有20个无业人员就业，1956年又有64人就业（其中有未进行劳动就业登记的初中毕业生等青年37人）。至此，五年前进行就业登记90人中，只留下43人了。就业人数增加，困难户就相应减少。从1955年底的69家降至1956年底的40多家。原来的家庭妇女，有的也走上了工作岗位。因此 ，不少居民家中有二人以上的就业人员。
工资改革后收入有所增加
工资改革前，大中里职工居民的工资收入最低每月约35元，最高约350元，平均每户收入约80元。1956年10月份，即工资改革后，人民银行储蓄所对大中里的100个职工储户的储蓄金额积累数作了分析。根据这一分析，大中里职工居民在工资改革后，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每户的平均收入增加12—14 ％ ，大约每月为90元。
居民生活的提高，也可以从里弄里的小商、小贩营业状况看出来。里弄里有个小杂货滩“鹏飞号”，过去十斤糖果可卖两、三个月，现在一个多月就卖光了。另一家小杂货店“详森泰”，1955年全年营业总额为8；768元，1956年已增为10；106元。
但是，大中里的居民，并没有把全部收入投向消费市场；他们把多余的钱存入了银行。他们的爱国储蓄金额也是逐年上升。1955年底，全体住户的储蓄总余额为4万多元，1956年3月底为5万5千元，6月底为6万7千元，9月底为10万6千元，12月底为11万9千元，到1957年1月底，已达12万2千元了。以储户来说，1956年底比1955年增加三倍以上，总户数为779户，说明不少居民一家存好几种储蓄或一家有好几个人参加储蓄。其中职工的储蓄有了很大的增长。据人民银行当地储蓄所统计，1953年大中里的存款总余额中，资本家的存款占70 ％ 以上，而去年年底大中里的11万存款中，职工的存款已接近50 ％ 了。
再从里弄里不同阶层的家庭，看一下居民生活的变化。
工人家庭
主人吴根福、鲍秀英原来都是本市庆丰棉纺织印染厂（解放前名保丰纱厂）工人。1947年结婚后，厂方以夫妇不能在同厂工作为借口，辞退了女方。生活的担子就由吴根福单独承担。当时家中除夫妇二人和一个母亲，还有前妻所生一子在读小学。吴根福因工资收入入不敷出，离厂出来单干，但每况愈下，踏了三天三轮车，没赚到钱，却累得病了半个月。母亲只好暂居女儿家。孩子读书的学费也全靠借贷缴付。当时物价飞涨，所借全以实物计算，一箱肥皂读半年书。家中每日淡粥菜饭，甚至有个时期每天只买二、三分钱咸菜过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吴根福重进庆丰纱厂做木工，工资每月81元。但接连添了三个孩子，支出增加，经济情况又趋紧张。后来，大儿子考入了机器制造学校，学费、膳费全由国家负责；大女儿读小学，二女、三女读幼儿园，学费全由工厂负担。吴根福并享受了劳动保险待遇，情况有所改善。但碰到孩子生病等突发事件时，还感到欠缺。因此，庆丰纱厂历年来给了他们困难补助费近100元。
1956年工资改革时，吴根福被评为七级技工，工资增加为94元6角。鲍秀英也于6月24日重新进入纱厂，目前工资每月65元。家庭的工资收入共有159元6角。享受各种福利的收入，每月相当于23元多；实际月收入183元，人均26元。生活也就有了显著的改善。自去年下半年起，增用了一个保姆。全家衣服作了一次更新。鲍秀英在前三年一件衣裳也未添过，去年开始添置新衣，并添了两条新被；孩子们去年添置的衬衫、裤有十三、四件；于是两年来每年有余的购布券不够用了。
在饮食方面，目前小菜连油、盐调味每天约1元2角，与过去最困难时期每天3分钱咸菜相比，已有天壤之别。现在，光孩子们的鸡蛋、豆浆和白糖，每月就要12元。
他们不但要储蓄数字增加，还准备多买公债，前年只买5元，今年打算买50元。
小职员家庭
丈夫是纱厂小职员，妻子吴爱珍是新成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师。现在他们住在大中里，连灶披间（厨房或兼饭厅）有大小3间房子。家中计有夫妇俩，4个子女和1个妹妹、1个甥女，共8口人。丈夫去年外调工作，每月寄回家用100元；工资改革后，妻子每月收入70元（月增6元），此外得到补发工资54元8角。人均每月生活费25元。
妻子原来也是职业妇女，抗战时期失业。当时丈夫也无固定工作，辗转于浙江、江西、福建各省。抗战胜利后进了上海荣丰纱厂。但因当时上海生活费用高，夫妇反而分居，妻子退居乡下。经过两年，丈夫才逐步添置了简单的家具，租了棚户区的一间薄板房子，在1947年把妻子接到上海。当时物价飞涨，一月数变，生活艰难。男主人发了工薪，马上买进柴米油盐以至草纸、肥皂；留下的小菜钱，却因为货币贬值而只能吃咸菜、黄豆芽。
1956年上海居民生活（2）
新中国初期，生活也仍然并未好转。大女儿生伤寒病时，特效药一瓶买不起而只能买半瓶。到1950年，他们才在纱厂同志的帮助下搬进了大中里。
1952年，妻子当了教师，家庭生活才有提高。生第五个孩子时，妻子病在医院，光输血就是600cc，但因为国家实施了公费医疗制度，200多元的医药费、住院费全由国家负担。
这几年来，他们除了存定期储蓄外，有奖储蓄已从两份增加到四份。1956年，妻子领到补发工资后，只买了一枝钢笔；凑满50元，又存进了银行。而当每年发行公债时，他们又早已作了准备。主人们很会节省。几年来主人们身上逐步出现了呢衣；1956年还第一次添置了丝绸衣衫。每个人身上都有了绒线衫。女教师参加晚会时，还另有漂亮衣裳。鞋袜齐全，寒假做单鞋、暑假做棉鞋，还买了一架缝纫机。
