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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费尔特的事业生涯中，他的妻子奥德丽始终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奥德丽·费尔特是爱达荷州大学优秀毕业生，同那个年代许多其他的女性一样，她把自己的一生融入到了丈夫的事业中：帮他挑选整洁的服装和领带，帮他装饰办公室。马克成为联邦调查局二号人物后，奥德丽在他的办公桌上方装了小聚光灯，让桌子看起来更加明快一些。
　　然而马克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同样给有着敏感个性的奥德丽带来了压力。马克一周工作六天，频繁搬家，不能脱离联邦调查局风格的拘谨的社会生活，一连十二年下来，奥德丽终于在1954年因心力交瘁而病倒，当时马克一家生活在西雅图。后来她总算恢复了健康，可依然很脆弱。当琼长大成为一个美丽而倔强的女人后，她们母女又常常发生争执。马克不得不在忙碌了一天后，晚上又在家中调解她们的矛盾。
　　20世纪60年代是马克职业生涯的尾声阶段，也是美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费尔特一家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琼离家去了加利福尼亚一个农场，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并加入了一个宗教社团。全国反对越战的呼声越来越高，新的生活方式——性解放、吸毒、摇滚乐等等拉远了两代人之间的距离，城市里充斥着激昂的情绪，激进的政治思想十分流行。
　　这样的社会潮流，联邦调查局也难免卷入其中，它的许多行动都引起了政治和司法领域的广泛注意。在肯尼迪政府的授意下，联邦调查局在马丁·路德·金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试图监视两名与共产主义组织有联系的顾问对金的影响。从不偏离胡佛政策的马克支持联邦调查局对马丁的监听行动，但不赞同他的对手——反间谍行动负责人沙利文主张的威胁恐吓那些民权领袖的行动。
　　马克退出了沙利文参与筹划的休斯顿计划，该计划最终也被胡佛否定了，因为那是尼克松政府用来向自己的对手开展情报战的。马克同沙利文之间的无声战斗并不仅仅反映了他们在政策上的分歧，还关系到联邦调查局的未来。白宫的幕僚们所推行的那个休斯顿计划是他们制约政治对手的关键手段，特别是对那些反对政府越南政策的人。沙利文参与筹划休斯顿计划的目的是在与胡佛的权力斗争中赢得政府的支持。而费尔特则站在胡佛一边，因为他明白如果这个计划得到批准，白宫就将派出一个代表来协调和指挥联邦调查局去从事一些最为敏感的行动，其中许多行动的合法性都值得怀疑，那样联邦调查局可贵的独立性便会荡然无存。
　　

序言（13）
1970年10月，沙利文与胡佛公开决裂。沙利文在一次演讲后说，新左派运动成为对美国的新威胁，效仿苏联的美国共产党则大势已去。胡佛已经通过常年宣扬苏联威胁论从国会那里争取了不少经费，而他的苏联威胁论的根据大都来自于沙利文搜集的情报，他听了沙利文的论调后大为震怒。沙利文的意图也很清楚：那些言论多半是在白宫的授意下发表的，因为当时白宫正在设法平息公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便为总统即将参加美苏武器谈判，进而在1972年访问中国打下基础。1971年8月，沙利文给胡佛写了一封信，大胆地建议他退休，可他打错了算盘，反而被胡佛解雇了。这使马克成了联邦调查局内部唯一的局长候选人。
　　可这并没有为马克的进一步提升铺平道路，八个月后胡佛去世的时候，白宫从外部任命了新的局长格雷。格雷上任一个月后，水门事件就发生了。对于马克和联邦调查局来说，那是个空前脆弱的时期，马克和胡佛的拥戴者们失去了为他们顶住各方压力的局长，也失去了胡佛手中赫赫有名的私人文件，据说那些文件里有许多政客的把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干涉联邦调查局的政客。尽管还有一部分没有销毁的文件被格雷和马克掌握了，可没有了把柄，马克从胡佛那里接手的也只是一个没有应变能力的局长职权。一句话，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威慑力随着胡佛一起走进了坟墓，这使联邦调查局面对政治干涉十分无助。
　　马克在本书中表示，他在那个夏天充当“深喉”的目的就是让白宫处于公众的视线下，以阻止它干涉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行动。这种初衷在华盛顿是相当寻常的；可没想到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的内幕揭发行动却变得越来越大胆。1972年10月，马克与伍德沃德开始了他们勇敢的合作；　这对日后推翻尼克松政府起了关键的作用。
