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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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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保障。现在苏联的名作家每个人都可以买一个别墅，芬兰式的，价值五万卢布；可以自购汽车、汽油……作家有必要去各地考察、生活、访问……的，作家联盟给他一种创作的旅行派遣，给他旅费，他在那里可以住几个月。”
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到了和平时期不便于长期维持。那么，是转向实行配给工资制，让作家们获得某级别的干部身份呢，还是回到过去的自由市场制、依旧靠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当时的选择只能是前者。这是因为：
（一）社会已经不具有自由出版的市场，如何有自由支付稿费、版税的社会空间？靠稿费生活的除了此前创作量很大、版权尚多的作家外，一般的作家靠多少年写出一本书、几篇文章，是无法生活的。如早期“湖畔诗人”汪静之说：“我多年没写诗了，上海解放后第二天就写了三首诗，投稿不登，以后就提不起兴趣了。”像这样的诗人心情，怎能让他们靠稿费生存呢？对于新体制内的作家，工资制的实施，使他们即便长期不发表作品，也有生活保障。建国后17年间版税制逐步取消，稿酬也一减再减，稿酬的有无只是生活水平高一些和低一些的标志。诗人郭小川在日记中常提到，拿到了多少元稿费，陪夫人去买布料做衣服。从当时多数作家的生活情况看，稿酬再不是生活仅有的依靠了。不会像30年代周扬在上海时，妻子即将临盆，手里硬是连妻子住院生孩子的钱都没有，急得他到处告借。
（二）当国家在大范围内实行供给制（和包干制）时，正是计划经济初期建立的时候，完成了向指令型计划经济的过渡，也就完成了作家由自由职业者向配给工资制的转变。
1955年的知识分子待遇（1）
1955年年底，中央统战部以及“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已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作了调查，掌握了许多真实情况。
1956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人数的调查报告》 指出——
一、到1955年为止，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多一点。其中高等院校的教育人员3万多。 这显然与6亿人口的大国不相适应。
二、高级知识分子绝大部分生活比较清苦。和抗战以前（20…30年代）相比，现在（1955年）高级知识分子的货币工资还是低得多。以大学教授为例，1955年的最高工资为252元6角，而抗战前夕（1937年上半年）可达当时法币600元，折合人民币1500元 （以战前法币1元折人民币元计）；若用百分比，则为，通俗地说，1955年高级知识分子收入只相当于抗战前夕的六分之一。
于是，一个借鉴苏联经验的“特定津贴”办法，即《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提交中央会议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选出八百多名突出人才实行特定津贴，每月能保证工资达到新人民币500元左右。（相当于抗战前夕的三分之一，或30年代前叶的30 ％）。
这八百多人的名单，包含了当时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卫生界的代表人物精英：
陈寅恪，中山大学教授，现有月薪253元；
顾颉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218元；
翦伯赞，大学教授，元；
向达，北京大学教授，元；
俞平伯，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85元；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元；
王力，北京大学教授， 元……
这些都是中国高等院校一流的文史学者专家，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只有二百元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名单遗漏了一些不该遗漏的名人，例如没有吴宓的名字……
（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
1956年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这是为 1月14日开幕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供讨论、修改的文件。该草案提出：
“必须对目前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和历史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认为当前的主知识分子队伍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进步分子，已经占多数”。“党中央要求全党一切组织，首先是同党外高级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的科学机关、高等教育机关、文化机关、文化团体、经济机关、企业、卫生机关、军事机关等机构中的党组织，迅速地坚决地消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和错误”。
1月14…20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共中央各部门、各直辖市和各省区的负责人、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上千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着重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及妥善解决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
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经过建国后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旧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就是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大规模地培养新生知识分子，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
