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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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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整，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工作内容包括开会，接打电话和与局里其他官员商量事情。对我而言，这样的一天会持续到下午六点半或七点钟，也就是局长离开时才会结束。局长第一个下班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传统，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有堆积如山的工作让我们埋首案头，加班到深夜是常有的事。
上午九时不到，托尔森和我的行政助理以及两名秘书走了进来。邮递员也背着大包大包的联邦调查局信件赶到。托尔森的助理多萝西·斯基尔曼告诉我胡佛不会来了。这不足为奇，因为轻度中风，他经常不能上班。我于是临时补缺，做了一些必须定夺的决定，只希望他以后不要有不同意见。上午九点四十五分。负责行政工作的局长助理约翰·P．莫尔走进我办公室。我有些意外，因为他通常是用内线电话与我联系。
“他死了。”约翰说，一字一顿说得清清楚楚。我最初以为他是在说托尔森。
“他又中风了？”我问道。
“胡佛死了。”莫尔说。他看着我的表情变得犹疑继而转为震惊。
托尔森之死不会让我感到意外，但胡佛死去的现实却让我难以接受。就在昨天，他还像平时一样精力十足，死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随时都会离去，但我从没想到胡佛会离开得如此突然。
“他是昨夜或今天早上的某个时候去的。是管家安妮发现的。”约翰说道。乔伊瑟医生说是心脏病发作。
“甘迪小姐九点刚过给我打的电话，我就前去见她。在胡佛家里我和托尔森谈过，他让我操办丧事并通知司法部长。托尔森吩咐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相当难受。”
“克兰丁斯特有什么反应？他怎么说的？”
“开始时没多说什么，”约翰回道，“我告诉他托尔森安排甘迪小姐和我来处理丧事，我问他是否要我通知白宫。他说不用了。他想亲自给总统打电话，他相信白宫会宣布死讯的。”
由其他人来操办丧事让我感到宽慰，因为前面的日子会很难熬。我说：“很好，约翰。托尔森不会过来了，你和甘迪小姐拿什么主意我都会支持。”
约翰转身欲走，又回过头对我说：“我稍后会告诉你详细情况，而在助理局长们听到小道消息之前，我想一一告诉他们。”
我将这消息告诉了我的两名业务助理、我的行政助理和两名秘书。他们被惊得目瞪口呆，有人开始哭泣起来。多萝西·斯基尔曼是通过电话从甘迪小姐得到的消息。她为托尔森担心起来。
我说：“你老板会受很大打击。”
“我知道，”她回道，“没有胡佛先生的支持，我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现在不要担心，”我说，“今后几天我们会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我转身离开办公室时，她的眼泪开始涌了出来。
白宫直到中午十二时之前的数分钟才正式发布胡佛的死讯，而在此之前，消息已经传遍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许多家属和朋友们都接到了告知电话，当然，消息也泄露给媒体了。我没有给妻子打电话，她上午十时左右给我打过来。她刚刚从我们的股票经纪人那里得到消息，而那人是从新闻通讯社的电讯上读到这则消息的。摄影记者已经聚集在胡佛家门前。
回想最初的那几个小时，我很难说得清自己的确切感受。我感觉我个人并没失去什么，因为我与胡佛的关系一直局限在公事上。胡佛曾经和他的一些高层官员亲如兄弟，但在他后来的岁月里，托尔森是局里唯一与他有着社会交往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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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2）