　　直到现在，公众还认为水门事件的披露是两个勇敢机智的年轻记者的英雄行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论的确是这样。可真正在整个事件浮出水面的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提供情报的那个联邦调查局高层人士，要知道，在那之前他已经为检察官们和大陪审团撰写了三十年的调查报告。
　　马克在扮演“深喉”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防止在与伍德沃德会面时被发现；　而是在与同事共同查找泄密者的过程中避免被怀疑。在1972年夏天，他和格雷命令对下属进行盘问，并要求每一个下属在接受提问前宣誓说实话。后来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对他产生了怀疑。马克说服格雷不要相信那些荒唐的怀疑。据马克1979年出版的回忆录的记载，他当时对格雷说：“帕特，我没有向任何人泄露任何事，他们错怪我了。”
　　格雷当时说：“我相信你，可白宫不相信。克兰丁斯特跟我提了三四次要把你开除出去，我都拒绝了。尽管他没说，但我相信那是上司的意思。”
　　在那个版本中，马克直接向读者表明：“我从未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或其他人泄露过什么！”
　　马克的支持者们这样为他的这句表白辩解：就算他在做文字游戏（意思是说，马克只和伍德沃德会过面，可从没见过伯恩斯坦），他也没有撒谎。而在马克心中，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撒谎。就像他把自己的不同角色完全分隔开一样，在这里也可以认为他白天担当联邦探员查寻泄密者，同他晚上扮演的帮助伍德沃德理解内部信息的非官方情报提供者也是完全分开的。
　　最终，历史把引路人的角色赋予了“深喉”，让他去指引伍德沃德发现水门事件入室行窃的表象背后隐藏的复杂犯罪网络。经过在停车场的一个漆黑夜晚后，伍德沃德突然就了解了水门事件的关键要素。他与伯恩斯坦在1972年10月10日写出了轰动性报道，将一个小小的入室行窃事件里隐藏着的国家政治危机挖掘了出来。他们在报道的第一页第一段里给整个事件定了性：
　　联邦调查局探员已经确定，水门事件中的窃听行为的背景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间谍和阴谋破坏活动。其目的是使尼克松总统成功连任，其幕后指使就是白宫官员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
　　

序言（14）
五
　　马克·费尔特没有料到联邦调查局的声誉会受到水门事件的间接影响，这种结果不是任何人可左右的。胡佛在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已无力维持自己在公共关系方面的骄人成就。联邦调查局的老规矩是同在任政府合作，胡佛按这条规则组织了对马丁·路德·金的调查，对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进行了监听。可尼克松倒台后，这些老规矩给联邦调查局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因为那些调查都成了有损于社会的行为。另一件事也给联邦调查局的名誉造成了损害，1971年极端分子贝里根兄弟闯入联邦调查局设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堤亚市的办事处，并取走了一些机密文件，那些文件中有联邦调查局针对左派极端分子采取秘密反间谍行动的内容。1973年，联邦调查局对印第安人占领南达科他州伤膝镇一事的草率处理，又在联邦调查局　“滥用权力”的账上加了一笔，尽管马克也指责了司法部的策划人违反联邦调查局的执法程序。
　　水门事件是联邦调查局各种新麻烦的催化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从1972年10月到1973年4月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报道（其中许多都是在马克的引导下写出的），直接引发了欧文委员会召集的水门事件听证会和罗迪诺委员会召集的总统弹劾听证会。而这些活动反过来引发了1975年丘奇委员会召集的针对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滥用权力的听证会，在当时这个听证会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水门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听证会，给媒体在联邦调查局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提供了素材，可那些报道中有一些是不公正的。