周恩来尖锐地批评了党政部门对知识分子问题存在着宗派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低估了他们 （指知识分子 —— 引者注）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而我们目前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帮助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更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恩来并提出：
1。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应给予充分信任与支持，让他们有职有权，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 2。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
3。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如配备助手、解决资料、制订合理的升级及奖励制度等）和必要的生活条件。
这里所说的“必要的生活条件”之一，就是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具体说来，就是上述《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所提出的：对于突出人才实行特定津贴，每月能保证工资达到新人民币500元左右（合今人民币5000元）。但是这个英明正确的建议，由于反右斗争、大跃进和“文革”连续的政治运动而未能兑现；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得到落实。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到会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955年的知识分子待遇（2）
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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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行政级别
1956年6月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基本确立了我国此后将近40年的工资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确认的“级别”，成为中国干部、军人、工人、职员（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的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主要标准。同时确定的城镇户籍制度，跟劳动工资制度一起，成为决定共和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基本因素。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城乡差别，由此定型。
这次国家干部的工资改革，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的干部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可以互相换算，如高教1级和文艺1级大致相当于行政8级；文艺7级大致相当于行政13级，高教8级大致相当于行政17级，等等。
评级定职的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资历和职务，参考德才进行评定。一般说来，正部长为3…5级；副部长为5…8级；正局长为8…10级；副局长为9…13级，正副处长为14…17级，正副科长为17…22级，等等。
地方干部，如安徽省委副书记马天水为行政7级；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为行政8级。
有些单位特别是中央领导部门因其特殊性，配备干部级别很高。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按级别至少为正部3…4级。在中国人民大学，10级（元）、11级（元）应为正局级而担任中层干部（处长）的，也为数不少。再如当时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为行政8级（元），副处长为行政10级（元）；而文艺处处长丁玲是行政7级（322元）；挂名在中央宣传部（和电影局）任副处长的江青是行政9级（到文革期间1968年破格提升为5级）。当时新华社社长不过为司局级，因为新华社曾隶属于新闻总署；而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副处长）李慎之为行政11级（相当于一般的司局级）。这些官衔为“处长”者，都属于“高干”待遇。
这次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后，干部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改由个人负担；同时，干部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的家具、水电，一律缴纳房租、家具费、水电费。但这些费用的数额很低，通常只有几角或几分钱。同时，对国家干部中因多子女生活困难者，特殊照顾（类似供给制包干办法）：仍用政府福利费予以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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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待遇标准（1）
1956年对于知识分子订立的工资标准，基本上套用国家干部的级别，把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纳入组织机构，以便加强监督管理。但在制订时缺乏三个重要的考虑：
（一）没有规定今后若干年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价的变化，将各级工资数额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反映社会经济产值的增长，而避免实际工资的降低；
（二）没有建立一套工资晋级的制度，以激发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以至于后来十几年的助教、研究实习员都没有提升为讲师或助理研究员；教授和研究员普遍年龄老化；