胡佛1971年转而倚重于我，是因为托尔森虚弱的身体状况已让他无法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他知道我对他的职位没有企图，因为我从未给他任何理由让他这么想。我相信我取得了他的充分信任。对于我在调查和人事事务方面的劝告和提议，他通常会予以认真的考虑。他乐于和我交谈，有时谈话的时间会相当长。我感觉他差不多像我欣赏他一样地欣赏我了。
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容易侍候的人。他强硬而暴躁。他极为聪明，对细节有着惊人的记忆。衰老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我不得不经常与他打交道，发现对于前些日子看过的备忘录，他总能回想起其细节来。
我没能接替他的局长职位。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保持联邦调查局的廉正。我知道托尔森将会退休而去，会将权力交给我这个三号首长来保持联邦调查局的正常运转。我不得不做好表率，保证各部门运作平稳和防止士气低落。
我没想过总统会任命联邦调查局之外的人来接替胡佛的职位。如果事先知道，我对这个职位就不会抱以希望。联邦调查局有许多训练有素的高级官员能胜任局长职位。我本人的履历也不错，我认为自己是很有机会的。
这一天分分秒秒地流逝着，我大脑里不禁重现局长的最后时光。这天是“五一节”，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汤姆·莫顿是胡佛的私人司机，驾驶着那辆凯迪拉克防弹豪华轿车。这天上午九时三分，稍稍迟于上班时间，他驱车驶进司法部大楼的院子里，带着他的乘客停在紧靠电梯大厅的特别停车位上，电梯大厅就在离第九大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拐角最近的地方。这些电梯差不多处在五楼局长办公室的正后方，从轿车到停车区里的电梯只有数步之遥，而从五楼电梯间到胡佛个人办公室后门的距离则还要短些。
胡佛平时会在克莱德·托尔森的寓所用自己的轿车捎上他，然后一起赶来，托尔森照例会落后几步跟随。但是这一天胡佛下车后，托尔森却没有在后相随，只有他一个人步履轻快地走向电梯间。
胡佛离开停在离电梯间不远的汽车时，莫顿总会奔向一个专用电话，给局长办公室打电话，提醒每个人注意：“他上来了。”结果便是一阵忙乱，在电话打来之前，如果办公室人员都很散漫的话，电话打过之后就不会有这般悠闲的人了。
那天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我见过胡佛，还用内线电话交谈过几次。他思维敏捷，言语铿锵有力，有其特有的冲劲，各方面都与平常无异。
他差不多下午六点钟才离开办公室，然后赶往托尔森的寓所，在那儿用晚餐。莫顿后来驱车将他送回家，到家时间是晚上十时十五分。管家安妮·菲尔兹没有听到他进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是在地下室里过夜的。
安妮说胡佛晚回家之后，通常会让他的两条凯安犬在后院玩耍戏闹一番，它们睡处附近铺有报纸，从报纸上看，有迹象表明它们当晚像平时一样在外面排便过。这两条狗对胡佛非常依恋。较大的“G男孩”在他的主人去世数周之后死去。而“辛迪·莫佩德”则拒绝进食，数月之后也死掉了。
次日早晨七点三十分，安妮根据胡佛固有的习惯备好了早餐，但胡佛并没有下楼。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卧室里没有任何动静，她开始担心起来。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莫顿开着那辆轿车赶到，比平时提前了几分钟。数分钟后，吉米·克劳福德也到了。克劳福德当过胡佛多年的司机，1971年12月在一次大手术之后退休。从那以后，胡佛就雇他在庭院周围干些杂活。这天早晨，他过来要将胡佛从一个西海岸苗圃买来的玫瑰给栽上。克劳福德是提前赶来的，因为他知道老板可能要指定每束玫瑰应该栽在什么位置。
他们三人讨论了一番，决定由安妮去敲局长的房门。没有回应，她试着推开房门，当安妮慢慢进到卧室时，她看见这位她侍候多年的男人已躺在床边的地板上了。她冲下楼找来克劳福德。克劳福德握住胡佛的手，发现它僵硬而冰冷。他将手放到地板上，然后从床上拿了一条毛毯盖在身体上，确定胡佛已经死去。克劳福德给托尔森打去电话，然后让莫顿开车将他接来。安妮则打电话给局长办公室的职员厄玛·梅特卡夫，由她联系局长的私人医生罗伯特·乔伊瑟。乔伊瑟火速赶到，随后就宣布胡佛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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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3）