在那些报道里，马克·费尔特成了关键证人，联邦调查局成了一个暴力的、不公正的执法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给联邦调查局的社会声誉造成了极大影响。在那段时间里；　对现存体制的不满情绪迅速扩散，在这种情况下，白宫的政治阴谋遭到了谴责，比如非法闯入治疗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他泄露了五角大楼关于越战的文件）的精神病医生办公室，可同时联邦调查局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采取的合法行动也被横加指责。在极左的“地下气象员组织”前往古巴接受训练，煽动革命，组织暴力活动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跟踪其成员，在马克的领导下对他们采取措施——这些都是履行联邦调查局的职责，却导致马克承受了数年的审判和调查。
　　在1973年4月底，马克厄运的前兆就显现出来了。就在L。帕特里克·格雷出席联邦调查局正式局长批准任命听证会之前，《时代》杂志曝光了基辛格搞的监听活动——消息来源就是马克·费尔特（他同时还把这个消息披露给了伍德沃德）。这种披露行为可能是针对沙利文（基辛格案的重要参与者）的，目的在于消除沙利文在格雷之后继任局长的所有机会。可这次格雷却引火烧身了。当在听证会上被问及监听是否属实时，格雷说：“局里没有任何窃听新闻记者和白宫人员的记录。”这个回答聪明过头了——“没有记录”的原因就在于沙利文将基辛格的通话记录隐藏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这一点格雷很清楚。
　　由于格雷笨拙的回答，检察官转而向马克施加压力，并以伪证罪调查为由，逼迫他提供不利于格雷的证词。从不轻易屈服的马克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使格雷逃过了一劫。于是检察官们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纽约时报》一名记者约翰·克鲁森据称得到了联邦调查局对唐纳德·塞格雷蒂的大量调查记录。唐纳德是白宫所谓“肮脏计划”的参与者，这个计划阴谋在1972年选举中破坏民主党的竞选活动。也许是受了尼克松政府的指使，特别检察官开始了针对马克的泄密调查，尽管马克否认自己曾与克鲁森会过面。但如果正像尼克松及其手下所怀疑的马克就是“深喉”，那就很有可能是他将对塞格雷蒂的调查记录泄露给克鲁森。伍德沃德对“深喉”的描述大大刺激了他的书的销售量，可同时也增加了他的消息提供者遭到刑罚的危险。
　　就在马克终于击败这些指控后，他又面临一项新的起诉，罪名是授权暗中潜入“地下气象员组织”成员的住所。这场马拉松式的痛苦审判持续了将近五年，不仅毁了马克的名誉，还严重损害了奥德丽本已脆弱的精神健康。与马克一同被指控的还有爱德华·米勒（主管反间谍行动的助理局长）以及格雷，马克负责指挥被告方的辩护。证人包括五名前任司法部长以及尼克松本人。除了约翰逊政府的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其他人都同意马克的辩解，即入室行动都是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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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5）
在“9·11”事件及法院认同了暗中监控为必要的反恐措施（当年探员的入室行为被谑称为“黑包工作”）后，今天的大部分读者就会认为马克和尼克松——法庭上最强的证人——都是胜利者。对格雷的指控最后因证据不足而被撤回。而在卡特总统临时任命的毫无经验的法官一味影响陪审团的情况下，马克面临的结局则是不可避免的，法庭在1980年11月6日闪电般地宣判他和米勒有罪。可不论结局如何，陪审员们还是公开地蔑视已经名誉扫地的尼克松和频频遭到指控的联邦调查局。
　　法庭宣判几个月后，新上任的总统罗纳德·里根赦免了马克和米勒。尽管这样，马克的名誉还是因宣判而受到了损害，他继续上诉要求法院还他以清白，最后在1983年，上诉法院以受赦免的上诉无法律意义为由驳回了马克的上诉。
　　在调查和审讯终于结束了以后，马克开始尽力挽救自己破碎的生活。他一直担心女儿琼，她为了避开与自己合不来的母亲跑到偏远的山区农场去生活。马克很快找到了她的下落并同她建立了联系，在整个80年代始终为她的生活担忧。另一方面，长期承受压力的奥德丽健康不断恶化，最后终于自杀。悲愤的马克私下里痛骂美国政府，控诉政府害死了自己的妻子，而他却以杰出的成就为之贡献了一生。