妻子说：“生活好了，在吃的方面也要动脑筋了。”他们一家七口吃饭，总是一荤两素一只汤；单是一只汤，就可以有豆腐羹、水炖蛋、罗宋汤，换各种花样；星期天有时还为孩子们调煮红枣、赤豆汤。现在，书报杂志，也比过去订得多了。
私方人员家庭
户主王万荣是公私合营荣昌祥广告公司中的副经理。家里经常有14口人吃饭，包括两个劳动大姐（女佣）和8个在大学和幼儿园读书的子女，另外还要照顾两个亲戚。
这一家庭在解放前生活十分富裕，男主人经常通过吃喝玩乐拉拢生意。解放初，这位经理的月薪是2400折实单位，合新人民币1250元。在“五反”期中，经理主动减自己的月薪为600折实单位（每个折实单位约合5角多钱）。此后，又因营业清淡，从600折实单位减到220元。当时营业虽仍未好转，但花天酒地的经营方式有了改变，因此生活仍然富裕。1953年合家集体游杭州，一次就化去200多元。那时，苏州、宁波等地的亲眷往来不绝，一住数月；家中曾有三个女佣（后来辞退其中一两个）。
1955年，王经理因历年来在公司中挪用公款和漏税，经查实，需要补缴赔款，就变卖了一些家产，负了债。加上公司营业仍未大力开展，220元的薪金时常前欠后拖。生活不再宽裕了。虽然那时还有每月100多元的房租收入，也终因开支浩大而陷入拮据状态。
1956年，这家公司在公私合营以后整顿了业务。这位新任副经理的220元固定工资能够按月发放了，家庭经济也得以安定下来。不久，政府又发放了定息，息款每年6000元。（注：如此，平均每月收入720元，人均50元）。冷落的门庭又开始热闹。从1956年底以来，住在家中的客人从未断过。劳动大姐（女佣）也恢复为两个。每日小菜钱已提高到2—3元。七个子女每月看电影从过去的7人次增到现在的20人次。出嫁的大女儿不再需要补贴家用，相反地由这里送去了新衣裳、新皮鞋。全月的家用开支又超过350元了。1957年起每月储蓄35元；主人还把今年发放的10月份公债缴款期以前拿到的定息，用来购买2700元公债。
失业人员家庭
户主汪礼亭48岁，父母子女共7人。他原在上海英商邮电银行工作。1954年银行申请停业后，遣散职工，汪礼亭失业了。当时所领遣散费相当于20个月的工资，家庭就以此维持生活。过去三年中，未有任何收入，但负担有所减轻。1954年户主离开银行时，大儿子已进大学，学费、膳费不要自己负担，享受人民助学金待遇。二子、三子原来读私立夏光中学、民立中学，学杂费（折合现行人民币）共116元，由于全市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学费支出也减轻为34元；四女原读私立崇德女中，学杂费53元9角，现考入武汉铁路运输学校，学费、膳费全免；五子是哑子，原在私立福雅聋哑学校读书，学杂费50元，现改在聋哑青年技术学校读书，学费3元。
此外，1956年政府取消房捐后，每年少支出40多元。就连第二个儿子患病长吃的500公分红旗牌清鱼肝油，价钱也于去年4月份从3元3角5分降为2元7角1分了。
1957年春节，户主汪礼亭找到了短期的临时工作。这一家仍然用不着申请困难救济。
总的说来，1956年居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但困难还是存在的。由于过去几年劳动就业人数过多，某些工厂企业也因部分原材料不足，1957年不准备多招工。今后收入难以大幅度提高。大中里的居民们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已注意到这些困难因素。33号居民鲍秀英介绍自己的收支情况时，一笔笔数目使她吃惊了；她惊讶1956年这一年中生活改变得太快了。她说：“就拿布票来说吧！去年刚刚找到工作，一下子就把布票用光，做了十几件衣裳。真不应该。今后一定要精打细算，注意节约”。（根据《文汇报》1957年4月1日的报道）
1956 —1957年的市场状况
按照如今的观点，市场销售量上升，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然而，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指令式计划经济时期，这却并不是什么好事，甚至政府部门还会为此而担心忧虑。
1956年上海市购买力有所增加、消费旺盛，但是新华社在当年9月10日的报导，却对此泼了一瓢冷水：
“今年上海消费市场盛况空前。工业生产的巨大增长，使工人们增加了一笔很大的收入。最近国家机关实行工资改革，干部们拿到了补发的工资，公私合营企业发放了职工的欠薪，私方人员也拿到了为数达二千五百多万元的股息。全国各地工矿企业川流不息的派出成千的采购人员到上海采购各种物资。这些巨大的购买力使这里的商店门庭若市，旅馆夜夜客满，娱乐场所游客如云。但是在这种繁荣的景象后面，也开始透露出一些奢侈浪费的不好倾向。”
“最近一个多月来，全市许多著名的高级饭店、酒楼，忽然一反夏季营业清淡的惯例，天天有人请客宴会。每天黄昏五六点钟，已经座无虚席。上海近来因为台风影响和面临副食品生产淡季，小菜场上荤素菜供应不足，商业部门虽然派出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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