十一时不到，约翰·莫尔给约瑟夫·高勒殡仪馆要了电话，这家殡仪馆离胡佛家比较近，位于纽约威斯康星大道哈里森街。高勒派出一辆无标记的小汽车，这辆车可以拉运一副装上尸体的担架。为避开新闻摄影师，那辆车从后巷靠近住宅。验尸官代表们等到白宫正式宣布死亡，然后将胡佛的遗体从后门移出，穿过庭院，通过车库送到正在等候的汽车上。高勒的车于下午十二点半离开胡佛的住宅。
约翰·莫尔和海伦·甘迪一直考虑的是共济会葬礼，但在下午两点零五分，白宫打来电话说，总统已决定举行全军礼国葬。遗体将于5月3日安放在国会山圆形大厅供人瞻仰，5月4日将举行追悼会。军方接管了礼仪安排。
1972年5月3日清晨，天气灰暗而阴沉，在国会山圆形大厅里，空气中的薄雾让悼念活动笼罩在阴郁的气氛之中。那沉重的棺柩安放在为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建造的柩车上，在胡佛之前，只有二十一位美国英雄和政治家享用过这辆柩车。柩车上午十一点半抵达国会大厦。由美国国家长老会牧师爱德华·埃尔森和美国参议院牧师为前导，抬棺者们负重走上长长的台阶。莫尔后来对我说，他和甘迪小姐选了一种铅衬里的棺柩，有一千多磅重，根本没考虑要将它抬到国会大厦台阶上去。对那些年轻人来讲，这肯定是一种难以置信的重量，当他们竭尽全力挣扎着走上台阶时，有两个人被扭伤了。
圆形大厅里的悼念活动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联邦调查局行政会议成员充当了荣誉护柩者，局里许多其他人也参加了悼念活动。首席法官沃伦·E．伯格曾备受胡佛青睐，他颂扬局长是“一位刚正不阿的人，（他的）个人操行规范已深刻影响到整个团体，使其兼具效率与清廉。”
从下午到晚上，有数千人赶来致以他们最后的敬意。棺盖紧闭的棺柩让几个寻求刺激的作家将胡佛想象成死于谋杀。而在高勒殡仪馆供人瞻仰的那几个小时里，胡佛的棺柩一直是敞开着的，并没有谋杀的迹象。
那天下午，莫尔回到自己办公桌后，有位客人走了进来。他是帕特里克·格雷三世。这位助理司法部长宣称，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指示他来查阅“秘密”文件。
莫尔耐心地做了解释，称联邦调查局并没有他所听说的秘密文件。对那遗体已躺在圆形大厅柩车里的胡佛，他们也聊了几句，之后格雷就离开了，看上去还算满意。
次日，也就是5月3日的上午，格雷情绪激动地再次来到莫尔的办公室，要求知道那些秘密文件放在什么地方。莫尔再次向格雷断然否认秘密文件的存在。谈话逐渐激烈起来，言语也变得不那么客套了。莫尔后来说：“我想我确实对他说了点粗话。”
在这一点上，格雷坚持己见，毫不妥协，他说道：“瞧瞧吧，莫尔先生。我是一个精明的爱尔兰人，没有谁能摆布我。”
莫尔站了起来，大声说道：“看看吧，格雷先生，我是一个精明的荷兰人，谁也摆布不了我。”格雷转身离开。后来三小时不到，克兰丁斯特就任命格雷为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格雷接到任命不到半小时，我就接到托尔森打来的电话。
他说：“我希望你今天正式安排我退休。”
我问：“你要在电话里给斯基尔曼夫人口授申请吗？”
“不，”他说道，“我想让你写。简短一些，没有什么要大书特书的。让斯基尔曼夫人在上面签我的名字。”
“行，”我说道，“我今天下午交给格雷，马上开始办理。”
那封信是我写的，措辞要比托尔森温和一些。既然在克兰丁斯特的任命听证会期间，我已经和格雷有过相当多的接触，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直接给他打电话。我将情况告诉了他，他并没有感到意外。
他说：“给他写一封温暖人心的信，同意他的退休申请。要赞扬一下他多年的杰出工作。给我空下签名的地方。写上今天的日期。”他顿了一会儿，然后继续道：“葬礼之后我想找你谈谈，之后我会在上面签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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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4）
“好的，”我回道，“我随时都可以。你是想我到你办公室还是你到我这儿呢？”
“我过来。我有事想问问你，我还想到局长办公室看看。”
“愿意竭诚效劳，”我说，“我会呆在这儿的。”
“很好。”格雷回道，随后挂断了电话。
我知道格雷与约翰·莫尔顶牛的事，我相信他是想谈谈所谓秘密文件的事。