　　在那之后，马克与一名漂亮的寡妇伊薇特·拉·加德开始了一段浪漫的恋情，她小马克十岁，出生于法国。就在他们的关系不断发展时，马克还担心着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琼，她已是三个男孩的单亲母亲。当马克意识到自己必须得离开华盛顿和伊薇特去照顾琼时，在一个浪漫的夜晚，马克把自己的秘密身份告诉了她，那是一份从未送给过别人的礼物。而在多年后，坐在安乐椅上的马克无法再想起某些往事时，伊薇特会帮助他开启心中的秘密。
　　有人问起马克他是否就是传言中的“深喉”时，生气的马克会义正辞严地谴责“深喉”的所作所为不忠诚。可在年事更高之后，听到这个问题他会眨眨眼睛，报以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奇怪的是，马克同“深喉”的观念似乎并不完全一致。他一方面赞同“深喉”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忠诚的联邦探员永远都不应该违反胡佛的首要纪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费尔特心中的辛酸渐渐淡去。作为水门事件故事的讲述者，他维护了公平、公开和诚信的原则。“深喉”的经历使他无法再与自己的妻子一起安度晚年，好在他的家人和伊薇特依然给了他持久的爱。自从2002年马克的秘密被他的家人和我知道以后，他的传奇经历便开始挽回他的名誉。
　　他的孙子尼克、威尔和罗布告诉马克，在他们心中“深喉”是个多么“酷”的家伙。马克深爱的曾像花儿一般的女儿琼和他的儿子、曾担任军官和民航飞行员的小马克，都向他表达了他们对“深喉”的英雄事迹的崇敬。而我作为一名前司法部检察官也向他表达了同样的感情。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水门事件，但都把“深喉”视为英雄。
　　这篇序言的目的在于让各位读者提前对马克其人有所认识，他是一个平和稳重的人，本能上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偏向哪个极端，他以此来保护一个自由社会的平衡。我想读罢此书后，各位会像我一样把马克看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对每个人都宽容，在工作中从不违背自己的良心。更重要的是，你将看到的是一个奋力保护每一个美国公民的自由权利，决不让恐怖分子利用宪法作恶的人民公仆。
　　无论你怎样看待马克·费尔特的行为，不可否认他会被后人看做一个诚实的、光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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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肯尼迪内阁较量（1）
1962年9月，我被调回华盛顿总部，成为训练处的二把手。平级调动和单调的办公室工作让我很沮丧。我考虑过辞职，但又很快发现，胡佛与肯尼迪政府经过了残酷的权力斗争，当时将我调回是想让我帮助他重塑一个独立的联邦调查局。
　　胡佛用自己的方法管理着联邦调查局。1924年5月，当司法部长哈伦·菲斯克·斯通要胡佛接管司法部的调查机构——调查局时，那个机构被公认为国家的耻辱。胡佛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调查局不能卷入政治，不能成为政客的工具而包揽一切任务。”他还告诉斯通：“在调查局里任命要靠功绩，晋升须取决于能力。而且调查局只对司法部长负责。”斯通回答说：“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把这项任务交给你了。”
　　多年以来，哈伦·斯通的承诺使胡佛得以将调查局（“联邦”这个词是1935年才加上去的）建设成捍卫法律的精良武器，从我刚加入这个机构时它就是如此。就我所知，只有罗斯福政府在其执政的早期曾试图将联邦调查局变成满足政客一切需要的工具。但胡佛坚定的立场提高了他在罗斯福、国会及新闻媒体面前的地位，使本会成为司法部辅助机构的联邦调查局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机构。
　　1961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任命他的弟弟为司法部长时，胡佛和他的联邦调查局面临着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在这之前，胡佛和大多数总统及司法部长都相处得不错，只是在杜鲁门时代有些磨擦。但是肯尼迪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