（三）没有全面考虑福利、保险和养老金制度。
大学教职员月薪
教授月薪（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分四级：一级教授 345元，二级教授 元，三级教授 元，四级教授 207元；（注：三、四级教授跟一、二级副教授交叉）
副教授月薪分四级：一级副教授 元；二级副教授 207元；三级副教授 177元；四级副教授 元；（注：四级副教授跟一级讲师交叉）
讲师月薪分四级：一级讲师 元，二级讲师 元，三级讲师 106元，四级讲师 元；
助教月薪分四级：一级助教78元；二级助教69元，三级助教62元，四级助教56元；
校务管理人员（大学正副校长、大专独立或学院正副院长）：行政6级（368元）—13级（元），相当于副部级到副局级。
科学研究人员（如中国科学院）月薪
研究员月薪（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一级（正研）345元，二级（正研）元， 三级（正研）元；四级（副研）207元，五级（副研）177元，六级（副研）元；
助理研究员月薪为：七级（助研）106元，八级（助研）元，九级（助研）78元；十级（研究实习员）69元，十一级（研究实习员）62元，十二级（研究实习员）56元；（注：以上科研级别跟大学教员级别相对应：教授相当于研究员，讲师大致相当于助理研究员，助教相当于研究实习员，等等。）
［附］其他如：主任医师的工资定为元到元；主治医师的工资为91元到177元；工程师的工资定为元到元。大中专毕业生的定级工资：研究生毕业为62元；大学毕业为56元，中专毕业为37元。
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
全国各校对教职员的住房和家俱配备等，都制定过分配标准。典型的方案如下：
住房标准（1952年—1955年）以房间数计算——
A，家属宿舍：副教授（处长级）以上，每户2间半至3间半（半间为厨房）；讲师、教员（科长级）每户2间至2间半，个别家庭人口多的讲师可住3间半；助教及一般干部每户不超过2间。
B，单身宿舍：副教授每人1间；讲师、科长2人1间；助教、一般干部3人1间。
1956年制订的住房分配标准，一般改为以使用面积或居住面积（平方米）计算。
A，家属宿舍：正副教授、正副教务长、总务长每户63平方米；讲师及正副处长级每户50平方米；正副科级人员每户4l平方米；助教及一般干部每户以30平方米为限。
B，单身宿舍：教授、副教授，每人28平方米，两间或一大间；正副处长级每人以不超过24平方米为限；讲师，每人15平方米一间；助教和一般干部，每人8平方米（2人1间）；勤工以5平方米为限（3人1间）。
1956年，有些大学新建教工宿舍楼，正教授4间一套（使用面积86平方米）、副教授3间一套（72平方米）、讲师为2间一套（58平方米）。
这样的住房标准，虽然合理，但是到1958年以后就没有真正兑现过。反右派斗争和十年浩劫期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倍受歧视，各校住房越来越拥挤，助教、研究实习员之中的新婚夫妇没有新房，30多岁、甚至40岁还只能挤住在集体宿舍的“筒子楼”里。从1958年到1978年甚至到80年代，20多年积压的住房紧缺问题成堆，被称为“老、大、难”的顽症。
官职、级别、资历
在这次评级定职中，注重的首先是级别，其次才是职务。职务只决定具体工作的责任和义务，级别才决定政治地位和经济报酬。同样担任局长或县长，但是行政级别可以不同，待遇可以有相当的差别。干部调动职务时，级别随着人事档案一起移交。因此出现很多官大职小（级别高职务低）、职大官小（职务高级别低）或有级别无职务的现象。如作家孙犁，行政9级（253元），职务只是天津日报的副刊编辑。
当时以行政13级划线。13级以上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可以在住房、汽车、差旅、饮食、疗养、保健等方面，有权受到各种特殊和免费的方便；又14—17级为“中层干部”，衣食住行用等照顾面就缩小一些；18—23级为基层干部，待遇一般没有什么特殊性。但是后勤、财务等掌权的基层干部，有“县官不如现管”的说法。这是典型的品位权势划分。
定级别以后，大多数干部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心情舒畅；但有少数干部为评定级别不如意，而闹情绪。如作家姚雪垠，原为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后调入河南省文联，只被评为文艺8级，相当于讲师；级别评低了，出现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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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待遇标准（2）
资格也起重大作用。首先要看“何年何月参加革命？”1937年7月6日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一条线；1945年9月2日抗战胜利日为一条线；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是一条线。履历特别要紧，延安干部比白区干部吃香，这是不言而喻的。
［附注］北京市即6类地区行政级别月工资为：1级644元，2级581元，3级517元，4级460元，5级414元，6级368元，7级322元，8级元，9级253元，10级元，11级元，12级元；13级元； 14级138元；15级124元；16级元；17级99元；18级元；19级78元；20级70元；21级62元；22级56元；23级元；24级43元；25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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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层统战对象的照顾（1）
这次评级定职，对于统战对象——担任重要职务的非党人士，有所照顾，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实例：宋庆龄被评为行政1级，月薪为644元，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政军领袖，则评为行政2级，月薪581元。副总理陈云、邓小平、黄炎培、郭沫若等为3级（517元）、正部长均在4级（460元）5级（414元），副部长可评到6级（368元）、7级（322元）。著名侨领陈嘉庚即被评为3级（517元）。特别一些本身曾为民主人士或实业家的部长、省长，并不看重“俸禄”，而是看重国家给的“品位”。例如章伯钧，被任命为交通部长，工资为行政3级，每月517元；罗隆基，被任命为森林工业部长，工资为行政4级，每月460元；章乃器，被任命为粮食部长，工资为行政4级，每月460元。
“高知”的定级
当时的文化人，一般也都愿意“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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