5月4日上午，在高勒殡仪馆工作人员和军人护柩者的护送下，胡佛的遗体被运到了位于内布拉斯加大道的国家长老会进行悼念活动。
悼念活动的安排更多地是吹捧总统，而不是让局长死后身蒙隆誉。电视报道关注的焦点是座次的安排。原计划是让总统、尼克松夫人和代理局长格雷及其夫人比阿坐在左侧前排。荣誉护柩者，包括我本人（系代理副局长）、约翰·莫尔和阿历克斯·罗森、两名局长助理和全体助理局长，都坐在右侧前两排。
5月3日下午晚些时候，新任命的代理局长绕开那位“精明的荷兰人”莫尔，给莫尔的助手詹姆斯·亚当斯打电话。格雷指示说克兰丁斯特的座次安排有了变化。原来定在左侧第二排，和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在一起，克兰丁斯特想坐在右侧第一排第一个座位，与总统正好对称，正前方就是电视摄像机。格雷的指示得到贯彻执行，在悼念活动期间，这位司法部长就与荣誉护柩者们坐在一起。
在尼克松总统的颂词中，他把胡佛赞扬成“一位伟人”，并说道：“让我们谨遵其衷心所愿，要让所有禀持其高尚信仰并致力于我们社会安宁的男男女女备感荣耀，以此来向他表达我们的敬意。”
当送葬队伍离开长老会所在地转上内布拉斯加大道时，一种令人惊异的景象展现在眼前。放眼望去，穿着制服的警察沿大道两旁紧密地排列着。许多人来自华盛顿市警察局，其他的则来自周边地区。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我后来得知这是军方安排的。
全副武装的警察部署在宪法大道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所有交叉路口。在华盛顿东南，送葬队伍掉头向北走上了波托马克大道，这条大道直接通向胡佛双亲安眠的墓地。
那天晚些时候，回到办公室后，我就等着电话，很想知道我的新老板会说些什么。三点钟刚过，他打来电话，问是否方便见我。数分钟之后，他走了进来，伸出手紧紧而热诚地与我握手，随后就在挨着我桌边的椅子上坐下。
我说：“祝贺你履任代理局长。坦白地讲，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总统能从内部选出一个人来，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还是会尽心尽力地支持你的。”我绝对真诚，但我相信格雷是不会信任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官员的。
他笑了笑，说道：“谢谢你，马克。我需要得到一切帮助。担任这个职务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对联邦调查局一向深怀敬意。”格雷接着说：“稍后我们会有许多事情要谈，但今天我第一个想知道的就是那些秘密文件。”
“格雷先生，”我说道，“联邦调查局没有任何秘密文件。数以百万计的文件都含有言之不恭的信息，这些文件一些是通过联邦调查局案件调查时获取的，一些是人们主动交出来的。有些文件含有极为机密与敏感的间谍调查信息。按照所有政府部门都必须遵循的规定，我们许多文件都分成了绝密级或机密级。”
“马克，我说的不是普通文件。谁都知道胡佛本人手里有些秘密文件，这些文件含有诋毁重要人物的信息。”
“联邦调查局有许多文件与重要人物有关，”我说，“有少数人可能会因为违反某种联邦法令而受到调查，但数以千计的人都是因为要在联邦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而受到调查。”
格雷打断我的话：“我都知道，但胡佛放在自己办公室里的是些什么文件呢？”
在联邦调查局，除了海伦·甘迪外，我对胡佛办公室里的文件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清楚。因为那些不属于其私事类的文件都会交由我来保管。
“胡佛死了”（5）
在他任局长的四十八年里，胡佛与政府高官和要人有着广泛的私人联系。他与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有书信来往，包括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得克萨斯州石油大亨克林特·默奇森、美国无线电公司创始人戴维·萨尔诺夫、波士顿的理查德·卡迪纳尔·库欣、纽约饭店的老板谢尔曼·比林斯利和伯纳德·图茨·肖尔、好莱坞的杰克·华纳、金姬的母亲莉娜·罗杰斯和许多其他人。他给现任总统写过私人书信，与赫伯特·胡佛保持着朋友关系（非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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